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年代叙事症
摘 要
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边缘化愈加凸显时，“1980年代”俨然成为渴望被重返的光荣时刻；而与之相接的“1990年代”通常被描绘为一个平庸时代的开始，“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渐渐成为它的顽固标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显现，且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术规范只在动员阶段，民间的提倡根本没有化作现实的效力。学科边缘化的根源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主导意识形态的调整，199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的主要症结不仅不是“学问凸显”，反而是“学问凹陷”。
关键词
“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李泽厚；1990年代；学科边缘化
一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科。“拨乱反正”之后，学科重建的历程也是重新调整与主导意识形态关系的过程。时代的风云突变使当时的读书人获得了“‘精神松绑’的快感”，同时也升腾起使命感与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代发展迅猛、生气勃勃、成绩斐然，确实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于是，当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愈加凸显时，“1980年代”俨然成为渴望被重返的光荣时刻。“一纸风行，轰动天下”的学科光环不断地被追摩，人们在回味中怅惋那个“黄金时代”的逝去。不幸的是，与之相接的“1990年代”通常被描绘为一个平庸时代的开始。1994年，李泽厚适时地提出：
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
自此，“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或曰“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渐渐成为“1990年代”的顽固标签。李泽厚个人对时代倾向的感性概括最终被人文学界推演为对两个“十年”的“刻板印象”。
进入21世纪，在对1990年代做盖棺定论成为可能的时候，召开了若干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有风向标意义的会议。陈方竞在其述评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开篇即说：“似乎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学科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声音，贯穿了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年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他重点介绍了两个反响最大的会议：2001年9月在浙江师大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和11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希望思考的是：“比起80年代的这种壮丽与辉煌，进入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固然在扎实稳健地向前探索和推进，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却不免显露出某种水波不兴、陈陈相因、思维滞后、方法陈旧的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一学科的未来前景和格局会是怎样？面对新世纪的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它还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出新的回应吗？”后者虽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为主题，但抢眼的是王晓明报告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号召恢复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的互动关系。他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枯萎”，“看上去浮叶满树，躯干内部却生气渐失”：
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贡献出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似乎日渐淡薄。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当代生活，收缩为仅仅是学院内的一项安静枯燥的专业“活计”。
李泽厚在1990年代甫入中期时敏锐却主观的判断至此转化为新世纪初期关于上一个十年的综合性把握。
两次会议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前者将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赵园、杨义等14位与会者的发言整理成文，集中刊出。后者不但有发在《文学评论》以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两组笔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摘登了这次会议的3篇发言，《文学报》《文艺争鸣》《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也编发了有关会议的报道或综述。
自此，李泽厚念念不忘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话题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了回响。将两个“十年”对立的认知框架迅速在诸多现代文学学科反思的文章中被广泛施用，甚至成为某种程度的共识。于是，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代的“显学”历史与1990年代以降的边缘化命运常常让反思者唏嘘不已。人们在为学科从边缘重回中心苦心寻找方案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专业化与实证化等问题。
二
倘若回到历史情境中考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一个直观的数据可以表明，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印量——“创刊号的印数是3万册，1980年各期的平均印数为18500册，1985年降至8250册，1989年每期只印2750册”，据樊骏的解释，这是因为读者购买力锐减，“印得少些可以少赔一些” 。1988年，陈平原在其学术随感中写下“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同年，在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如何在学术研究处境艰难、学科危机浮现的环境中“重新寻找学科和研究主体的出路和位置”成为了与会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学科研究曾取得很大的拓展进步，但近几年来却处于沉寂停滞状态”。1988年的青年一代学人对拨乱反正时期及其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评价很高，却对1980年代后半期的学科发展表示失望，痛感“学科本身的冷落徘徊”。有意味的是，这种时代洪流中的现场感与后世追摹者的历史想象并不吻合。
倘若为学科边缘化溯源，或许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有关。作为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也使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得到强有力的推进。在这一背景下，人文学科走向边缘化，是必然的、不可抗的，或早或晚而已。这也反映在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即代表们纷纷感慨“商品经济引起的社会振荡、价值观念的变化”。龙泉明所提“研究者的被抛弃感、失落惶恐感”得到“三十岁上下的代表的普遍认同”。经过六天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学科研究的全面创新的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曾经有过的戏剧性的轰动不再会出现，进入了一个日常的学术建设阶段”。显而易见，“边缘时刻”已然降临。
然而，吊诡的是，这时“一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论著问世，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学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1986年至1988年，一批现代文学学科标志性成果井喷式出版，如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赵园《艰难的选择》、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纳《论“五四”新文学》、赵园《论小说十家》、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等纷纷问世。此刻，让后来者仰望的在精神特质方面兼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启蒙意识”和“对象的自我化与自我的对象化”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集体登场依旧无力挽回学科边缘化的颓势。可见，现代文学学科是“显学”还是“边缘”并不由学者们的研究倾向和主观愿望决定。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将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缘化推给所谓1990年代的“学问凸显”。
三
探问“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年代叙事症，不得不直面所谓“专业化”或曰“技术化”这一与“学问凸显”相关联的指责。倘若“专业化”指向的是“以‘规范’文其浅陋”的形式主义或“为了写出学术论文而寻找细小问题研究”的功利主义、“按照谋生的需要习惯性地对它发表着一些不关痛痒的意见”的庸俗主义的话，自然是学科之害；如果将其与“体现学术规范”相绑定，并“视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萎顿”的话，恐怕是找错了对象。
有学者将“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最明显的特征”视为“从原先对于思想和社会问题的介入中退出”，转而追求“学术规范和专业化”。这一判断显然源自王晓明在21世纪初对李泽厚“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袭用，又强化了80后新学人对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乾嘉化”的印象。
然而，此类误读在于将先进者的理想诉求等同了现实，诸如论者常常爱举解志熙1997年的一篇主张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要向古典文学学科看齐的文章为例来证明其观点。但仔细阅读解志熙的文章，反而可以从文中热切的心情读出当时学术失范的学科状况。2000年，樊骏在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自1989年至1999年的不足时直接点到了现代文学研究“尚未确立明确的学术规范”。2001年，在名家云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学术界整体上治学心态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匮乏，也是许多与会者共同论及的一个问题”。不必说1990年代，即便到了2003年，有学者基于只有极少数刊物兼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考虑，分别统计了二者在1332篇文章中的数量，发现有20条以上注释或参考文献的文章依次仅占总数的6.3%和5.9%；该作者深知这不是学术论文价值的唯一指标，但其综合观感仍痛心于学科“缺乏明确的学术意识，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学术论文数量与质量失衡的现状。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一批讨论“现代文学学术规范”的文章。朱栋霖直言道：“讨伐之声愈来愈多，而违规失范现象愈演愈烈，未有被遏制的趋势。”
客观上讲，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术规范只在动员阶段，民间的提倡根本没有化作现实的效力。倘非看低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不可，那也与学术规范本身无关。何况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未必就不如人意。赵园曾提示“不要夸大了八九十年代之间的差异”，“‘80年代启蒙主义的激情言说和90年代以来历史主义的冷静思辨’这样的说法，似乎将两个时期过于尖锐地对立了起来”，因为“我——不仅是我，也包括我的有些朋友——最好的学术作品，的确也产出在90年代及其后”。对学术规范的呼吁之于19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而言是切中时弊的，但实际收效不大。
近年来，学术规范的弊端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化的一刀切所形成的规范方法的僵化与繁琐，以及表面上应付形式规范而内里缺乏学术规范意识的“伪规范”文章层出不穷。按照邓正来所总结的学术失范特征衡量，“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判准和机制”、“缺乏知识增量和学术传统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严肃的学术交流”、“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与学术消费日益泛滥”等问题在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仍是触目惊心的痼疾。不过从形式上看，可能相当多内在失范的文章注释或参考文献的数量并不少，且看似多为原典文献或一手材料，但前人研究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以此突出自己的原创性。这也可以从现代文学研究类期刊影响因子较低的现实得到验证。尽管影响因子只是一个相对统计量，但过低的引用率也足可表征学术现状仍以“自说自话”为主，学科内部尚未充分实现有效的知识积累。当年有识者的“他们在承认规范的前提下大量地生产着重复劳动的产品”和“‘规范’不久将会变成把一些人偷渡到学术领域内领取职称、学历头衔的交通工具”的预言果真应验。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缺少对学术充满真诚与敬畏的人，另一方面却又让人分明地感到对“学问凸显”的谴责之风渐盛。这两者隐约存在着某种合谋的关系：在一个没有学问的年代里，“学问”被宣告有罪。
四
讨论“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年代叙事症，还要辨析所谓“实证化”或曰“古典化”“考据化”的问题。实证化的判断与1990年代“学术压倒思想”的论定互为表里。既然1990年代“学问”未被真正凸显，实证化的概括也就变得十分可疑。新世纪之初，黄修己基于“各种见解很活跃，论证严密的不多”等学科状态，提倡现代文学研究要有“科学精神”；刘纳从胡适批评罗尔纲“妄下断语”的事件引入，指出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缺乏“以‘根据’做底垫”；即便是对现代文学研究“朴学”倾向有所质疑的邵宁宁也认为这一潮流尚在“开始发展之初”。于是有学者批判现代文学研究“大气魄大气势的学术思维”的时尚简直就是学术领域里的“具象化的幻觉病态”，“在相当短小的篇幅里建立起‘一览众山小’的宏大的论述框架”。正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方面有专长的刘卫国所分析的，客观上源自现代文学学科的意识形态特性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实证精神与求快时代的不相容，主观上是研究者普遍对实证学风的批判、质疑与冷落，使得“在60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实证学风一直未能有效地建立”。
近年来，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便捷与数位化技术的推广为史料搜集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加剧了唱衰实证研究的声势。似乎史料易得之后，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史观和史识等理论上去，这固然成理，但也难免小看了史料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向来不缺史料可用，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手稿等不一而足，就数量来说十分惊人，于获取而言本就不难，然而在互联网与数位化全面铺开之前史料研究未见突破性的进展，根底在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史学功底薄弱。樊骏说：“我们的研究成果，从观点到方法，真正显示出历史的眼光与标准，达到历史高度的真知卓识，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与严格的史学品格的，又有多少呢？对此，我们往往缺少自知之明。”
如今史料易得，但史料意识不正确、史学训练不充分，依旧无法打开局面。因为史料只是历史的片段，用它来证明观点时首先需要考虑其负载信息的局限性。某一方面史料越多，彼此之间的矛盾可能越大，越需要依托其他关联材料使解释贯通无碍。合格的史料研究既依靠踏实的心境，能耐住浮躁；又须有缜密的思维，可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还要掌握推度之法度，具备想象历史的能力。
自2004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蔚然成风，但真正具有“发动学术”意义的文献工作并不多见，反而随着数位化的普及，出现了以资料为伪饰的诸多缺陷，譬如不少文章仅以《申报》全文索引的结果为梳理史事的依据，立论漏洞百出，看似全篇原始文献，但仍是伪实证，只不过是往年以论代史的学术投机者在“史料研究热”的背景中换了一种抄近道的玩法。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只有实证是不够的，但没有实证是不行的。从目前种种对实证的误读来看，也反过来说明了史料功夫和实证意识并未真正在学科内部生根。
平心而论，回顾19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不能简单套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倘若说“后革命”语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思想淡出”的趋向，那也并非是“学问凸显”带来的。更贴近实情的恐怕是思想淡出了，学问并未凸显，社会影响力持续降低，学科边缘化加剧。
学科边缘化的根源在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主导意识形态的调整，199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的主要症结不仅不是“学问凸显”，反而是“学问凹陷”。与其说知识生产导致现代文学学科平庸化，不如讲是学术生态不断恶化的结果。正如温儒敏所说：“标准混乱助长了不良学风，学风浮泛又制造大量学术泡沫”，认真做学问的人“花费长时间扎扎实实的功夫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大量‘短平快’的学术泡沫却马上充斥其左右，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反而给淹没了，治学心态也破坏了”。目前的学科反思，表面上看对实践性的强调大于了对科学性的追求，但对知识生产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在安全区内的发言，没有抓到学术生态恶化背后的真正祸首，反而既构成了非实践性的同谋，也使得原本就缺乏坚实的学科基础的现代文学研究更加躁动。重点不应该放在对知识生产的反思而是对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不从深层和更为根本和宏大的视野思考问题，很容易得出“这届学者不行”的结论。
钱理群近年开始“呼吁我们需要真正的‘学院派’”——“学术就是他的生命本身”。这种向内转的精神承担原本就是现代文学学科优良传统的一部分，特别是第二代研究者的“对学术抱有真诚与尊敬”，如朱德发所言“真学者”不仅要把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更要“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才能“见到发财之道不动心，听到官场升迁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第二代研究者在最好的学术年华被最无情的浪费的不利条件下，凭借着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和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学科史上铭刻了一代人的风采。靠才华横溢取得的成就是本身非天纵之才而难以模仿和继承的，但沉稳勤奋的学术道路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目下的青年学人正处于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坚硬现实之中，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将多么可贵。这需要不同于流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与特立独行。“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一切仍需要留给时间来检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280。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