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感佩于邵丽的真诚，这种真诚让“力”得以显现。在现代理性强势占据当下文学创作领地时，文学的写作更多时候是隔着一层帷幕的，通过叙事的技巧、通过圆熟稳当的结构、巧妙的修辞与隐喻，“我”（写作者）躲藏其后，间或露出一二神情或少得可怜的目光，但依旧神秘莫测。当然，我也并不赞赏那种展览自我、以经验置换毫无想象力的语词，拼凑完成的小说。但不容忽视的是，当下的小说写作中技术主义的成分越来越浓，况且我们还有种种说辞或理论，诸如经验的失效或媒体语境下小说虚构前所未有的困难，等等。于是，作家的叙事变得犹疑而复杂，写作者的经验筛选再筛选，自我退却再退却，质言之，写作者的写作更多呈现着“无我”的姿态，或将自我经验与写作文本之间作一定的剥离，作课题化处理。但邵丽不是这样，邵丽的写作显得质朴而直接，甚至有些笨拙，她毫不犹豫地将自我经验与家族秘密撕裂、敞开呈现在文本叙事中，向读者真诚地袒露，将那些和着血与泪、包含搏斗与挣扎的个人经验、家族历史、自我审视的内容以最质朴的写作技巧示于笔下。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勇气的。在文学写作的经验中，一类作家长于思考，作品表现出思维的力量与思想的深度，而另一类作家，以经验与自我为源头，在个体、经验与现象之间架设通道，但我以为，无论哪种书写，客观语境如何变化，一种写作的真诚应当是永远有效的。

《金枝》故事的引入从自己的家庭与家族的一场葬礼开始。父亲的死亡让矛盾凸显，家族内的人物一一登场，成规模体面的“我们”中站着一个臃肿粗俗的“她”，“她”是谁？“她”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悬念勾起了关于这个家族的种种。于是，在“我”的回忆中，矛盾再次现身。从“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隔阂、“我”与女儿之间的代沟过渡到优雅成功的“我”与愚态毕现的乡村妇女“她”之间的强烈对抗，以家庭为单位的内部矛盾衍化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犹如一个个细小的分枝，将故事的主架在家长里短中架设起来，最终，伴随着代的传承与繁衍，人物与叙事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一个完整家族的叙事。

但实话说来，一开始第一人称“我”周语同的喋喋不休与带有主观印象的视角让我迟迟难以进入文本，她与父亲之间的隔阂，与姐妹之间的爱恨，都带有太浓烈的主观情感，尤其是当她以审视的眼光投向父亲的另一个家庭，及同父异母的姐妹身上时，那种似乎有些居高临下的目光让我一时很难自然接受，并且上部中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切换也造成了叙述衔接上的一些困难。当小说进入中部时，一开始的那种“情感困难”得到了缓解，这种缓解是通过作家转换叙述视角与叙事立场来实现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不再是“我”的主观宣泄，不再是以“我”的视角来抨击拴妮子对“我”家庭的破坏与展示穗子的扭曲泼狠，作家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站到了拴妮子与穗子的立场上，细细地体味着她们的艰难，看见那些难捱的岁月里每一个人的不易。变化的视角带来了变化的立场，拴妮子进入城里那个家有了情感的理由，作者体味着穗子的苦难，而拴妮子形成的“破坏”也有了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与行动原由，拴妮子不再是“我”眼中那个不管不顾、没有教养的乡下娃，作者为她的行为、为穗子苦命的坚守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添上了情感的温度。而上部中那个“我”变成了被看的“他者”（周语同），与拴妮子与穗子一样获得平等的位置，而不再是专有话语权带来的强势、主导的情感宣泄。不得不说，这样一种转化为这部小说带来了生命与转机，人物的复杂多样慢慢显现。这样的设置还有一个好处，拴妮子与刘复来的婚姻、两个小家庭之间后代的竞争、崛起这些在上部中叙述从简的部分也获得了更充分、细致的补充。

总的来说，一个家族中，由于时代因素造成的两个分支，如果在上部“我”的视角下是以“对抗”的姿态展开的话，在中部通过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则得以获得情感上的平衡与和解，而在“下部”中则可以说实现了家族融合与家族历史反思。这种叙事构思，在初读上部时，在叙事视角的不断调换中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细读完，却也能发现这种设置的巧妙：一个家族的分枝、对话与合流，通过不同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在上中下三部的转换中完成了这一架构。同时，更为可贵的是，在“上部”中充满叙事偏见的“我”在“下部”中展示了自己的无力、困惑与孱弱与真诚的自我剖析与自我反省。而后辈们追溯父祖辈的故事，在代与代的传承与再叙述中又获得了更丰富更多维的呈现。由此，这种叙事的机巧，也由悬念中向读者交待了家族内部的秘密，在探索中逐渐展露真相。

家族叙事历来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范式、重要主题，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从明清文学叙事典型《红楼梦》到五四以来的《京华烟云》（林语堂）、《家》（巴金）、《金粉世家》（张恨水）、《财主的女儿们》（路翎），再到当代的《白鹿原》（陈忠实）、《古船》（张炜）等，家族故事因其特有的日常生活书写、亲情伦理内容既能呈现丰富的日常生活景观、又能在对家族审察的过程中观照民族文化、反映乡村国事的变迁，因而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创作主题。邵丽的《金枝》独特性在于，她的家族叙事注重呈现家族变迁视角下的当代进程，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尤其是家族叙事中的女性生存体验，敏感而细腻，单纯而丰富。与一众男性作家家族叙事中的史诗性追求或侧重政治、革命的讲述不同，邵丽《金枝》中的家族叙事伦理意味浓厚，于“小”中表现人性的斑驳与复杂。且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得以看到现代性进程中，家族叙事与家族文化的时代变迁轨迹——虽然宗法家族制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逐渐瓦解，但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家族观念却依旧深刻影响着当下社会。具体而言，邵丽的家族书写，是从个体出发到整个家族，最终在家族的视野下囊括诸如父亲及长辈权力的失落、家庭内部代际观念的冲突等问题，这与巴金式的以旧家族的崩毁与专制进而反思社会、反对封建专制、鼓励个体独立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瓦解的父权式、层级式组织结构的家族向松散小家庭式、观念阶层、血缘三者相糅合的家族转化过程。

这样的过程有着明显的现代性，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要为家族的叙事找到一个密码，那么“血缘伦理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称作这把钥匙。我们作为伦理本位的民族，家族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它由血缘为基础，家族内部的裂缝与那些难以启齿的真相都会自带冷光与刀锋，但却又夹杂亲情与爱意，经历过大家族分解后的血缘伦理如何衍化、新生与组合？邵丽的小说最终让我们看到家族这种带有“落后”嫌疑的组织如何在时代变化中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是一种内部竞争、潜藏污垢、分裂下蓬勃且原始的生命力。这是这部小说突出的优点。但另一层面，我依旧期待，小说的叙事结构应当更完善且圆融，因为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就如叙事语言一样，节制、准确应是二者共同的标准。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

钟媛，1990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扬子江文学评论》《长篇小说选刊》等报刊杂志发表有学术论文多篇，部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学作品偶见《诗刊》《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