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向得到高度评价，但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奠立的诸多范式成为了日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在1990年代出现的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重新定位“现代文学”；文学史编纂持续升温与“大文学史”成为主要书写模式；都市文学研究与市民文学研究异彩纷呈；地域文学研究乘势而上；“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与生力军被提出——都影响至今。对于学科本身的关注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度自觉的程度，1994年召开的“西安年会”就是其中的标志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此后对于学科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90年代；西安年会；守正创新

无论是从1920年代出现的最早的新文学史著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课程（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算起，还是以1950年代国家建制层面上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学术与教学科目的确立为开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迄今已经走过了跨越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历程。从学术史上看，由“晚清”到“五四”的三十年，现代中国“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初生的“新文学研究”便参与其间，同整个中国思想、学术、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偕相伴。而由学科史观之，“新文学”/“现代文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在国家的知识与教育体系中确立了重要地位，在1950-1960年代形成的教学模式、大纲方式以及集体编纂文学史（教材）的工作方式都对于此后现代文学学科的方法与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作为一门“新学科”，“现代文学”的文运也从此与新中国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对于如今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影响最为直接与深远的还是新时期学科重建过程中形成的标准与经验。因此，学界一向高度评价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当时的现代文学学人在拨乱反正、社会启蒙与价值重建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为日后的学者神往不已。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学科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关键的自我建设：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初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召开了一系列关系学科发展的会议，而其中尤为根本的是，整个学科风清气正、团结协作，在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钱谷融等）的引领和推动下，第二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范伯群、叶子铭、黄修己、刘中树等）承前启后，为学科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第三代学人（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赵园、杨义、温儒敏、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汪晖等）也登上了学术舞台，并且在此后的学科史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三代同堂”的1980年代，的确是现代文学学术传统中一道不可复制的风景。

与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相比，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199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转向常态建设的历史时期。但其实不然。1980年代的学术与思想固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间探索与尝试的意味也很明显。而且放诸整个20世纪来看，1980年代集合了诸多相当独特的历史条件，“空前”也“绝后”。具体到现代文学学科而言，1980年代的学术经验当然有不少为日后继承，但也有许多已经很难接续。“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有连续性的一面，但也有断裂性的一面。并非一切都跨越了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界限。学科史同样如此。这是在今天回望与反思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而可以与之对照的是，1990年代至今则具有相对统一的内在脉络、问题意识与实践向度，堪为思想史、学术史以至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又一个“三十年”。在这一意义上，1990年代是一个“起源”时段。所谓“常态建设”，绝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历史化与问题化地看待。1990年代奠立的诸多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了学科发展的主流。三十年过后，现在完全可以对此加以总结与展望。“鉴往”以“知来”，“守正”而“创新”。

一 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

在既有的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史或者学科史著作中，“1990年代”通常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阶段，而只是“新时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1980年代的延伸。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1980年代的学科重建在事实上重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观念、制度、组织媒介与人事力量等诸多方面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力与辐射性不容低估。特别是在价值观念与人事关系的层面上，1990年代的确延续了1980年代的积累。在学科重建中提出的“文学现代化”仍旧是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只是在表达中为更具时代色彩的“（文学）现代性”所取代。学科第一代学人中的主要代表尽管陆续谢幕，但在1980年代发挥中坚作用的第二、三代学人在1990年代还继续担当主力，绝大部分都有更加成熟的表现，他们的成就也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实绩”。所有这些，都在提示两个时段在学科史上的先后关联。

不过，两个时段的不同也显而易见。在著名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主编查建英以对举的方式开列了两个时段的“常见词”。1980年代的是激情、贫乏、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肤浅、疯狂、历史、文化、天真、简单、启蒙、真理、思想、常识、使命感、集体、社会主义、人文、饥渴、友情、争论、知青与迟到的青春等；而1990年代的则是现实、利益、金钱、市场、信息、世故、时尚、个人、权力、体制、调整、精明、焦虑、商业、喧嚣、大众、资本主义、书斋、学术、经济、边缘、失落、接轨、国际与多元等。对于两个时段的高下，可以见仁见智。但从查建英采集的“常用词”中，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时代氛围无疑十分鲜明。具体到社会文化层面，1980年代以启蒙为主导，政治、经济、思想与社会生活互相联动，有机统一于“改革”之中；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与民族主义崛起，由此带动了市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强势复兴，对于启蒙文化形成冲击，“改革”的路径发生调整，后果逐渐浮现，整个社会也开始分化，1980年代取得的共识很多不复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曾经是1980年代改革浪潮的前驱与先锋，当置身1990年代时自然承受了所有变化，但不变的是依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于时代做出承担与回应。于是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的重要思想事件中——从前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到后期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争——都有现代文学学者活跃的身影。“五四”与鲁迅也不断成为被关注的话题，无论持有何种态度，它们始终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以往对于1990年代思想学术的评价，几乎天然都以1980年代作为参照。最为知名的说法莫过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一观察极其敏锐，其中蕴含的批评意味也不言自明。王元化认为“思想”与“学问”不宜二分。针对李说，他倡导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此说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更多认同。不过，“寓思想于学术”与“寄学术于思想”到底不能完全等同，而是必有侧重。至于侧重何者，不同个体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在一定时段内何者成为主流，则有赖时代因素的成全与制约。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在1990年代被提出并且引起争议，本身就说明了“思想”与“学术”的张力此时已经充分凸显，并且为每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学科与学人所感知。而在此背后便是“世殊时异”。对于时代一向敏感的现代文学学科，当然概莫能外。学科中以思想学术安身立命的学人都需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与学术生态中重新定位自我以及自己的探索道路。

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思想”就是“学术”，“学术”就是“思想”。这一时期对于“实事求是”标准的重建，对于“文学现代化”的追寻，对于“五四”立场的回归，新的文学史观（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以及“回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研究的突破，都是典型例证，昌明学思，激荡风云。“思想”与“学术”融为一体，自是有利有弊。利不必说，现代文学研究成为1980年代的“显学”就直接得益于此。弊则是太过贴近时代潮流，有时立场先行，“以论代史”的风格显著，大气与生机有余，沉潜与积淀不足，甚至有失浮泛与粗疏。不过对于学科中人而言，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也大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贡献了一批十分坚实的著作（比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赵园的《论小说十家》与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亦开风气亦为师。而1980-1990年代之交的风云突变，一方面打断了1980年代的历史与思想学术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学科做出调整提供了契机。于是便有了1990年代的转向。这不仅是外力中断的结果，也有其自我扬弃的逻辑。

进入1990年代，学院学术逐渐成为了当代学术的主体，在学术与政治、学院与民间的双重参照中，“学术”的位置日益清晰，学者的职业责任与社会身份也日益明确。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对于“学术史”的关注，以及对于“学人角色”的自觉，都是这一时期学界的核心议题，其内在追求便是建立“学术”的主体性。而内涵的确立与外延的勘定互为表里，由此关涉的自然是对于学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的全面调整。聚焦于“学术”，并非意味着放弃“思想”，放弃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动，而是致力建构一种不同于1980年代的存在形态与作用方式。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这当然不全是学界的主动选择；但如果从对于1980年代思想学术的“内部反思”的角度来说，走向学术史上的“1990年代”也有其必然。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曾经与时代关系特别紧密，并且以观察、参与乃至引领、推动时代进程为己任的学科，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格外强烈。不过，经过学科同人的彷徨、挣扎与探索，到了1994年前后，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西安年会”的召开为标志，时代驱驰下的学科转型初步完成。整个学科很快调整步伐，在1990年代开辟了若干影响至今的论题与论域，成为了晚近这一“三十年”的思想学术“起源”。因此，对于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很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对象与学术对象加以考察。

二 从学科重建到学科重构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从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前身——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创立发端，到了1994年，正好十五年。是故，该年在西安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决定以“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为主题，其继往开来的意味十分明显。这是一次学会精心组织、学者热情参与的学术盛会。大会报告的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分工之细、协作之齐，在学科史上罕见其匹。当时尚属季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次年以两个整期的篇幅集中发表了28篇大会报告。时任会长严家炎与副会长樊骏是第二代现代文学学人中最为重要的两位代表，也是1990年代学科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们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主题报告。在严、樊二位的总领下，大会对于十五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各个具体论题与论域中的进展、成就与不足进行了系统总结，相应的报告人都是这一话题与领域的权威专家。例如，吴福辉负责《十五年来的现代小说研究》，孙玉石负责《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田本相与朱栋霖等人负责“话剧研究”的梳理，黄修己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刘增杰负责《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述评》，黄曼君负责《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回顾》，乐黛云等人负责《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范伯群负责《通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远东与朱晓进负责鲁迅研究的整理，魏建负责郭沫若研究，叶子铭与丁帆负责茅盾研究，陈思和负责巴金研究，吴小美等人负责老舍研究，凌宇负责沈从文研究，陆耀东负责艾青研究，董大中负责赵树理研究……在各个专项的“回顾与瞻望”以外，时任学会秘书长钱理群还作了《学会十五年工作的回顾》的报告。

通过胪列“西安年会”的部分报告与报告人，可见皆为一时之选。而如果对于学科史多有了解的话，还能发现诸多报告人都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举其要者，譬如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95）、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1999）、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以及刘增杰关于现代文学思潮的系列研究，等等。这大概不是巧合。对于学科史的系统清理，可以更加明确自家研究的“来路”与“去向”，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1990年代覆盖整个学界的“学术史转向”，就是一次“眼前无路想回头”式的努力。而结果当然是为学人也为学科找到了可能的进路。“西安年会”之后各位报告人完成的力作，都是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成果。而此次大会的学术影响还不止于此。

如今关于现代文学学科的若干耳熟能详的论述，其实也都出自“西安年会”。严家炎在《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指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最为主要的成绩是“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成为具有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的独立的学科”。而重中之重是提出了“文学现代化”这一文学与学术标准，这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立科之基。严家炎认为，“文学现代化”比任何附加于“现代文学”的意义还要更加丰富，“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诸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循此也就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下功夫研究现代文学本身，还要把目光扩展到它的前身和它的后身，上溯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下追50年代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要从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来考察中国文学的演变”。严家炎的这一判断既是对于“新时期”十五年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提炼，更为1990年代的学科建设打开了生路与大路。此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藉此展开。严家炎对于学科本体、底线与前景的论断，深刻影响了晚近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在这三十年间，学科不断遭遇各种考验与挑战，严家炎在“西安年会”上的主题报告始终都是提供定力的基石与台柱。也无怪乎他本人被誉为学科的“定海神针”。

严家炎在报告中提出经过“新时期”十五年的发展，现代文学学科“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樊骏的主题报告就此作了更为“全面的回顾与前瞻”。而在此基础上写出的长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在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史上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反映了1990年代学科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于今天也不乏指导意义。樊骏不仅从多个方面具体论证论学科的成熟，还呼应严家炎的观点，提出未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有三项“重大任务”，即“需要建立自觉的文学史观”、“普遍加强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以及“需要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重新考虑学科的名称、归属、范围与界定等问题”。在樊骏看来，“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重新建构学科的性质”，“关系全局”。可见樊骏已经意识到对于现代文学学科而言，一个新的学术时段已经到来，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做好准备。在他提出的三项“重大任务”中，第一是对于“文学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使命的申明，第二是对于1990年代学科学术化的时代要求的回应，第三则同样与1990年代有关。无论是严家炎主张在兼及“前身”与“后身”的整体视野中研究现代文学，还是樊骏认为必须“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重构现代文学学科，这都是在1990年代反思激进浪潮与传统文化正名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适时调整，当然在学理层面上也都有其依据。这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移步换形”，而非“改弦更张”。樊骏追求的是整个学科在坚守自家传统的前提下继续与时代同行。其力学深思与殚精竭虑，由是可见一斑。日后他被称为“学科魂”，可谓实至名归。

樊骏提及的“学科重构”准确概括了现代文学学科在1990年代的使命。如果说1980年代学科的核心任务是“重建”的话，那么“重构”则是1990年代甚至迄今学科发展的不二主线。所谓“重构”，源于现代文学学科与时代同行的根本特征。与时代同行，不是指追赶时风，而是对于时代保有关注的态度、批判的眼光、建设的立场与忧患的精神。这是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学人积累的最为宝贵的经验，也是作为学科对象的“现代文学”本身的特点。与时代同行的现代文学催生与促成了与同代同行的现代文学研究。而之所以强调这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根本特征，还在于现代文学研究不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或者致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是将自身价值建立在学术品质与独立品格的基础上。历史上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既是现代文学学科的优势，也可能成为陷阱。这是在“学科重构”时需要尤其保持清醒的地方。

与时代同行的特征只有建立在学科具有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同样，如果现代文学研究在努力学术化的过程中忽略了需要与时代同行，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而这样的认识正是形成于1990年代，特别是在严家炎与樊骏等人这一时期的学科论述中。对于学科的如是定位本身就是从“学科重启”到“学科重构”的一大关键。包括“西安年会”在内的一系列发生在1990年代的学术事件与实践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资源。此后，王富仁继续发挥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命题，陈平原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便都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

三 新论题与新论域

1994年的“西安年会”能够成为学科史上的标志事件，固然与学会的认真筹备密不可分，但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学人普遍对于学科发展抱有责任心与使命感。对于“新时期”十五年的“回顾与瞻望”不仅指向过去，更指向现实与未来。钱理群在汇集了年会报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后记中说：“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成熟’也有可能（不是必然，更不是已经）孕育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已经形成的研究观点、思路、模式（这都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有待进一步消化与深化），不是将其作为新的研究的起点，在其基础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而是将其凝固化，作僵硬机械的理解，那就会反过来桎梏学术发展的新机。一个学科越是成熟，就越要重视与强调研究中的创造性。瞻望未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今后学科发展将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与多元化，这是有道理的。”钱理群的这一段话道出了1990年代学科建设的共识，即自觉追求个性与多元的创造性研究。这一方面自然是学术发展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与时代同行的必然反应。所以，一些新论题与新论域便在1990年代展开，并且影响至今。

黄子平在1980年代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写作的小引中说：“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不是我们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我们。我们被纠缠上了，命中注定地，要与它撕掳不开。”这提示了论题与学人、学科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对于敏感于时代的学人而言，捕捉到的选题正是时代的课题；而对于敏锐于时代的学科来说，一个时段中的“新论题”即是其以学术方式对于时代做出的回应。思想史家张灏在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转型时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即“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思想论域”是指“环绕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场域。在现代中国时段，比如“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形式”、“革命与改革的途径”与“新时代的人格典型”等。论域中可能充满交锋，也可能达成交响。超越各方的具体观点，论域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意识所系与精神取向。是故，“新论域”的出现也就同样是把握一个学术时段时值得关注的对象。从论题与论域的角度进入学术史，目的不是“考镜源流”，而是彰显问题与揭示趋势。正如在19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其中关于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观点此前并非绝对无人提及，但却是到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发表才真正成为统摄全局的学术议题与时代话题，进而成为学科史上“新的研究的起点”。在1990年代作为“新论题”与“新论域”的诸种课题与思想论域同样如此。其间的若干观点在技术层面上也许都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但它们之所以在1990年代成为“问题”与“趋势”，并且引起整个学科或悄然或猛烈的变动，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从这一标准出发，这一时期至少有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晚近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未来大概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一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重新定位“现代文学”。“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核心辩题。由于启蒙主义在其时具有绝对优势，“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似乎无需多言。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问题逐渐复杂，一切不再“不证自明”。先是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一个世纪的激进浪潮做出了有效反思，继而“国学热”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兴起，传统文化复兴成为了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对于“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造成有力冲击。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五四”与鲁迅仍旧作为大纛，但在更大范围内，两者却不断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现代”与“传统”攻守易位。直到今天，论证学科合法性都是现代文学研究最为紧要的问题之一。除去论辩，更为重要的是化被动为主动，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从更大的视野中论述“现代文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价值。1990年代以来学科的诸多探索，便都是尝试回答这一问题。钱理群与吴晓东参与编写包容古今的《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1995），并且撰写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阐述“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与“回归”；樊骏参与主编了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通史》（1997）；王富仁发表《“新国学”论纲》（2005），希望以现代精神重构从先秦诸子到鲁迅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壮志未酬，但却留下了启示。

二是大量文学史著的出现与“大文学史”成为主流范式。如严家炎所言，“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成为具有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的独立的学科”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轴，那么编写以“文学本身”为对象的现代文学史也就成为了学科的核心任务。根据统计，在1980年代有大约119部现代文学史问世，19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169部，2000年以后还继续攀升。不过毋庸讳言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学术原创性不足的教材。而出现如此“盛况”，主要得力于国家教材管理制度的放开、市场经济的刺激，以及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1990年代后期的教育产业化改革与高校扩招更是直接拉动了教材需求。但对于这一现象也许不宜评价过低。茅盾看待初期“新文学”的眼光仍旧适用，“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当然泥沙俱下，但“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付好身手”，此后“顿然有声有色”。在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浪潮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钱理群、温儒敏与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此书最早在1980年代便是作为函授大学教材编写的，1987年首次结集亮相。但初版反响有限。1997年，三位作者大量参照1990年代的学科进展以及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大幅修订。次年修订本一经推出，即大受欢迎。在过去三十年间，此书成为了发行最广与影响最大的一种现代文学史教材。而在“教材”的身份以外，三位作者还有意将之作为一部史著，所以在修订过程中加大了学术原创性。有研究者认为此书部分章节是“论”而不是“史”，殊不知这正是作者的自觉追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历久弥新的根本保证。1990年代也还有其他若干个性化与多元化的文学史著出版。“大文学史”逐渐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范式。而这同样也是回到“文学本身”的需要。当“文学”不再作为附庸，自然要求以“文学本身”为中心重新建构文学史图景，那么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教育、文学与传媒等等关系也就都得系统研究，从而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阐释。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这些主题与领域展开，特别是在文学与大学的关系研究、报刊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与文学制度研究等方面都有突破成果。2000年以后，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与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49）》可谓“大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三是都市文化与市民文化兴起，都市文学与市民文学成为热点。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消费的繁荣。现实照进历史，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与市民文学也就需要重新评价。而这本身也是“学科重构”的内在需求。在以“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为主导的时代，都市文学与市民文学更多作为一种“他者”存在，其经验在文学研究中不被正面处理。但事实上两者却是“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都参与了“文学现代化”的建构。1990年代的社会现实与学术环境打开了都市文学与市民文学的研究天地。“海派文学”研究率先取得“实绩”。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与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力作问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也进入中国学界。此后其他都市文学研究也竞相展开。而与此同时，以苏州大学的范伯群团队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异军突起，成为了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一大亮点。“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纠葛其来有自，所以通俗文学研究也在辩难中一路走来。范伯群曾经提出的“两个翅膀论”备受争议，但也极为醒目。此后他不断调整论述策略，并且以坚实的成果校正了学界的“偏见”与“成见”。如今回看，其参与建立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以及晚年以“市民文学”概念为“通俗文学”定位，当是更大贡献。

四是地域文学研究乘势而上。在1980年代，对于地域文学的关注大多从属流派研究。进入1990年代之后，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各地的文化建设相应兴起，自己面目得以凸显。而由于中国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进程，“地方”也成为了一种抵抗同质化的现代性想象的重要资源。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得此风气。严家炎在《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提出“重视现代作家、现代文学流派和区域文化关系这方面的课题”，还具体介绍了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的这套在1995-1998年间先后出版的丛书是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成果，汇集了关于上海、山西、浙江、巴蜀、东北、陕西、江苏、山东、湖南与西藏等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著作，敞开了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近年“地方路径”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劲旅，便可以追溯至此。

五是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格局内部，“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成为新的生长点与生力军。樊骏曾经统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整个1990年代发表文章涉及的时段分布，发现“第三个十年的文章大增”，“其数量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里发表的有关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文章”。在既往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五四”（以及与之相关的“晚清”）与“三十年代文学”都一度作为重心。但在1990年代至今，“四十年代文学”的地位日益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十年代文学”的体量原本就较前两个十年更为庞大，一些研究禁忌（比如对于沦陷区文学）在1990年代以后也被不断突破；但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文学史观的调整。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一改三个十年的传统断代方式，将现代文学史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段，把后者（“四十年代文学”）命为“战争时代文学”。这极大地强调了“四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作为最早身体力行“四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钱理群也写出长文《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他在文中明确提出“四十年代文学”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即可以“中间突破，带动两头”。这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学科共识。

如是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当然不足以穷尽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所有进展情况，但却能够说明这一时期“学科重构”的地壳变动。迄今，这一变动也尚未完全完成。而蓦然回首时，可以发现“起源”正在1990年代的学术经验之中。

回顾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且提出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问题，自是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而对于学科本身经验的总结，正是19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征。“西安年会”自不必说。与时代同行的现代文学学科日后也吸引了更多学者讨论其前世、今生、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加强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史或者学术史的研究，是学科“创新”而能“守正”的重要保证。在时代之“变”、学科之“变”中，晚近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变”的又是什么？大概“多元视野，五四精神”是学科立科最为根本的底色。“多元视野”强调因应时代，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推进研究格局的不断打开，而是否坚守“五四精神”则关系现代文学学科能否“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权利”。两者相生相成，并不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将继续在变中前行，但它一定会携带着自己的坚守，风雨与共。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81。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