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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生态批评发展至今已40多年了，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译介和应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的生态批评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鲁枢元、曾繁仁、王诺、程相占、程虹、胡志红、韦清琦、雷鸣、吴景明、黄轶、龙其林等成为当前生态批评领域里的代表性学者。中国当代生态批评也经历了从1978年到1999年的萌芽期、2000年到2010年的迅猛发展期和2010年以来的繁荣期三个阶段。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事实上已经崛起。当然，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生态批评的实践维度、生态批评的文学史写作还需要不断加强。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必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生态批评 中国学派 本土化 生态文明

DOI：10.19866/j.cnki.cjxs.2023.02.004

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40余年不断发展、壮大、繁荣的过程始终相伴的，是中国当代生态批评。40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中有不少人始终亲近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对现代生态危机有着极大的感知和极深的忧患意识，大胆地译介和应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积极地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开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及时地跟踪批评中外生态文学，并尽可能地展开学理性的探索与构建，为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学术贡献。

发展至今，中国当代生态批评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理论创建方面，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程相占的《生态美学引论》等堪称该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在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译介和应用方面，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程虹的《寻归荒野》、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西方生态批评史》等成为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批评和研究领域，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吴景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高旭国和阎慧霞的《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李玫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龙其林的《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陈佳冀的《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等论著可以视为重要的代表作；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生态批评方面，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张晧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盖光的《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等论著则是享誉学林的佳作。如果再加上大量的报刊学术论文和不可胜数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学术界早已经魏紫姚黄，硕果累累了，即使称为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也是实至名归，绝不虚妄。

整体上看，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经历了从1978年到1999年的萌芽期、2000年到2010年的迅猛发展期和2010年以来的繁荣期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1978—1999）

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9年的萌芽期。最初具有生态批评意味的文章多是对当时文学中出现较集中的自然书写的文学批评，尚没有较明确的生态意识，更不具备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储备。较有代表性的是赵鑫珊的《生态学与文学艺术》（《读书》1983年第4期）、王蒙的《漫评1983年短篇小说》（《文艺研究》1984年第2期）、徐芳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兼评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季红真的《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美学新潮》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李庆西的《大自然的人格主题》（《上海文学》1985年第10期）等。这些批评文章较为关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大林莽》、邓刚的《迷人的海》、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名垂青史的小说佳作。虽然这些小说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小说，但是其中蕴含着亲近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已经被评论者关注到了，因此把这些文章视为最初生态批评的萌芽是合适的。

值得关注的是，1984年高桦在《中国环境报》副刊《绿地》第一次提倡“环境文学”创作。“环境文学”可以称为生态文学的前身。1987年，张韧发表文章《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中国环境报》1987年1月17日）呼吁建设中国的环境文学。该年，许贤绪发表了学术论文《当代苏联生态文学》（《中国俄语教学》1987年第1期），这是目前可见的国内最早正式称呼生态文学的学术文献，可以视为国内生态批评的先见之作。该文介绍了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瓦西里耶夫等作家的代表性生态文学作品，认为苏联生态文学具有政论性、悲剧性和美三个鲜明特点。

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也出现了最初运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艺术的尝试，具有代表性的是司马云杰的《论文艺生态学研究》（《文学评论家》1986年第3期）、夏中义的《文学生态最优化的逻辑起点》（《艺术广角》1988年第1期）、高翔的《刘勰的文艺生态学思想》（《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黑格尔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等。司马云杰和夏中义的文章是以生态学方法研究文艺，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外部研究；而高翔从刘勰、黑格尔的文艺思想中看到他们比较关注文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比较鲜明的生态意识，可以视为比较典型的生态批评阐发研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理解与参与有了长足的进步。1991年2月22日，为了促进环境文学的发展，国家环保局和中国环境报社发起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文学研究会，黄华任荣誉会长，并决定创办环境文学刊物《绿叶》，由王蒙任主编。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绿叶》的创办，对于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都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95年11月，中国环境报报社、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读书》杂志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人与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召开。与会的作家、学者主要来自海峡两岸。大陆方面有王蒙、雷加、黄宗英、从维熙、张贤亮、叶楠、陈祖芬、刘心武、朱幼棣、俞天白、鲁枢元、张炜等，台湾方面主要有齐邦媛、陈映真等作家学者。台湾作家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自然写作”和生态批评的基本状况，陈映真还宣读了论文《台湾文学中的环境意识》，引起了作家们的极大兴趣。这次会议对于推动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来自中国以及美、法、澳、韩等国的作家和学者张炜、李锐、苏童、叶兆言、格非、乌热尔图、迟子建、蒋韵、黄灿然、蒋子丹等30多人与会。这是中国作家的生态意识全面觉醒的一次标志性事件。10月25日晚，在三亚市南山生态文化苑，参加该会议的部分学者还就环境－生态问题展开了座谈，主要有韩少功、黄平、陈燕谷、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座谈会后发表了由李少君执笔的《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天涯》2000年第1期，《读书》2000年第2期）。该纪要高瞻远瞩，对当时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反驳了那种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论，也对资本主义的唯发展主义、唯增长、唯GDP的意识形态做了尖锐的针砭，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做了批判。该纪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的生态意识的觉醒。

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对生态文学的关注逐渐增多，例如黄文华的文章《呼唤“绿色文学”》（《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多有揭示，认为“东西方国家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今的最大政治课题。人类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地球上的全体居民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因此生态意识已经觉醒，以保护自然为主题的诗歌被认为是新兴的自然诗” 。黄文华认为生态意识、生态伦理必须成为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他积极肯定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提出“诗人要从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具有深刻哲学宇宙观内含的中国自然抒情诗传统中去汲取菁华，以创造带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意识诗——中国的‘绿色诗’。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中国诗人的不容推卸的光荣使命” 。

此外，陈辽的文章《钟肇政的生态小说〈白翎鸶之歌〉》（《当代文坛》1991年第1期）评论台湾作家钟肇政的生态小说《白翎鸶之歌》，古耜的文章《人类：请正视大自然亮出的黄牌——长篇小说〈摄生草〉阅读感言》（《当代文坛》1991年第3期）评价姜滇的长篇小说《摄生草》，陈晓明的文章《人欲与环境——评哲夫的〈天猎〉》（《新闻出版交流》1995年第1期）评价哲夫的长篇小说《天猎》。这些批评文章虽然没有对生态文学进行整体思考，但是在对生态文学作品的个案批评也是对生态批评的重要贡献。而李炳银的《文学与环境琐议》（《绿叶》1992年第2期）、张韧的《绿色家园的失落和重建——环境文学随想》（《绿叶》1992年第4期）和《环境文学与思维的变革》（《天津文学》1994年第4期）、缪俊杰的《生态文学漫谈》（《中国绿色时报》1997年11月13日）等文章对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宏观思考非常具有启发性。缪俊杰在《生态文学漫谈》中就认为许多描写生态和环保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出现了“轰动效应”，挖掘到了生态问题这个文学富矿；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外国文学史上生态文学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源头；他还认为生态文学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广泛的群众性，揭露和歌颂并存，形式更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介绍欧美生态文学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之中，主要是介绍一些苏联的生态文学作品，例如裴家勤的《苏联的生态文学》（《苏联文学联刊》，后改名为《俄罗斯文艺》，1992年第2期）、吴萍的《大自然的呼唤——前苏联生态文学管窥》（《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等。值得肯定的是还有学者开始挖掘古典文学中的生态资源，重要的有王先霈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该文尝试梳理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中关于绿色的吟咏、描写和论述，阐释中国的生态思想和哲学基础；该文指出，中国古代诗文、文论都坚持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的生态立场，与近现代文明主张的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向大自然索取的思想迥然有别，对于当代生态保护、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价值。

20世纪60年代，欧美生态美学就开始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了，但是在我国直到90年代初期才有学者开始使用生态美学这一术语。目前可查到的较早使用“生态美学”一词的是俞孔坚的论文《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及其生态史观》（《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该文在考察中国人的环境观念时比较明确地使用了“生态美学”一词。紧随其后，杨英凤的论文《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建筑学报》1991年第1期）则明确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种对自然变化的敬畏、顺服态度，因而文化和自然融合的生活美学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美学。而刘光明的论文《关于生态环境的伦理学和美学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则已经具有了极为自觉的生态意识，很明确地指出是旧的价值体系导致了生态危机，“天人对立论”“生态资源无限论”“人类中心论”是核心，从生态伦理和生态美学角度必须意识到人和生态环境是相互关联、互补共生的；他翻译的俄国学者曼夫斯卡娅的论文《国外生态美学》（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12期》）明确地归纳了欧美生态美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陈清硕的论文《生态学的美学意义和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3年第5期）对生态美学的思考更为深入，认为生态学给人明显的层次性的审美感受，包括对自然的形式美感、激动心灵的震撼式美感、原自然之美以达万物之理的新时代人类自身生态觉醒所获得的心灵美和社会美感。

在此阶段，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8期）和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两篇论文对生态美学的研究较有深度。佘正荣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美观点，认为自然美并不依赖人而存在，而具有自为特点。至于生态美，他认为，“在自然界中，丰沛的生命与其生存环境所展现出来的协同关系与和谐形式，就是一种自然的生态美。”“生态美学正是研究地球生态系统之美的一门新崛起的学科。为了防止我们人类和所有生命物种栖居的地球退化为一颗死寂的行星，为了恢复、维护和扩展自然美，我们不仅迫切需要研究人类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而且也迫切需要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美学。” 然后，他还高屋建瓴地分析了生态美的几个特征，即生态美充溢着蓬勃旺盛和永恒不息的生命力、和谐性、生命与环境在共同进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直接参与到生态系统去的。李欣复则指出，生态美学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平衡和谐发展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为主要内容和任务，需要树立三大基本观念：树立生态价值是人类最高价值，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的观念；树立时空统一高度上追求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协调发展美的观念；树立努力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的美学观念。而在审美创造上，生态美学要坚持三大原则和方法，即道法自然，返璞归真，适度节制。

整体看来，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生态批评还基本上停留在对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的浅层解读，对苏联生态文学作品的粗浅介绍上。较有学术深度的就是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等论述生态美学的论文。因此，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生态批评的萌芽阶段是合适的。不过，在此阶段，鲁枢元、曾永成等生态批评者已经开始悄悄地展开生态文艺学研究，为下个发展阶段做好准备了。鲁枢元从20世纪90年中后期开始关注精神与生态问题，他在文章《生态时代与乌托邦》（《新东方》1995年第2期）中就提出未来时代应该是生态学时代，人们要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更有诗意的世界。而曾永成也在90年代下半期开始思考社会主义文艺生态建设、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命题的生态哲学阐释等。不过，他们的代表性成果还需要到新世纪诞生。

二、迅猛发展期（2000—2010）

第二个阶段是2000—2009年的迅猛发展时期。的确，如鲁枢元所预言的，21世纪是生态学世纪。我们把2000年视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标志性年份，并不是单纯地迷信公元纪年法，而是考虑到2000年我国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生态批评学术论著。鲁枢元的《“自然”主题的现代衰变——兼及“生态文艺潮”的崛起》（《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和《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放谈——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0期）、曾永成的《绿色的思维 绿色的情怀——文艺活动人学意蕴的终极探寻和边缘凝想》（《当代文坛》2000年第2期）等论文，似乎不约而同地吹响了新世纪的生态批评集结号。这些学术论文高瞻远瞩，立论深透，是对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学科的宏观鸟瞰，一下子释放出了极为辽阔的生态批评空间。而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李文波的《大地诗学：生态文学研究绪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恒醇的《生态美学》等标志性论著均出版于2000年。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典生态文化，对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李文波的《大地诗学：生态文学研究绪论》则主要征用西方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想和梭罗、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批判了现代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对以徐刚、海子、张炜等为代表的我国生态文学作品，和以梭罗、利奥波德等为代表的西方生态文学作品做了宏观的论述，具有不容小觑的思想深度。而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以对生态文艺学的宏观论述准确地诠释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和生态文艺学的诗意风景。至于徐恒醇的《生态美学》则是国内第一部生态美学论著，深远意义，自不待言。因此，我们把2000年视为生态批评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年份是合理的。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生态批评在我国发展迅猛，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审视这种发展状况：

第一是关于生态批评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00—2009年间，与生态批评有关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各路学者就此激扬文字，指点迷津。例如2000年10月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在海口召开了“精神生态理论研讨会”；2001年8月11—14日由清华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了“全球化与生态批评”的专题研讨会；2001年10月17日至21日，中华美学会等单位主办的“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2005年8月18日至22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召开；2008年10月9日至11日，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超越梭罗：文学对自然的反应”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8年11月8日至10日，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等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承办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武汉召开；2009年8月14日至28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主办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亚洲跨文化论坛”在北京召开。由这些接踵而至的学术会议，我们便可知2000年到2009年间，生态批评的发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第二，生态批评代表性的学者甚至学术团队开始涌现。此阶段生态批评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从事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鲁枢元、曾永成、王晓华、刘文良等，从事生态美学研究的曾繁仁、陈望衡、徐恒醇、袁鼎生、刘成纪、程相占、张华等，从事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译介与研究的程虹、王诺、胡志红、韦清琦、刘蓓、宋丽丽、龙娟、朱新福、陈茂林等，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批评的汪树东、雷鸣、吴景明、李玫、王喜绒、张晓琴、黄轶、龙其林等，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生态批评的有王先霈、张晧、盖光等。主要学术团队有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苏州大学生态文艺学建设团队、山东大学生态美学研究团队、首都经贸大学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团队等。

第三，生态批评各领域的代表性论著纷纷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程虹的《寻归荒野》、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张晧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等论著堪为此阶段生态批评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与此同时，生态批评领域还出现了几套较有学术影响的丛书，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组织出版、韩德信和盖光主编的“生态美学丛书”，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推出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等等。这些代表性论著极大地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见证了新时代生态批评的显著成绩。

第四，生态批评学界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生态批评的核心观念得到了清理，基本范畴与方法得到了阐释，还有些重要学术命题相继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一文中就认为，生态批评的崛起意味着人类的知识系统要从神学、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生态学，生态文艺学是知识空间的新开拓。鲁枢元的《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则认为自然本来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但是近百年来文学史书写却受制于现代性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疏漏了自然，而随着“人类纪”的到来，我们有必要重塑文学的自然维度、生态维度。曾繁仁则开始倡导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王晓华提出生态批评要把主体间性作为基本的建构原则。王诺完整地阐释了“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在《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和《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两篇文章中阐释了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渊源、定义和任务。赵白生在《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生态主义是人文主义的终结，他还把生态主义的主旨概括为自然为本、反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激情。此外，刘锋杰的《“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王岳川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论文都对生态批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也非常值得关注，该论著重点论述了生态批评的和谐、自然、终极关怀、悲慨、审美话语等范畴，还阐释了文化诗学、生态女性主义、经典阐释等方法，使得生态批评成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批评方法。

第五，对欧美生态文学的研究和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与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程虹的《寻归荒野》以宏观的文学史梳理和细腻的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勾勒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历史，堪称美国生态文学的全面介绍，极大地扩展了国内作家和学者对美国生态文学的理解视域。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则是国内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第一部系统性论著，对欧美生态文学的思想渊源、来龙去脉和主题类型做出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他所开创的生态批评范式几乎成为后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典范。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则全面地介绍欧美生态批评的发展概况，极大地拓宽了国内生态批评学者的学术视野。韦清琦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和《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等文章则明晰地介绍了西方生态批评的来龙去脉，并从现代性反思的高度论述了生态批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超越。至于杨素梅和闫吉青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朱新福的《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周湘鲁的《俄罗斯生态文学》、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等论著则全面地概述了欧美重要国家的生态文学，为欧美生态文学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陈茂林的《诗意栖居：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鲁春芳的《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刘国清的《危机与拯救：泰德·休斯诗歌的生态思想研究》、戴桂玉的《后现代语境下海明威的生态观与性属观》、翟润蕾的《寻找母亲的花园：美国四位西部女作家的生态女权主义解读》等论著深入研究了欧美单个生态作家或重要的文学流派，把生态批评做得更为细致和深入。

第六，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实践已经有力地启动，并结出了一批学术硕果。20世纪80、90年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基本上处于不自觉的阶段，少有批评家自觉地以生态批评为方法系统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但是进入21世纪后，在韦清琦、汪树东、吴景明、雷鸣、张晓琴、李玫、黄轶、龙其林等青年学者的努力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开始得到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的来龙去脉，并重点阐释了于坚、李存葆、徐刚、苇岸、迟子建、叶广芩、姜戎等生态作家。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则把当代生态小说视为现代性反思的文学样本，较为深入地阐释了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诸多核心主题。王喜绒等合著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试图以生态批评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重点论述了冰心、郭沫洛、朱自清、沈从文、张承志等作家创作的富有生态意识的相关作品，还在生态批评视域中重新检视了中国知青小说、世纪初的动物小说，论述较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除了这几部重要的学术论著之外，关于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已经出现了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学术论文，对较重要的当代生态作家作品多有及时的评述和阐释。

第七，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生态批评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较重要的有张晧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程习勤和毛茵的《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等。

三、繁荣期（2010年至今）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是中国生态批评较为繁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有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等。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堪称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重要收获，古今中西的生态美学理论资源得到清理，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都已经牢固地确立。尤其重要的是，该论著的第四编《生态美学的中国资源》明确论及《周易》与儒家的生态智慧，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生态审美智慧，使得生态美学能够植根本土文化土壤。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则把陶渊明的生态智慧和后现代的生态意识相联系，打通历史和文化的古今中西之隔，展示出贯穿人类历史的生态理想。而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则在对广博的西方生态批评理论透彻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生态现实，对生态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审美等核心问题做出了透彻的论述，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理论深度。

到了2010年左右，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生态批评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无疑是中国生态批评开始走向成熟和繁荣的重要现象。鲁枢元在《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中认为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并不完全是靠西方的理论输入，更是依靠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激发，但是既有的生态批评学术视野不够开放，生态学术资源有待深入开发，与国外的学术界的联系和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联系都尚待加强。胡志红在《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比较文学视野》（《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一文中则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缺乏自觉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意思，理论明显滞后。王诺在《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南非生态批评给我们的启示》（《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6期）中则指出南非生态批评给中国生态批评带来的启示，包括要尽可能地清理导致生态危机的心理和文化根源，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加强培育生态的自我认同观，建立平等友好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黄轶在《生态批评的偏误》（《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中则指出，不少生态批评实践往往脱离了我国目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有点盲目地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批评，没有警醒其中的“西方逻辑”，有可能导致生态批评在我国丧失批判的指向和力量；生态批评必须关注我国的具体国情，始终强调实践性和批判性。韦清琦在《绿袖起舞：中国生态批评的十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生态批评具备了成熟的本土化特色，但是在跨学科、跨文化、批评实践等方面尚存在着欠缺。王晓华在《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生态批评最好超越直接言说世界的素朴品格，以不断的反思性建构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尤其要超越新宏大叙事和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谨慎而谦逊地建构多元主义的生态话语。而马治军的论著《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更是全面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生态批评，阐释了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的现代转换以及生态学视野下的文学批评实践，还剖析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的建构，最后指出，“生态批评的目的则应在于建构文学的生态理论，凸显文学的生态维度，评判文学的生态价值，导引文学的生态关怀，弘扬文学的生态效用” 。经过这些学者的批判性反思，中国生态批评开始进一步获得了理论的自觉。而党圣元主编的新世纪文论读本之一《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无疑是对生态批评的积极肯定。

此阶段中，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学术会议依然接二连三地出现，极大地扩大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学术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开始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界最为重要的学术聚会。2011年10月29日至30日，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如今已举办到第九届。此外，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也屡次举办与生态批评相关的学术会议，尤其偏重于和国际生态批评界的学术交流。通过这些学术会议，生态批评始终能够保持着适当的学术热度，不断有新学者加入生态批评的建设队伍中。

建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生态批评，是此阶段中国生态批评的最大特色。无论是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还是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都试图到中国古典生态资源中去寻找生态批评的本土传统。而陈炎、赵玉、李琳的《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袁鼎生的《整生论美学》，卢政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盖光的《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等论著，都竭尽所能地阐释中国古典生态智慧，试图凿开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生态通道，赋予中国生态批评以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此同时，学者们在进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批评时，也非常关注生态文学的本土化问题，例如纪秀明的《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策略研究及本土化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李玫的《新时期中国大陆生态写作的本土化路径》（《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等文章。汪树东的论著《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则论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是如何进入当代生态文学之中的，是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本土化特色的深入论述。陈佳冀的《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和龙其林的《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等论著也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本土特色做出了较有创新性的阐释。陈佳冀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动物报恩叙事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动物叙事，而且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往往都具有明确的神话历史根源，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龙其林则指出儒家、佛教、道家等生态意识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使得它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也是此阶段中国生态批评的特征之一。除了前述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之外，程相占的《生态美学引论》《西方生态美学史》和《环境美学概论》等论著也极具理论建构的勇气和魄力。《生态美学引论》一书可以视为程相占的代表性论著。他认为生态美学是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美学回应，实质上是一种“关怀美学”，思想原则是“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即“生态人文主义”。该论著体现出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较大独创性，程相占谙熟中西美学理论，理论原创意识强烈，他在生态美学中已经提出一些标志性的概念和理论命题，例如关怀美学、生态实在论、生生本体、文弊、审美暴力、生态审美、审美应该等。此外，袁鼎生的《整生论美学》《天生论美学》《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也开始进行了生态美学理论的系统建构。

生态批评的多种维度都被拓展出来了，这也是此阶段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唐建南在《生态批评的多维度实践》中指出，地方维度、身体维度、性别维度、种族维度、电影评论维度、教育维度都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维度。韦清琦、华媛媛等专注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王晓华则非常关注生态批评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胡志红、龙娟比较关注环境的种族维度和环境正义问题，马特则关注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江玉琴比较关注生态批评的后殖民维度，王茜比较关注现象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孟悦比较关注生态批评的“人类世”转向，姜礼福比较关注生态批评的后殖民、人类世概念，……这些维度的拓展都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批评的论域，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发展。

古今贯通、横跨中西的比较文学视野的拓展，也是此阶段中国生态批评的特征之一。龙其林的《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是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研究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性论著。该论著非常关注中外经典生态文学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关系为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打开了比较文学的新视野。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在此阶段也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论著。韦清琦的《绿袖子舞起来：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吴景明的《生态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批评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张晓琴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胡艳琳的《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赵树勤和龙其林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龙其林的《自然的诗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新论》《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高旭国和阎慧霞的《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李玫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汪树东的《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等论著对中国生态文学展开了宏观的研究。赵慧芳的《生态批评视野中沈从文夫妇创作研究》研究了沈从文夫妇，王明丽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和田泥的《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用生态女性主义方法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和陈佳冀的《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动物叙事。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和纪秀明的《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研究》研究了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丁燕的《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郭秀琴的《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小说生态书写研究》等研究了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文学。郭艳红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冀东乡土小说》、谢廷秋的《寻找诗意的家园——贵州生态文学研究》则研究了特定地方的生态文学。赵凯等的《大自然文学论纲》和韩进的《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研究了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

对西方生态批评和欧美生态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更高的热潮，这也是此阶段生态批评的特征之一。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史》是国内第一部西方生态批评史，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西方生态批评发展过程，并对劳伦斯·布伊尔、斯洛维克等较重要的生态批评家做了专章介绍，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学者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解。薛小惠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和李晓明的《美国生态批评研究》两部论著都整体论述了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等。方丽的《环境的想象：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则重点研究劳伦斯·布伊尔的生态批评理论。苗福光的《文学生态学：为了濒危的星球》和唐建南的《生态批评的多维度实践》则介绍了生态批评的各种维度。国别生态文学研究在此阶段依然出现了不少学术论著，较重要的是有程虹的《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江山的《德语生态文学》《德国生态文明意识史》、朱新福的《美国经典作家的生态视域和自然思想》、杨晓辉的《日本文学的生态观照》、张建春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20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毕晟的《生态视域下的英美文学研究》等。龙娟的《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李玲的《从荒野描写到毒物描写：美国环境文学的两个维度》、李巧慧的《环境·动物·女性·殖民地——欧美生态文学中的他者形象》等论著则从环境正义、毒物描写等新角度研究欧美生态文学。闫建华的《空间诗学观照下的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研究》、张建国的《美国当代科学散文的生态批评》、王卓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17世纪英国玄学诗歌研究》、秦苏珏的《当代美国土著小说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等论著则从体裁角度细化、深化了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孙悦的《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主要研究了欧美的动物小说，从动物小说角度拓展了生态批评的范围。生态女性主义在欧美文学研究界最为盛行，一时产生了不少与之相关的学术论著，较重要的有吴琳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袁玲红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南宫梅芳等的《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等。此外，从生态批评角度研究欧美重要作家，也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者非常热衷的研究选题。

回顾近40年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袁鼎生、王晓华、程相占、刘文良等学者对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王先霈、张晧、陈炎、卢政、盖光等学者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生态批评，王诺、程虹、胡志红、朱新福等学者对欧美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李玫、雷鸣、吴景明、黄轶、汪树东、龙其林、陈佳冀等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批判实践，为中国生态批评积累了基本的学术资源，开辟出了大致的学术理路，为今后中国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当然，若宏观地反思中国生态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尚存的几个问题。

一是本土化的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尚待加强。国内生态批评学界已经卓有成效地展开了相应的理论建构，例如鲁枢元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层次论，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王诺的生态整体主义，程相占的生态人文主义，王晓华的主体间性等，均是颇有启发性、创造性的理论洞见。但是生态批评的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资源相结合，从而产生出更具有阐释力的理论，依然需要学者刻苦钻研。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属于前现代，如何与后现代的生态意识相融合，其实是一个相当考验学者能力的问题。当然，本土化的生态批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古典生态资源的征用和转化，也许更重要是的如何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如何对我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展开切实而有力的生态批判，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理解中国对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是缺乏与社会现实的深度联系。生态批评是一种后现代文化批评，原本是出于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应激反应，它不能仅仅停留于学院派的理论建设，而应该积极地与社会现实联系，释放出强烈的实践性和批判性。王诺曾说：“生态批评不能仅仅限于学科建设和理论自足，不能纯学术化、艰深晦涩化。它是‘处于危险世界’的批评家奋起寻求自然和人类解救之途的批评。” 的确，一旦生态批评单纯追求理论自足时，生态批评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就丧失了，它原初的目的就被抛弃了。也许正是出于对学院派的自足化倾向的警惕，王诺当初从事生态批评时尽可能地与野外生态考察联系起来，鲁枢元也尽其所能地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但是当今高校的学术生态日益恶化，中青年学者日益受困于寻章摘句、缺乏鲜活气息的学术范式。

三是应该以生态批评方法重写文学史。要尽可能地推进生态批评，要生态批评方法重写文学史，就是不可避免的学术重任。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均可以用生态批评方法加以重写。这样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正统文学史的必要补充，可以让后人从文学的角度获得生态意识的启蒙。当然，我们不用指望以此角度书写的文学史会一统天下，或颠覆所有文学史成见，我们只是希望把生态批评这股鲜活的力量注入僵硬的文学史著中去，重新为大自然正名，为文学寻找到自然之大道。

如所周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意志之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艰难旅程中，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必然会继续推进，他们会坚定不移地持续输入欧美生态批评新理论，激活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及时地回应当前国人面临的生态危机，致力于原创性的生态批评理论的生发，与当代生态文学热潮形成良性的互动，最终促使越来越多的国人获得生态意识的启蒙，助力生态文明的革故鼎新。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男，江西上饶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