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出发,超越具体 ——评电视剧《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
《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剧照
正如当年那个小学生在给库尔班的信中发出的疑问,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同样好奇:库尔班大叔为什么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为什么会三番五次骑着毛驴踏上远途?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这样做?电视剧《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就是从回答这一连串问号开篇的。
《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以下简称《库尔班》)的故事横跨百年,章节式的叙事架构使主线条块清晰,标志性事件赋予每一章节独立的主题和任务。废除农奴制、平分土地、发动群众消灭敌特分子、成立合作社……从风华正茂到须发皓白,库尔班的形象越来越接近课本里插图的样子,这个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也从平面走向立体。通过对不同时期库尔班这个典型人物的艺术打捞,从“不是人”到“自由人”再到“做主人”的人生轨迹,拆解出一条细腻可感的农奴解放之路,铺展出一幅新疆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
该剧用四集篇幅精准勾勒出在塔西巴依统治下农奴们的悲惨境遇,为解放军到来后的故事做了对比式铺垫。库尔班带未婚妻图尼莎汗出逃前,母亲说:“你们逃走了,我们会难受;可是你们不逃走,我们更难受。”解放军战士小甘肃的出现,让他焕发出一种可爱的喜感。从这个跟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小战士身上,库尔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平等和无私,一种新的思想主张与他那颗在黑暗中挣扎的心一拍即合。为有牺牲多壮志,小甘肃的离去促使库尔班在精神层面成长了一大步。正如画外音所述:从那一刻起,老爷爷感觉到他的脚下跟一个深厚壮阔的大地连结在一起了,在他的心里,国家是像小甘肃一样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用生命换来的家。
一段时间里,库尔班非常害怕解放军走了,塔西巴依会卷土重来,但他总是想法很轴、做法很拙,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你的仇人不仅仅是塔西巴依,而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你要做的也不是自己去找塔西巴依报个人的私仇,而是要和大家团结起来,去解放更多的受苦人……”言有尽,意无穷。于队长的话像一击猛掌,让库尔班彻夜难眠又如梦初醒。
有观众说,库尔班为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几集戏写得过于用力,把主人公塑造得近乎偏执,如果可以适当收敛,观感上会更为舒畅。行至中途,笔者也曾有相似疑问,直到剧终复盘,才感到创作者是在有意为之,而演员用老小孩式的处理手法瞬间拉满了角色情趣值,让人啼笑皆非。这正是创作者追求的恰到好处,他们没有避重就轻地从问题侧面滑过去,而是既要正直抒写,又尽量避免损伤人物。顺着这个执着可爱的老人的行为,便进入了触达人物内心和底层逻辑的“绿色通道”。
对于这个桥段,如果只是觉得有趣,那还远远不能领会创作者的心意。其实,这也是全剧始终在回答的核心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库尔班》为什么好看。客观上,从个体抗争的局限,到整个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翻身;从身体解放到思想解放;从一个“会说话的牲畜”到当家做主的自由人,再到后来当了农会主席,带领全村人走上了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说,这条新生之路上的每一步进阶,都与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指引密不可分。主观上,毛驴在库尔班的生活里从未缺席,他几次追赶解放军是骑的毛驴,他带着一家人出行也是毛驴拉车。了解了这些,观众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他的确能够做出这种略显荒唐,却契合他一贯性格的事来,这是在他萌生当面表达感恩的想法后最朴素、最实际、也最贴合人物的实施方案。戏剧就是这样,把日常书写和人物动机铺垫扎实了,即使有一些艺术的加工,也不过是在人物逻辑之内的适当发挥,绝不至于生硬到无法下咽。
真实人物+稀缺题材是《库尔班》这一类作品的难点,也是看点。同类作品如电视剧《毛岸英》《焦裕禄》,人名即是片名,且与库尔班一样,主人公都是新中国的英雄模范。这些作品用一个个可信的人物,传递给了观众可信的答案。它们共同的一个创作遵循就是,没有像一些作品那样搞“从抽象到具体”的无土栽培,而是从具体出发,超越具体,在“以点带面”中洞察世道人心,在“以家见国”中建立起丰富的情感勾连。
以库尔班这一核心人物为始点,全剧做了较为充分的群像拓展。比如汉人肖炉匠,他虽穷苦但并非农奴;而同为农奴的卡木恰,甘愿依附于塔西巴依助纣为虐;再如旧政府的公安局局长杨国富,从一个贪腐之辈摇身一变,成了潜藏在新政府内部的危险隐患。多样化的人物设计,让于田县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当不同势力卷入其中发生化学反应,个人叙事便被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宏大语境中。同时,这部剧并未把视野局限于用库尔班一辈人的经历来制造情感共鸣,而是通过将子孙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纳入叙事范畴,从而产生更高层级的时代共振。
柯有田和于香秀从山东老家一路来到新疆,扎根奉献一生。60多年后,库尔班的重孙女茹克娅姆来到山东,成为辽宁舰上的一名女兵,圆了库尔班家族几代人的参军梦。于双向奔赴中寓意民族团结,可以说,该剧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别致而深情的注脚。因此从整体格局上看,《库尔班》与那些讲述解放和建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影视作品是遥相呼应、彼此印证的,它们展示的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风貌,以及同一思想指引不同民族的进程,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影视谱系。
一个由逼真生活细节、地道民族特色和生动人物关系融汇而成的剧本,加上饱含生活气息的表演,以及服饰道具、特色建筑的真实还原,都使得作品的代入感、沉浸感与情绪渲染力倍增。同时,对于这些不无刺痛感、并不遥远的史实呈现,正是导演的良知和功力所在。
虽然题材并不讨巧、制作经费有限,但作品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诚然,观众的意见如前后风格略有违和、一些台词缺少文学性,其实未必不是一种收视体味,所谓褒贬是买家。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