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3期|魏微:烟霞里(选读)
编者按:
长篇小说《烟霞里》共分五卷,另有“前序”和“终章”。卷一至三分别为“李庄与江城(1970年—1979年)”“清浦(1980年—1989年)”“江城(1990年—1994年)”。《收获长篇小说》(2022冬卷)节选了1976年至1994年这一部分。《长篇小说选刊》节选的部分是卷四“广州(1995年至2008年)”至“终章”。
烟霞里
魏微
卷四 广州(1995-2008年)
1995年 二十五岁
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来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1991年分到广州珠江城市规划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庄已有交集,但其时并不认识。
1992年对于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他亲历的那件事,后来成为“改开”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几乎是标签性的一个存在,繁杂,多义,丰富……具有大时代的一切标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于无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难描述,天生不洁净,基因里带着力比多、荷尔蒙,夹杂着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无序的、野蛮成长的气息。
王浪亲历的那件事,跟股票有关系,后来俗称“股疯”。这里须稍作停留,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亏了六千多元后,开始神思恍惚,两周后悬梁自尽了。此时,距离“股疯”还有九天,他只要再坚持九天,就可以一飞冲天,开始他的逍遥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这一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事:浦东开发。凭此两样,上海开始大鹏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上海人过得可叫灰头土脸,改革开放似乎把他们抛弃了,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入它眼中的就没几个,有那么些年,它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俗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没错,市领导整天忙着接待外宾,老外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懒得谦虚,笑笑。他们认为这说的是事实。
上交所成立之时,深交所也在搞,只是还没拿到批文。一听说上海要开市,深圳急了,赶在上海之前进行“试开市”,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十九天。等于是没结婚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深圳人说,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后两年,沪深股市都挺艰难,政府还在控制着股价,有“最高涨幅”这顶帽子。也有说,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两年,沪深两地花样百出,上海贴海报、打广告,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让老百姓买股票。上海人就是不买。
上海人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一定不是好东西。”
上海有个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作存款单买回家,花了三千多元,把儿子、儿媳气得跳脚。
深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深圳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员带头认购,那情形,有如在危难之时,他们要冲在前面一样。
让老百姓掏腰包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和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从时间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热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南方视察一个月后,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蓝色显示屏上第一次出现海外投资者的叫价,深交所激动得无与伦比,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时,深圳市民还是不知其中奥妙,他们说:“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这个城市有记忆,新中国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沪地疯了。股市已经收盘,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涌荡,直到午夜时分,他们还没有散去的迹象,只等着明天太阳升起,股票大涨。一个记者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道:“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讲:“这回该好好地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
上交所门口,此时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准备街头过夜。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腾。
当时,长三角一带只有杭州可以“异地委托买卖”,于是上海人连夜驱车赶往杭州,把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抵达杭州已是黎明,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疯了。
次日,果然形势大好,股价扶摇直上。五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迹出现了,发行价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微软十年间涨了三十三倍。唉,微软怎么比得上豫园:五天里涨了一百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开心得就像过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们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被里头跑出来的“疯狂”“嫉妒”“罪恶”吓坏了。想法子塞回去。于是将交易点迁至文化广场,地方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只许卖不许买,股民们慌了,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有不跌的?瞬间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宣布暂停营业,逃之夭夭。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领导”股市的,也没人说他们瞎指挥。因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久,聪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既不让股票暴涨也不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这是1992年6月间的事。
两个月后,气定神闲的上海人再次慌乱,匆匆告别文化广场,一场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热的股市的狂风暴雨南下深圳,夏天来了。
《投资者》杂志这样描述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市的旺火热潮中。”那时,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来了:上海人住上海宾馆,北京人住帝豪酒店,东北人住天池宾馆,这儿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他们刚到深圳,就把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给买了,就像蝗虫席卷麦田。
全城二十一个证券营业点,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传递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前写着序号,比如“563 王浪”。每隔两小时就要报到,就像监狱一样。比如喊“563”,倘若没人应,队长就把“563 王浪”给抹掉,这意味着,王浪丧失了排队资格,没权买“新股抽签表”。
这个“新股抽签表”挺繁复,新股发行只有几种,想买的人却有一百五十万,狼多肉少,怎么办?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挣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员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新股抽签表,简单说,你想买到新股,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新股认购表”,就必须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买十张表,十张表可以中一个签。
此令才颁,股票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先涨了:原来25元的涨到100元;原来30元的涨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那时进入深圳还须有“边防证”,那些有边防证的横冲竖撞,没边防证的就要浑水摸鱼。一个安徽人正在踌躇,忽听门岗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交一百块钱给兄弟们吃顿饭就行了。”
安徽人知道,今天不留下买路钱是别想过关,讨价还价道:“二十吧。不都是咱们国家的土地嘛。”
“最少八十。”两个兵娃说,“要不就别想过去。”
深圳街头到处都是人。宣传车、高音喇叭震天吼。队伍越排越长,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队伍还算有序,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规矩。
一个记者跑了一天,终于看清了形势:全城二十一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两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显得那么虔诚、公平而严肃,令人感动。”
他忘了四十万人背后还有人呢。根据一个身份证能买十张表的规则,一张车船票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邮局。“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个装有身份证的包裹,足有十七公斤重,惊得目瞪口呆。
邮政小姐说:“八百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多少个。”
夜幕降临,队伍开始疲倦、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亲友团来了,带来了饭团和水,还有的送来了座椅、凉席。有人试图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报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女老少全都抓着绳子,也有人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头……此时,距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四十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经超过八十万人。焦躁、紧张、危险的情绪一触即发。有人在维持秩序,就有人会冲击秩序;明摆着的,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抽签表”,于是后面的人全都加入冲击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则严守自己的位置。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沸水翻滚。绳子早挤丢了,就是没丢也没人去抓了,此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年龄和性别,没有羞耻和陌生,也没有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二十多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在叫骂,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号,老人在喘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难临头,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还在互相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派出了军队、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一路小跑开进来,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秩序是维持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亲友团也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有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
还有更难堪的事呢,谁要是去趟厕所,就别想再回来。一个男人说:“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径自去了厕所。警察确实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来。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坚持到夜幕降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报纸里大便,在矿泉水瓶里小便。有的人没有器具,索性解开裤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气温无情地升高,人人都苦着脸、屏住呼吸。一个现场的记者深受折磨,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阳落山之时,深圳街头,已站着一百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四十八个小时,突然曙光来临,光芒万丈。运钞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头戴钢盔、手持长枪的武警。照常理,这阵势会让人安静下来,但恰恰相反,在售票口打开的那一瞬间,人群炸了,前拥后挤,一起向窗口扑去。
一个记者在红岭路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瞬间被人群淹没。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往前冲,几个警察冲进去,把这女人抢出来。那边厢,却见一个男人冲了出来,他已经买到了表格,把自己甩到了树荫底下,哇哇干呕不止,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因为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又有一个小青年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地靠着路边的果皮箱,手里拿着一小沓表,神情呆滞。
“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红岭路上的记者写道,“这一天,深圳除了表格,什么都不存在了。”
中央某部驻深圳办事处有个女青年姓王,和她的十几个同事也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清点战果。三天前,她们也是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张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却只有王姑娘买到了十张表。大家打开胸襟,从胸罩里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着汗水,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一张张揭开、擦干,先是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票窗口里,空调大开,可是工作人员都嫌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也失灵了,有人把钞票摊在桌上,拿卫生纸吸干,一边左顾右盼。人人都心怀鬼胎。身边有监督人员,穿制服,戴大盖帽,神情庄严得不得了。但最先动手的却是他们,随身带着黑皮包,经理一看就明白,里头装的是钞票,但权当不知道。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果然,短暂的沉默后,监督员中有个家伙不再庄严,他笑了笑,推过来一个公文包。屋里的人全都霍然而起,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看谁先动手。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钱,转瞬间,表格席卷一空。新聘来的保安员只买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大家都有点怕,经理给大家打气道:“哪个点上没有私分?查谁去?”于是大家把心定一定,捂着包走出来。而窗口外面,队伍仍在往窗口拥挤,一坨坨,浪打浪。
卖表格的跑了,买表格的却蒙在鼓里。后面的人猛烈地往前拥,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拥,如同海浪撞击岩石,让人恐惧。
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拳头都没用了,不得已只好用上了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对着警察开骂:“怎能这么无法无天?老百姓不是人哪!”
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深圳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哭,“怎么能用皮带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
抽皮带的警察说:“不动手怎么收拾这场面啊,老天!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有什么用啊?全失控了!这拨人简直像野牛!”
王浪就是这百万野牛中的一个。他是一头失败的野牛。三天前,他和几个同学一道来的深圳,先去邮局取了身份证,里头就有田庄的。是他妈找同事、同学、亲戚凑来的几十张身份证,指望他在深圳大赚一笔。
也就是说,田庄在1992年就来过广东,深圳街头先跑了一圈。她是人未到,证件来。某种意义上,证件比人更重要。有时,人不能自证,而那张小小的套着塑封的小卡片却能证明她是人。当然,她并不知道她的证件来过广东,姑姑借了去,也没说明用途,及至一个月后还给她的时候,她都忘了借出过。
王浪也不知道那一摞身份证里有个田庄,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工具,不是人。他从邮局取了身份证,自有本地同学来接应,安排住宿,又雇了几个农民工替他们排队去,一伙人围坐两张麻将台,打了两天麻将。8月8日晚上,一行人上街看看去,目瞪口呆,人如蚁虫,不堪卒睹。他们雇的几个农民工都排在中间,这事挺悬。
8月9日一大早,他们几人亲临现场,人手一只小布袋、一只公文包。以为靠着纯体力,拼命前拱,或许能拱出一片生机来。谁知未到中午,窗口挂出牌子:“表已售完。”
有那么几秒钟,周围死一般寂静,接着是绝望的呐喊:“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王浪几人只好回到宾馆,一气之下又打起了麻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8月10日,太阳照常升起。表格已经售罄,可人群仍在聚拢,虽然比昨天少多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一群最绝望、最愤怒的人。有人在传看当天的报纸:“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此次发售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群情激愤。几个北京来的记者站在街头抽烟,其中一个扔下烟头,拿脚踩了踩,操着京腔道:“深圳,早该发生点儿什么了。”
“股疯”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开处分九人,其中有八名是官员。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说,内部私买的抽签表十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的干部职工四千余人。有人说:“这是新中国四十三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跟着抛盘,三天里跌了22.2%。深圳媒体说:“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没错,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于股市的热情。
王浪是次日回到广州的。他在街边看了看,跟着走了走,挺新鲜。没买到抽签表挺遗憾,本来就是来玩儿,也没太当真。但是经过这一趟,他把心乱了。要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然而即便当时,他也大感震撼,那是一种既错过了什么,也经历了什么的震撼,一种说不出的震撼,一种疯狂的、原始的、粗陋的、闪亮的、亮瞎了人的眼睛的震撼。
王浪想,这震撼多么好。
次日,他就把田庄带回广州了,还是装在小布袋里,和几十张身份证一起,寄回了江城。不久,他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中大走一趟,搞份考研招生简章,她同事的侄女要考中大中文系。
次年,他收到田庄寄来的几份简历,请他帮忙投一下报纸杂志。“你不是在考中大吗?”他问。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两手准备吧。”田庄在电话那头说。
“噢。报社我得打听一下,这一行我不熟。”
“没关系,有当无。我自己也在投。”
“广州还是深圳?”
“都可以。”
“广东有那么好吗?”
“啊?有那么不好吗?”电话那头笑了。
他笑着挂了电话。简历上有她的照片,他看了好一会儿,不自觉地笑了。去年他回江城过年,两人见了一面,确切说是两家人,他妈和她姑姑也在。约在茶楼见的面,有相亲的意思,但没有说透。两人聊得挺热络,因为有共同的熟人朋友,动辄笑呵呵。他妈和她姑姑频繁地对眼色。
两人是去年秋天确定的恋爱关系,中大校园牵的手,很顺利,没那么多别别扭扭。田庄不是个拧巴人吗?谈恋爱谈成了一团糨糊!是,曾经拧巴过。现在好多了;即便偶尔拧巴,也要看对谁,比如她跟她妈就拧巴。跟王浪她不拧巴。可能也是心态变了,同学都结婚生子了。
谈恋爱她不在行,男朋友她一个都搞不掂,当然男朋友想搞掂她也不容易。但王浪不只是男朋友,主要是作为“对象”存在,这个就好办,清楚明朗,抬头能看见方向,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又有点像同学朋友,合得来,七扯八扯,轻松自在。两家大人也心照不宣,觉得半斤八两,这事就这样吧,不要再折腾了,过两年把婚结了。两人也有这意思。
1995年,两人俨然已是老夫老妻了。
1996年 二十六岁
这是田庄来到广东的第三个年头。若以身份证的履历,当然还要早两年。那张小卡片,代她先去的深圳,经历了1992年夏天的狂潮:骄阳似火、大汗淋漓,空气里有一股汗馊味;身份证的塑封都热气腾腾,蒙着雾气。
两年后,当她的肉身来到广州,还是同样的气息,热火朝天,身上动辄出汗,黏答答,不干净。田庄是到了广州后才体会“冲凉”的意思,心浮气躁,必得拿凉水浇浇。
后来,每当她回望1990年代,首先想到的就是那股盛夏气息,湿热扑面而来,潮得人喘不过气来。烈日,正午,人的影子小小的。疲乏,躁动,坐不住。这气息,跟岭南,跟她的青年时代合在一起,成为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永恒记忆。
校园里也不清净。研一时,就有两个学长找到她,问她想不想写小说,弄个爱情故事出来。田庄惊讶道:“你是说当作家?”
张学长笑道:“当作家怎么了?又不是叫你当托尔斯泰。”
李学长说:“二十万字以内,往狠里写,爱而不得那类,写给小女生看的,虐恋型,互相折磨,时不时来点小误会。稿费三千。”
“啊?”田庄开心坏了,“那么多啊!”声气都颤了。虐恋她有心得,一路被虐过来的,经验丰富,没想到这个都能换钱。
张学长说:“琼瑶三毛岑凯伦,还有雪米莉之类,可以借鉴一下。”
李学长笑道:“或者往生猛里写,重口味的,你行么?”
田庄说:“我不行。估计你们行。”
三人都快笑死。
张学长说:“要不这样,你先写个初稿,我们把握一下,到时再加些猛料。三个月内要交稿。”
这是田庄挣到的第一笔外快。书名叫《女生之恋》,署名米莉雪。封面花里胡哨,姹紫嫣红中两个少男少女在拥抱。她翻了翻内页,也还好,两个学长没太加猛料,除了拥抱接吻、省略号,他们没搞小方框带括弧,也未见“此处省略多少字”等字样。用不着,少男少女还不到那一步。
《女生之恋》未有正式书号,印得粗制滥造,散见于天桥、夜市、工地、中学门口,偶尔,街边的报刊亭也有代售。这是田庄的处女作,也是她唯一的一本小说,文通字顺, 不比今天的所谓名作家差到哪里去。这事她谁都没说,难为情的。
这本书卖出去多少,她不知道。倒是有一次,她看到旧书摊上有本《女生之恋》,心里怪怪的,把眼看着“米莉雪”,很不屑。有传作家都挺自恋,田庄因为不自恋,所以也当不了作家。她的处女作虽然是地摊文学,但毕竟是她一字字写出来的,写的时候挺认真,写出来后她就不屑一顾,有羞耻心。一点也不“敝帚自珍”。
她后来做学问也有这毛病,属于勤恳耕耘、不问收获的那种,从不把自己当回事,这也罢了;她还不把别人当回事,这就很麻烦。其结果就是,别人当然也不把她当回事了,却照样还把自己当回事。
因此我们说,该当回事还是要当回事,该吹吹,该跩跩,名篇都是吹出来的,名家都是跩出来的,跩着跩着,他自己就信了,越跩越像,大家都蒙了,慢慢就习惯了,就真跩成名家了。
广州有个诗人说:“我们也许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一定要有伟大的幻觉。”田庄就吃亏在这一点。她不喜欢幻觉,更何况是“伟大”的幻觉。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这辈子与“伟大”犯冲,坚决走南辕北辙的路;人生四十年,她按部就班地生活,以平庸自守,她清醒、消沉、暗淡、无聊,全在于她不让自己有幻觉,不给自己打鸡血,拒绝让伟大、理想这一类的词汇把她照亮。也因此,日子并不好过。
世俗意义上,她后来在广州过得不错。媒体上开过专栏,文章写得挺顺溜,千字文、豆腐块,顺手拈来,还“形散神不散”,不愧当过中学语文课代表,看来《读者文摘》《女友》之类没少读过。这类文章,内行人称作“口水文”,奈何读者就好这一口。
有一回,两公婆出去赴饭局,王浪介绍说:“我老婆田庄。”
就有人问:“是作家田庄吗?”
田庄把脸都红了。她为什么要脸红?是为自己脸红?还是为作家脸红?两者都有。中文系读了那么些年,眼界是有的,把文学看得很重,深知非有两把刷子做不得这一行。她因为导师的缘故,也认识了几个作家诗人,见过真佛,后来把他们的书找来读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人比文字会来事儿。
有的文字笨的呀,粗蠢得不透气,再回头思忖那些写笨文字的人,却个个都是冰雪聪明之人,又机灵,又有眼色;也有的很端庄,说话滴水不漏,一副大师口吻,是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起头,田庄也当他是葱;葱年纪不小了,叔叔辈的人物。有一晚校园里遇上,他把田庄的女伴打发走了,单留下田庄,说有事要跟她说。
两人在校园里走了走,走不上几步就开始上咸猪手,田庄目瞪口呆,吓得汗毛直竖。她那时还是个小白兔,没人告诉她文化圈的生猛逸事。若是很多年后,她就知道,此人是生手,不谙风月。声色场中混惯的人,绝不会这么泡妞的。第一,得看女方是不是此道中人;第二,还得费些功夫,说些不着边的话,探个路,做些铺垫什么的。哪有一上来就这样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也未必好这口,但文艺圈既以落拓不羁自诩,他自然不甘落伍,赶个时髦。
田庄虽是个小白兔,却是动如脱兔:甩过前男友耳光的人呢!那晚她虽然吓坏了,不知如何反应,却本能地“啊”了一声,几同尖叫,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咸猪手只好止住。
田庄仓皇逃窜。这还不算,她一口气跑去找师兄,竹筒倒豆子全说了。惊魂未定,世界观都颠覆了。小白兔是好惹的么?不按牌理,一气之下,摔牌而去。搞得个乱七八糟。
“我靠!”张学长说,“真看不出,整天人模狗样,装得不行了!诗文写得狗屁不通,也不知怎么混出来的?”
李学长说:“我们杨老师的座上宾。老师脸皮薄,禁不起他磨,害得我都给他写过评论。”
张学长说:“这事不用告诉王浪。但以后得拿他挡一挡了,就说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要有心理准备,这类事还会有。”李学长笑道,“你太单纯了,看上去傻乎乎,好欺负。”
“什么叫看上去?”张学长说,“她本来就是!”
田庄笑道:“算了吧。”傻也傻的,她不是装傻,是真的傻,但又不全是真傻,奥妙是在这里。就比如单纯,她是后来才知道,单纯其实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吊诡的力量,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任何心计都拿它无可奈何,施展不开手脚,就是,我不上你的道,不玩你的套路,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能拿我怎么着?
有一回,她跟几个女友闲聊,说起后宫戏,田庄笑道:“后宫争宠,我绝不会是最惨的那一个,争不过么,就不争。皇上,您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她后来果然不争么?也未必,她这说的是静态,而世界是动态的,必得置身其中才能知晓。但不争是她的秉性。
女友中有个肖太太,田庄看了她一眼,笑道:“你很麻烦!机灵外露,弄不好是要被吕后搞成人彘的!”
肖太太说:“也未必,人彘不人彘全在刘邦一念间。她差点就成了皇太后。你这样活着有意思么?落一个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我觉得有意思。”田庄说,“我会活得很长,看尽人间百态。不,是人间丑态!我看死他们!”
肖太太说:“第一,你未必活得过他们;第二,他们不觉得这是丑的,比你位高权重,压根就不在乎你。你也就一旁看看,在你是鄙视,在他们还以为你是羡慕呢。什么都捞足了,富贵煊赫,气死你!”
单纯的结果是,田庄剥了那根葱。当然,他还是葱,但至少在田庄面前,他不装葱了,起头讪讪的,后来淡淡的,再后来他就忘了。田庄也忘了。后来两人遇上,还能闲闲地打声招呼。也是没谁了。
田庄后来供职于岭南文研院,全称是“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职业属性上她算是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要命啊,这三个称谓她都不喜欢,比作家还不如,更叫她脸红。但有一个好处,在同等层级上,这三个身份不比作家有虚名,使得她能够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躲在人群中,静如——嗯,处子。王浪介绍起她来,也不说田庄了,免得遇上读报人,说:“哇,我读过你的专栏,佩服佩服,才女才女!”田庄就会犯尴尬,还有比才女更狠的骂人话么?
王浪后来只说,我老婆。郑重些的场合,他会说,我太太。
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但有时也会遇上神经病,追问道:“王太太在哪里高就啊?”
两口子就会对对眼色,简直犯怵。说岭南文研院吧,须费些口舌才能解释清楚,及至解释清楚了,人家就会说:“哇,文化人!大学者!了不起,了不起!”口气是真诚的。然而正是这真诚,使得田庄如坐针毡,心里想,幸亏他们不读论文,否则就是伤口上撒盐,对她构成双重伤害。老实说,她写的那些破烂文,她自己都读不下去,主要是用来评职称、上工资。她是拿“学术八股”当饭碗,虽然王浪也不指着她养家糊口。
文化人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知识分子”,并且,还是女的。“女”和“知识分子”合在一起,就好比鸡鸭同笼,简直了,诸位看官想象去,夹生成什么样了!逢着这时,田庄宁可当作家,写自己都瞧不上的口水文,至少说人话。女人不比男人,尤其要说人话。
且慢,知识分子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这么不堪?这话很难讲。曾经是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但1990年代以降的知识分子,怕是连臭老九都不及,跌到底了。因为臭老九时代的知识分子,哪怕是扫厕所,也算不得“斯文扫地”,在于内心没垮,哪怕卑微如尘,挑大粪的时候还能昂昂头颅。
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则塌了,虽然人五人六,大踏步走路,腰板挺得笔直,神气活现,阔了么!但是内心则全盘失节。两年前引发热议的“教授卖大饼”,毕竟是极端事例,说明这教授是个老实人,没关系,没门路,穷得只能出卖体力,干粗活。聪明的教授干吗去了?不声不响挣大钱去了!有关系的去搞批文,做倒爷,转手就是几十万;有名头的就去企业当顾问、做技术指导,月薪也是好几万。
晚上么,嗯,是得放松放松,主办方会安排妥当,K歌啊,桑拿啊,按摩啊……你懂的。小姐排成行,妈咪领进房。教授们脸红心跳,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但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习惯了,懂行了。知道要挑几个红肥绿瘦下来,剩余的由妈咪带走,一二一,开步走,末了还不忘贴心地把门带上。
屋里,红肥绿瘦们夹在教授们中间,一对一,头靠头,开始窃窃私语、耳鬓厮磨。要么说是温柔乡呢。小姐们侍候得真周到,主动斟酒端盏,兰花指一翘翘,别提有多怜弱动人;拿竹签挑着水果片,往教授嘴里送,正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看得人心都化了。那边厢却传来一阵荡魄的娇喘声:“嗯,不嘛,不嘛。”教授大吃一惊:我靠,哥们儿已经上手了吗?
你说呢?这时还谈什么斯文?扫地去吧。
田庄自从1994年来到广州,就栖身于文化圈,后来浸濡颇深,拉拉杂杂认识不少人,情知怎么回事。其实,那会儿各圈都乱,人人晕菜。没法子,素俭惯了,乍见到花花世界,好比凡心不死的小和尚,还有不犯浑的?跟醉了似的。
王浪后来懒得烦了,很少带田庄出来玩儿,介绍起来不方便,吞吞吐吐,人家还以为是他的马子、包的二奶。不得已必须介绍她的身份时,他就说:“她没工作,家里蹲,就一大老粗。”田庄开心坏了,很满意。恰好那一阵,她在家休产假,文研院又不坐班,几同家庭妇女,这身份她喜欢,介绍起来不尴尬。
王浪说:“你是不是有毛病?我看你们圈还蛮好玩的,个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你跟他们不也玩得挺好的?怎么一出圈,你就扭手别脚?这是什么心理?”
田庄想了半天,答不上。她也深觉蹊跷。
王浪说:“文化人怎么了?外人都挺稀罕的,听起来神秘,不比官商两界,他们摸得透熟,有时挺狎昵的,还瞧不上呢。外人对你们只有高看,什么清高、风雅,巴还巴不上呢!越这样,他们越敬重!凡是钱搞不掂的,他们都敬重。你倒好,别扭得跟自己是三陪女似的!”
田庄“哎呀”一声笑了,是这意思。那些年,做三陪都比她理直气壮、高高在上,笑贫不笑娼么。可是她的行当,略有些特殊性,一直披着“不染纤尘”的高贵外衣,如今跌落凡间,做了娼妓,还特别起劲、卖命。这个挺要命。
更要命的是,外人还一头蒙,搞不清楚状况,贞节牌坊前一站,就有些自卑,比得自己挺猥琐的。常说:“唉,还是你们文化人好啊,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是这个让田庄犯别扭。她是天性坦诚,明人不做暗事。照她的意思,还不如把牌坊推倒,遮羞布扯掉,明明快快挣钱去,这样反而坦荡。
再别扯什么理想、伟大、情怀之类,文字就是个行当,跟打铁铺、豆腐坊没什么两样。首先,活儿要漂亮,精雕细刻,平时要琢磨琢磨,肯吃苦,要有工匠精神。她的同行中有几个做到了?全在混,满脸的功名利禄,还拿文化说事儿,还装!是这个让田庄吃不消,动辄脸红。她的意思是,钱可以挣,明着挣,别当婊子又立牌坊;差不多就行了,别吃相太难看,什么都要!怎么胃口就那么好?怎么不怕撑死?
1996年,田庄还体会不到这一层,她那时还不是文化人,是个在校女青年。得再等上一些年,她阅历渐深,七荤八素也见识了些,也不当回事儿了。再回头观望1990年代,竟至苍苍茫茫,很多事她都不记得了。眼前浮尘四起。浮光掠影中她有一个模糊印象,1990年代就其底色,比1980年代亮了太多,噪声高了八度,满街的灰尘污垢,浮在富丽繁华中,或称“浮华”。人人如蚁虫蠕动,奔波劳碌,开心得想放声歌唱,心里略有些空虚。
那是他们自己都感受不到的空虚。钱挣足了,人生无望了,没盼头了。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伟大、理想、崇高之类坠入浮尘中,跌成幻影,摔成了泡沫。
这一跌、一摔对田庄影响甚重,她的后半生并不好过。因为父辈的覆辙,她对伟大、崇高本来就心存芥蒂,避之不及。她宁愿过平庸微渺的人生,也不骗自己正在从事壮丽的伟业。可是,平庸微渺多么难过啊,是要靠肉身一天天去熬的,是消沉、怠惰,看着自己在衰老,皮松肉糙,一点点靠近终点,光阴里没有光。
是的,1996年田庄还看不到这一层。写地摊文学赚了三千块,就让她开心坏了。研究生三年,她奔波于校内校外,跟玩儿似的:读书、恋爱、交游、写论文、写广告文案、写软文……各式活儿总会找上她,人缘好,师兄师姐都爱带她玩儿。
来广州已经两年,她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那是广州最好的时代,借用狄更斯的名言,也有可能是最坏的时代,街上充斥着小偷、骗子、皮条客、人贩子、飞车党……有一天,田庄出门散步,恍惚间被人轻轻擦了一下,她扭过身去,却见一个小孩正在狂奔。她急忙翻手袋,手机皮夹全不见了,顿时大喝一声,拔腿就追。竟然追上了,原来那小孩的妈妈等在路口,他跑到妈妈身边就止住了。田庄追上前来,大喊大叫,那女人瞪着她,心里直道晦气,今天碰上鬼了,不好惹,遂把手机、皮夹扔给了她,一边往地上啐两口。
田庄后来也常告诉新人,路上别打手机,以防“飞车党”抢了去;倘是抢包,就给他,以免他剁你的手。
这里,必得说说广州站了。哪怕你没到过广州站,影像里必定见过它的样子,那宏阔的广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巨大标语,高架桥,流花宾馆,流花汽车站。春运是它最著名的标签。很多年后的2008年,这广场上聚拢了五十万人,滞留十一天,哭天恸地,哀号一片。全广州的公安、人民解放军全出动,严防死守,怕出事。这次滞留改变了中国,拉开了后来被俗称为“基建狂魔”时代的序幕: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中国进入高速时代。
就算不是春运,广州站也是人头攒动,每天十几万人在这里涌荡,奔向珠三角的各个角落。每隔几分钟就有列车进站,它们发自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成都、重庆、沈阳、兰州……中间停靠无数的小城小站,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把全中国的有志者、梦幻者全卷了,满载他们一路南下、南下。
多么壮阔的一幕。条条大路通罗马,有那么些年,趟趟列车都奔向广州,这里是“改开”的中转站,吞吐量极大,好比蛇吞象,竟然也消化了,中间难免腹痛,常有拉肚子的时候。内中有这么个小姑娘,十六七岁模样,初中才毕业,就坐在这“时代的列车”上。她第一次出远门,到东莞找她的同乡,想进工厂,想穿工装,想住工棚,总之只要脱离土地就好,否则她可能很快就要嫁人,挣不到钱,挣不到那在她可能是巨额的工钱。
现在,她蜷缩在列车的一个角落里,那样羞怯、满怀憧憬。前面就跟老乡联系过了,手里有他的电话。人家千叮咛万嘱咐,广州站危险,人心难测,叫她不要跟人说话、不要对视、不要回头,就照他教的步骤走,一二三四,不能走错。这姑娘记牢了。她坐在火车上,眼神直愣愣,偶尔也会眨一眨。她的神情挺严肃,浑身紧绷绷的,只有熟睡时,嘴角才会泛起微笑。一车厢的人全是这样的神情,痴痴的,犹疑的,梦游一般。
昏暗的车厢突然一阵骚动,广州到了。是啊,广州到了。很多年后,他们中定会有人念记这一刻,感奋不已。这一刻,是背井离乡的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泊,遥遥看见自由女神像的一刻。这一刻,是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遥遥看见宝塔山的一刻。这一刻,更像是百年前的乡下混混们初到上海滩,梦想当流氓大亨的一刻。概言之,广州这几十年,是类似历史上的纽约、上海、延安、芝加哥。究其原因,是它们的身后都站着动荡、梦想、激情、可能性。
小姑娘跟着人群下了车,年轻的她站在出站口的风里,蓬头垢面,满面倦容。无数的人挤迫着她,她躲一躲,再躲一躲。一边护着行李,一边还要东张西望。一个男人倚着廊柱看她,她把眉头一皱,脸拉得老长,意思是,少来这一套,我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她果断地拎起行李,一路小跑,让自己消失在人群里。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倚着廊柱的男人无关紧要,她躲过了这个男人,却没躲过下一个男人。到处都是坑,每一步都充满艰难险阻,使得她未能顺利,也有可能是永远没有抵达东莞城。
1990年代,这里被称作“修罗场”,炼狱般的存在,有人从这里升上天堂,有人在这里跌入地狱。暴力械斗、黄赌毒抢,港片里的打打杀杀常在这里复盘,更不用说那些扑街烂仔。两个摩托党在转悠,盯上了一个肥佬,摩托车飞驰而过时,顺手摘了他手上的包,谁知被肥佬一个箭步,反手拉下,踩在地上。警察肥佬说:“丢味!连飞车党、小毛贼也干不翻,还谈什么振兴中华?”
电影《古惑仔》里,郑伊健酷酷的,不怎么爱讲话,看黎姿的眼神却宠溺至极,实在是美好。当然首先是长得好,长头发,走路带风,清清爽爽。广州站的古惑仔们,想必不及他那么深情浪漫。潮汕帮、湖南帮、东北帮……动辄火并,虽然一样穿黑衣、戴墨镜、挂金链,但这里却是暗黑一片。1990年代,全中国的火车站都是“脏乱差”,但最差还数广州站,厕所的尿臊味都比外省浓郁,也是欲望太强,那味道熏得人头昏脑涨,眼睛发涩。
小姑娘呢?她哪儿去了?她是谁?这么说吧,她是我们所有人,她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父母、儿女;她大概率来自湖广、四川,也有可能来自云贵、江西……她是每个初来乍到的外省人,怀揣梦想,时而豪情万丈,时而战战兢兢,在列车进站之时,命运之神突然睁开眼睛,把他们全笼在视野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选中哪一个、抛弃哪一个,而他们都是普通人。
1996年暑假,田庄去《珠江潮》杂志实习。学姐在这里做编辑,推荐她来写稿子、做选题。《广州站与农民工》便是她做出来的,因为她第一次来广州,也是坐的绿皮火车,和他们相处了一两天,察言观色,大体知道他们的身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工作找好了吗?哪个厂?有没有老乡接应?他们也一眼看出她的身份,问:大学生?走亲戚?是去广州出差?
说:中山大学?那我们同路啊,我们也去中山。
说:读书好啊,将来包分配,有铁饭碗,佩服佩服!
后来,田庄总想到他们,车厢里的左邻右里,跟她说过话的人,共处两天一夜。吃个方便面都要让一让的人。那一家三口,夫妻俩跟她差不多年岁,孩子已经五岁了。还有对过窗口的小姑娘,十六七岁样,长得眉清目秀,却异常沉默,很少参与车厢谈话。多数时间她都放眼窗外,把头贴着窗玻璃,要么就是假寐。
后来,这姑娘就虚化了,化成了所有人。每当田庄听到广州站的新闻:坑蒙拐骗、人贩子、卖猪仔……她都会想到那姑娘,满怀憧憬、小心谨慎的样子,但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为了采写《广州站与农民工》,田庄几人去了两次广州站,有天消夜后已是凌晨,兴之所至,又跑去转了一圈。广场上躺了不少人,正在甜睡,光影照着他们。那边出站口又拥出来一窝人,拖家带口,大包小裹。一对夫妇搁下行李,抬头远眺,很茫然的神情。田庄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远方高楼林立,糊在夜色里。夜不黑,苍茫的灰蓝色,时有灯火闪烁,明明灭灭。
田庄若有所思道:“广州站不知伤了多少人的心!”
学姐说:“伤了还要来,可见值得冒险。这里是他们举行成人礼的地方,过去了就好。”
“要是过不去呢?”
“那就没法子了,”学姐说,“命!广州站都过不去,那也只好认栽了。”
田庄喃喃道:“为什么是他们?”她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是我们?
学姐听明白了,说:“没什么他们、我们的,大家都一样。过个十几二十年,他们中不定什么人会一飞冲天,而躺在广场上的却可能是我们。”
广州有多坏,就有多好。城市和人一样,魅力并不在于好看、温柔、举止得体、情操高尚,而在于活力、独特性。或许魅力跟这些都没关系,它是四目相视时突然怔住了,电光石火般被击中,神痴目呆。简言之,就是化学反应,那种眩晕感。认定它跟自己有关系,是万千人群中突然发现自己人,是认同感、归宿感,是彼此互为镜像,是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平凡的自己,原也在闪着光。原来自己这么好,这么可爱又能干,由此获得一种价值感。是彼此成就、互相烘托。是相处时的轻松自在、不拘束,是相信。
魅力当然来自活力,它自顾自地招摇,爱搭不理,其实也是在撩。它不会主动讨好你,跩得很!很多人跑来扑它,它难以招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谓美而不自知。
田庄扑它,纯属于瞎起哄。考来广州干吗呢?是来挣钱吗?有梦想?喜欢中文,以学术为志业?都不是。好比夏天,大家都下河游泳,她站在岸边心痒痒,也跟着一个猛子扎进去,先凉快凉快,凑个热闹。这一扑,果然热闹坏了,大开眼界。
她在最好的年纪,遇上了最好的广州,彼此都新鲜有活力,有的闹腾。那确实是广州最好的时代,风华绝代。并不全在于田庄年轻,眼皮子浅,而在于这城市够派、够潮,风骚妖娆,活泼坏了。是中国的一个例外。它之于“改开”,有点像上海之于晚清中国,一枝独秀式的存在,灼灼生辉。上海当然更耀眼一些,它是夜航船上唯一的灯,吸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光芒,帝国在暗夜中昏睡,它未能照亮帝国,反而随着帝国的坍塌,它也跟着沉没。灯熄了。
广州的光芒是在黎明时分,这个国家醒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有的人起床忙碌,有的人还在酣睡。这里却七搞八搞,已跑出了一大截,并且日上三竿;回头看了看,有人在奋起直追,它急了,尥了个蹶子,一路狂奔。这以后,它或许被追上了,然而唯因1990年代它散发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国家,借用一句广告词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光芒,在田庄第一次来广州时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都市感——这个词很难讲,并不全在于高楼广厦、人潮汹涌,就譬如1990年代的内地,高楼广厦也不少,一样是摩肩接踵。区别在哪儿呢?不在同一向度上,广州是异域感、陌生化,迥异于内地的、带有现代性的一个存在:毗邻香港,那边吹来咸湿的风,带得这里香艳一片。
满街都是广东话,听不懂。可是熟悉的腔调,跟粤语歌里一样。穿得也时尚,香港最新款的时装,隔不上几天就穿来广州了,满大街都是,还便宜。女仔“港里港气”:红唇、大波浪;也有飒爽短发,一袭黑裙,回眸一笑时,妩媚不输于王祖贤、张曼玉。
男仔爱玩摩托,挺烧钱的,本田大黑鲨,三万多,抵得上今天的三百万。夜间的东濠涌高架是他们最爱的去处,几十辆大黑鲨、大白鲨风驰电掣,像闪电一样。弯道尤其漂亮,车身快贴着地面了。
1995年,日本电视台来广州采访,跟拍了一段。镜头给到两个小靓仔,一个留郭富城的蘑菇头,一个是齐肩长发。广普讲得都不好,但眉飞色舞,劲爆了,跟翻译说:“告诉他,日本人爱玩的,我们都在玩儿。不比他们差!”
人生目标就是快乐,长发仔说:“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飙车、速度,没别的了。”说完自己都笑了,意气风发。
问及改革开放,蘑菇头伸手一挥,豪情万丈:“三十年后一定会赶超香港,”笑了笑,对着镜头说,“可能还有日本噢。”
噫,太谦虚了呀!那时他们怎会想到:八年后的2003年,广东就把香港超了;十五年后,中国超了日本;二十二年后,单一个深圳就超了香港;二十四年后,广州与香港齐驱。
走笔至此,我们想怯怯问一句,当年的蘑菇头和长发仔还在吗?活着否?他们是田庄的同龄人,现在快当爷爷了吧?大腹便便?谢顶?大概率他们是守在家里,意兴阑珊。或者痛风、膝盖疼,一身的毛病,常常往医院跑,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但年轻时飙车的那一道道闪电,真不愧为1990年代广州街头最靓的仔啊。
小一辈的孩子也不落后,十六七岁,开始上街晃荡了。歪戴帽,穿夹克衫、休闲裤,裤脚塞进短靴里;还大踏步,肩膀一抖抖,挺有节奏的——多半是戴耳机,听劲歌,踏着铿锵节奏。难抑制,难抑制!
那会儿,天河北荒草萋萋,珠江新城还是个大工地,天河城正在筹备,地铁一号线还没开通……那会儿的广州是“老广州”,在东山、越秀、荔湾一带,旧街巷活色生香,老洋楼雕梁画栋。内中一款叫作骑楼,为岭南独有;类似走廊式,沿街赋形,一路铺开去,九曲十八弯。里头是店铺,外头是马路。原是为躲落雨,亦当人行道用。夜间人烟消遁,街灯昏黄,骑楼里走着,广味十足。
环市东则是另一种风味,颇似香港,广东话所谓的“身光颈靓”。淘金路有的逛,中国初代CBD:花园酒店、友谊商店、丽柏广场……田庄读研时没少来,跟同学泡咖啡馆,冬日坐在户外,沐浴在阳光里,看光影斑驳。她能想象的“都市生活”都在这里了,很满足。
有一回去花园酒店,那里有个旋转自助餐厅,挺贵。两个女生攒了稿费,AA制,跑去“潮”了一回,颇似今天的上班族买奢侈品。那餐厅一个钟转一圈,可以饱览全市风景。两个女生痴痴看,好钟意,这花花世界,时代之光聚拢在它身上,那等璀璨,怎么偏偏让她们遇上了呢?
当然,田庄也不单去这些“高大上”的地方,小街小巷她也走,藏在摩天大厦后,很害羞;红砖楼,墙皮斑驳,古意深重。或有碰上城中村的,农民自建房,横七竖八、杂草丛生,有的在拆迁,有的还在扩建。内中有一种叫握手楼,楼间距极窄,必得侧身才能通过。
这里住着农民工,来广州做点小本生意,房租极便宜。便是今天,几百、上千也能租到一个小隔间,是底层人的天堂。田庄常来这里,寻各种小吃,最正宗的广式小吃:双皮奶、姜撞奶、萝卜牛腩、鱼皮、虾蟹粥、肠粉……好吃到爆,还便宜。
这才是最好的广州啊,各式兼容,不势利,不欺客,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子,先安顿下来,且把他乡作故乡,慢慢就真成故乡了。心里安定,相信自己能挣到钱,终有一天会搬离这里,住到更好的地方去。就是说,人人都有希望,自由、欢脱、奔放,规矩还没立起来,野蛮生长,怎么样都行,真正是开放。
所谓“众生平等”,1990年代的广州配得上。无高低贵贱,机会给到每个人,就看你的本事,有没有欲望。街头各种光怪陆离,人人都神采奕奕,走路都带甩膀子的,有劲道。
那边小靓仔正在玩街舞,豪车飞驰而过,这边却是农民工在涌荡,肩上挑、背上扛,嘈嘈嚷嚷。一边又走来几个漂亮女仔,人人都似王祖贤、张曼玉,和农民工并肩走,都是大踏步。
何为1990年代?这就是,以广州为典型,混搭风,怪力乱神,各色人等都能跟这城市发生关系,一撞就是满怀。结实、莫测且亲密,用今天的话讲,简直“魔性”。
田庄后来也看明白了,这城市没人关心你,大家各玩各的,心态好,能上能下。王浪有个本地朋友,烧包到去“白天鹅”住总统套房,夜间却呼朋唤友去吃大排档。好的档口,豪车列队,那些坐塑料台桌、跷二郎腿、把人字拖一抖抖的,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那年头,广州还不是“国际大都市”,今天是吗?很可疑。首先,隔壁小深就瞧不上,嫌它土。老广说:“OK,OK,你开心就好。”土是挺土的,摩天大厦里夹着城中村算怎么回事?不上层次。还有街头走着的北妹,乡气还未脱尽,有可能一辈子都脱不尽,有可能成了阔太还有一股粗豪气。
这才是广州味:务实、淳朴、荣辱不惊。大风大浪早经历了,反而极具人情味。它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存在,民本思想、公民意识在这里交相辉映。又不修边幅,有时精致,有时粗粝,视心情而定。北方人说:“一点都看不出你们珠三角有钱。”开始嫌弃了。嗯,珠三角的有钱是让你看的么?有本事你来赚!
……
全文见《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3期,本刊责任编辑宋嵩、陈铭。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责任编辑樊晓哲。本书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