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化”及其不满
摘 要
在1990年代以降的思想史视野中，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化”及其反思，镌刻着现代性历史实践的精神印痕。这一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根源于20世纪后半叶现代理论形态的激进易变性与时代感觉结构的契合，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化思想界认识自身和解释世界的迫切需求，对理论的选择意味着“人”对自我的想象。新世纪以来围绕批评“理论化”的反思，则从理论与批评的边界问题，逐步深化为对理论形态及其范式有效性的探讨，内涵着启蒙主体内在紧张与重建价值真实性的双向思想脉络。基此“理论化”的症结不单在于能否“回到文学”，也在于理论形态演进与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下而言，或许也应关注“心灵真实”对现代主体完整性的作用，从而缓解文学批评的理论焦虑。
关键词
“理论热”；批评主体；后现代主义；真实性；文学性
2007年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描述1990年代“批评在文学界的角色”时，较之于1999年的初版本流露出了更多的忧虑，“批评的理论化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征象。传统的作家、文本批评自然还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批评成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再是作品的评价上，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即在文本阐释基础上的理论‘创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类似的担忧在近二十年文学批评领域不绝于耳，“理论化”连同围绕“理论化”的反思，构成了显在的学术现象。
目前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现象文本的形式特征、文化语境或价值判断。而若从当代思想史视野来看，文学批评“理论化”与批评家的理论焦虑，实则共同存在于世纪之交的现代性论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相似的经验。本文尝试立足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交叉地带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思考，问题意识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第一，“理论化”发生的精神根源；第二，“理论化”反思的思想向度；第三，在此基础上追问，笼统提出“回到文学”能否有效抵达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症结。
一 “理论”与时代的精神肖像
将文学批评“理论化”现象与当代思想史互为关联并非偶发联想，“理论化”之所以发生于1980、1990年代转型之间，与当代文化思想界被抛诸现代性经验，所产生的自我冲突密切相关。在理论译介复兴、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学批评革新等客观因素之外，还应注意到“理论”与“人”的互为选择乃至互相纠缠。对此便不能笼统地询问“理论化”的后果，而是应该思索“理论”何为，因何能催动彼时热烈的追寻。
若从词源学和哲学的角度考释，“理论”原本是一种使纯粹万物被看见的根源性存在。《说文解字》注释“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文”是我们可见的物序，“理”则是生成物序不可见的存在，一物有一物之理，“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中庸》）而“玉”是“石之美”，所以在古代思想中“理”又是“善”和“真”存在之道。在古希腊“Theoria”（理论）是动词“观看”的名词形式，这种“观看”不在于享受型的消极观赏，而是主动的、及物的、好奇的、惊异的沉思，同样揭示“真”与“善”。当然，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相异的形态，1990年代文学批评“理论化”中的“理论”，绝大部分情况下特指20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主要由拉康、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德勒兹等法国思想家的观念所构成。这些观念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与经典理论体系和社会思潮碰撞，引发晚近几十年思想场域的震荡。
这时期的理论分享了什么共有的特征呢？笼统来看，它们的承续应被纳入欧洲启蒙主义之后的现代理论传统，它们所体验、应对和解释的是现代主体的形成和价值。19世纪末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后，形而上学与人本主义交织，后者一度压抑前者，及至20世纪下半叶，真理、主体、权力等在认识论中被理解为叙事形式，成为随时可以被解释、质疑、推翻的“关系”形态。福柯对康德启蒙论述的阐释，或可被视为这时期理论形态整体特征的生动写照。我们都知道，康德的启蒙观念内在于批判理论之中，他呼吁“人”要勇敢运用理性，走出自身造就的蒙昧状态，“敢于认知！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康德《什么是启蒙？》）福柯深以为然，但如果说康德的批判传统在于承认并完成“认识”的界限，那么福柯的启蒙意志则体现为不断打破界限的实践性批判。（福柯《什么是批判？》）由此我们自己成为批判的本体，对我之为“我”的思考，意味着历史地分析型塑自我的诸种界限，同时不断直面超越这些界限的考验，这是“一种态度，一种习性，一种哲学生活……”（福柯《什么是启蒙？》）
可以说，启蒙主义传统滋生出启蒙主体的叛逆，现代性经验分裂出后现代性，黑格尔所建起的现代理论内在目的性被深刻怀疑，思想家们批判现行的思想基础，警觉于单一的主体叙述，拆解界限、不断反思、自我批判，实现了“人”的再次解放与敞开。不过后现代性理论体系也逐渐演进出危险的激进易变性特征，理论形态的激进化注定理论谱系的有丝分裂，永无休止的理论繁衍表征着一种悬置、封闭、亢奋的精神状态。自柏拉图发轫的理性主义传统越发无力防御驱逐他者、自我内循环所导致的虚无体验，理论图景中的“人”不停徘徊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现代社会中不断被历史、权力、伦理、文化所撕扯的个体肖像。对此有学者颇为幽怨地戏言，“仅仅是因为某些思想家，比如德里达或福柯，选择在一个关键时刻将形而上学注入理论，作为强化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方法，我们才走到了如今的地步。”也有学者直言，“从根本上看，理论过剩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命运，它与现代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与绝对他者在现代思想活动中的隐匿和缺席有关。”
这一理论体系在文学批评中主要体现为两种方法，一是“哲学-文学”，即在哲学转向中重新理解“文学”本体，并以文学形式进行元理论的阐释，较有代表性的如罗兰·巴特与后学（如克里斯蒂娃等）对“文本”（text）观念的重新认识；二是“文化-文学”，即以文学为文化文本，以文化理论的方法重新解读作品，后者可以被视为前者的工具化演变。相较于文学理论漫长的经典传统，文化理论的思想构成驳杂兼容，它最初作为一整套省察资本主义的话语结构出现，具有天然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批判性，其后又在后现代性思想资源的影响下更新了话语结构，始而蔚为大观。语言、镜像、欲望、性别、身体、族群等关键词重新构成阐述框架，它不再致力于描画总体性世界的实线，而是将其理解为身份的认同方式，再现（表征）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策略等。文化理论的社会实践性和方法实操性，极大撞击了文学理论的认知边界，以至于文学理论研究者对“理论”的认识也趋向于工具属性，乔纳森·卡勒说，“文学研究过去的理论化程度不高。”而彼得·巴里在那本畅销的通识性著作《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中，干脆开宗明义将此前文学批评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皆称之为理论之前。
那么，这些理论为何会引发当代文学批评的广泛兴趣呢？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所形成的理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彼时社会的感觉结构。当上述理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被当代文化思想界发现时，面对的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剧场，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逐渐分立，一切都在权威的缝隙中重组。“现实”对于人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想象，“历史和未来又一次地只剩下了虚无缥缈的捕风捉影，只能以估算、赋有灵感的猜测和出自局部现象的短期结论来描述，很容易被太多未知和显然不可知的因素推翻。”人们似乎被深深网罗在易变的情感之中，陷入客观的悲痛欲绝里，被迫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只能在解读对方的“意见”中达成。此时，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则成为一体，试图洞悉某种普遍看法所包涵的重要假定，同时又打算将其拆解加以质询，试探着如果不是这样“假定”又会怎样。另一方面，“每一种理论都充当着占卜杖以应对某种历史需要。”也正因如此，人们能反过来根据历史的迫切需要，反复利用这种在指涉意义上无法穷尽的思想资源。事实上，许多成长于90年代的学者都曾在自己的学术记忆里，回顾青春求学岁月与这些“理论”相遇时的兴奋和震惊，而在谙熟理论体系的青年文学批评家笔下，理论更多时候诉诸于自我的生成，“人”与理论共在的情感特征显得异常强烈。
不过有些无奈的是，理论形态的易变性使得批评家们越是以严肃的态度接纳理论，便越认同理论所绘制的主体镜像；越是寄望于在理论和现实的叠影处寻觅自我，便越无法为自洽的解释画上句号。在彼时的批评文本中，常常会发现批评主体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一时在“新批评”中体会作品细读的方法，下一时就可能用德里达解构“作品”；一会儿认可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与性欲之间的关联，一会儿又信赖拉康对欲望主体之“言在”的结构主义认知；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方法的同时，也赞叹罗兰·巴特对文本确定性的放逐；言必称福柯的自我技术，又觉得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有道理……所有的解释似乎都只能提供短暂的思想慰藉，这种矛盾重重的个体思想状态和心路历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当代知识界的共有情态。由是，彼时斑驳陆离、旋生即灭的体验，让知识界迫切需要理论框架认识自身、解释日趋多样与分裂的世界，文学批评与晚近现代理论体系的相遇，必然演绎出心照不宣的互为言说，理论的旅行不仅绘制出专业领域的知识地图，更是印刻出文化思想界置身于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何文学批评会出现“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同时又在理论过“热”中呈现出言说的匮乏。
二 “分歧”与“真实性”：“理论化”反思的双重思想向度
如果说文学批评“理论化”现象呈现出现代性历史实践的心灵状态，那么关于“理论化”的反思和争鸣，同样也可以在这一思想史线索中进行观察。近二十年围绕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建设，在文艺学专业与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发生过两次较为集中的讨论，一是世纪之交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二是近年“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提出和回应，主要关涉两个层面的问题性，一是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边界问题；二是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和理论体系的范式有效性问题。学院派的学理争鸣向来不仅面向书窗内的世界，更是有着应对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文化实践品格，对“边界”的焦虑延续了1990年代启蒙主体分化所带来的问题意识，而对理论本身的质疑则指向了事实与价值真实性的重建，此二者勾勒出新世纪以来现代性经验的波动和嬗变。
1990年代里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将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残片化，批评家们对文化理论“越界”的不满，被归纳为“（文学）文本成为阐释有关阶级、民族、性别问题的材料”导致“批评的缺席”，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反思性的话语结构内部，1990年代以来启蒙主体分化的焦灼始终在场，体现为两个维度的问题指向，一是文学批评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与文化政治的关系。对于前者来说，文化理论的后现代性形态，意味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景观的批判性承认，而其所引发的忧虑则内在于世俗化思潮与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精神冲突。这一“冲突”曾在1990年代体现为“人文精神大讨论”“抵抗投降”“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思潮”等一系列价值争鸣，其所引发的精神症候至今仍未能得到有效缓解，“……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其充分的社会批判精神，一些人选择了与主流文化的合流，乃至推波助澜；一些人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规避与现实的对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主体自信匮乏的表征，也是文化资源匮乏的结果。”而也正如那些严肃的重申，“我们的启蒙遇到的一只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给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危机，它消解的正是启蒙主义关键的核心词：自由、反思、批判的‘主体性原则’，由此而产生的‘后现代话语’将启蒙现代性带入了一个分裂和异化的语境之中。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建构之中，倘若我们不能厘清这些问题的本质特征，我们就无法面对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启蒙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现象。”
对于后者而言，这种不满则意味着全球化经济政治格局变迁中，对文学批评“复魅”的不安。文化研究之所以兴起于1990年代，除了上述文化思想界精神维度的根源性需求外，还有着不可或缺、互为伴生的客观条件，即市民社会的兴盛，以及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到来。世纪之交关于“市民社会”的热议，“不能简单地视为传统市民社会话语的复兴”，争鸣的意图在于探索社会与国家的空间想象中“个人”的文化形态。而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即指在生活方式决策中渗透的微观政治性。吉登斯曾试图在与“解放的政治”对比中概括出生活政治的表现形式，包括“源自选择自由和生成性权力（即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的政治决策”；“形成一种在全球背景下能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在后传统秩序以及在存在性问题的背景下形成有关‘我们应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等。这种“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性，极大程度参与了1990年代至今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文化理论所适应的正是这种变动格局中的新态势，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对公众生活的渗透和影响。而当文化理论所提供的解释策略成为文学批评的实操利器，无疑构成对1980年代文化新启蒙思潮中文学“祛魅”意识的商讨。于是，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的边界问题不仅在于“批评的缺席”，更意味着“纯文学”的边界或放逐，文学批评该如何接纳身份、再现、权力等话语政治，如何认识与之相关的现代性再叙事等，成为启蒙主体内在分歧的外化。
如果说有关文学批评理论边界的讨论，更多聚焦于文化理论解释文学是否合适，那么近年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反思，则指向了具体历史语境下对理论范式是否有效的思索，在学界数次集中的思想碰撞之后，重建真实性的思想向度得以浮现。真实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不过在现代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真实性伦理逐渐面临被分解与庸俗化的现状。在此，重建真实性一方面诉诸于理论范式的“事实-真实”维度，体现为技术层面建立文学批评的坐标系；另一方面，在更深层上致力于“价值-真实”的修复，体现出重塑主体的理论期待。“事实-真实”的批评坐标系以作者和作品为原点，“作者或者说文本的书写者都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有’，在文本生成及后来的阐释中‘在场’，无论你喜不喜欢，其客观影响和作用永远都是‘在’的。”“作者的意图构造了文本，决定着文本的质量与价值，影响他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而“阐释必须从作品出发，牢牢立足于作品来进行分析和判断。无论作家创作还是文学史定位，都必须立足于具体作品，从中寻找阐释的路径。作品（不是文本）隐含了作者的审美意图，同时又以开放性姿态延伸到各种非文学领域。”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坐标系被放置于社会历史范畴之中得以成立，“批评家在作品解读之前，应了解作品发表时的周边环境，如时代气候、文坛潮流、社会转型矛盾，尤其是作家选择这个题材的原因、塑造人物时的人生处境和思想情绪等，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以主观评判”。而即便是“主观评判”，“每一个解释者的思想文化结构形成了个人的阅读期待。解释者阐释之前的‘成见’是社会历史赋予的”。其中也包括主体生命所抵达的历史经验现场，“我们经过诗的生命经验和领悟的处理，就能真正返回和抵达到历史……‘将历史经验化’，就是它的生命处境的了解”。
所谓“价值-真实”则关乎文学批评主体在理论范式中能否形成自我确定性。一方面，“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等，意味着文学阐释的多样性并不等于永无止境地寻找意义，在厌倦了失去所指的能指肆无忌惮左右奔突之后，他者归来，为人本主义思想行至极端处的消极化“绝对我思”松绑，“事实”再度成为批评主体的精神皈依。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共同体经验内部的主体性激荡。“价值-真实”最终落实在公共理性的探讨，与世纪之交学术界“公共领域”概念的流行形成显性的思想线索。1960年代初青年哈贝马斯梳理出公共理性在18世纪欧洲文艺团体中的诞生过程，以及从“理性的”（reasoning）滑向“消费性的”（consuming）公共领域危机，意在延续德国哲学的启蒙传统，这在当时是一次颇具情感态度的知识生产。尽管日后他再三说明，作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应“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但并未妨碍这一概念成为学术界对世纪之交社会文化空间的解释逻辑。而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公共理性的形成侧重于主体间性的交往模式，那么在共同体经验视域中，公共理性则更重视达成主体之间的共识，“要去除障碍与隔阂，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他人听，与他人对话和交流，与他人就某个问题、某个现象或某一段历史进行平等协商，分享各自的观点，以求得和增进彼此间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对公共理性的探讨同样内在于“事实-真实”的社会历史范畴之中，“公共、理性、有效边界，这些概念始终必须根据历史语境提取真实的涵义”。“公共理性有不同的层次与范围，不同时间或时代的公共理性都存在区别……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共同体）的公共理性做进一步分分析”。而公共理性作为文学阐释的基础，则意味着进一步质询文学批评应如何面对当下日渐分裂的现实世界。
三 “人”的境况、“回到文学”与“理论”的焦虑
对文学批评“理论化”的不满，无论来源于何种思想向度，最终解决方案的核心毫无例外都包括“回到文学”，不过如果上述思想史视野内的论述成立，那么“回到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启蒙主体的内在紧张，或在何种角度中能通向真实性的重建，就构成了必然要思考的问题。在此首先面对的是，每当人们谈及“回到文学”时究竟指向何处。
欧美学界在文学与理论之间的探讨可谓旷日持久。20世纪“文学性”理论的形成和演变，不仅是文学理论的知识性递嬗，也体现出现代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结构特征。简言之，最初俄国“布拉格学派”将索绪尔语言学引入文学研究，提出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意在逃离单一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对文学本体的遮蔽；大半个世纪后，后现代性理论体系重提“文学性”，则意在迎接文学的“非文学”式漫漶，“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对“文学”的描述，透露出晚近理论对传统文学观的敌意，“Literature与literary 在最近几年里，虽然被普遍使用（沿用18世纪后的意涵），然而它们一直持续不断遭受到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作品（work）就其本身文字而言，不具充分的自主性，它是由‘外部’的（与文学同类的）意涵来决定”。
1970-1980年代是美国学界的“理论鼎盛”时期，而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又进入了对理论的反省时期。1986年保罗·德曼出版旗帜鲜明的《抵制理论》，在其前后分别有米切尔和卡维纳所编撰的《反抗理论》（1985）、《理论的限度》（1986），1990年代之后对理论的集中反思则形成了与此前“理论热”不相上下的局面，“现在甚至还带上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但以“回到文学”为标尺所进行的抵抗，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学的边缘处境，曾以“西方正典”对抗“理论派”的布鲁姆，在提出文学的“憎恨学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后直接宣称：“我们已经战败。”（“We Have Lost the War”，Newsweek，1994）而伊格尔顿在批判性梳理1960年代以来的理论线索时，对“理论之后”（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2004）学院派文学批评“自我确认、自我延续”的现状表示失望。卡勒则试图证明20世纪的理论形态也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学的明显失势只是一个幻觉……文学性的各种版本在所有种类的话语中都起着作用”，似乎在抚慰文学理论的创伤体验。
当代文学批评“回到文学”的倡导，在此基础上涵义更为丰富。从根源上来说，“回到文学”中的“文学”是一个属于20世纪文学史的概念，与中国古典文论对“文学”的认知并非同出一源，“在19、20世纪之交，由日本学者和欧美传教士从汉语传统中发掘出‘文学’一词以对译英语的Literature”，传统“文以载道”与外来“审美主情”的古今榫合始终存在于20世纪文学史的现代性经验之中，呈现出波澜起伏的线索。一方面文学研究领域每每谈及“文学性”时，大多默认了它是社会生活实践的象征，批评家们往往以文学为对象，交换的却是有关整个文化形态和时代命运的信息，“所谓‘文学性’并非指过程与道路，而主要是宗旨、指向和目的”。另一方面，“文学性”也不免在民族主义范畴内被反复拉扯，“中国20世纪末盛行的文学性概念弥平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知识分子认同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身份危机……它如此成功地为我们矛盾着的现实生活和分裂着的心理状态勾勒出一套完整的意义系统，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化实践活动……”对此用批评家的话来说，“以何种工具、何种知识进入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不得不首先思考的问题……对‘何种个人性’‘谁的文学性’的‘知识谱系学’追问才比非历史化的文学批评重要得多”。而在这一追问之中，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被细描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轮廓，这使得它进一步被锚定为一个当代话语事件，一种带着历史痕迹的隐喻结构，具有符号学意义上的异质性和对抗性。
由此，笼统提出“回到文学”究竟意指何处显得扑朔迷离，这一方案能否独立构成解决文学批评“理论化”现象的最终路径，尚待进一步观察。其实，文学批评是否应以文学为中心或是否需要理论，无法构成标准的问题意识。因为很显然的是，尽管后现代主义演进至激进时，也未曾真正形成彻底解构“文学”的理论模式，而我们一旦开始打算解释文学，就一定会存在于某种理论空间内。若从精神维度上看，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和“理论”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同根同源、互为并存，说到底它们都是现代性历史实践的心灵叙事。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单在于能否“回到文学”，也在于如何认识理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只要人们仍旧无力直面现代性经验内部作为主体之“人”的分解，就无法避免被现代理论形态所制造的主体碎片刺伤，从而很难在根源上缓解文学批评的理论焦虑。
但现代主体的分裂是现代性经验内在矛盾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代思想史中“人”的分解呈现出一定的时间线索。1980年代前期，“大写的人”面向历史站立，这一抵抗式现代主体的生成伴随着强烈的成就感，人们意识到把自己从盲目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意义。但不得不承认，昂扬的英雄主体无法顾及全部个体的幽微生命，太多引起时代共鸣的精神现象潜隐在文学、艺术、思潮中不断蔓延。进入90年代后，作为现代主体的“人”逐渐分化，一方面象征抽象精神的“人”，分解为世俗肉体或现实类属身份；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在理论图景中被描述为动态的关系。不过分化的主体似乎未能形成开放稳定的互动状态，反而沉湎于封闭分裂所制造的动荡、空缺、阵痛。与此同时，原本存在于书窗内的文化断层蔓延到更为广阔的人群中，“发轫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本真性’（authentic）伦理逐渐庸俗化”，促生出表演式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在互利和自发的伦理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感正统信仰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方面”，另一方面，“缓冲的自我”无法克制地滑向意义的丧失，人们被鼓励肆意寻找自己的生活，最终却陷于持续焦虑。而“最大程度的同质性”诉求，一边加剧了异质性的革新力量，一边又遮蔽了异质性的存在，“均质性和不稳定性的共同作用，使得多元主义的脆化效果达到了最大值”，现代性“内在的隐忧”（malaises of immanence）逐渐成了社会文化思潮的常态。
对于当下而言，或许应重视“心灵真实”的意义，如果说“事实-真实”和“价值-真实”在理论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寄托着重塑主体的理论期待，那么“心灵真实”则意味着重新理解现代性经验的精神起点。毕竟没有人能回到往昔的天真年代，“人”的自我批判将是永恒的，这也是现代理论最珍贵的思想资源。而如果说理论的原初在于“文理”或“观看”，那么当下的文理之道和观看方式，或许应在注入生命冲动和权力意志的同时，保持面向“事物”本身的超越性态度。当然，修缮的可能性仍在于相信“人”本身，只有“人”的心灵真实，才能让我们拥有那些被击中的真诚瞬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具备与文学传统并肩的可能性，批评主体才有能力释放文学的乌托邦力量，以此抵达“内心的完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观察范围仅限批评家们慎思笃行的“批评理论化”现象；在文学批评与当代思想史关联性中所萌生的问题意识，也只是初步的尝试，太多未竟的问题有待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而尊重文学与“人”的经验和价值，正视理论与“人”的精神状况，仍将是一切思考的前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媒介转型对新世纪小说叙事形态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CZW044。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