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月光之下，万物神秘，既朦胧又清晰。“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外在的物象越朦胧，内在的“心象”可能就越清晰。

《月下》女主人公余文真，以她由表及里的朦胧与清晰，走上了一条既懵懂又清醒的人生路。在不足百万人口的县级市月城，25岁的余文真“或趋于成熟，却仍怀天真”，就连相貌也是“形象含糊”，眼睛习惯隐匿在刘海下，半张脸模糊不清。这是余文真的朦胧之处，如同置身于月光之下，好像与生俱来，断难改变。加之，被贴上了各方面都不出众的标签，她经常像空气一样被忽略，处处不受待见。因此，她“渴望被看见”。余文真特别奢望爱情降临，浪漫的“白日梦”做得无边无际。这些杂念幻想，既是含糊、不自觉的，也是清晰、任性的，为她失衡的人生埋下地雷，飞蛾扑火的悲剧应在意料之中。

章东南猎艳余文真，想必看中的正是她外表斯文、内心狂野的特质，还有单纯、隐忍的性格，即使败露也不会死缠滥打。

很多时候，余文真在用自己的孤独和敏锐，抵抗日常的热闹和麻木。恰似月光朗照下的大千世界，明亮的光彩让所及之物清晰生动，但也使得物体背后的暗色调阴影更显浓重与神秘。在清凉寺巷，这个绵长不绝的记忆入口，家住巷底的余文真进出家门，都会面对那些拥挤不堪、令人厌烦的破旧用品，可到了晚上，这些物品轮廓浮凸，影影绰绰，颇具几分神秘。小说这样描写，是在隐喻生活与内心有着共同的指涉，说明这条容纳了童年、少年和青春时光的巷子，余文真已厌倦到何种程度，当她有机会逃离的时候，一定会杀伐果断，毫不犹豫。月光之下，心中有诗和远方的余文真，一直在对抗她的“阴影”。

二

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月光之下，万物披辉，无形化为有形，抽象变得具体；月光之下，外在朦胧隐约，心思透明莹澈。《月下》的叙述手法，奔着这种感觉而去，具有月亮水银泻地般的特征，更具有月光毛茸茸的质感。

洞彻世事、知晓人心，对于作家来说太重要了，只有长久浸泡在生活的浑水中，自己也有了包浆，才可能真正看清底层的秩序，走进底层人的心灵，发现他们的秘密。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写作者唯有深挖这口永不干涸的井，别无他途。

“墙角一把梯子，沿着梯子，能进入对面人家的阳台——也是新搭的，用劣质的空心不锈钢管围起来，顺着梯子爬上去，你看到另一侧的院子，存放了宣示主权的杂物：一只缺了门的碗柜，一张雕花床，没有床垫。这个院子像一口井放在另一口井里——本来就无法住人，既没进口也没出口。余文真不用想也能料到，这背后一定有争执、抢夺、相互恫吓、几番磨擦。”日常景物隐秘、琐碎，与周遭秩序相匹配，这些被我们轻视的日常，微末可遮，却在作者的笔下，有了魔法和意义。魔法是，如此切近、精细和清晰的景物，触手可及而又遥不可及，就像密如针脚的月辉，倾泻大地万物，视与不视、感与无感，全凭个人。

从更大层面看，小说扫描县级市月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交织的成功与矛盾，并存的欢欣与痛苦，也是在与余文真形成彼此映射的处境同构。《月下》有意减少自然环境的描写，增加对生活环境的精雕细刻，是为了与城市化后人们对自然的疏离形成同构。而日常生活少了大自然的抚慰，则加剧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困顿和心情焦虑。因此，这里有几重隐喻和象征。

《月下》叙事的着眼点小、颗粒细、密度大，字里行间仿佛下着无数银针的月光雨。作者选择小城市月城结构这部长篇小说，旨在表明生活的普遍性，特定人群的泛众化。因假想有无远弗届的月光照拂，万事万物无所遁形，奠定了小说从小处、微观上叙述的基调，还有琐细、明朗、飘忽、易逝的叙事特征。阴晴圆缺中，相互映照，起伏辗转中，直抵人心。

三

寓独创于普通，共情者众。一部小说，文字其表，技艺其内，但最本质的是伦理，伦理决定了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叙事。

寓简单于精准，表现力强。与李凤群的诸多小说一样，《月下》的结构不复杂。简单的好处在于，能够将涉及主人公的内容不中断地叙述，就像舞台上的主角，始终不离镁光灯的聚焦，有如此累积，形象越发鲜明。还原日常生活的本真，写出润物无声的“生活流”，是读者感同身受的基础。人物谱系不复杂，《月下》的人物，几乎到了不可再减一人的地步。他们多是从生活的深井里，打捞出来的社会边缘人。更为关键的是，所有人物的性格，都能前后接榫铆合，变化亦有其因。

《月下》直面女性对情感的需求，她们面临的性别鸿沟与世俗压力，相较于男性，从未如此清晰而又如此沉重。正因如此，在人心的幽微褶皱处，遍布情感的迷惘、撕裂和痛苦。人生的悲欢并不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与抚慰于己者的双向奔赴。因此，企盼一轮明月高悬于天，时时有清辉遍洒人间。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芜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