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时候，我被周围的人看成是很调皮的孩子，甚至以顽劣闻名乡里。长大后我经常反思儿时的行为，当然干过一些比较捣蛋的事情，有过一些恶作剧，但特别出格的坏事实在没有做过，让我羞愧终身的劣迹，实在也没有。顽皮的恶名，多少有些虚。我自认为从小其实就不算胆大，因而也不敢真正地妄为。成人后，胆子就更小了。说白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既然生而为男，在少儿时期，总会做些让别人恼怒、招父母打骂的事情。在外面惹了事，人家告上门来，这样的情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是常有的。至于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在外面与别人家的孩子发生了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外面欺负了别人。孩子们在一起玩闹，你瞪我几眼，我骂你几句，或者你推我一掌，我搡你一把，通常谈不上谁欺负了谁。我从小便不是一个乐意欺负人、敢于欺负人和有能力欺负人的人。在外面与别的孩子玩闹后，回到家，就把啥事都扔在外面了。但有时候，突然就有人告上门来，说我欺负了他的儿子。往往是牵着那刚刚与我玩闹过的儿子的手，上门告状。我在外面受人欺负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我就是在外面被人无端地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也决不说实话，会编造个理由，例如，说是自己走路跌了一跤，或是上树摸鸟摔下来了。那鼻脸上的伤，与走路跌跤或上树摔下，实在不相匹配。父母虽然看得满脸狐疑，但也懒得深究。可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人告上门。有的孩子，明明欺负了别人，明明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仍然要向父母诉苦。只要有人告上门来，父亲自然收拾我一顿。我最怕的，是家中正在吃饭时，有人上门告状。父亲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厌恶吃饭时有人打扰。桌上有鱼有肉，或许还喝着小酒时，谁都不愿放下筷子酒盅应付琐事。但父亲是就着咸菜豆腐乳扒着米饭时，也极其不愿有人打扰。扒着饭时有人来告状，父亲便分外火气大。往往是告状的人一开口，父亲也不问到底是咋回事，放下碗筷，抱起我，便往离家最近的池塘跑。那告状的人，自然不好意思跟着我们，看看父亲是否真的把我沉塘了。也不能在我家里等着，看看我是否又回家了。所以，总是在父亲抱起我往池塘跑时，告状的人便讪讪地回去了。他来告状，本意是要控诉我的罪行，但父亲根本不给他诉说的机会。人家都要把孩子扔进池塘淹死了，你还能说什么？父亲这一招，对付上门告状者，十分管用，实在是最佳应对方式。但我相信，这绝不是精心设计的招数。父亲那吃饭最烦打扰的毛病，也遗传给了我。我想，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在进化过程中丧失掉的动物本能。你看那些家养的猫啊狗啊猪啊，平时再温驯，在进食时，有人骚扰，也会龇牙咧嘴、发出哼哼叽叽的愤怒声和警告声。人吃饭时不愿意被打扰，还是这种动物本能的表现。也许有人说，这并非普遍现象。吃饭时特别厌烦打扰，说明这个人还很像禽兽。像禽兽很好。在很多时候，像禽兽，比像“人”，更令我心安。

与别的孩子打架、弄坏了人家什么东西，有人告上门来，是闯祸了。上树摸鸟，一般不会惹出事来。要惹事，惹的也是鸟事，不是人事。一般的树，你往上爬，大人即便看见了，也就是看一眼而已，理都不理你。但在乡村，有那种特别大的老树，是不能爬的。一个人，哪怕本来是不怎么样的人，甚至是很卑琐无聊的角色，但如果活到被称作人瑞了，就带有几分神圣，让人仰视膜拜。树也这样。树大到远超寻常，往上爬，就触犯了某种禁忌。我们村里，北边村口，那时便有一棵这样的枫树，拏云攫石，是几个成年人合抱方能抱住的粗；朝日初升或夕阳西下时，那树影会伸展到老远老远的田冲；树冠如一座鸟岛，有许多鸟窝。这棵树，是不能爬的。连续几年，我一次次地围着树转圈，数着树冠上的鸟窝，像在羊堆里数羊，鸭群里数鸭，总是数不清楚。春夏间，那鸟窝里常有小鸟在啁啾，像是在引诱，像是在嘲笑，也像是在挑衅。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绕着树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这样地转了好多圈之后，终于忍不住，开始往上爬了。这么粗的树干，根本抱不住，手和脚都没有牢靠的着力点。好在树皮很粗糙，手腿并用，缓慢地往上攀援还是可能的。爬到一半，离树冠上的鸟窝还远着时，远处田冲里干活的村人们便发现了我。他们认出了是我，一半靠辨，一半靠猜。他们怒吼着，吼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清，但能感觉到他们的惊恐。我也被吓住了，赶紧往下滑溜。落到地面，两肘内侧和两股内侧，都有了血印子。小时候，一到夏天，我身上不流血的日子很少，所以，也不当回事。在我的爬树史上，绝少失败的记录。这棵树，打了几年主意，却只爬了一半，心里很憋屈，想：要找个人们都在家里的日子，再来爬这棵树。打定这样的主意后，也就把这事忘了。吃晚饭时，父亲从外面回来，直冲到我身边，抓起我便往池塘跑。往常，是跑到离池塘还有一段路，便把我往地上一扔。这一回，是跑到池塘边上，才把我扔下，弄得我真的差点滚进塘里。后来知道，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就有三次被人拦住，都是有人控诉我竟然爬那棵枫树的滔天罪行。难怪父亲进门时，脸都歪着，那是气的。

这样的勾当，都算是武祸。小时候，我还多次闯过文祸。文祸，是因为文章、言论而惹祸。一个乡村里的小毛孩，能招来什么文祸？但我那些年，还真多次因为文字、言论而招来父亲的打骂。我后来回忆，每次我闯了武祸，父亲的打骂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是做给别人看的。打，手举得很高，动作很夸张，手掌落到屁股上，感觉如抚摸一般，没有什么像样的痛感。至于动不动抱起我往塘边跑，那与其说是要惩罚我，毋宁说是要让告状者难堪。但每次我惹下文祸，父亲的打骂，非但没有丝毫夸张，反而带有隐秘性，即不想让别人知道，却打骂得很切实：骂，声音不高却咬牙切齿；打，动作幅度不大，却招招阴辣狠毒，打一下是一下，用的是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功夫。

回想起来，我小时闯下的最严重的武祸，是把一个大娘的头打破了。那应该是我初中二三年级时，年龄是十二三岁。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从小学调入公社初中，我的家就在学校内。进校门右手边，是一排平房，前面两间是分给我家的。学校边上的村中，有一位独身妇女，也就五十来岁。但因为是孤老，所以是生产队的“五保户”。这位老大娘，是有精神病的。她的惯常行为，是用一副箩筐，把全部家当挑着，进京找毛主席。每次她挑着一副担子，往自认为的北京方向走，我都有些担心。但却总是今天出去了，明天又看见她在家里。除了经常进京拜见毛主席，她的另一个惯常行为，是站在家门口骂人。骂人，她会说出许多人名和许多鸡零狗碎的事情，但我们从她慷慨激昂的骂中，实在理不出一个头绪。我后来想，曾经与她一起生活的人，应该能够听懂她的意思。这两样之外，这位大娘也没有什么特别怪异之处。一天下午，我拿着弹弓，四处找鸟，走到这位大娘家门口，见她站在门前，倒是没有骂人，而是朝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我想，她可能又在遥望北京，又在深情地思念着。我没有在意她。离她几米处的一棵桃树上，几只麻雀正叽喳跳踉着。我没多想，拉紧皮筋，一粒石子向树上飞去。麻雀当然打不着，我也根本没指望能打着，但麻雀虽小也是鸟。既然是专门出来打鸟，不能看见麻雀而不打。几只麻雀惊恐地飞走了。我正要离开，却见大娘右手掌往前额一搭，“哇”地哭了，但哭声不高。我赶紧靠过去，大娘把手掌拿下来，放在眼前看着。大娘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掌，是看看有没有血，我仔细看着大娘的额头，也是看看有血出来否。我没有在大娘的额头上看见血，但有一小块油皮没了，有半个小指甲盖那么大。我的丰富的打弹弓经验告诉我，这是石子打中树枝，又从树枝反弹到大娘额头，才碰掉一点油皮。如果是石子直接击中额头，那会伤到肉，会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会有一点点血流出来。但我仍然十分恐慌，连声道歉。我一道歉，她倒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两手拍着地。我怕村人们围上来，揍我一顿，一撒腿，跑了。

在一处小树林里鬼混到快吃晚饭时，我才回家。心跳得多少有点快。家中正要吃饭时，门外起了喧哗。我一看，那被我打伤了额头的大娘，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是被子衣服一类家什。大娘身后，是那个村里的两个小伙子。他们是认识我的。大娘和两个小伙子在我家门前站定。大娘一边悲泣着，一边嘴里说些听不明白的话。两个小伙子则默默地看着我家的门口。他们是要把我父亲逼出来的意思。很快，许多学生围了上来，几个老师也走了过来，校长也在不远不近处站着。父亲与校长的关系不大好，校长的神情里显然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缩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盯着门外。这时候，我最担心大娘挑着家什闯进我家来，那麻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但这位大娘，显然是被那两个小伙子引到这里的，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她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提出任何诉求，只是站在那里，悲泣着、嘟哝着。人群里渐渐有了嘈嘈杂杂的声音。所有人，都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我竟然用弹弓把一位有精神病的“五保户”老人的头打破了。在我家门口，他们不便大声表达谴责，但他们的窃窃私语，明显透露出愤怒。我生怕他们看见了我，把我拉出去。我闯祸多矣！被人告上门来的情形多矣！但这一回不同了。告上门来的，是一个“五保户”，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何况，确实没有理。这一回，我是真的怕了。我在门后偷偷看着父亲，父亲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吸着烟，神色十分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门外只有空气。这期间，不断有人走到大娘身边，查看她额头上的伤势。那一小块破了油皮的地方，并不是一眼就能找到，要找好几眼才能看到。好容易找到了，盯着看看，便有些失望，亢奋瞬间消失，像皮球泄了气。天暗了下来，大娘额头上的伤口，便无法确认了。父亲始终没有走出家门。人群与我的家门这样地僵持了许久。终于有人劝大娘回去了。他们说，“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为你做主！”这话还真管用。听到“毛主席”三个字，大娘立即停止了悲泣和嘟哝，很高兴地回去了。

当人群在我家门口聚集时，我以为父亲一定会把我拎到众人面前，痛打一顿。我把全身的筋骨缩紧，等着这一顿打。父亲一直不动声色。我以为，父亲是等人走后再打。人散后，便开饭。饭菜在桌上摆好了，我仍然在门后缩着。母亲冲着我喊声“吃饭”，我才蹭到桌边，坐下后，身上的筋骨仍然不敢放松。我以为吃完饭，父亲会与我算账。吃完饭，父亲没有提这件事。第二天没有提。第三天也没有提。我的筋骨才敢恢复常态。我以为父亲至少会问一下我为什么要用弹弓打人。如果问，我就解释是石子从树枝上蹦到大娘的额头上，不是我故意要打她。但父亲连这个都没有问，我也就无由解释。

这一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父亲竟然连骂都没有骂一句。我想，那原因，就是门外的阵势太厉害，我已经万分恐惧，这足以构成对我的惩诫了。外面的阵势有些令他反感，让他反而懒得追究我，可能也是原因。这都是我的猜测，未必很准确。就是儿子，有时也猜不透父亲的心思。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何那次轻轻放过了我。闯下这么严重的武祸却能放过我，倒是说明父亲对于我在外面闯武祸，内心其实并不太在意。但是，我闯下的文祸，却一次也没有逃脱父亲的凿栗。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文祸，是一场雪带来的。那也是在初中时期，那一年元旦，早晨睁开眼，便觉屋里分外亮堂。匆匆穿上衣服，出门一看，世界一片银白。我家住在校门口。校门外面，是一个篮球场。我走出校门，篮球场上积雪几寸厚。在我们那里，这就算并不十分容易见到的大雪了。篮球场的雪面上，只有那一边的边缘处，有一行狗爪留下的梅花印，此外便洁白平整着。面对这样一片难得一见的洁白平整，我忽然有了创作的冲动，转身回家，拿了把扫帚，走到篮球场中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每个字有方桌那么大。写完了，往后退到一定距离，便欣赏起自己这雪地书法。正得意着，后脑上重重地挨了一下。急回头，父亲怒目注视着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弯曲着，是随时准备再来一下的状态。好在父亲并没有打第二下，只是又瞪了我一会儿，便转身走了。父亲从小打我，喜用凿栗，别的手段用得不多。凿栗之为物也，可轻可重。打得轻时，像用朽木敲了一下脑袋，没有什么痛感；打得重时，则似铁块击来，能痛上好长时间。父亲用怎样的力度敲凿栗，当然视闯祸的性质和程度而定。还有，敲几下，也颇有讲究。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打了三下，那闯的祸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但父亲的凿栗，最多敲打过三下，超过三下的情形没有过。通常情形，是敲得不轻不重。特别轻，如抚摸一般，那样的敲从来没有过。但敲打得极其重，像是用最大的力气、咬牙切齿地敲，那样的情形也很少。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到三下，那一定每次都敲得很重。不是气极了，不会一敲再敲；既然气极了，必然要使劲敲。这一次，雪地上的“庆祝元旦”四个大字，只换来一个凿栗。父亲转身回去了。我左手摸着后脑，右手提着扫帚，也回家了。但当时实在不明白，在雪地上写个节日套话，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墙上写字招来凿栗的事情也有过。那也是在初中阶段的事情。一天，我在校园里闲逛，见地上有半截粉笔，便捡了起来。会写字的人，手里有了能写字的笔，便想写写画画。晃悠着到了学校边上的公厕。那公厕，是青砖建成。青砖上很适合粉笔写字，写出来效果一定很好。想到这，心里很高兴。于是走到公厕后面，面对那后墙，上下左右估算了一会儿，便走近去，一笔一画地写了“厕所”两个字。字很大，从左边的男厕所写到了右边的女厕所。写好后，也是后退到合适距离，一笔一画地欣赏着。最后一笔，写得太细了，正要去描粗一些，后脑上挨了一凿栗。这种打法，这种方式的痛感，不用扭头也知道是谁来了。我兀自痛了一会儿，觉得不扭头看看，不太礼貌，才慢慢地扭过头，父亲又在身后对我怒目而视着，那右手还半抬着，食指和中指还保持着弯曲的状态。我明白，如果再不扭头，又会来一下。我很后悔写以前没进厕所一趟。如果知道他在里面，我就不急着写那两个字，可以等他走了再写。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但好在他也没有打第二下。这一下，不能算太重，但偏于重，比在学校门外雪地上挨的那一敲，要明显痛些。或许在父亲看来，在学校公厕上用粉笔写“厕所”二字，比在白雪覆盖的学校篮球场上用扫帚写“庆祝元旦”，性质要恶劣些，尽管雪地上有四个字，而公厕上只有两个字。

招来两下凿栗的文祸，也闯下过。那是因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招致的。还是在初中时期，一次，上面的杂技团下乡慰问贫下中农，来到了我们公社。杂技团只在每个公社演一场。贫下中农白天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当然只能是晚上演出。演出在中学的操场上进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早早吃过晚饭，一家人进了操场，都带着小凳子，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一字排开，坐下来，等候演出开始。这操场，四周挖了一条沟；挖出的土，沿着沟的内侧堆起一道坝，坝上种了芭茅，起着围墙的作用。天一黑，操场上亮起了好几盏汽灯，把操场照得雪亮。上面的杂技团下乡演出，是不收门票的。那时节，难得有这样的娱乐机会。贫下中农们、公社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涌来。有好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在维持秩序。入口处站着一名警察，拿着小喇叭，不停地喊：“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大家进场后快点找地方坐下，坐下后就不要再走动了！”每次，这“坐下后就不要再走动了！”要重复好多遍。我因为来得早，已经坐了好久了，有了尿意，又有些烦躁，便想出去一下。走到出入的地方，警察伸手拦住了我，说：“进来了，就不要随便出去了！”我当然不敢跟警察分辩。好在尿意也不大，便又回到原地，坐下，脱口道：“这搞得像坐牢一样！”话音未落，坐在左边的父亲急速地扭头看着我。我们是并排坐着，两人紧挨着，几乎头碰着头，父亲那眼神离我的眼睛很近，那眼神像刀子一般闪着寒光，又像火焰一般灼痛我的脸庞。在用这样的眼神逼视我一番后，父亲还是抬起右手，在我的头顶上凿了一下，又凿了一下。父亲平时凿我，都是从后面凿后脑。这次，是肩并肩坐在那里，不能水平地凿后脑，只能垂直地凿头顶。平时，总是先感受到后脑的疼痛，后看见父亲那凶狠的目光。这一次，是先感受那凶狠的目光，后经受那凿栗的打击。这一次是在人群中，是在雪亮的汽灯照耀下，是否要打我，父亲想来有过片刻的犹疑，但他还是终于克服心理上的顾忌，果断地出手，而且迅速地击打了两下。我后来明白，在这样的场合，在警察的身边，说这样的活动像“坐牢”，比在雪地上写“庆祝元旦”和在公厕墙上写“厕所”，性质要恶劣一万倍，宜乎连凿两下。头顶的抗打击能力，远不如后脑，所以痛感是后脑的好多倍。其实，凿栗，只应该打在后脑，就像耳光只应该抽在脸颊。父亲朝头顶上敲凿栗，是很不讲武德的。

我闯了武祸，父亲几乎没有动用过凿栗，总是装腔作势地要把我沉塘。我闯了文祸，一次也没有逃脱过凿栗的击打。但留在记忆里的，并不是那凿栗带来的痛感，而是父亲在施用凿栗时的眼神。闯了武祸，父亲的目光有时也很怕人，但那目光放射的是气愤，脸有时都气得冒烟，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和悲哀。而闯了文祸，父亲那眼睛里，满是恐怖，那恐怖，寒气逼人，又热浪袭人。那些年，各种各样的“反标事件”太多了。不小心写错了个字，就成了“反革命标语”；无意间说了一句什么话，就成了“反革命口号”。一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就是家破人亡。我这样地喜欢乱写乱说，怎不令父亲深深地恐惧。

连挨三下凿栗的祸，我也闯过。还是初中时期的事。一年暑假期间，学校的老师都回家了，我因为家就在学校，所以仍然在学校生活。另外就是校长偶尔来学校，每次来都住一两晚。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姓赵。赵副书记是北方南下的干部，家就在公社院子的边上，离学校很近。赵同学暑假里经常来学校找我玩。我那时刚刚读了鲁迅的《自嘲》诗。这首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尽人皆知。但一般人也就只知这两句，并没有读过全诗。我很快背熟了全诗，虽然并不很懂其意，但觉得十分有味道，总在咀嚼玩味着。这天，我与赵同学一起在空寂的校园里蹓跶着，逛到了单身教师的宿舍区。老师们的房门都锁着。走到走廊尽头，正要离开这里，却见最顶头的那间宿舍门前有一破旧的桌子，桌上有硬纸做成的粉笔盒，盒中有几根写掉一半的粉笔。我于是拿起一段粉笔，在这房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也是鲁迅《自嘲》中的两句。我平时写字潦草难看，但因为是写鲁迅的诗，便不敢潦草，是一笔一画地写。难看仍然难看，但并不难认。那位赵同学，也不知我写的是啥。他问都懒得问。这间宿舍，住的是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姓汪，是安庆市人，暑假里汪老师自然回安庆市了。但我写下那副对联时，根本没管房间的主人本来是谁。写完了，我和赵同学便走开，把这事忘记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家正在吃晚饭，校长进来了。虽然是盛夏，校长脸上刮得下霜来。校长昂着这样一张脸进来，我们自然都停止了吃饭。“王老师！你到我这里来一下！”校长说完转身离去，父亲立即站起身，跟着校长到了他的房间。父亲走后，我们继续吃饭。饭刚吃完，父亲回来了，也换了一张凝着霜的脸。父亲厉声命令我：“跟我走！”于是，父亲在前，我在后，走到了汪老师宿舍门前。这时，我已经猜出是咋回事，心里并不很害怕。我想：我写的是鲁迅的诗啊！写鲁迅的诗，难道也有错？站在汪老师门前，父亲用研究的眼光看了一会儿那对联，然后父子之间有了这样的互动——

“擦掉！”命令低声而强硬，同时移步到我身后。

“这是鲁迅的诗！”我争辩着，扭过头，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得意。父亲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咚！”一个凿栗打过来。平时，凿栗总是打在后脑的正中间，这次，因为我头微微向后偏着，凿栗的击着点也偏了些，后脑正中最抗痛，两边的部位抗痛性能就差些，又打得比较重，就比较痛。

这第一下，虽然打得偏重，但不是最重。

“这是鲁迅的诗呀！！”我又一次分辩，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委屈。父亲用愤怒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右手本来就半抬着，食指和中指本来就弯曲着，于是，很便当地“咚”了一下。这一次的凿栗，比第一次力道大得多，接近于最大值了，击着点仍然有些偏，也就比第一凿明显痛些。

“这是鲁迅的诗啊！！！”我第三次分辩，声音高上去，同时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愤怒。说完，我把头扭回正常状态，把后脑正对着他。那意思是，要打就尽情地打吧。我虽然看不见父亲，但能感觉到我的愤怒让他怒上加怒。我感觉父亲把右手像拉弓一般扯向肩后，然后猛地向我的后脑打来。这一次击着点在正中间，把我打得向前一趔趄，额头碰到汪老师门上，后脑还没有感到痛，前额却先痛起来了。父亲的右手，与汪老师的房门，算是合伙完成了一次对我脑袋的前后夹击。我站直身子，用左手摸着后脑，用右手摸着前额，终于明白，我把鲁迅的诗背得再熟，鲁迅也救不了我。可是，用什么擦呢？我四周看看，找不到家伙，便用右手的拇指以外的四指扣紧袖口，用袖子前端上下左右地把汪老师房门上的字都擦掉了。但门上却是一片白色。见字没有了，父亲转身回家。我也跟着回到家中。父亲在家里找到一块抹布，在脸盆里打湿，然后轻轻拧了拧，抓着还在滴水的抹布，又向汪老师的宿舍走去。第二天，我溜去看了一下，父亲把汪老师宿舍的门，擦得像水洗过一样。

我后来知道，校长假期里每次到校，要里里外外巡视一番。这天午睡起来，巡视到汪老师宿舍门前，大惊失色。校长不知道这是鲁迅的诗，但那十四个字当然都认识，也知道“破帽遮颜”“漏船载酒”不是什么好话。现在特意写在一个女老师的门上，那是存心要骂她。我和赵同学时常在校园里晃悠，校长是知道的。这汪老师门上的字，不是我写的，就是赵同学写的。赵同学是公社赵副书记的儿子。如果是赵同学写的，那另当别论。为了查明真相，校长特意到赵副书记家了解情况，弄明了是我写的后，校长决定要严肃对待。把我的父亲找去，肯定有一番严厉的告诫。好在校长倒是没有往政治上想，没把这作为政治事件，只以为是我存心要气那汪老师，甚至怀疑是我母亲与汪老师闹了别扭而唆使我干了这样的事情。父亲则一开始就嗅出了政治性的风险。幸好是鲁迅的诗，幸好校长抓不住政治性的把柄，否则麻烦就很大。我这次写的是政治上无碍的文字，说不定下次就写成了“反革命标语”。只要喜欢乱写，迟早要出事。想到这些，父亲怎能不紧张，怎能不气愤，怎能不恐惧？想到这些，父亲怎能不连给我三个凿栗，而且一个比一个结实有力？

我初中时期闯下的文祸不止这些，有些就不写了。为什么文祸都集中在初中时期呢？小学时期，还没有创作欲和发表欲，也写不了几个字，主观上客观上都不具备闯文祸的条件。到了高中阶段，我已被父亲的凿栗规训得很懂得约束自己了，已经知道乱写乱画、乱说乱动，后果可能极其严重。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不算，还要给家里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初中时期，父亲的凿栗有效地打掉了我头脑中对乱写乱画的喜好，政治上比较安全了。但我此后就有些瘟头瘟脑，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本来在写作上可能有点天赋、有些才华，但在初中时期，就被父亲的凿栗扼杀在萌芽状态。到现在，也只能写些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