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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杂志自1957年创刊以来，秉持文学的初心，以丰富的栏目、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和清新的美学风格坚守着纯文学阵地，见证和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在互联网、多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影响下，《雨花》始终以独特的个性回应时代现实，阐发现代人文思想，立足地方、影响全国，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2022年的《雨花》杂志，主要以刊发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为主，同时关注文学评论、文艺杂谈，尤其重视对青年写作者的培养和发掘，在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有十余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在栏目设置上，2022年的《雨花》常设栏目为“短篇小说”“散文现场”“诗雨”和“文学评弹”，从不同文体、不同题材、不同角度入手，立足现实生活，呈现新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除此之外，杂志继续坚持开设“雨催花发”栏目，重在推介新人新作。该栏目自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杂志上出现，1978年复刊后恢复，可见《雨花》对“新人传统”的重视和坚守。期刊第5期、第8期还专门设立“江苏青年作家小辑”，以群体性“亮相”的方式介绍和提掖青年作家。第9期特设“迎接二十大特稿”，考察引发重要讨论的报告文学《昆山之路》的写作、发表和再版史料，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除此之外，2022年的《雨花》还开设了丁帆专栏“南京风景”、潘向黎专栏“红楼隔雨”和阎晶明专栏“读典有识”，以著名作家和学者的眼光对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和经典名著进行文化考察、史料发掘和文学重读，丰富了刊物的文化审美体验。

一、琐碎生活中的情感线索

2022年的短篇小说依然多为现实题材，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重视城市居民、城市青年的爱情体验与内心感受，探讨平淡之下的心理微澜。尽管此类题材较为常见，部分作品的叙述语言和艺术手法也略为单一，但《雨花》还是提供了新鲜的阅读观感。

韩东的《晚餐》（第9期）从日常生活的场景出发，从个人的、内省的向度挖掘人性深处微妙而敏锐的情感体验。小说着重描绘了一对夫妻间怪异而忧伤的日常仪式，即与前夫的照片共进晚餐。这对夫妻之间三十多年的情感纠葛最终定格为电影般的画面：“镜框里的照片、餐桌边的空椅子以及桌上闲置的餐具，三点一线，加固了某种印象；一种存在，既空虚又沉重，阴郁，却透露出噬人的忧伤……”妻子去世之后，独身的丈夫参照妻子当年的婚前协议拟定了一份新的协议，对新的伴侣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把前妻的照片挂在墙上并每日共进晚餐。小说通过诗歌般重复、循环的结构，略带讽刺和黑色幽默地阐释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宣言，在情感匮乏的当下生活中，试图重塑一种人与人相处的新模式，在冷漠、混沌的都市关系中重回一种稳定的内在秩序。

王海雪的《岁月北去》（第2期）同样将目光放置于都市，讲述“我”的伯父和崔娜的姨妈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以香港为背景，将城市的文化特质推向了极致：“香港是一个没有日夜之分的城市。光跑得比黑夜还快，所以黑夜还没爬满天空，地上所有的灯就都盛开了。人就在这姹紫嫣红的光芒中走着，叫着，买着，看着……”快节奏的生活与缓慢的、悠然的中年人恋爱仿佛存在天然的阻隔，而来自乡村的贫穷打工者伯父与在香港颇有资产的姨妈也存在身份与年龄上的差异。因而，即使伯父和姨妈真心相爱，但子女的猜忌与不信任终于给伯父的生命划上了悲伤的休止符。当“我”把伯父的骨灰撒入维多利亚港湾的时候，伯父的乡村之血终于与他热爱的城市合为一体，而“我”也在“南归”与“北上”的选择中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李黎的《礼物》（第5期）以同学聚会为契机聚焦城市中年人以吃饭、喝酒、钓鱼、爬山构筑起的日常生活。当青年时的理想泯灭之后，生活陷入了单调而灰色的庸常之中，日常的谈话从哲学、艺术变成挣钱、送礼、买房和恋爱。当酒杯相碰，梦想破碎的声音响起，小说依然试图像保护“礼物”一样保护文学的初心，毕竟“要是没有书，估计人还是动物”。朱婧的《猫选中的人》（第11期）以“猫”作为偶然出现的生活调剂重审平淡、质朴的日常。小说以复调的方式将两代人的情感生活细密地编织在一起，借助“猫”回溯“我”成长历程中母爱的缺失，并通过“喂猫”这一细节，将“我”与妻子相识、相爱的过程娓娓道来。小说的题目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命定之感，作为被选中的“我”也终于在与妻子、女儿的亲密关系中放下与母亲的对抗和阻隔。除此之外，李云的《黑色橡皮筋》（第5期）、吴晨骏的《家园》（第3期）、罗鸣的《赵老师，买房子》（第7期）、赵雨的《蓝色羽毛》（第10期）等小说都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城市生活的侧面，以多重的审美风貌构建起关于市民生活的完整呈现，并在内心向度的深入挖掘中探讨现代人隐秘而幽深的情感表达。

二、多重现实的审美呈现

朱文颖的《桥头羊肉店》（第1期）、魏思孝的《诗人》（第1期）、焦冲的《明亮的落地窗》（第11期）、索南才让的《哲学教授》（第11期）等小说都聚焦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生存境况和独特感知。《桥头羊肉店》以轻盈的想象力诉说着关于哲学、时间、爱情和未来的话题。这场羊肉店内的对话不仅关乎艺术与哲学，更关乎世界、人性以及生活本生。一本2081年的挂历勾连起未来的生活，在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未来，人们当下的担忧或许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甚至人类的终极话题——死亡，也会变成一场行为艺术。小说突破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沉重书写，以一种空灵的美感重塑了对未来“元宇宙”的浪漫畅想。

不过，朱文颖笔下忧郁、浪漫的画家在焦冲的小说中则成为现实的、疯狂的映照。在《明亮的落地窗》里，保姆唐晓蕾被落地窗外明媚的阳光所诱惑，委身于自己的老板——画家大朴。但画家的冷酷和暴虐却让明亮的落地窗成为了“巨大的寂静”和“黑色的悬崖”。小说用绵密的细节构筑出女性被城市诱惑，投身其中却又迷失自我的恐惧、惊惶与迷惘。魏思孝的《诗人》是对“诗人之死”的文学主题的又一阐释。出身乡村、自大学退学的劲辉希望借助绘画与写作过上个体艺术家的生活。他参加诗会、骑行、拍摄纪录片、自印诗集，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经济状况，最终患上精神病落魄而死，而小说中与之对照的“我”，也在追寻文学的道路上处处受挫。小说以简练、克制的语言描写青年艺术家的焦虑和痛苦，也写乡村青年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不适与阵痛，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我潜藏已久，现在要浮出水面”既是一种青年的宣言，也是一种无奈的生存姿态。与魏思孝从乡村进入城市的青年相反，索南才让的《哲学教授》让城市女性反向进入乡村，借此揭露乡村淳朴风情背后的黑暗与伤害。虽为蒙古族作家，但索南才让的写作并未止步于民族传奇和古老传说，他关注变动的生活实景和人生百态，以及人性深处的秘密。《哲学教授》以“揭秘”的方式书写古老部落对女性的伤害。作为男性荣耀代表的“父亲”在认识了哲学教授李琳十五天后即与之结婚，并对她言听计从。李琳以编纂部落志为借口从部落的老人口中探查自己母亲被强奸的惨痛往事，并指示继子“我”整理访谈笔记。“我”也借由笔记了解了族人背后的肮脏，部落引以为豪的父权荣耀也随之坠落。

三、诗性的乡村牧歌

当然，《雨花》2022年的短篇小说也不乏对乡村景观的细腻描绘。索南才让的另一篇小说《午夜的黎明》（第11期）书写草原青年在失去了父母、妻子、马匹和羊群之后的孤寂之感：“我的世界只有一扇门，而这扇门在另一个房间。那是一扇由祖父安装，被父亲、母亲和弟弟的手抚摸过的裂开的黝黑的木头门。我一直从那里进进出出。但是当我长时间一个人生活，每个夜晚在窗户前呆坐，我分明感觉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草原的辽阔背景上，索南才让将时间和空间的结构调整得渺远而模糊，仿佛梦境，在亦真亦幻中抒发关于生命的真切感受。汤成难的《月笼田野》（第11期）以乡村留守儿童的视角描写童年的孤独。扁豆习惯于顺着电线杆寻找外出打工的爸爸，但是爸爸却总也不回来，他只好将自己对爸爸的感情寄托在电线杆上：“他仰头看着瘦高的电线杆，迟疑地、羞怯地抱了上去。滚圆的水泥柱结结实实地将他的臂弯撑开，填满了他的胸膛。”小说将书写视角设置在儿童的认知范围之内，以秀美的笔调描写乡村的辽阔和静谧，也呈现出成长的不安与痛楚。次仁罗布的《望远镜》（第10期）在边境的自然风貌中表现淳朴的乡土人情，书写少年之间真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在瓦蓝的天穹和雪白的羊群之间，界碑上红色的“中国”二字与屋顶的红色国旗交相辉映，望远镜既象征对未知世界的美好向往，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流露，就如同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在坚守边境的牧羊人中代代相传。

四、青年书写的先锋实践

《雨花》向来以推介青年作者和新人新作为己任，观察以“雨催花发”专栏为代表的青年写作可以发现，青年作家们不断探索着小说语言、叙事和形式的创新，触碰到文学先锋的多重可能。小托夫的《荒野悲歌》《有没有喝上好几杯的地方》（第1期）以荒野旅行为线索，书写“在路上”的“零余者”们荒诞不经的生活方式和迷茫无序的生活体验，抒发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生活反思。叶迟的《可有可无的人》（第6期）具有相似的主题，书写都市中“可有可无”的青年，他们自行构筑出有关价值和尊严的意义，却脆弱难当，终究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艰难抵抗。王宁婧的《金鱼》（第2期）将关于大海和远方的想象与困在饼干盒里的红色金鱼联系在一起，守序与无序、宏大与渺小、短暂与永恒，在这些鲜明的意象对比中，作者完成了成长之中的自我对话和自我审视。周于旸《大象无形》（第3期）同样关注少年成长主题，在青春与火焰的游走中完成了寻父之旅，也似乎能够达成与自我的和解。郑小驴的《蚂蚁，蚂蚁》（第12期）和孙孟媛的《芬芳》（第12期）都试图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一种稳定的存在，无论是太平山上的牌局还是出租屋中的奶茶，都显示出一种生活之外的精神诉求。王选的《X或x》以科幻的方式想象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近未来社会。当城市被改造为高度智能化的人造之地后，人与人之间是否还能保有一份未曾被摧毁的感情？小说看似指向未来，但其中探讨的问题也是当下现实面临的困境。

五、知识分子的人文“景观”

《雨花》2022年度的散文和诗歌主要从故土人事、自然风光、历史考据、人文景观等方面抒发作者的审美感悟，其中佳篇颇多，丁帆的《南京风景》、张远伦的《日常的神性》和阎晶明的《亲缘之上的神交》均被收入张莉主编的《霞光映照之地：2022年当代散文20家》。

丁帆专栏“南京风景”刊登六篇散文，以知识分子的独到眼光观察当代城市的文化风景线。作者在开栏时提到，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风景”已不再独属于自然和乡土，城市的历史变迁也开始具备“风景”的属性。在六篇散文中，他借用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真实地观察和记录南京城市的发展，从道路、建筑等的规划建设，到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从明城墙到秦淮河，从新街口到夫子庙，丁帆的“南京风景”专栏将个人的微观历史与城市的宏观历史形成对照，关注城市特质和市民精神，呈现出充满人文性、趣味性和审美性的“南京风景小史”。

阎晶明的专栏“读典有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鲁迅的人物关系网。通过研究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交往、通信、会面和郊游，试图以还原真实的鲁迅的方式告诉今天的读者：“鲁迅还在”。通过对鲁迅人物关系的研究，阎晶明也发现了鲁迅在写作中始终保持的思想性、革命性与艺术性的追求。

潘向黎的散文专栏“红楼隔雨”重回古典文学的经典著作《红楼梦》，以精读的方式分析《红楼梦》的人际交往与情感关系。潘向黎尤其注重人物的语言和对话，从“开口的第一句话”入手，分析宝玉、黛玉、凤姐等人的性格特征，从宝黛的日常对话品析二人“爱情的雷电”，更是从凤姐和刘姥姥的交流研判“贾府的规矩”，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呈现出独立、宁静的美学力量。

张远伦的《日常的神性》（第3期）从石匠和写碑者身上寻找诗的“神性”，寻找超脱于生死之外的信念与追问。胡学文的《姑姑》（第4期）呈现故乡土地上的女性，书写女性的坚韧不屈的意志，以及乡村所具备的独特生命质素。黄梵的《江南德行》（第6期）从钟山和紫霞湖的数次游历入手，在客居南京几十年之后，勾连起个人与“江南”的血脉联系。赵荔红的《荔枝会》（第8期）则以“荔枝”传递着故乡的气息，尽管身旁高楼林立，但故乡柔软的气息依然随着纤细的味觉流遍全身。除了传统的散文书写，《雨花》还关注散文形式和文体的革新。在第10期组织的“新散文小辑”栏目中，阿微木依萝的《等水来》、草白的《白云先生》、赵丽兰的《病玫瑰》和吴佳骏的《灵魂人物》等篇目，都显示出作者在文本形式和内容上的创见。

六、日常的诗意与语词的锻造

日常、自然与人的关系是现代诗歌常常探讨的主题。义海的《你在地图上回家》（第1期）呈现出乡愁在日常活动中的定格姿态：“你在地图上回家/你的乡愁永远挂在墙上/被一声叹息照亮”。罗羽则通过意向的变换模拟人的意识流动，从自然万物的玄机入手，深入意识深处，进而追问人类的生命本质：“一片瓦屋。在对方那里想要得到什么/是鱼塘、池杉、沙梨、枇杷/还是蜡梅、竹叶、扶芳藤？一切力量/都源于自由，黯淡过于黯淡，他就忘记了”（《日常》）。刘年的《深林里的童话》（第3期）同样关注人与植物的关系：“命最苦的/是伐木者/被愤怒的枫香树/压在了身下/又被大杉木做的棺材/吞进了肚里”。赵雪松则将人与树叶作比，表现自然的辽阔无际与人的渺小：“长时间在树林里行走，/我丢失了姓名，/我就是那枚落叶触地。”（《在树林里》）木叶也发现了自然万物间的诗性联结：“石头始终在缓慢移动，轻易不可察。/惟有紧紧定住，/才能稍微不至失去重心，面对呼啸中辐射四散/的/野蛮引力。”（《石头记》）“月亮只在夜里/吃光。/形容实不可及的深渊里，众星/浮游，如月卵。”（《另一种月亮》）而杨键则在自然中勘破了死亡的奥秘：“清风终于吹来了，/是因为每一个墓地里都有你的骨头。/苦难只片刻，/片刻，/也很难在白纸上现身。/重新退进迷茫的芦苇丛。”（杨键《墓园》）

此外，诗人们也十分关注写作的本体问题，语言、韵律或是写作活动本身，都成为他们萌发诗意的重要契机：“当我在键盘上，无限度地接近死亡/似乎从一首诗的开头到结尾/路途崎岖，遥远，而我一直是那个/悬崖上的徘徊者。”（许天伦《写作的秘密》）写作充满艰辛，炼字更是如同磨镜：“写作是徒劳的，/它只为现实增加了虚构的隐喻。/鸦鸣是惊心的，/它为倒挂的生存带来顿悟的薄刃。”（马累《磨镜》）在写作的过程中，偶尔有妙语突袭，如惊鸿一瞥：“或者烟花突然炸开，/在空中筑光影胜景。/有时又迅不可及，像破幔而来的/月光，遥远模糊的细语。”（荣荣《闲句》）作为语言的炼金术士，诗人必须注重语词的力度与穿透力，将体验和情感付诸每一句诗，《雨花》的诗人们恰是如此，在语言的锤炼中打开了文字的封闭空间，以纯粹而锋利的语词呈现出多种语境的阐释空间。

总体而言，2022年的《雨花》杂志，以个性化的栏目设置、丰富的主题呈现和雅致的文化特色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除了常设栏目“雨催花发”之外，还通过“雨花写作营”“改稿会”等形式加强新老作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起了良好的文学“共同体”生态。面对新媒体的挑战，相信《雨花》也会以其审美性、思想性、现实性与人文性为全国的作家和读者继续提供美好的文学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