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日、张元珂：2022年度中国传记研究发展报告
“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2022年，对中国而言是不平凡而值得特别记录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指明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述往思来，向史而新。传记作为以真实记录历史的文类，在2022年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秉承传记史学传统，不仅为中华文明画像，为新时代立传，记录人民生活，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新时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传承上守正创新，新意不断，热点频出。与之相伴，2022年的传记研究也呈现出突破和超越以往历史时期的崭新态势，不仅各领域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较为常见，而且在传记理论、传记史观、传记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也有新突破。
现象与热点
2022年传记创作和研究热点、前沿现象之创新性、多元性、跨学科性均超越了往年。甚至可以说，传记以多年未有的崭新态势亮相于人文学科舞台，不仅引领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阅读新热，还频繁引发文史研究新议题，所涉及学科、内容之广泛性、多元性，讨论话题之新颖性、关注度，在传记阅读和研究史上都难得一见。
（一）溯源与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犹如一条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熠熠生辉，闪耀着夺目的光彩。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而繁丰的，在其历经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艺诸领域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和理论，需要充分研究和深入阐释。追本溯源，上下求索，从源头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和阐述，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梳理、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程，其中最为基础而根本的一个工作，即需要真实再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生命历程，在此基础上感悟他们独特的生命气质，捕捉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化合”之点，进而探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独特贡献。《传记文学》2022年第11期推出“时代之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故事”封面专题，选择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五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探源”对象，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秦兰珺、危明星、王玉玊、叶青、李静五位学者分别予以精读、精研并撰文，旨在探察早期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并开始经受中国化时代化的变化过程，为读者展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画卷，探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实践过程。整体而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在改变中国命运的现实搏斗中一步步接触，逐渐服膺，最终深信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播火者”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的过程中，他们的个人命运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彼此深化、彼此强化的双向过程，因而，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必然有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悠长回声，在他们的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历程中也必然有马克思主义的精微密码。这回声和密码，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二）细节的力量：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系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也成为党的文艺路线和工作原则。2022年，值《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纪念和回忆《讲话》历史，梳理并总结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必然成为传记领域内的年度热点。《传记文学》2022年第5期推出“重返历史现场：80年前延安的文艺生活”封面专题，刊发了一组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鸿召教授撰写的传记文章，讲述延安时期丁玲、冼星海、古元、王朝闻四位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在《讲话》精神引领下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新高峰的历史往事。这组文章以生动的细节、丰富的情感、细腻的笔触，从人物与事件的具体化视角带领读者重返80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现场，再现80年前延安的文艺生活。传记式的历史叙事，其优势在于历史细节的丰富性、事件的多维完整性、人物的立体真实性，而这些是传统宏观历史叙事所阙如的，甚至有时是被有意忽略或放弃的，然而重返历史现场，往往需要通过人物和事件的具体细节来达到，正因如此，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往事的这组传记文章在诸多相关主题文章中更加引人注目。
（三）传记的回归：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党的二十大又对文化艺术工作作出了部署，特别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设发展的高度重视，为今后文化艺术工作指明了方向。“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因此，为中华文明画像、为优秀传统文化立传，更是新时代传记创作和研究的使命所在。2022年，《传记文学》共推出三期相关封面专题——“和光同行——他们与中华文化”（第1期）、“启此新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第2期）、“汉字的前世今生”（第4期），并设立“汉字中的中国历史”专栏——以传记方式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立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从而成为传记创作和研究领域内的新亮点。
近年来，传记领域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一条江河立传成为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如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夏坚勇的《大运河传》等，一经出版即收获多方面好评。这些传记的叙述主体不再是传统传记意义上的人物，这似乎是一种内容上的创新，实则是传记的一种转向——传记向自身起源回归，抑或说是传记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物传记回归其最初的含义。从传记的起源来看，作为一种文体，传记最初的含义是泛指经书以及解说经书的文字，后来指人物传记，与对经书的解释这个含义渐行渐远，到了现代学科的诞生，更是将人物与传记变成固定的组合，专指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传记，这是学界共识，但忽略了一个现象：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的传记并非全是人物传记，还有《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非人物为主体的传记，说明司马迁新开创的纪传体传记文本与过去的传统并未完全脱离，仍然部分沿用了其原义。这样的传记，符合朱文华在《传记通论》中对传记概念作的阐释：传记是“对某一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含有变迁史之意”。今天被视作创新现象的城市传、江河传，其实是传记文体回归了传统，或者说是与古代传统再度融合，延伸、拓展了现代传记以人物为主体的局限性和单一性，使传记文体的功用和价值扩展、提升到真实记述文明、历史、文化、城市等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对传记学科，还是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其他学科，这都是一种突破以往固有概念的新现象，亟须相关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
（四）传记史学与传记的历史意义
1.文明互鉴：考察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观念异同。在当下史学研究面临瓶颈的背景下，如何审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界定传记与史学的关系，当是事关传记和历史研究发展方向和成效的大事。2022年6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第九期传记论坛，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成军教授作题为“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以司马迁《史记》与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例”的讲座。王成军教授从如何体现人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现代历史学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入手，以中西两大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为例，深入、生动地分析了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成因和特征、共性和差异、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向，以及对当下历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义。王成军教授认为，今天历史面临的问题仍然存在，历史学的任务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由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当下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则意味着传记史学必然有大的发展。
2.人与历史的互动：探讨以人物为中心的微观传记史学。为正史上缺乏记载的“沉默的”普通人、小人物作传，以微观视角讲述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图景，丰富历史细节和完善历史记忆，成为2022年历史传记创作与阅读的一大趋向。比如，鲁西奇教授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从秦代基层小吏喜的角度还原和再现他所生活的世界；罗新教授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以北魏宫女王钟儿为视角重勘和再述与之并行的时代。2022年，针对这两部传记的阅读、讨论，引发破圈效应，关于后者，更是举办了多场各种形式的推介会、研讨会、学术论坛，将这个传记史学新热点推向了高潮，从阅读到研究所形成的热点，为近两年来所少见。在此过程中，不仅传记史学、微观史、历史传记、小人物历史成为引领大众读者和学界认知史学和传记研究新动向、新内涵的关键词，而且还引发了关于述史方式、写作策略、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比如，如何在史料匮乏的先天性缺陷之下还原小人物的生命史以及他们被遮蔽的历史；如何探知并呈现无数个小人物平凡但又独特的人生样貌；如何厘定并阐释大历史叙事中“被隐形”的“无历史的人”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关系；如何重新审视“历史是伟人的传记”这一传统历史（传记）观等。这些话题的提出、展开和深研，对传记研究的启发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打破传记文类与历史书写之间被宏观史观和微观史观“二分法”所造成的“偏见”和壁垒，使传记叙事与历史叙事回归最初二位一体的历史叙事模式，并以实践说明了现代学术中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突破以往传记研究单一围绕个体生命故事展开的局囿，将传记研究放置在大历史背景当中，突出人（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历史之于个体命运的反观作用，尝试研究和呈现人（普通人）及其时代之间彼此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关系；三、反思以伟人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传记）观，即将视点转向普通人（小人物）并审视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还原其生命历程。这不仅有重要的学科意义，也符合当下大众社会多数群体的心理需求，体现学术关照当下的现实意义；四、在文献史料匮乏的前提下，通过墓志铭、出土简牍等稀有史料努力还原普通人的生存实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和历史（传记）叙事提供了新材料、新内容、新视角，更以其有限史料所还原的历史细节与已有的大历史记录互为比照、补充，从而推动相关历史研究趋向实质性发展。
（五）她者与他者：女性传记、家族传、鲁迅传（年谱）
2022年10月，法国女性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以勇气和临床诊断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的约束”，开创了“无人称自传”新文体，也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模式，由此关于埃尔诺“无人称自传”的研究成为传记与文学研究领域新的热点。10月1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从《悠悠岁月》说起——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讲座，邀请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董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埃尔诺作品中文翻译者吴岳添等学者畅谈埃尔诺代表作《悠悠岁月》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这本书译介到中国背后的故事。11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第十一期传记论坛，邀请南京大学黄荭教授作题为“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从科莱特到安妮·埃尔诺”的讲座——苏州大学陆一琛副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璐副教授担任对话嘉宾，著名书评人张媛媛女士担任主持——讲座以法国知名女性作家科莱特、波伏瓦、杜拉斯和安妮·埃尔诺为例，从性别、家庭、自然、集体、社会等多重视角，结合她们的代表作品，梳理法国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情况，分析法国当代女性精神内核，探讨时代、社会发展与女性自我意识之间复杂关联及其文化内涵。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埃尔诺的写作是一种成长性的、对自我不断构建的过程，在实现阶级跨越过程当中有很多私人记忆和社会历史的交缠，关于个人、历史、社会的记忆、体验以一种“和解”方式共存于文本中，这对当代传记写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启发。作为私人记忆，自传是诸多历史史料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生命温度的史料，对社会、民族、国家记忆提供私人化的然而是独一无二的记忆，其价值越来越受到史学、传记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各学科的重视。
2022年是鲁迅留日120周年，文学界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其中，为回顾和再现鲁迅生平事迹，总结和研析鲁迅留日七年生活及思想，出版或再版鲁迅传记与年谱，成为诸多纪念活动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比如，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学者黄乔生推出《鲁迅像传》（修订版）；《传记文学》“传记连载”栏目从第7期至第9期连载黄乔生的《鲁迅诗传》，“旨在从诗歌角度带领读者认识鲁迅，探索诗歌如何构成鲁迅的精神图景，影响其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游”；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编出版《鲁迅传记研究资料汇编》，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2020年公开发表且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鲁迅传记研究论文四十余篇，研究对象涉及鲁迅他传、自传、年谱、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收录王瑶、陈漱渝、王富仁、孙郁、温儒敏、张梦阳、刘勇、王本朝、廖久明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鲁迅传记研究的发展全貌，为现代作家传记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既是一本鲁迅研究新著，也为传记研究领域再添新彩；《传记文学》2022年第9期推出姜异新的“‘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载华年”封面专题，以呈现鲁迅在奔赴东洋、修习日语、转向医学、介绍科学、弃医从文、编辑书刊、从事翻译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或事件中的真实形象。珍贵的一手资料、流畅的讲述话语、丰富的细节和场景呈现，以及在总体视野下对“鲁迅的留日七载华年”及其传主形象所作的原生态还原，都构成了这部中篇传记的鲜明特色。
2022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发布第二十一届“文治杯”文学作品大奖赛征稿启事，写作体裁为传记（生命写作）。本届大奖赛延续上一届突出个人与家族记忆主题，有两方面启示意义：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快速发展，面对外界带来的多重压力，人们开始将生活的关注点由“外向”转为“内向”，从而形成关注自我、记录自我生命故事、以记录个体生命史为主的传记写作潮流；二、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崇祖先、重视家族历史的传统，先秦时期传记的最初功能即是纪念、祭祀祖先。因为“家族记忆是伴随个人成长的亲切经验，是绵延血脉的根，是凝聚族群的结，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纽带。……探寻先辈历史，讲述家族故事，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所以，在提倡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以传记方式记录家族记忆是最佳形式之一。
新时代传记批评
（一）聚焦城市传
近年来，城市传创作与出版展现出强劲势头。2022年，围绕“城市传”的文体、内容、写法及创作现状，评论界给予了及时、集中的关注和阐释。
汪泉以《中山传》《广州传》为例对“城市传”的文体界定、书写内容、写作方法等作出初步探讨。何平以叶兆言的《南京传》为例，有针对性地探讨城市传记作为一种新兴门类的可能性。谢文芳综论城市传记的特征及意义，即“非虚构”“史传结合”“个体与历史的深度对话”；杜学文侧重阐述邱华栋的《北京传》在复原古城空间形态与布局、开掘“时间维度上的空间意义”上的独特构思、笔法及意义；葛希建在地方性精神的视角下比较叶兆言的《南京传》与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探讨城市传记的不同书写方式以及其与城市地方性精神建构之间的关系；黄菲菂认为叶曙明的《广州传》史料广博，问题明确，且对城、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书写，不仅是广州城市传的标高之作，也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方向和新可能；庞惊涛以蒋兰的《成都传》为例，从题材、考证、体量三方面讨论城市传写作如何做到“举重若轻”。
（二）密切关注前沿动态
2022年，出现了较多针对年谱与传记学术专著的评论文章。
杨正润为孙勇彬《约翰生的“诗人传”研究》作序并以此为契机，深入阐释约翰生《诗人传》的价值和意义，认为“约翰生的代表作《诗人传》奠定了现代传记的基础，也为现代传记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作家评传树立了榜样，其中包含着四种主体的互动和对话”，并指出“为了进一步繁荣中国传记文学，应当研究和学习约翰生”；全展点评2021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从面到点地把脉年度传记创作与研究状况；张立军、王瑄评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并深入阐释“当代诗歌研究话语体系转换”问题；张立群评论陈培浩、阮援朝合著的《阮章竞年谱》，详论其作为“文学年谱”的编纂理念及文本特征；黄艳芬分析黄乔生主编的《鲁迅年谱》并对年谱和传记的区别及写法作深入阐释。
此外，密切关注中外传记创作新动向。邹建军从整体构思、人物描写、人物对话、叙述语言、诗词引用等角度解读苗勇的《晏阳初》，并以此探究“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故事”；全展评介郭久麟的《郭久麟自传》，姚玳玫评介孙洪敏画作，都侧重阐释其“自传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方红、刘怡将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的《生活在下游》界定为“物质传记”并阐述其表现特征；兰冬秀评介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认为传主践行女性自立、自主、自强的行动，从而引领着新一代女性的意识潮流；谢子轩认为，鲍·费·叶戈罗夫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实现了传记、回忆录与学术论著的合璧。
（三）及时跟进评论年度新作
2022年，以张炜为传述对象，出现了两部评传：张期鹏与亓凤珍合著的《张炜评传》、李恒昌的《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关于《张炜评传》，谢尚发、李皓、李毅然、袁滨、刘永辉等学者或评论家分别撰文评述。其中，李皓认为该评传较为系统地追溯了张炜的文学根脉、创作背景以及思想演变轨迹，评析了张炜的创作思想和文学情怀，真实反映了张炜从海边丛林起步，一步步走向精神高原的艰难过程，呈现出一位杰出作家及其文学世界的壮美景致；谢尚发从“传记即为作家作品的整体研究”“传记的结构与叙述”“未完待续的人生与当代作家传记编纂刍议”三个方面，对《张炜评传》的文本价值予以深度阐释。关于《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顾广梅认为，其“实现了对张炜精神世界的破译解读”，“实现了对张炜文学生命世界的本真还原”，“实现了对张炜艺术世界的深度阐发”。
张期鹏认为，子张的《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从传主的人生经历入手，详细叙写了吴伯箫求学、婚姻的曲折复杂，探讨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所从事教育工作的成败得失，让读者看到了吴伯箫紧随时代变迁不断起伏波动的人生旅程，以及其中许多荒诞和令人叹息之成分，感受到了这位文学和教育前辈的灵魂之苦。
斯日从传记的历史意义视角分析和探讨了黄克武的《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认为优秀的传记等同于优秀的历史叙述，抑或说，传记是一种从个人视角打开历史的文体，传记的历史意义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学家黄克武先生为纪念严复逝世100周年而写作的传记《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通过严复的个人史打开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在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认同感中为严复这位思想启蒙者赋予了历史的意义，也为传记文体赋予了历史的意义。
传记理论与学科建设
（一）关于传记叙事及表现形式
传记理论研究向来薄弱，亟须相关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
2022年，孙德喜的《论传记文学的叙事》是一篇难得一见的专注探析传记叙事理论的学术论文，涉及对立场、视角、叙事、修辞等若干重要范畴的探究。他认为“传记文学围绕传主叙事，既要以传主为叙事核心，又要从传主出发，叙述与之相关的事情。与传主相关之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传主前传、外传与后传，对此叙述要受到篇幅的限制，不能喧宾夺主。传记文学作家与传主的关系对于叙事立场具有重大的影响。叙述传主的私密生活时既要考虑到趣味性，也要注意到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从叙述视角来看，传记文学既可以取自传主视角，也可以从身边某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传主，还可以根据传记作家本人的角度展开叙述。传记叙事往往与议论密切结合，特别是评传，在叙事的基础上展开评论，从而形成以叙带议、以议提叙、叙议相融的叙事模式。”
饶曙光和李明昱探究传记电影的叙事模式、表现方式、艺术形态，并主张“回到传记电影自身去思考其特性与不断突破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二）关于传记文体属性及研究边界
熊明通过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历史生态及其传统的考察，重申传记兼文兼史的双重属性，阐明传记研究的边界。他从“史之一体”与“文学之一体”的界定出发，认定作为史学著述的研究、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作为文史结合的研究，应是传记研究的三个基本向度。
常方舟详细考察了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写作技巧，认为：“传记古文的‘义法’难以适应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活传记’在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尝试树立白话传记的典范；在西洋自传文学的比附下，为生人作传的风气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传统传体文对文学趣味的追求，让步于历史的真实，新传记文学也由此确立了学科归属和在文史之间的坐标系。”
（三）关于传记的社会学属性及功用
鲍磊探讨传记的用途，涉及社会学的传记转向、传记能否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传记在社会学学科中的意涵与定位、何谓“广义的传记社会学”等深层理论命题。他认为：“传记既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它超越个体生命而关联群体和制度。传记不是既往事实的简单再现，亦非全然建构，它是一种实在的建构，体现了人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顾过往时的意义塑造。传记与社会学联姻，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传记，将其作为构建知识的重要来源，更深层次上乃是强调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传记式参与。”
（四）“研究史”之研究
2022年，经专家评审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史（1949—2020）》获准立项。这是继 2021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第二次成功承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此次获批，课题组将完整书写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史，围绕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开展协同性研究，具有独特性、创新性和学理性，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学术项目由学会副会长、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展牵头负责。
以百年为范畴回顾和梳理传记研究史，如熊明的《百年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丹的《近百年传记研究综述（1919—2022）》、全展的《百年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或以某年为单位述论传记研究的成就及不足，如李汭桐的《2021年中国古代传记国内研究述评》、斯日和张元珂的《2021年度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发展报告》、张明超的《2020—2021年中国纪录片题材内容评述》，在2022年度得到了尤为突出的体现。
在我们看来，对过往传记研究史的不断回顾、梳理与总结，不仅是一种传记资源、传记精神、传记成就的有力传承，也是一种摸清学术“家底”、助力学科建设的有益途径或手段。
中国古代传记与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古代传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经典传记作品、传记家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是中国传记研究的学术基础。传记的经典化以及已完成经典化的传记作品及其作者，作为一种精神传统或文化遗产，永远都是一个常读常新的命题。2022年，在如何践行文化自觉、认同、自信方面，传记研究界也取得了不菲成绩。
（一）古代僧侣传：文本细读与释义
篠原亨一、李巍钩沉《高僧传》《续高僧传》《冥祥记》等典籍，认为碑铭材料、中古时期的各类神异故事是中国古代佛教僧侣传记的两个来源。
李永添、张玉莲梳理中国古代沙门传的研究史以及伴随而生的沙门传批评史，反思研究中的缺失，认为目前学界关于沙门传的研究缺乏一种宏观审视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视角，并且在相关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厘清。
魏宏远、王如月认为，王世贞的《昙阳大师传》通过隐藏或改动事件细节神化昙阳子，而梦境与现实的交叉书写使得“昙阳传”更具真实感，并特别指出其中的灵异书写由文本延展至现实，从而助推佛教与昙阳信仰的联动。
赵伟、陈缘认为，志磐的《佛祖统纪》以追述天台宗的历史，发扬天台之学，展现了其对天台宗、天台之学的“尊祖重道之心”，也体现出其弘扬山家正统的佛教史传观念。
李永添认为，鸠摩罗什所译撰的《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提婆菩萨传》分别记述了付法藏十二祖马鸣、十四祖龙树、十五祖提婆的传说故事，文本叙事风格颇类印度神话，而体例模式近似中国史传，因此，考察与研究菩萨传的文本与体例，对于反哺印度史学、深化中国古代沙门传研究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古代传记作家或作品：再解读与再发现
1.名家、名作研究。熊明重点考察了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传记范式建构、承继与新变、单篇女性传记的典型意义，以及文体面相及价值。他认为：“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朱君毅重解归有光的“贞女论”（“女子未嫁而夫死，或殉或守”不如“礼”）和清代女性传记中“礼”，考论其内涵、成因与变迁；柳卓霞认为，欧阳修传记所具有的义例严谨、简而有法、文采动人的特点，融合并集中体现了欧阳修经学、史学和文学中关注“人情事理”的特征；孟国栋、李欣欣认为，刘禹锡的传记创作大都秉持传信的基本原则，恪守儒家的基本思想，同时又带有其惯有的哲理思辨，使他的传记文学作品能够独树一帜，可与韩柳比肩。刘禹锡撰写的墓碑、墓志铭既符合传记的基本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创作风貌；刘畅从社会生活、政治背景、思想基础等方面分析“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传记创作存在的差异；周芹认为，通过方苞对贞节烈妇的褒奖以及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反省，可以勾勒出方苞本人的女性观，亦能窥见清代女性真实的社会地位以及清代社会从行为到思想、从硬性规定到思想渗透等方面对女性的禁锢；王心雨认为，刘咸炘私淑章学诚，深受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的影响，其论传记之体必深析源流，探其古义，辨体严明，使体不得混。刘咸炘对于传记的阐释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其传记写作正体现了他对于传记之体的要求，对于今天的传记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2.作家自传研究。洪越认为，在中晚唐作家中，元稹的写作在自述恋情上有最多样的尝试。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这十年间，他用不同文体、从不同角度反复书写年轻时的一段情爱经历，包括追忆恋情美好瞬间的短诗，讲述与自己的情爱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故事《莺莺传》，以及反思这段感情的人生意义的自叙诗《梦游春七十韵》。从这些尝试可以看到中晚唐自述恋情的写作在伦理、文体（自叙诗、艳体诗、传奇故事）的规约上遇到的问题，以及元稹为解决这些困难所采取的策略。李小白解读宋濂在元明易代时期撰写的带有史传性质的自传作品——特别是自传材料中对“古文辞”写作的不同感悟——概括了其在少年、中年、晚年的思想取向：少年时，转益多师、文名远播；中年时，转向学问之道；晚年时，疲于文字应酬，文风趋于保守。由此认定，宋濂的思想世界可视为元明皇权社会下江南知识群体的人生写照。
（三）古代传记史：史料考辨或史实重构
1.史料考辨。唐旭东认为，《史记》在处理《尚书·金縢》类史料上存在缺失——不仅表现在文本层面，而且表现在对《金縢》及其相关史料的处理和使用上。这使《金縢》的传奇性色彩极大地减弱，而历史性色彩则大为增强。此种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必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思考这段历史，将其作为史料加以运用，或者采信，或者加以改动。其历史化改动仍不够彻底，保留了一些传奇性的内容，甚至出现了一些前后无法照应的低级错误；汤志波通过分析文徵明的《沈先生行状》、张时彻的《沈孝廉传》及《明史·隐逸传》中沈周形象变迁及书写策略，认为沈周传记中所载事迹真伪混杂，有拼凑、附会、改写之弊，严重影响了史料的真实性。沈周画壁的故事也真伪参半，但因其能以艺人身份凸显隐士风范，兼容画家与隐士的双重人生，所以成为沈周传记中流传最广的故事；王馨鑫以新发现的翁逢龙传记资料（清代《余姚东门翁氏家乘》）为依据，补充了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家世生平，认为他的生母地位较低，之所以终身未第，与其出身和其兄在官场中的遭遇有关；宋立杰以明清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明清商人传记中的侠义书写，侧重阐述“侠”角色的生成、形象内涵以及与儒家思想的深度关联；吴铮强、郎启浩考察两宋时期“韩琦传”的文本演变史，侧重阐释各文本关于西夏战事、庆历新政、顾命定策与反变法上的书写差异及修改动因，据此重审韩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反思北宋仁、英、神三朝政治史研究的不足；罗新以在河北正定出土发现的几份北朝时期墓志为材料，挖掘并讲述志主崔宾媛及其家族的人生故事。他以对墓志文本的细致解读为中心，并以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为佐证材料，不仅对志主崔宾媛及其家人的身份、世系、族系、婚姻、人生历程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北朝时期重要历史事件、政治制度和文化特点等作了全面梳理和深入阐释，还对墓志作者崔巨伦的为人、为文、为官，特别是与墓志主人崔宾媛的亲缘关系作了详尽述说。
2.现象新解。李雪、查洪德认为，元代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章，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带给传记文学多方面的新变，使之展现出新的形与神。比如，文章选材独特，描写异域风情、色目人特异的形象及性格、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展现多族士人文化认同中体现的大元气象，等等；常伟涛考察了明代杂传的书写策略，认为明代杂传沿袭了唐宋以来文史兼顾的书写方式，在保留着史学底色的同时，融入大量文学的笔法，最终确立了文史通融的杂传书写策略，并完成了杂传从史部向集部的转变；李传印、韩艳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传篇首要追溯家族源流演变，并用便于唱诵的赞语歌颂家族历史和先祖事迹。家传作者善于通过一些细微小事铺叙描写家族人物事迹，宣扬祖先容止风度，弘扬先祖德行功业。在家族人物叙事方法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传淡化了《春秋》笔法，人物叙事选材鲜活，语言生动有趣，人物形象灵动，家传叙事风格有较鲜明的文学性；罗新在对墓志文本解读过程中，对墓志的文体特征及其写法也作了阐述，认为崔巨伦为崔宾媛作志，采用一种“不顾墓志文体局限，大胆破格，直接闯入墓志叙事”的方法，这在北朝墓志里是罕见的一种书写方式。
3.史实重构。黄景春考察了《列仙传》《神仙传》等魏晋时期神仙传记类小说的叙事模式（“凡人—学仙—成仙”），认为今天神仙传记被当作志怪小说的一个品种，但历史上它是神仙实有的文献证据。神仙传记是中国文学的独特类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张玉莲梳理了“考验择徒”母题在中古不同时期道教仙传中的承袭与演变，发掘该母题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宗教精神，探究该母题在各时期道教仙传中的叙事特点和功能；陈飞考察了王维在传记与小说中的书写情况，通过题材内容、人物塑造、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创作宗旨等方面的比对，进一步明确正史、传记与小说各自的文类规定性及其书写之异同；邱江宁认为，元代传记生成于多民族并存的典型环境中，民族起源、民族自身特质以及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成为元代传记书写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
中国现代传记与现代文化
（一）提出新理念
陈子善、辜也平、易彬、房伟等学者深入探讨作家传记与文学史互源、互构问题，试图从理念和方法上探寻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资源、路径及其可能。大家一致认为，作家传记不仅是一种传记文类，更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它有助于推动巴金、茅盾、穆旦、陈忠实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确证或修正现有某些文学史观点，从而助力学科发展。
张元珂首次提出作家传记的入史问题：“作家传记是以作家生平、生命及其文学创作为审视向度和主述对象而综合生成的现代传记之一种。它不是专事辅助他者的工具，更不是无足轻重的摆设，而是与‘四大文类’及其思潮并列存在的主体之一。因此，应考虑如何入史、入哪些的问题。”
樊星则高度肯定了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成就，并特别强调不应低估当代中国传记文学，从而从理念上为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定调。
（二）开拓新视野
发掘并阐释传记新文本，拓展传记研究新领域。这突出表现在：
1.发现中国首部现代女性自传。黄湘金认为，1920年出版的小说《潇湘梦》在情节、叙事上与当时流行的哀情小说大异，有着明晰的“反辞章化”的特点，近似关于女主人公戴礼的“年谱长编”。参照稿本《孑遗吟草》，可知《潇湘梦》的作者“湘州女史”即是小说人物戴礼，《潇湘梦》实是中国首部现代女性自传。
2.发掘并阐释民国报刊上的中短篇传记。
首先，汉译传记的发掘与研究。赵美园认为，对早期中文报刊上刊载的西方人物传记的考察是当前传记翻译领域的研究空白。她对《察世俗》《东西洋考》《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的西方人物传记的刊载、特征和传记史意义作了阐述；胡燕考察了《万国公报》刊登的西方汉译传记情况，并认为《万国公报》试图通过译传以传播西政、西教、西学，最终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寇阳尝试发掘、整理和阐释了《新民丛报》刊发的汉译传记。
其次，中国作家的中短篇传记辑录与研究。比如，罗欣总结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中伶人传记的创作概况、背景功能、文本特征，并重估其价值。
3.述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史。张元珂系统梳理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发生与发展进程，并详尽阐释其独有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既自成一体，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
（三）作为史料的作家传记
作家传记首先是文学史研究所依赖的重要史料。2022年出现了两篇专论作家传记史料理论和运用问题的学术论文。
张立群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可作为一类史料，可从史料的定位、层位和基本构成等角度考察现当代作家传记。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史料价值遵循“生长的逻辑”，但需进行辩证的论析。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史料价值通过具体的应用和实践表现出来，并主要集中在纵向的版本考辨和横向的跨版本比较两个主要方面。
易彬认为，基于日记本身的属性、作者的史学家身份等方面因素，文献也有其限度。唯有尽可能克服文献的限度，方能给出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获得更丰满的传记形象。他又以穆旦翻译美国史资料为例，认为作家传记文献的搜集往往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唯有经年累月才能掌握大量的文献，构设比较完整的作家传记形象，但仍然可能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以穆旦(1918—1977)研究为例，虽然近年来时有新材料出现，但应该说，相关传记文献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确定——也并非穆旦的传记形象已经非常完整，而是基于穆旦较早离世、个人自述类文献较少、传记文献总量偏小这一既定事实，各时段所能发掘的文献已经比较充分，一些时段可能很难再出现大的文献突破，将不得不存在较多的空白点。
（四）聚焦名家名作
1.他传研究。黄道炫认为，瞿秋白身上背负着多种思想的包袱：中国传统儒学精神是他的思想底色，佛家、道家思想也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瞿秋白深感自身未能完全脱出旧思想的窠臼，身上挥之不去的绅士气尤其让他惶惑不安。瞿秋白的处境是“五四”一代知识人在新旧转换中面对的共同问题，所谓“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是他们的生动写照。这样的背景，加之现实政治与生活的机缘巧合，使得瞿秋白在爱的选择、寻找光明的冲动、锚定现实的艰难中，都宁愿以弃绝自我面对，这样的弃绝最终酿就了瞿秋白的命运；章罗生再谈胡适传记创作的特点及意义，即宣扬爱国精神，与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题材范围比前人更为扩大，对体裁和方法等作各种尝试、形式更为多样；其创作具有主体虔敬、题材庄重、守真求实、情理融通、文史兼容等方面的学术、理论意义；马泰祥通过分析王惠珍、周芬伶两位传记家的两部《龙瑛宗评传》在传主形象塑造的侧重点和策略上的差异，特别是通过研析龙瑛宗传记写作的实绩和动机，认为可以管窥台湾文化场域内对于殖民创伤的检讨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的追索之现况。
此外，周巧娥、张尚的《他为何如此脚步匆匆——路遥心理传记分析》记述路遥的童年阴影、自卑心理、“洋爱好”，以及曹转莹以许建辉的《姚雪垠传》、杨建业的《姚雪垠传》为例所展开的“心态史”传记特征的考察，也都可圈可点。
2.自传研究。黄红春认为，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和胡适的《四十自述》内含一种“透光的裂缝”书写——包括在逃学中认识自然和社会、目睹杀戮后感悟人生窥见世情、因服从和感恩发奋读书，等等。研究这种内蕴独特的书写，既可更好地理解现代作家的思想成长，也可为当下的素质教育提供启示；杨炀认为，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中对个人生命体验的展现、抒情主体如何介入历史的思索都能在《从文自传》中找到影子。王鼎钧也能破除“影响的焦虑，认识到《从文自传》的不足，以回归传统的人生姿态和对文史意识的自觉追求，完成对《从文自传》的超越”；袁曼书以庐隐、谢冰莹、陈衡哲、杨步伟、凌叔华、白薇六位中国女性作家的自传为研究对象，探讨现代女性自传的生成环境、文化空间。她试图通过对六位女性作家自传中的符号、记忆与自我意识的分析来还原现代女性自传中私人化的声音；周易以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影像自传集《对照记》为研究对象，认为作为影像自传叙事类作品的《对照记》，其实质是一场为他人而哀、为自己而哀并指向个人社会性消亡的悼亡仪式。不同于张爱玲之前的小说叙事，《对照记》的意义在于，作者站在生命终点，借由影像自传性叙事敞开自我，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自我重建的努力；王斌俊认为，《彭德怀自传》是传主在处于政治困厄的特殊背景下撰写，而在他终被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后编辑出版的，具有写作条件、写作方式、写作目的以及发表方式与过程等许多方面的特殊性，从而使这部传记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文本品质和精神理念。该传对于研究和写作中国现当代革命史具有重要的文本与史料价值，对于革命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历史叙事类著述的撰写，具有宝贵的学习参考与借鉴意义；许敏、耿强详细考察《一个女兵的自传》（谢冰莹著、崔骥英译）在20世纪40年代英美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指出该译作自1943年首次出版至1948年经历了六次印刷，第一次实现了在英美大众读者中的传播。
欧美传记与中外互鉴
（一）自传研究
关于欧美自传现象、自传作品以及作家的自传理念、书写策略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杜瑞娟在《郁达夫自传研究》（河北大学202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综论了郁达夫传记理念、状况、叙事特征以及“自传热”之后，又以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自传为例，论自传记忆书写和身份认同之关系，即一方面，身份认同通过记忆书写实现，记忆对过去进行选择性地重塑，从而实现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记忆书写体现和证明了身份认同是个动态的过程。
黄荭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分析了科莱特、波伏瓦、杜拉斯、埃尔诺四位女性作家的生平、创作、精神内核与影响，并由此阐释了个人写作、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关系。这四位法国当代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作品中都有浓墨重彩自我书写的成分，她们用文字构筑起自身的传奇，同时也见证了历史，为女性也为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画像；夏益群、余敏以冯维辛、卡拉姆津作品为例，论析卢梭《忏悔录》与18世纪俄国忏悔自传。
《现代传记研究》专设“自传与回忆录”栏目，集中推出六篇论文，即陈玲玲论日本第一部现代自传《福翁自传》、崔恩昊从《安详辞世》看波伏瓦传记中的老年观、赵文评希拉里·曼特尔的《气绝》、张俊峰论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存疑的自传性、高晓倩论上海犹太难民自传的记忆书写策略、鹿佳妮谈后记忆理论视域下的美国犹太图像回忆录。
此外，戴姚梳理和阐释20世纪美国非裔女作家自传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曹天晓讨论宗源瀚日记的自我书写并兼论近代日记的多维表达功能、张文钰解读辛格日记《在华十三个月》中多重文化身份的战争叙事，也都很有代表性。
（二）名家名作研究
2022年，对伍尔夫、朱利安·巴恩斯、恩格斯及其传记创作的研究尤其引人关注。何亦可认为，伍尔夫的传记文学理念与实践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末，以其随笔“新派传记”和传记小说《奥兰多》为代表，她将传记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之中，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可读性；另一个是30年代末，以随笔“传记文学的艺术”和传记《罗杰·弗莱传》为代表，她将小说元素引入传记创作，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只陈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传统传记写作模式，更加关注客观事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联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同时，采用小说的手法着重揭示传主的个性和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从而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新领域。
杨亚楠、梁庆标认为，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擅长文本实验知名，其实验传记《福楼拜的鹦鹉》《时间的噪音》构成了对传统传记的挑战。巴恩斯糅合虚构与现实，聚合小说与传记，使传记家与传主对话交锋，两种体裁、双重主体的互动使其创作更具灵活性和生命力，对小说与传记写作都有借鉴意义。
杨丽珍、廖卫鹏认为，学界已有成果极少关注恩格斯所写的传记。两位作者从写作缘由、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价值意蕴四个方面对恩格斯1878年版《卡尔·马克思》作了解读。
（三）以主体姿态审视欧美传记现象
贾向云认为，由于历史背景、文献资料、意识形态等局限性，西方学者所建构的马克思思想形象与理论面貌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偏差，有些传记甚至存在根本错误。以梅林、伯林和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记为核心，同时兼顾其他传记，比较这些传记学者的研究，厘清和辨析他们解读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的差别及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建构，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
梁庆标关注欧美各类反传记批评现象：传主及其亲朋抵制、毁灭传记；批评家嘲弄、消解传记；小说家颠覆传记。他认为，为进行辩护性回应，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传记具有的民主功能和进化力量，从科学、法律、伦理、学术等角度促进其良性发展。
（四）中外互鉴与互构
王成军从如何体现人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现代历史学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入手，以中西两大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为例，深入、生动地分析了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成因和特征、共性和差异、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向，以及对当下历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义。
马宏伟将《史记》与《旧约》置于史传范畴中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文本的写作背景、编纂意图、文本结构、体例调整等方面存在诸多可比性。《史记》与《旧约》在人物传记写作中还表现出对理想民族身份进行建构的意图，这一意图进而又影响到了《史记》与《旧约》的历史断限、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内涵等，使得《史记》与《旧约》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并逐渐进入集体无意识层面影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成。
陈英考论朴趾源与《史记》渊源，认为朴趾源的传记小说在讽刺手法、人物塑造、材料运用等方面从《史记》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技巧，体现了中朝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传记周边：电影、出版、教育教学及叙事医学
（一）比较学视域下的传记电影
韩旭东以平石淑子的《萧红传》、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霍建起的《萧红》为对象，在跨媒介视角下考察萧红形象的多维性与不同隐含作者的叙事视差，探究偏狭视差的性别立场和文化心理来源。他从萧红“文名”与“艳名”的辩证关系入手，纠正父权话语对女作家两性关系的本质化想象，观照萧红理想中的男性气质与其抵抗父权压迫的话语裂痕，深究其日本之行的自我超克意义及主体意识觉醒的动因，希冀还原萧红不同成长阶段的内面情感变化。
储双月认为，《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等中国传记电影倾向于树立英雄模范的纪念碑，深化崇敬型认同，并且秉持求善的标准；而同时期的美国传记电影则倾向于描绘普通人的肖像画，寻求体验型认同，并且坚持述奇的原则。通过比较，她认为，注重心像的提炼，更要展示心的趣味，挖掘心理的专长，成为当下传记电影创作制胜的法宝。
李勇认为，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以“平淡”为媒介，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叙事框架。该框架以互文为纽带，超越为诉求。就前者而言，以叙事之“淡”言对象之“淡”，对象之精神与叙事之风格相映鉴，形成互文关联；就后者来看，言平淡，意在平淡之外，也即平淡被视为实现超越的方式。超越表现在两个层面：“小超越”即叙事与所述在各自领域内的超越，如叙事以平淡化机制对常规化叙事的超越，对象在自身经验世界中通过建构“距离感”收获超越；“大超越”是文明层面的超越，叙事对时代框架的反叛如此，人物在存在与诗学之辉映中收获“克服时代性”的超越亦然。
（二）出版学视域下的传记出版
王宏波认为，出版业的大发展，特别是新媒体、新的出版传播方式与渠道的出现，为平民传记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平民百姓“小人物”的视角来书写个人与时代的历史，即“为普通人立传”成为可能。平民写作出版自传，是社会进步开放的标志。由名人而凡人，由精英而大众，是中国传记出版形态发展的基本趋势。
宋娜认为，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需以戏剧家传记内容打造和作者队伍构建为基础，以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助力产品线建设，以融合发展为抓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或许不失为新时代戏剧家传记类图书出版的有效路径。
谢妍妍、李常庆认为，西方传记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成熟庞大的出版产业。两位学者通过对西方传记出版萌芽、发轫、成熟、停滞、高潮等历史阶段的梳理，探究西方传记出版产业之所以发达的历史原因，以期对中国传记出版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三）教育学视域下的传记教育研究
陈兰村认为，传记评论是一种以传记作家、作品和传记创作思潮为评论对象的理论文章。传记教育是以传记文体为载体，以优秀人物经历为榜样而向公众和学生进行的社会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活动。传记评论应与传记教育相结合，专业传记评论可以与一般读者的读后感相结合，共同推进传记评论与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
王中华、农伟梦通过分析张伯苓、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陈寅恪五位民国时期“大先生”的人物传记，梳理总结出“大先生”的四个特质——师德、品格、治学和教学特质，继而为当前高校教育教学献策：高校应适时改进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政府应建立教师成为“大先生”的保障机制；高校教师应做好师范生的引路人；师范生应具有成为新时代“大先生”的心向与行动。
（四）叙事医学视域下的传记研究
陈雪、景坚刚通读西西的《哀悼乳房》，结合后现代心理疗法——叙事心理治疗的理念来解读疾病自传体叙事对于治愈心理创伤的重要性，以此鼓励患者阅读同样视角的疾病类故事，从而构建新的、有意义的、积极的人生价值。
桂婷认为，从甲骨卜辞到《史记》中的医事记载，是作为史传文本的官方叙事，其中《扁鹊仓公列传》主要服务于塑造医家形象，其叙事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医案的书写。
邓潇认为，医疗题材纪录片捕捉“生命至上”的影子，以医院的人生百态为外壳，以深刻的人文精神为内核，在医患场域建构纪录片话语体系，为观众讲述关于“生命”的故事，用人文关怀、社会伦理力量和情感记忆打造民族精神阵容，用影像向观众呈现生命的力量，是极具时代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艺术形式。
年谱编纂与研究
2022年，各领域年谱编纂、出版、研究依然是一大热点。年谱编纂与出版涵盖各个领域，名家与非名家并存，出现了作家、学者、历史人物、家族等各种年谱样式。其中，出版的重要作家年谱代表作有段华的《孙犁年谱》、万安飞的《陆九渊年谱》、曹汛的《林徽音先生年谱》、邱景华的《海的子民——蔡其矫年谱新编》、史鹏钊的《兀立荒原的树——红柯年谱（1962—2018）》、汪长林的《桐城派名家年谱(第四辑）》、黄乔生的《鲁迅年谱（精装版）》、朱洪的《姚鼐年谱》；重要历史人物年谱代表作有杨廷福的《玄奘年谱》、余旭阳、邹文的《雷锋年谱》、王刚的《荣禄年谱长编》；重要家族年谱代表作有姚红的《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年谱长编》。
在期刊上发表的年谱简编、长编连载、年谱评论文章或学术论文至少有170篇。
一、年谱编纂继续成为研究生的热门选题。代表作有艾冬景的《陆世仪年谱长编》、李华的《孙葆田年谱新编》、孙继萍的《吴嵩梁年谱》、张帅的《马宗荣研究——以学术年谱整理为中心》、田佳平的《杨芳灿年谱》。
二、学术期刊上也多有作家、学者年谱发表。代表作有刘明真的《迟子建文学年谱》、黄大定和郑雷的《黄芝冈年谱（1895—1922）》、李德强的《黄霖先生学术年谱》、吴新纶的《蒋述卓先生学术年谱》、江嘉楠的《赵廷玉年谱》、王婧之的《徐熊飞年谱简编》、程桂婷和纪泽慧的《吴功正学术年谱》。
三、学术论文有四篇颇有建树。谢尚发综论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现状、体例、不足，认为“它需要长期的积累、扎实的史料文献功夫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不可争一时研究高低而仓促成事，亦不可草率应付以凑成科研成果。它可以与作家全集的编纂、传记的撰写、作家作品研究同时并行，一谱成而一作家研究能透彻，一人透彻则文学史逐渐明朗，从而达成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以通史之视野成一人之专史”。
王杰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认为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为此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
陈昌强认为，年谱编纂作为步骤相对简明、操作较为容易、成果产出相对明了的学术训练，能够切实提升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年谱编纂为代表的实践教学，也与目前高校本科高年级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学习改革思路相契合，有助于高校本科师生共同体的合理构建，以及高校本科阶段课堂以外教学内涵的拓展与延伸。
段煜认为，出版家年谱是出版家生平史料的整理与呈现，可丰富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但目前所受到的重视度较低且欠学理思考。在编纂出版家年谱时，应当立足于问题意识和现存史料，从生活史、思想史、心灵史的层面入手，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
结语
2022年度传记研究成绩喜人，收获颇丰。不仅与中国历史、新时代频繁互动，也更加自觉地以主体意识审视欧美传记创作及现象；不仅经典传记家、传记原典、传记史继续得到深入研究并从中开掘出更为深层的崭新意蕴，而且传记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新领域等也得到有效拓展；不仅传记研究队伍、发表平台、学术交流得以持续向好，而且传记评论家与新时代的互动及阐释活动也有所建树。尽管如此，也仍有一些基础问题或薄弱环节，亟须改善或解决。比如，原创理论及新概念的生成、中西传记理念的互鉴互构及充分实践、传记的学科意识及体系建设、新时代传记批评理论、方法与模式建构，等等。今后的传记研究应当立足时代，打通古今，跨越中西，切实以文化自觉、主体意识和守正创新精神推进传记研究，继而努力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培育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