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冲天塬

关山下，一条条沟，一道道梁，时而携手并肩，时而交错勾连，汹涌的队伍一样逶迤东去，挤出了略微宽展的一片小天地，那就是冲天塬。

40年前，站在老家塬边向西望去，塬上一座木塔遥远而清晰。倘若天气晴好，橘红的夕阳从塔后的关山顶上沉没，在焰火般的背景下，木塔孤零零的，流溢着曲终人散的忧伤。多少年来，我一次次呆呆地凝望，固执地认为关山背后就是埋葬了无数白昼的深渊，而冲天塬已临近天的尽头。

那些年，在山沟里砍柴、割草、放羊、收割庄稼的间隙，看飞机便是一大乐趣。拖着长尾巴的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小如针尖，悄无声息，银线一样的尾巴很快臃肿起来，变成了蓝天上一溜洁白的云彩。

一个顶多只能算作山峁的地方，却拥有响当当的名字。冲天塬，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着，掂量着，它比四周的山地高出了许多，也贫瘠了许多。我们弃车向西蜿蜒步行。向阳的山湾里温暖如春，草木仍然枯萎，却有漂亮的蝴蝶翩然飞舞，孩子们左扑右扑，倏然不见。塬下深沟里是落叶沉积的腐殖土壤，疏松而肥沃。一些倒地多年的灌木，行将腐朽，却突发奇想，生出了许多木耳。经历了干旱的冬天，木耳紧缩着，皱皱巴巴，抱紧了树枝。一簇簇高耸挺拔的漆树上，遍布人的脚印，那是割漆留下的刀痕。在山沟里，遭遇了漆树，沾染了漆液，身上会即刻生出红斑，奇痒无比，严重时通体红肿,甚至休克。有胆小者从漆树旁经过，看上一眼，或者嗅见了漆树的气味，心里隐约发怵，身上便会生出红斑。“漆木咬，瓜木烤”，山里人很少求医问药，而是砍来一种白皮的俗称“瓜木”的树枝，生火来烤，红肿就会渐渐消退。

山湾的地埂上有一种藤蔓，它会迎着炎阳抽出指头粗的枝条，迅速延伸到丈把开外，柔韧而匀称，割下来稍稍晾晒，编织盛东西的笼筐和装麦子、谷物的粮囤。入伏时节，藤蔓上的叶子小得如巴掌，大的像扇面，油绿，光滑，女人们在麦场上忙碌的间隙，结队出山，采摘下来，用冰草扎成卷，背回家，晚上在灯下一片一片用细麻绳扎紧叶柄，穿成串挂在窑门口晒干。蒸馍的时候，摘下来几片浸在水里泡软，恢复了翠绿，垫在蒸笼里当衬布。叶子的清香在蒸汽作用下浸进馒头里，不仅白、胀，而且麦子的原味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麦香更加醇厚绵长。

塬下深山密林，最可怕的是能上树的花豹和一丈开外的蟒蛇。据说有人遭遇过，但只是传闻。穿行在草高林密的山湾里，我们都小心翼翼，不是惧怕，更多的是敬畏。生命普遍始于微弱与毫末，而之所以成就了不凡，是因为它们永不停歇，永不气馁，无比坚定地拓展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就像这里的藤蔓、树木，以及曾经居住在这里辛勤劳作的村民和长在山地里的庄稼。

看山的人回家过年了，塬上塬下一片寂静肃然。在山林里穿行，如一只孤独的松鼠，枯草和树木的气息让人倍感亲切。就凭这气息，闭上眼，我也能辨别出是什么草、什么树。看到一簇灌木，我便知道它们长什么样的叶子，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实。我还知道它开的花是不是好看，结的果子是苦是酸还是甜。遇见一棵大树，我会用眼睛丈量它有多高多粗，适合扯板还是做房屋的大梁，适合做棺材还是做家具。

人，也跟草木一样，全然仰仗了一方适合自己生长的水土。一旦闭上了眼睛，冲天塬应该是最好的安息之地，当然不在塬顶上，塬下向阳的山湾里，随便选个地方都好，清静，温暖，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棺木就用叫冬瓜木的那种老杨树，这里随处可见，省事也省钱。选笔直的，没有节疤的，扯成板，平平展展，方方正正。

脚下千沟万壑，被散乱的山梁夹峙着伸向远方。站在塬边上向西望去，高耸的关山直戳天幕，很像已经扇动起来的一对翅膀，扑扇一下，白昼就被扇灭了。

枣子川

枣子川，就像一个谎言，那里并没有密不透风的枣子林，南山上乌云一样的树林和山下阵仗浩大的玉米统领了整个山川。纤柔却容光焕发的达溪河边，一条街道顺势铺展。二五八的集日，就那样雷打不动地铺排在枣子川的一年四季里。

土街上布满了石子，多少代人脚印重叠，石子便明溜溜的有了光泽，历历可数。街道西边低矮的灰瓦井房，三面土墙，一面朝东向街道敞开着，房在井上，井在房里，房很小，刚好容得下一口井，石头垒起的一溜墙壁上镶着枣木的辘轳。井绳和手掌不停地摩擦，辘轳红艳艳的，像酒足饭饱后，红头涨脸的汉子。井水严冬里冒着热气，炎夏时冰凉。井边放了一只盛满水的木桶，趴在桶边上痛饮，井水甜丝丝的，一股清冽瞬间从头顶一路贯通，凉到了脚底。

戏楼巍峨。四面檐角高翘，灰瓦上苔痕苍茫。它高耸，它壮丽，它不事张扬却锣鼓喧天，一出出金戈铁马，抑或爱恨情仇在这里上演，红火热闹像绵毡一样在戏院里、在街道上、在川道里铺展开来。戏台下，有人愤怒，有人落泪。戏台上，两边排列着一根根缸一样粗的大红木柱。类似的圆柱子直到前些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才再一次见到。

人民公社在西边。几排房子跟戏楼一样雕梁画栋。木格的窗牖，朱红的圆柱子，鲜艳的云纹图案。后排的房檐下横放着一柄长把大刀，几十年后，在县城的博物馆又见到了那柄大刀，刀重68公斤，曾经是塬上叫牛宅的村子里，一位清代武举人习武的家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它静静横卧在一对木墩上，几个人上前抓举，百般使力却纹丝不动。考古专家发现，枣子川老街道北边的台地上，存留了完整的汉代兵营遗址。如此说来，在漫长的历史烽烟里，通往关山隘口的枣子川便是守卫关中的屯兵之地。一个在历史深处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重镇，只因缺少了文字记载，就那样无声无息，籍籍无名。那片土地，那个川道里，以往的沙场鏖战与金戈铁马，完全被浩浩黄尘遮盖得严严实实了。

枣子川集市上，不但有陇县的时令水果和蔬菜，还能听到天南地北的口音，从国营农场来赶集的人，大都是河南、山东、上海、广东人，他们是操作机械种植农场庄稼的工人，吃国库粮，领固定工资，周日休假，不像村庄里的人，一生都在自觉自愿地落实着五加二和白加黑。知道二十四节气里何时下种，何时收割，却从来不知道一周七天还有个休息日。那些农场工人骑飞鸽牌自行车，穿崭新的中山装，拿钞票买我们的鸡蛋。

村庄里穿着讲究的青年人，都爱赶集，有些人集集不落，他们在枣子川的集市上会友，打听消息，熟知布匹、棉花涨了几毛几分，还是降了几毛几分。被老年人骂作街逛的青年人，率先在村庄里穿起了喇叭裤，留起了偏分头，抹上了雪花油。时尚的季风从大城市吹到了枣子川，又从枣子川吹向了四周的村落。我跟着父亲在枣子川卖过羊毛，跟着母亲卖过鸡蛋。还一个人飞奔而去，用父亲搜遍全身才凑齐的一块一毛钱买了第一本《新华字典》。

枣子川街道除了猪市、牛羊市，还有粮站、拖拉机站、百货商店和收购组，那些单位都有高高的围墙，阔气的铁大门，高大整齐的一排排青砖灰瓦房。年关，清早起来，母亲好吃好喝地将那头已经饲养了一年的肥猪精心招呼一顿，我和父亲就赶它上路了，我们走走停停，到达枣子川已是中午。可是收购组的铁大门紧锁着，只能在门前的水渠边上等待，直到下午3点，铁门才打开来，吃进猪肚子里的粮食已经以另一种形态排泄殆尽了。那个穿制服的胖老头儿张开胖手指，在猪背上拃了几拃，原本宽阔的猪脊背，经不住丈量和比对，一下子瘦削了。老头儿摇头叹气地说，尺码差不多，只是太瘦了。卖掉了肥猪这年才能过得去啊！父亲慌忙递烟，说好话，那个富态的老头儿沉思片刻说，那就验个三等吧。猪总算卖了，可是三等的价钱把我们膨胀起来的热情一巴掌拍灭了。

生活的弹性总是很大，面对太多太大的艰难，小的艰难也就不能称其为艰难了。好在简化了的日子也是日子，日子简单过，勉强过，也能过得去。简单而艰难的日子，反倒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壮实，内心更加强大。

父亲买了几斤冻成了石头的红柿子，我们爬上了一个又一个陡坡，坐在塬边的峁头上休息，枣子川就在脚下。父亲拿出了黄挎包里的最后一个角角馍，一掰两半。他摩挲着我的头说，今年运气不好，庄稼歉收，猪价太低，出手慢，年初只捉了两头猪崽，也太少了。明天把剩下的那头杀了，过年！我就不信，明年猪价一定会大涨。过完年，再赊四头猪崽，只要雨水足，收成好，多加些粮食，喂大了秋季卖掉一头供你们上学，剩下三头喂肥，留最大的过年，年底再卖掉两头，还债，扯布，买棉花，给你们里里外外都换新衣裳。

吕春文，甘肃省灵台县人，教育工作者，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飞天》《星火》《广州文艺》等刊物，出版散文集《喧嚣之上》，获崆峒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