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便生活在一间木制屋子里，臆想中落成，屋顶不过是老枯藤交织勾结，不露风雨，那种细密是二〇〇三年妈妈在车间里偷闲给我打的莓红毛衣。枯藤上有我的梦境，悬挂，灯形，是我随时要采集的素材。别问我是谁，不过一个造梦人。我让它们悬在那里，十分安心。房间里气味甜腻来自树脂和蜻蜓，墙纸由油绿色杨树叶覆叠，那是我在故乡一条林荫道采下的。这木屋窗子都来自一九九七年我家分的老房子，后来房子卖给了年轻煤炭工人，那类旧木柩摞窗，竖格三层，窗框棕色像空咸菜玻璃瓶里的红砂糖。它斑斑驳驳掉木渣子，它老了。

房外有院，夹杂着些鸡鸭犬雏的臊味，因为那是爷爷家农村院落，上溯至曾祖，一个被迫给日本人扛过轮胎的大力士，他九十多岁还在开荒，后辈弗如是。院里自然有奶奶的兔笼，自从我来这木制房子里生活，奶奶便每天来给我送草。尧沟，一个山东村落，那儿是先祖尧和他的儿子挖沟排水的地方，“尧水又东北注巨洋”，巨人擎水，黔首庆，一张似于曾祖与祖父的面孔，水泽褪去湿泥地里，他高举双臂，一张张相似的黄脸庞，浓眉宽鼻高举双臂，在中国的土地，欢呼庆幸。奶奶随着这尧河顺舟嫁来，如今顺舟给我送香草。

她拔得太多了，我便让这漫了脚脖的绒草做地板。我在那上面走，时时挂着泪痕，一重又一重，为奶奶离去的斜成碗底状的影子，为代代黄脸庞失去的记忆。突然有一天，我的忧愁被自然之神所知，它让我的头发长出麦穗子和水晶色雨珠。作为安慰，雨露不融，颗粒分明，星星点点。自然张口道，你在为些什么牵肠挂肚。那话是平的，还是疑的，我未听出。心怀念旧让我发疯，甚至一缕头发也因攀了时间的荣耀有了古老气味不是？从此，我不能忍受剪头发，它交织缠叠。不久之后，奶奶送的香草也在我的头发上扎根蔓开，痒痒的，像奶奶拉着我的手，焦糖厚茧子给人的痒。

有天，爸爸来看我，骑着一辆大阳牌摩托车，长方形车牌是蜜色，鲁VCY170，来自山东昌乐。红色拱桥似的油箱，虎皮似的座垫，身后还有一个圆中见方漆黑储物箱，里面有我的塑料动物玩具、连环画和劣质水彩盒。爸爸戴着黑色皮护膝，绕缠得像蛇。他头发是棕黄色，卷曲，方眼镜是茶褐色，两方池塘下湿泥里蝌蚪游着，看不见眼睛。噢，那是爸爸二十四岁的样子。他忘了吗？我如今也是二十四岁，头发棕黄、软、微卷，像他。他骑着一辆崭新摩托，是他十六岁开始做工人的梦想。那晶莹发银光的摩托排气筒，一道银河，伟岸，不乏一缕儿女情长的秀色，不乏要奔赴战场才有的飒爽气，一副摩托做底莫伊谢延科的《通讯兵》，一吟“男儿何不带吴钩”的刀韧。红毛衣波浪似滚上身，他的妻给他织成，他很骄傲，胡髭颤动。

爸爸为什么不戴头盔？我问他，你忘了，小舅舅半夜喝了酒不戴头盔骑摩托，脸上留下一条疤了？他搔搔头发，努努嘴，浓眉毛翘起来，浅色眼珠里是淘气的光，那是他一贯的玩世不恭。我知道他爱美，怕头盔压了他在太阳下飘摇至金黄的头发。他那时还没想到吧，他四十岁后会秃掉半个脑袋，会因为酗酒而变得丑陋，会因为喝酒开车被吊销驾照。他那时只是美，青春，显然无所作为。

你竟然长大了。他露出一副迷人的笑，打量我，手指间纸烟在烧，耳朵上也挂着烟，嘴里浪漫吐出青青雾霭。爸爸不认识你了，你竟然长大了。他重复一遍那话。你离开家？爸爸不放心你。爸爸不懂为什么你要离开家。原来写字是要离开家的哦。他摇摇头，一只金龟子从他的颞颥处飞起，像他的思绪，绕了个圈，又飞回到他的额角。他深深看我一眼，好似一个拥抱那般透彻的一眼。

你妈妈还是倔脾气，你跟她不和，她好像比谁都想你。爸爸一边说，一边放了头盔，他一定是我上辈子的爱人，他进了屋子。她不坐摩托，你还记得？你七岁那年冬天，一家三口在冰天雪地里骑摩托赶路，在县城最热闹人最多的地儿——恒安街，太滑，翻了车，可是把你和你妈摔坏了。她爱面子，当众出了丑，领着你徒步走回家，就是不坐摩托。我只好推着摩托在你娘俩后面走，真冷啊，那天，你的冻鼻涕都粘在嘴上了。你妈妈嫌我不出息呦，可爸爸没那个本事。爸爸不是有本事的人。他很迷人地弹去烟灰，嘴唇附上去，像吸了一口带蜜水的氧气，后来我跟他学会了这姿势，但模仿得很拙劣。

在我如此臆想间，实则我走在上海的邯郸路，黄昏，车水如臆想中故乡的尧河，滴滴哼哼嗡嗡与沙沙沙哗啦啦哗啦啦，听去，只是奏不同的乐色。我一面与二十四岁的父亲沉默，一面彷徨穿过绿灯，脚步踉跄，脸色狼狈，提醒又覆灭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个小镇姑娘，是否小家子气，是否要被谁耻笑了去。都市往来面孔不像故乡孤山上的松树，模样与气息相似同呼吸，都市面孔让初来乍到的我，感到挫败与窒息。一样的黄脸庞不是？显然不是，已不是尧擎臂治水时的黄脸庞，荒蛮已过了，是文明气。

从豫园归来，下错了地铁站。五角场以一个甜甜圈的姿态，让我徘徊。卖菱角的人推着木车进这繁华场来，是故乡莲蓬子木车的胞弟。庆幸一番，感叹，臆想里二十四岁的父亲抽去一根喜烟，我的手指纹印中开出荷花，头发上飞出一只玻璃眼色与万物暧昧不清的蜻蜓。还要直挺挺在名为上海的都市穿行，地上地下，不是蚂蚁蜈蚣甲虫似的，而是攀上直梯手扶梯，攀上斑马线却没有斑马的身影。加快，快到小道去，离了这甜甜圈，在小叶女贞与梧桐树下面，在百日红的屑碎碎里，在木槿漫长到让人厌烦的花期。回去，还是回到真正的住处去。

第八宿舍位于国年路二七〇弄，挨近经世书局与暖艳蜂黄色做底板的复旦大学照相馆。实则第八宿舍的铁黑对门旁，隔一道片状铁栏，是继续教育学院的玻璃门。这一处是嵌在第八宿舍楼里，即东面红墙上一层开口，抬头望上去，可以看见三楼白色窗框，窗台上晾晒食堂阿姨们的网面球鞋，张艳粉或黄渍舌头。我曾经在三层窗口背对幽暗走廊抽红方印细纸烟，学父亲，一边吐气，一边看法桐，看沸腾了的鼓形云彩，看在学校食堂打工的年轻女孩将杂乱头发揉进打工男孩的肩膀，总是黑色电动摩托车承载起来，各份爱情，无声，是水一般，落落飘过去。

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住处，至于第二个在哪儿，是否会有第二个？尚未可知。但臆想里木屋坚固，实属庆幸，无需担心明天命运。自从住进这所红砖四层宿舍楼，我每日打深蓝塑料自行车棚前经过，层层叠叠铜色银色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耳里是常有那褐糙发质的分垃圾阿姨与丢垃圾人吵骂，我听不懂，本以为是上海话，后来自山西室友J纠正，其间也夹杂安徽方言。我很惊诧，说来也是，我竟不知——为何铁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必然要么说普通话，要么说上海话，怎会还有其他语言呢——当然有，这个住有三分之二打工族的第八宿舍，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异乡人，老人、青年、中年妇女、十几岁扶贫政策而来的云南女孩和男孩，无论何种奇异面孔带着何种奇异方言，都有。

我们走那铁黑栏杆大对门旁的小门，这大门只在垃圾车和私家车来才开，垃圾车来用大麻袋分类装裹时，我想那是童话世界才有的巨型麻袋，是要给妖怪所用的某种药物，垃圾卡车轰隆隆开走，开进另一个时空去了。开私家车来的人自然不多，来的时候多是为了收租。这小门只足一人进入，手持白卡一张，是身份证明。保安举枪测温，吆喝：卡呢卡呢，下次别忘了带。都是异常年轻，目测有几位大致比我年纪要小的，也有一位退休后的紫膛脸色叔叔也操这行当，相貌深邃，像影星。室友说他年轻时一定是个风流人物，好似样貌好的人都与“风流”有些血脉关系。他也时常在南苑餐厅楼下值班，值班任务是守着监控界面，一束白光斜杠打在脸上，倚躺白塑料凳子，分开大腿自在看手机。

保安都是骑摩托的，后来我发觉大概是学校发配的，因为在一辆车头前端，车灯处，有学校烙字。车是电动的，值班回来戴黑帽穿蓝色衬衣的保安们一口气骑进宿舍一层穿廊，直抵后院里充电。有几位年轻保安背双肩包，极像学生，让我惊疑是否是学生打工。我去过一次那后院，只因那位山西室友——我的好朋友J要试穿一双高跟鞋的缘故，她在上财读非全日制会计专业，如今找到新工作，为衣服发愁，去陆家嘴上班见客户，是白领风格。她不好意思在宿舍试穿，宿舍除我二人外另有三个女孩子。我没想到她竟为此事羞赧，但那不适己的鞋服予人的尴尬不仅是不美丽的问题，也涉及到眼光。文明的世界里眼光比太阳光重要。我们取了快递，打开那烤焦牛排色的鞋盒，她直呼“驴蹄子，驴蹄子”，我便提议去后院里穿看。

后院是排排摩托，黑色电动，节能减排。不同于臆想中父亲的坐骑，红色身体，油箱，跨世纪的气息。那是世纪末独有的排气筒，一个世纪只能有那么一种排气，那时的黄脸庞还有一丝稚气，那时黄脸庞还不会说什么“纸醉金迷”。锄头抛下了，砖块抛下了，水泥与钢筋，现代化，铲去树根的地皮根下浮生在百年后推倒金楼银楼，是另一个世纪的另一种排气。故乡也免不了的，山沟沟地旮旯也免不了的，哪儿都是都市的卵，浑如一种因地制宜的拷贝，也罢。

偶尔臆想中木制房屋与第八宿舍同遇晴天，我和J便在楼下塑料皮条绳子上晒夏季薄被和小棉褥子。那日晒被前，她退掉了那双“驴蹄”，退货上门取件的邮递员是甘肃人，疑问我是否来自甘肃，臆想中木屋里便来了位甘肃客人，憨厚脸面爱笑爱闲聊。我抬头，第八宿舍楼上四层窗外，熙熙攘攘，依次增高，飘动白衣衫，工作服黑裤或蓝裤，成结成缕蚯蚓样男人袜子，隐秘小巧的蕾丝内衣裤属于年轻女人。它们在强日光下熠熠，背景是红色砖楼沉默的呼吸，那简直是像水对光折射，折出一股清透神圣来，折进我干燥的眼睛。我像沐浴在水里呼吸，享受又动弹不得。

不少衣衫脊后，“以服务师生为荣”七个海蓝刺字，是食堂那些打工男女的工作制服，白，半高领，到上肘，瞒头套进。不知为何，每每看到那七字宣言，硬生生在喉里梗了鱼刺般读出，我便要惊心动魄。但我与这七字又无法分割，邻里邻外，总有阿姨或年轻小伙子，疲惫地穿着，亦或青春地挂在笔挺的背上。

但我还是不可避免爱上这一隅晒衣景象——即抬起脖颈，彷徨点，无力点，攒紧双眉，要发现什么，不怕脆弱敏感的肌肤被太阳灼晒，紧紧盯住铁丝绳与衣衫尾部的拍打，盯住静止日光与树影，不知谁在飘摇。手里是拧紧的老粗布草绿色床单，抖擞开，是现代并不唯美的“花影午时天”，是汗水蒸干后打工者晾晒疲乏的午时天。可惜我没有那么多被子褥子床单可以晒，不像臆想中木屋之外，在院子里，选一个北方干燥日烈的下午，将妈妈晒不完的凤尾花新婚手作棉被那样铺开，淡淡消磨，在竖起的被子里与蜻蜓捉迷藏玩。父亲骑着大阳牌摩托车来的那天，我便在被子间与蜻蜓欢呼雀跃。他静默看我，不想让我察觉。

二十四岁的父亲结婚刚满一年，爱打扑克爱喝酒，也爱女色，他有着“百年若不千场醉，碌碌营营总是空”的念头。在我眼里，他便是有些风流。电视剧爱《红楼》也不要《三国》《水浒》来看。他一点也不含蓄，不像黄脸庞，有些洋人相，眼珠一圈深看去是浅蓝。母亲一定爱他的样貌，还有他的勤快，但恨他没有进取心，自己在一干妇女里没有面子和底气。她后来把我当男孩养，养得我痛苦不堪。像杜拉斯的母亲，有时我觉得她疯了。我竟犯了十年多的臆想症，为逃避那份痛苦，直至今日，怨恨还是一层尘灰，是该拂去了，但还是彳亍着。父亲后来做了监工，跟谁都要褡裢似带着义气，也带着点玩世精明，估计是内心柔软怕被背叛。

父亲让我爬上摩托，我第一次靠在他肩上。只有在这臆想之地可以，世纪末的中国人到底是黄脸庞，容不下拥抱与亲吻，连靠上自己父亲的肩膀，都难为情。那红毛衣有母亲手上雪花膏的气味，后来这毛衣拆了线，被她做成了旧木头小凳上的毛垫子。一个时代过去了，像翻了一面瓷盘子里的鱼身，翻过覆住白刺，一个新的时代。新的肉体。我说我长大了，摩托倒不长大，只能容下两个人。他嘻嘻笑着，说你妈妈是个母夜叉，真是恨死她，等休了她，娶个小老婆来。我也嘻嘻笑，想他玩世不恭到那样老，却一辈子包容那让我疯了的母亲，衷情于她，为我母亲说话也不偏颇于我。他是真爱她。我亲了亲他脖颈上面的头发，烟味，年轻父亲的味儿，重又依靠于他的肩膀。女儿最不容易认清父亲，他只留一个父亲的形象给你。我尝试认识他，他只是看起来风流。

我又沉在梦境里，光影像皮球旋转起来，是我七岁时玩的皮卡丘，一拉一抽，一根细绳吊着旋转的玩具，徒徒花影闪过的下午，只需要一根细绳，黄脸庞的小孩子，头与头聚在一起，像治水时黄脸庞们那般团结，汗流浃背。宿舍里没有人，窗帘和白墙上只有光影，每天楼上不知谁吹着的竖笛声又响起，思想里它已是一首千禧年跨世纪的童歌了。是臆想中，我在草绒绒甜腻腻木屋里走，头发上满是小如米粒的蚱蜢、蛐蛐、紫蜻蜓和蝴蝶，麦穗一直不成熟，还没到收获之季。别急。一只金龟子在我眼前飞过，许久不见它，我忙跟着它跑，跑得气喘吁吁，跑出去，直到片一望无际的草丛——看到那辆熟悉摩托横亘：红色拱桥似的油箱，虎皮似的座垫，身后还有一个圆中见方漆黑储物箱，那里有我的塑料动物玩具、连环画和劣质水彩盒。一个人，白发，稀疏头顶，年轻时喝多了酒，有些酒精中毒的迹象，白白红着一张脸，丑陋，颤颤巍巍，还是洋人相，他也会老？是他，是爸爸。爸爸。

金龟子飞上了他的额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