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余文真 ——读李凤群《月下》
余文真泯然于众人之中，余文真又凸显于众人之上。余文真泯然于众人之中，余文真就是“我们”，她的特点优点缺点，都是同属于小城女孩的。余文真又凸显于众人之上，她虽从身体出发，却以坚韧持久的挣扎实现了对旧我的精神性超越。
当我们讨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余文真长时间人生与精神的悲剧，首先始于她不能正确区分爱和欲，更基本地，是因为她混同了“看见”与“重视”。
欲望化时代的余文真虽向往灵肉一致的爱情，但她的情爱观已经在她自己所不自知的情况下欲望化和物质化了。虚荣、慕强、纵欲，被“我欲”架空的爱情理念中，她沉迷手机信息交流、酒店做爱、肉体欢愉作为内容的隐秘情爱，并以此为参照，形成对身边男性尤其是正牌男友的贬损。小说中对余文真几次酒店做爱的感受的细致摹写，显示了余文真此种以爱之名的迷失是如何达成的。沉迷于欲望化情爱，仅仅是余文真向爱欲不分迈出的第一步。随之，在分手失败之后，她不得不接受对方纯粹之爱的理论灌输而沦为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人。最深切的痛苦，源于无意间发现章东南是情场骗子、惯犯，而此时的她已经为章东南付出了数年的青春岁月。
到底什么才算爱情，古今中外多有阐释。关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巴迪欧说，爱是有绝对差异性的两个个体相遇、宣言、忠诚：“我们一同溶入这唯一主体，这爱的主体。透过我们之间的差异性，世界朝向我们展开，世界来临，世界诞生，而不再只是填满我的视线。”[1]恋人们相遇、相爱，带着自己的全世界与对方相拥，这个过程中也许有磨合与试探，有保留与考验，但必须要通过坦诚、毫无保留地敞开，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新的世界。余文真先后遇到了三个男人，但她既没有遇到过爱情，当然她自己也没有给他人提供过爱情。余文真与周雷谈婚论嫁同时与章东南的纵享性爱，带着章东南的伤害嫁给王一明，她渴望与仅共有酒店之欢的章东南建立爱情，都是她不懂爱、不会爱的表现。
渴望被看见，是余文真作为主体长久强烈的主观意图。正是这渴求，导致了她甘愿为此飞蛾扑火。余文真渴望被看见，也终于被看见，她把这被看见当作被重视而死死抓住，她为这“被重视”所鼓舞提振、所影响改变、所吸引奔赴，并最终由此假想其为灵肉一致的爱情。卞之琳《断章》中的看见与被看见，如果想象为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才子佳人的浪漫古典爱情故事，确实诸般美好。而一旦细究标题“断章”二字所蕴含的哲学意味，便无情扫除了所有想象性解读赋予的美好。漫长人生中、人类历史长河中，萍水相逢终将转瞬即逝，其价值又能存留几许？更何况捕捉来的三两画面，与客观实际之间可能隔着巨大的被折叠的真相。
从他证/他救到自证/自救
在余文真身上有个循环：最初因渴望被看见而遭遇章东南，最终因章东南的疏离而自闭枯萎渴望躲避。余文真渴望被看见，可是在女性作为客体而存在的现实世界社会关系中，一切都标好了价格。她虚荣、敏感，涉世不深，因此很容易被俘获，这条路的前面，走着被诱惑而万劫不复的德伯家的苔丝；她平凡却又常做白日梦、梦醒甚至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服毒自尽的包法利夫人艾玛尝试过这一条走不通的路；她放纵自我、也不乏自我反思解剖，这类似的心态莎菲在日记里坦诚过的。
余文真平凡、沉默、自私、怯懦、犹豫、长相平平……这样的余文真为何会遭遇章东南的呢？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恰切地认清余文真人生与心理悲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群体形成之驱动力的承认，和谐地把“我”吸收进群体性的“我们”之中。主体在儿童期就需要互动伙伴的认可鼓励、父母稳定的照料这些主体间经验，以帮助主体通过承认养成自尊、自信、自重。余文真从小因自身的不出众而在家庭、学校、社会被无视，使她感受到“被拒绝给予认可，他就需要另一种补偿性的尊重。”[2]中学城东旅游被遗忘、大学访学归来被大巴遗落，都是余文真社会化过程中的惨重失败。这些被蔑视的经验，就使个体面临着把整个人的同一性带向崩溃的威胁：“蔑视从个人身上剥夺的是一种承认……同时遭到持续毁坏的还有最基本的实践自我关系，即个人基本的自我信赖。”[3]失去自信的余文真，就会把对她的注目作为关注、看见当作重视，抓住章东南作为拯救自己从平凡、日常、琐碎、陈旧、局促、狭隘的低处提升的唯一外力，一束救命的稻草。为了获得他的认可而努力提升与改变自己，为了迎合他而献上自己。
当明白陷身骗局，屈辱感带来的愤怒与复仇的冲动，激发了余文真的斗志：“人们的主体间性的相遇的特征是一种相互的期待，他们希望在平等中彼此平等对待，因此当发生违背平等的情况时就必定会发生冲突。”[4]她如母亲那般把疯和狠当作武器进行疯狂歇斯底里的报复——她活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却对章东南产生了足够的杀伤力。在对情人、家庭、单位、甚至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都彻底放弃的极端心态下，余文真断然斩断所有与外界的沟通愿望、退缩进自己的内心。而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对之前的承认谋求的推翻、对自我的完全否定，需要由足够的他力来帮助她实施补救或者重建。这种力，仍然是承认。
一方面，是宣泄式的报复使得她恶气消除、恢复理性、独立思考，于前后对比中照见自我。先是在福禄寺人的欲望与失望下照见自己；后经偶然带孩子东城游玩，对城市发展与大众盲从心态的认识让她意识到，这是“隐约有一双眼睛帮着她一起打量发生过的一切。”[5]她开始正面使用章东南引领下养成的超越性的视角思考分析，并且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他。正是在这些时候，他证诉求被自证能力取代、他救路径安全过渡到自救。“她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她看见了时间，看见自己为了跳出一个深渊而跳进另一个深渊；她也看到了深渊底部的结构，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现在，她简直心明眼亮。”[6]进而她反思到自己的迷失、迷恋、白日梦，均源于虚荣下对于“舞台”的参与的渴望。她自审到惩治章东南是以恶对恶，既非善，也得不到解脱。终于，余文真在自我承认、自我接纳中成长了：“爱很重要，接受没有爱也很重要。比起这两者，没有恨更重要。”[7]
另一方面，余文真在儿子的成长、婆婆的无私无畏付出中，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失责，决计不要儿子深陷父母的泥淖。余文真开始接替婆婆承担对儿子的养育职责，获得婆婆的认可、关心同时也收获了一种切实感觉到的个人被其他社会成员承认的自我关系，于是在余文真和婆婆之间产生了可贵的：“‘团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主体彼此对等重视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8]在共同的对儿子的爱中：“婆婆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余文真的潜质：她将接管婆婆的操心棒，变成一个家的顶梁柱，永无休止地爱着孩子，无论给什么台面，她都能站上去操作，几乎永不缺席。”[9]经历了下沉、翻转与上升，余文真不断于回望中反思，于思考中清醒：对结果负责的不应是他人而是自己。
空间：折叠、翻转、打开
《月下》的上下卷，形成了结构与内容上的互文，实现了对余文真个人的世俗生存与精神成长向度的折叠与翻转、余文真与章东南二人各自生活空间向度的折叠与打开。
小说上卷对余文真个人的世俗生存、对她的觅爱与沉沦做了充分渲染，她几乎万劫不复。下卷中，几乎不再存有任何生活的热情与介入的意愿的空心人余文真放任自流，被生活裹卷，一泻千里。作者在此时为我们打开了“小留”和清凉寺街的空间，从而从内而外为余文真“自我”的复苏与升华带来了可能。完全地独属于余文真自己的“小留”不够体面但足够隐秘与安静，供余文真为所欲为、为所不欲为、放空自己、舔舐伤口、整憩身心。惟其有小留，一败涂地、灰头土脸的余文真才能从社会与世俗生存层面、规定的身份命运与内容形式中伸出头来透一口气，不受任何影响地看看想想自己，收留自己。在这里她逐渐面对自己：“她第一次从他人的角度看自己。难道自己就真的无辜吗？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不自知的虚荣……她容忍他人来侵犯，欢迎别人来侵犯，唯恐别人不来侵犯”。一步步深入地直面内心，让她明确：“最重要的是知道问题所在，知道目前的位置所在。”[10]而福禄寺街拆迁事件的起起伏伏及最终的落空，余文真感受着福禄寺人曾经的狂喜贪婪与目下真实不虚的痛苦，作为旁观者更超越性地看到他们痛苦的根本所在：“唯独没人去想一想究竟那么高的期望应该不应该，没有人愿意往回看，他们全被房子绑架了，他们只看想看想要的那一部分。”[11]这个角度，给了她居高临下审视自己的可能：对这段感情，对自己对待感情、对自己的命运的态度。她于是脱离了原来的余文真的壳。所以，余文真如何凸显于我们之上的呢？是沉沦之后的浴火重生，是深度折叠之后的次第打开。
当章东南的坦陈摆在余文真、也摆在读者面前，令人又惊诧、又释然。余文真意念中的理想爱人，原来只是个猎艳者。余文真理解的大地方来的大格局的把月城男人尤其是她的前后两任情感对象比下去的这个人，原来是地地道道的月城人。余文真以为的渊博潇洒钟情，其实都是舞台上的表演。原来并不是余文真的疯与狠震慑住了他，是他的经历改变了他。所有想象的都不对，但是余文真原谅了他。当折叠打开，光环落尽，他只是一个矮胖平常的中年男人。他为自己的孟浪付出了代价，他也是在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中踉跄前行，他也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注释：
[1] [法]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版，第55页。
[2]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孙逸凡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第224页
[3][8]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2版，第183-184、179页。
[4]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刘心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第168页。
[5][6][7][9][10][11] 李凤群：《月下》，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287、291、308、280-281、282页。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路翠江，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张炜研究所所长。日常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文章发表于《文艺争鸣》《东岳论丛》《齐鲁学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