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会写小说的保安赶到时，她正卡在电梯的七层与八层之间。她是在上了电梯之后发现电梯卡不见了的。天刚蒙蒙亮，她把脚气膏搽到了发炎的眼睛里，眼睛肿得只剩下两条缝，后来又匆匆忙忙出门倒垃圾——电梯卡可能就是那时丢的。这几年她总是丢东西，门卡、现金、外套、雨靴、木桶、油壶、饭勺、淘米篓，甚至还有女儿送的银耳环、玉手镯和金项链。大概是得了“绝望”症，她常常自己叨叨。她不识字，不知道和“绝望”比起来，“健忘”是两个更舒适绵长的字眼。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个手臂瘦长的谢顶保安说着使劲儿掰开电梯门，像只虚弱的长臂猿，嘟哝着弯下腰，朝她不住地点头。她板着能吓死人的长条脸，白嘴唇使劲儿哆嗦着，大步跨出了电梯。她也知道这样很可笑，不相干的人看了，还以为他们刚在电梯里吵架。可她就是克制不住，只要一想到身边有人，她就无法自控。很早以前，确切地说，从她“寡居”开始就这样了。

“下次，下次再卡在里面，直接打我手机，值班室的电话声音小，外面听不见。”走出去五六米远了，那“长臂猿”还跟在后面喊，似乎她是个聋子。她恨恨地转过头，丢给他一个“你怎么这么不识趣”的白眼。“下次，下次你和你儿子、孙子、儿媳妇，你们一家子全卡在里面，三天三夜！”她旁若无人地嘀咕着，完全不顾及迎面走来的一家三口，一对穿灰羽绒服的胖子和一个爱吐口水的小男孩。他们就住在她脚下的一单元。几天前因为她起夜弄出声响死命敲她的门，彼此唾液横飞大呼小叫至凌晨三点。后来还是她跑到保安室拍门，“长臂猿”拍着胸脯作证，说她没有梦游症，也不经常住在这里（在两个女儿家留宿），才勉强让事情了结。这样一想，“长臂猿”倒又没有这一家人讨厌了。

这小区里的住户全是比她还穷的穷鬼，自私、邋遢、不讲理、比要饭花子还要饭花子。她搬来的第二天，就对着小女儿跺脚大嚷：“早知你们买的这种房子，说什么我都不住！你们自己怎么知道住好房子？嗯？让我住在这种地方？”小女儿不说话，只萎萎地低着头，含泪看着地面。见她这样，她倒又生出些许不忍。房子的大部分钱款是大女儿付的，可每一帧壁纸、每一颗钉子都经过小女儿的手。而且她突然想起来，房子其实是自己看中后，急不可耐地让姐妹俩“顶下”的。那时，她恨透了像艘破船似的在两个女儿家漂来泊去。她渴望不再给她们“做奴”，有自己的衣橱和客厅，每天只给自己洗衣做饭。是的，是她自己一时发昏仓促买下这破房子，可这也不能怪她，要不是拉扯“她们”姐俩，她哪里会被生活折磨到这个地步？

她没法告诉人，她已整整失眠三天了。头一天，是原本塞在衣橱角落里那条有黄金钻石镶嵌的鸡卵大小的和田玉项链不见了。第二晚，是从银行取出来的三千块现金找不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小女儿打来电话，说今天出院，让她过去帮忙照应一下搭把手。结果她死死捏住椅背的木条，直到手背上突出四条蚯蚓似的青筋。“为什么不请个月嫂？你老公不是堂堂法学教授吗，怎么连这么点钱都出不起？生不起就不要生，别自己不小心带动四邻。”捏着电话足有一分钟，她才嘎着嗓子喊出来，声音像一头即将被宰杀的母牛。

她有自己的“说辞”和理由。她不喜欢小女婿，生在比她还穷的穷地方，小鼻子小眼，还在鼻梁上架了副泛着油光的黑框眼镜。动不动就着一瓶小酒、一碟花生米高谈阔论。什么案件黑幕、幕后推手，似乎全世界都是他家门口熟人。再加上一连串的“法理”、“援助”、“司法公正”，活脱脱一个“人民的大救星”。偏偏小女儿在一旁如珠似宝地看着，当做百年不遇的大活宝。有一回，她甚至碰见一个胖面包似的姑娘，大清早抱着一摞书，隔着防盗门的猫眼，和他白眼深深地对望——以为她不在家，其实她就在洗手间！她轻易不搭理他，不得不搭理时就把头昂得高高的，先从鼻子里哼两声。

可思来想去，她觉得自己终究还是得去——她是个要“名”的。女儿坐月子，不去会被“人”骂死。至于这个“人”是哪个，她不知道，也根本用不着想——她（他）们就在那儿，跟着她和所有人，一辈子，如影随形。

二女儿的房子很小，她只能睡客厅的布沙发。这是她不想来的另一个原因，不过她原因平常不大说出口。因为大女儿住的是别墅。给人听见了会说她嫌贫爱富。

她在沙发上似睡非睡。光从没有拉严的窗帘里漏进来，在她鬓角上打了个转，落到扶手边一个银色的点。不用睁眼，她也知道外面的黑，和小女儿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她披着件灰色睡衣，像只疲惫的熊，正一步步向她迫近。“哇——哇——”在她身后，一只帆船样的摇篮里，一个红脸婴儿正张牙舞爪，扯着嗓子哭得震天响。他大概以为屋顶是草做的，用哭声可以将它掀跑。

“妈，帮我抱一下啊，嗓子都哭哑了。”小女儿说。

从沙发上站起来，摸索着，像只更老的熊。没人知道，她不喜欢小孩。他们太精怪了——好像生来就知道该对谁哭对谁笑，比最势利的大人还让人憎厌。如果有来世，她一个孩子也不生。不，连她自己也不愿意被生出来。她宁愿做一朵花，一只虫豸，也强似再受人生的苦。再也没有比做人更难捱的事了。她走到摇篮边，却缩着手，任由婴儿溺水似的哭喊着。这个折磨人的恶魔，好像知道她的心思似的，哭得更响了，大有再不抱就哭死给你看的架势。她只得叹口气，将他一把抱起来，“嗖”地竖在肩膀上。

“妈，宝宝还小，你那样抱，他的腰和内脏会受不了的。”小女儿跟过来，在背后说。

“我的项链不见了。”她揉了揉眼睛。

“妈——”

“前两天还看见的，自打那次从你家回去，就再也找不见了。”

“啊——”小女儿只得问，“什么项链？”

“你姐给我的，说是别人送的，贵得不得了。”

“你放在哪儿的？再找找，肯定丢不了啊，只要没掉在外面。”小女儿愣了一下说，又看了她一眼。

“掉在外面？”她吓了一跳，捂住胸口，“那不会的！新崭崭的，接头什么都是好的。”

“那你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帮你找。”小女儿接过孩子，往卧室走。

她三步两步抢到前面。

“喏，就是这里。”她在一排衣橱前站住，扯出一件赤褚色旧棉袄，“每天晚上都拿下来，放在里面。”她将内口袋往外一翻——似乎是强迫它吐出舌头。可惜下面空空如也。它没偷吃。

“可能记错了，放在了别的地方，或者拿走了。”

“嗬——拿走了？绝没有的事，你以为我真得了绝望症？就是得了绝望症也不能搞错，就是放在这里的！现在没了！”

小女儿怔住了，手里的孩子也不哭了，两只瞳仁幽深地朝她望着。

“那照你的意思——是被人偷了？家里就我们俩。”

“鬼拿的，这家里有鬼了。”她咬着牙，连鼻息都冒着恨气。

“你是怀疑我丈夫？不是他就是我了。”

“你拿我东西做什么？我的东西都是你的。”

“那你是说——”

“前两天我看见他在手机上玩游戏，还下注。还有那次你不在家，有个女人——”

像战士突然失去了手臂或用惯了的枪，她突然发现小女儿已转身，满脸愠怒地一步步往门外去。“我还没说完哪！”她对着她的背影喊，可回答她的只有孩子重重的抽噎声。“怎么回事，连她也不理我了？”她呆呆地看着衣橱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叹了一口气。“唉，人老了就是命苦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要嫌弃——都怪我，怎么不早点死？睡不着觉，没有钱用，缺营养；又是脑梗，又是糖尿病，又是中风——老天爷怎么还不把我带走？早走早超生，早走早解脱啊！”她干嚎着，像盛夏濒死的禾苗，渴望痛彻心扉的雷暴。可是慢着，一道灵光也迅如闪电——问题不就在这儿？早就活得不耐烦了，可一早晚偏又死不了！

“就是一块发霉的肉，”过了一会儿，她念叨着，走出房间，“走到哪里哪里臭。”

孩子不哭了，周围静悄悄的。小女儿房门紧闭，她大概是睡着了。

现在，她又坐在大女儿家的厨房里了。这里比小女儿家的客厅还大。没有孩子的哭声，只有成团的香气、笑声与阳光——比潮水还要汹涌明亮。一大群人在客厅里，一大半是女人，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系着白围裙的大女儿一趟趟从厨房运去零食、果盘和甜点。是大女婿的生日。可他本人却不在场，待在清雅的书房里，捧一本书，喝茶，点香。近二十年了，他总是如此——没到迫不得已，任何人也别想亲近。当然，她也不能例外。每次来，都很自觉地放下东西，在厨房里坐一会儿。只有一次，临出大门，看见他坐在车里，遥遥地摇下车窗喊了一声“妈”。

她好几次想和大女儿说说那条项链，可每次一张口，就被大女儿支开——“麻烦帮我把烤箱拿下来”“请到冰箱里找一瓶香草精，褐色的，小圆瓶”，或者干脆是“你尝尝这个，还有那个，要不要再来点儿盐——”她知道她是故意的。可也没办法，人多，不能多说。

如果要追溯那条项链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那串珍珠。半年前的一天，她被“强行”留了下来（后来她和别人是怎么说的）。她的亲家母——那个常年穿旗袍、戴珍珠的中年女人，非在一屋子的舅母姨娘、堂姐表妹跟前亲热地拉她的手。那一刻，她就知道自己非得买点什么穿戴不可了。结果当晚就看见了那串珍珠。躺在地铁口夜市的小摊上，粉色的，鲜嫩得像婴儿的牙床。摊主破衣烂衫，是个笑起来嘴角咧到耳后的中年人。“货真价实的珍珠，只要80块。不是真的，明天来踢我的摊。”她付了钱，偷偷在门牙上咬试，吐出一口咸腥的唾沫。于是第二天送米去时，那珍珠被特地戴在了高领毛衣的外面。大女儿一见，便愣住了。接茶时，亲家母的眼角也刺眼地亮了一下。当天，她头一回没在厨房吃饭。桌上青菜不够吃，她甚至掏出自己带来的牦牛干，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默默咀嚼着。

就是那晚，大女儿捧出了珠宝盒子。她避开第一层的耳钉耳环、第二层的玉佩手镯，在第三层挑了条金镶玉项链。

为什么非要找到那条项链不可？因为那是她的第一个胜利。胜利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就像她好不容易积攒到的年纪。可她没法告诉别人这一点，这是她探寻半生才找到的人生奥秘。

当晚，当她不得不回到小女儿塞得满满当当的小客厅，睡脏兮兮的布沙发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条毒蛇骤然一闪。尤其是到了凌晨三点，当她第七次被吵醒。要知道，短短三个钟头，他哭了整整七回。她决定不睡了。站起身，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在他脊背上暗暗用力。她能感觉到，他的头骨重重贴住了她的。那样软、那样香，却也不过是一块肉，以后一样要起皱、变老、变臭。她边胡思乱想边抱着他陀螺似的来回走。

真正让她生气的是：谁给他权利，让他这样肆无忌惮地吃喝、哭闹、享受？她、和她一样年代出生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确实是天道不公！可天道什么时候公过？那么多人死了，饿死了，痛死了，花还不是开，太阳还不照样挂在天上？

她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地在加重。哭声弱下去了，渐渐地，连最细微的抽泣也听不见——就像树梢上最细的叶子也不再颤动。多好啊，她想，没有孩子，就算睡不着，也能清清静静地躺着。没了孩子，女儿也能少辛苦一点。虎毒还不食子，别人再混账，女儿总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妈，你在做什么？”是小女儿惊骇的声音。她站在她身后，冷不丁地打着冷噤。

“啊——”她一个趔趄，惘惘地睁开眼。怀里的孩子已缩成青紫一团。

很快，孩子的两只脚被拎起，小身子像口倒置的悬壶。她在一旁干站着。有那么一瞬，女儿的瞳孔硕大如玻璃镇纸，微凸的下齿簌簌发抖。“打110还是打给女婿？”她听见自己的声音空空的，如在水中。防盗门关着，一枚钥匙挂在背后，像一条项链的吊坠。她看得很清楚，孩子的脖颈上有一圈圈粗浅不一的螺纹——好像被无数条金项链摩挲留下的。这两天，不论出不出门她都会不自觉地盯着别人的脖子。女儿的脖子还是很白，女婿的也是，不过都很短小、肥腻，像一小截发霉的香肠。

她一直站着，直到门被打开。夹着皮包的小女婿，打着酒嗝，觑着眼睛，看见她立刻跳起来。很快，他把孩子放在沙发上，两只肥腻的小手在他的小胸口来回挤压。

“噢——”终于，一声短促的啼哭，代表婴儿又活了过来。

她絮絮叨叨，说那项链（丢失的名贵项链）只有一个可能的去向——被小柳拿了。有一次她将买菜的三十块放在桌上，结果小柳打扫后就不翼而飞——她边说边盯着他合拢又张开的小手，那上面戴着一枚金戒指——24K足金，他们结婚时，她给的。

“不可能是小柳。”他把孩子交给妻子，语气笃定中带着愠怒。似乎那个戴和田玉手镯的钟点工是他的情人。其实她早就有所怀疑。因为她曾不止一次看见，那个女人蹲在马桶边洗衣服，他咬着牙刷往她屁股底下塞凳子；还有结算工钱，有意无意地落在小柳肩头的一拍。“没有作案时间，这是一。”他说，肥腻的香肠一伸一缩，似乎在等着一只循味而来的狗，“再说，动机也不成立。小柳是老式人，不爱这些花呀金的。”她一声不吭，目光严峻，下唇不自觉贴紧上唇。“这样为她辩护，她给了你多少律师费？”终于，她冷笑着说，“还是别的什么？女儿不在家时，她给过你觉睡？”说完这一句，她噔噔噔跑向卧室，收拾行李。她早就想走了。说到底，这是女婿的家，女婿又不是她亲生的。

一直到电梯口，她都忍不住骂骂咧咧——傻缺、书呆子、脑子没长好。可这些也不是新词，杀伤力有限。听见一阵越来越大的脚步声，她突然灵机一动，转身朝背后扔垃圾的小女婿嚷道：“爹妈就那样！也不能全怪你，种不好！”

她又是一个人了。不过是躺在自己的床上——属于自己的海面般宽阔的大床上。她现在又想起来，除了那条项链，还有那串珍珠——她戴过的唯一一串珍珠，毁于属于她的第三个夜晚。那天，她给大女儿的大女儿大姐儿喂饭，滚肚皮的小姐儿在里间等着洗澡。等她冲进去时，可怜的珍珠已散落一地——像无数滚落的小姐儿的亮白肚皮。“没得命了，我的项链——谁让你拿我的项链——”她叫苦不迭，趴在浴缸的凸缘上一粒粒地捡——像入殓一颗颗濒死的鱼眼睛。既然不值钱，就和鱼眼没什么差异，对她而言。要知道她是只爱金子的。“世事全假，只有金子是真。”“咕咕、咕咕——”小姐儿发出鸽子般的蠢笑。“别捡了，我赔你一条真的！”大女儿推门进来，从浴缸里捞出两颗，举到她眼前说，“都漂起来了，还掉色。”她没搭腔，脸上的肌肉却针刺般跳动着，低头捡完了所有能找到的珍珠。只除了一粒——滚到大女儿脚下的一粒，被她重踩了一脚，留下一小堆牙龈似的粉色微末。

那条金镶玉项链，她先疑心被小姐儿玩腻了扔进某个角落，后又纳闷是不是被大姐儿拿到外面弄丢了。她见过她拿一串翡翠链子（有很多小绿玉串起来的很罕见的样式）和几个野孩子在院子里捉迷藏。每逢下雨天，她们喜欢在家里乱翻，而她的房间是她们唯一敢乱翻的地方。她先给她们买了平常不让吃的薯片，后来又虎着脸吓她们，说那是古玉，能通灵，丢了如何如何吓人。可两个孩子都睁大了眼睛摇头。大女儿见了，笑着问她要不再挑一条，反正都是别人送的。她忙摇头说不用。“总还在什么地方，不至于被墙吃了。找一找也就出来了。”知道她口不对心，大女儿却没再接她的话茬。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不是墙，是被某种活物吃了？比如一只猫或一条狗？她想起每当夜幕降临，几只黑色的野猫，常和一群穿黑色紧身裙的丑女人，在窗下和着音乐跳来荡去。

她跑到楼下掏半人高的垃圾箱。剩饭、剩菜还有数不清的饮料瓶、纸盒和塑料泡沫，让她有好一会儿忘了自己在干什么。没有金镶玉，不过如果大女儿不再给钱了，可以来干这个。她一向能干。可如果顾不上脸面了，谁不能干？都是被逼的，都是没办法。要是她有钱，要是她还年轻，谁也不敢这样对她。包括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会朝她吼，在她先朝她吼了之后；小女儿会憋气掉眼泪，如果她叨叨她两句。在她看来都一样，都不把她当回事，没把她放在第一位。

“咳——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将一对八成新的塑料拖鞋“啪”地扔在地上，准备试穿时，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用不着回头，她已经知道是“长臂猿”。她的脊背僵住了，像只突然被冻住的虾。

“找个东西。”她头也不回地说。

他却径自走到她背后，站住了。“我帮你！”一腔口气喷上她的后脖颈，一股腐臭又香甜的气息——他喝了酒。

“不用！”她恼怒地喊。

她讨厌男人喝酒、赌博、抽烟，事实上，很少有男人不让她讨厌。用她小女儿的话说，她大概有那个什么“厌男症”。

“有点事，借个地方说话！”他说，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搭在垃圾桶旁的树干上。

她没说话，只干咳两声。

她之前从未注意过他，一个看上去足有七十岁的谢顶老头。瘦长胳膊，焦黄皮，土褐色的眼睛像金鱼一样凸出，简直像饿急了的非洲难民。他们说他原先在某个乡村小学做民办教师。会写小说、书法，甚至客串京戏——都是事后听别的保安说的。那些在门房里抽闷烟、吃盒饭的老头。她很少和他们说话，除了拿快递、修水管、电灯跳闸。

她一直假装那件事从未发生。

那晾衣杆是玄色的，比一只鹳鸟的嘴还轻。半年前的某个午后，她用它晾一条印着大朵彩色波斯菊的羊绒围巾（也是大女儿送的）。她不是不知道规定，在高楼，哪怕一根牙签落下也有可能将一个人戳瞎——如果他恰巧在它下方走动的话。可她记性不好，或者准确一点说，她不信（超出她经验范围的她都不信）。那天风大，从上往下看阳光又刺眼，围巾在窗外的铁杆上一直晃，一个不小心，竟在末端接头处被勾住。她心焦地探头，去解那绒线，结果却忘了握紧手里的晾衣杆，眼看它像只真正的鹳鸟飞下去，不偏不倚砸在一个秃脑袋上。

“哈——哈哈——”，伴随一声轻微的“咚”，楼下爆发出一阵洪水般的笑声。

那笑声就像某只长了翅膀的鸟，透过窗户没命地往她眼前扑。她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忙着捂胸口，关窗户，然后急急地转向挂满全家福的照片墙。要死了，她对自己说，不光眼瞎，连手也瞎。这砸中人是小，传出去可怎么得了？这些人……

但很快她心里又涌上另一个念头——大中午的他怎么不睡觉，而是在她窗下来回走？她听说有人专捡别人掉下去的东西，除了香肠、咸肉、风干的鸡鸭鱼，还有女人的胸罩和裤头。可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人，他们说他会写小说。

生怕他说出什么不体面的（和那件事相关），她摸着黑，领他回家说。

“所以，还得请您老出面。这一片的人谁不知道您神通广大？”

他半倚在她的假壁炉前，手臂在胸前交叉着，单脚点地，嗫嗫嚅嚅地央求。

她坐在椅子上，耷拉的嘴角难以置信地上翘。怎么想得到，他竟然开口让她去办事？求她的大女婿，他可真敢想。他的弟弟开车撞了人——一个碰瓷的老太婆，连夜从打工的地方逃回老家，本来也就算了，可当地公安受了贿，要跨省追捕。是他肇事在先故意轻描淡写，还是黑吃黑没一个好东西？她不明白，可她很快就释然了。这一切关她什么事？她为什么要帮他？就因为她丢下的竹竿在他脑门上打了一个包？这也太可笑了！

“老了，不中用了！”她说着，歪过脑袋，用右手去够左边的肩膀。结果当然够不着，她有肩周炎。

他局促地笑笑，晃了晃肩膀，换了一只脚点地。

“总丢三落四——丢电梯卡不算，还丢钥匙。连前两天女儿给的一条项链也丢了——”

他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

“金镶玉啊，上面有黄金，还有钻石。她们说很贵，值一辆小汽车。”

他的眼里像有簇点亮的小火苗，不过很快又自行熄灭了。

“你为什么不找律师，你认识当地的法官吗？可以给他们送点儿礼。”最后，她只好说。她没想到他会这样天真。哼，会写小说的人。

“我不相信他们。”他急促地说。

“我可以帮你找我的小女婿，他是律师，也是大学教授。”她一说出口，心里就已经后悔了。他这样的能出多少钱？多数是公益性的法律咨询或援助。她在给小女儿找麻烦。她真是该死。

“我请不起律师。”他说。

“呵——”她记不清自己有没有冷笑。但她肯定是笑了。因为他立刻放下了那只点地的脚，拧起两道浓眉，无声地嗫嚅着。

“我……没钱，不然也不会来求您老……”他说。

“我大女婿——”她舔了舔嘴唇说下去，“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对家里所有人的——别帮他揽事。什么人都不行！哪怕亲爹娘老子也不行！”

她很庆幸他会写小说，有文化的人，总还知情识趣。心有不甘地嗫嚅几句，也就恋恋地退出去了。

她站在丝绒窗帘的后面看他的背影。他垂着头，似乎被风吹断了脖子。一只悲哀的长臂猿。因为不自量力让人讨厌。她告诉自己。不过总算应付过去了。而且如论如何，事情总还有不坏的一面——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虽说谢了顶），求到她门上，被她轻巧地拒绝了。虽说其实她也办不到，可关键是他（他们）不这么认为。她是个无用的老太太，可在他们眼里，她光华灿烂，权势无边。因为她有两朵人间富贵花，一朵嫁给学问，一朵嫁给权势。

她担心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她是对的。快天亮了，才勉强眯了一会儿，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丢失的金镶玉，原来被“长臂猿”捡着了，就在那晾衣杆落下的草丛里。听说她失眠，他嗫嚅着说自己也睡不着，所以每天在她窗下走着。

快一星期过去了，她给小女儿打电话，说还是不大睡得着。小女儿安慰说，不急，困了总会睡着的。她心里的火苗又“腾”地燃着了，不过这次她没再发作。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再想着那金镶玉。甚至连那丢失的三千块，偶尔想起来，也渺茫得像闪烁的萤火。天黑得更早了，不到九点，她就关灯上床。睡前特地检查了防盗门，在手机上听了两段戏《秦香莲》。可还是梦见了不想见的——42岁的丈夫，带着不到24岁的情人，坐着木筏，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沿着滔滔江水顺流而下。她站在桥上——那种不到尺把宽，像黄鳝一样滑不溜秋的木桥，气定神闲地朝他们挥手：“走吧，走吧，把钱和孩子留下就行。”可一转身，又看见自己抚着墨黑的妆奁痛哭：“金子，我的金子呢？没想到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年幼的女儿们在一旁拉扯，她奋力挣脱了，一口气跑到河边，跳将下去。哗——哗——水声瀑布般泼刺作响，她一阵心慌，胸口像被无数大石压住——天哪，是真的水声！她“呼”地一下坐起——

“谁？”她大喊着，就着一点矇昧的光，看清是床头的闹钟，正绝望地哆嗦着，两根指针重叠在凌晨三点。“真是见鬼了，连它也得了绝望症！”她哆嗦着，半天才找到凸出来的按钮。水声消失了，她按住胸口，刚准备躺下，耳边却又是一阵山崩地裂：

嘣——嘣嘣——嘣嘣嘣——

落在门上的手掌又急又响，像后面有什么人在追赶似的。这个点，会是谁呢？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将被子拉到胸口。第一个念头是小女儿，和小女婿吵架了，来投奔自己？要不就是大女儿，大女婿出事了？那她的天可就要塌了。她抖抖霍霍地下了床，穿鞋，往门口一点一点地摸索。心里却涌上一个奇怪的预感，不是她们，敲门者另有其人......

她开了灯，透过猫眼，看见是悲伤的“长臂猿”，搂着一大串香蕉和一箱牛奶，像根细弱的长树枝杵在她门前。

她踮着脚，从门口悄悄蹩开去。

怎么想得起来的，这么深更半夜地往她门上跑？他不要脸，她还要名呢！再说了，她和他，算是哪儿归哪儿，难不成他以为她能看上他？他怎么敢想？就因为他认得几个字，会文绉绉地写什么小说？她有这么傻？她咬牙切齿地想着，脸上却有点笑笑的，朝梳妆台上镜子看了一眼，自己倒有点不好意思。在床边独坐了一会儿，也就关了闹钟，再回到床上去。

想不到的，这一晚，倒又睡着了。

早上起来，她做了个决定，以后，不再进保安室和他们聊天。不得不经过时，就从背后的花坛绕过去。

吃完中饭，她把他留在门口的香蕉牛奶送到保安室去。两个紫棠脸的老头像正在两只并头吃食的鸭子，齐刷刷地从铝制饭盒里抬头看她。她今天穿了一件薄荷色荷花金丝袄、一条黑丝绒裤，手里提一瓶米酒、一盒草鸡蛋——几天没去大女儿家了，她心里不踏实。如果有人问，她就这么说。可奇怪的是，今天他们什么也没问。没问她去哪儿，也没问她手里的东西是给谁的，甚至，都没有人和她搭话。她环顾了一圈，没看见长臂猿，她讪讪地替他们带上门，心里再次涌上不详的预感——他们都知道了？还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正在悄悄发生，他们都瞒着她？

有那么一阵子——大概有半个月左右，她觉得自己好些了。没再丢东西，没和大女儿吵架，也没再接到小女儿的电话。至于那条项链，那块金镶玉，一天夜里她起来小解时，脚下一绊，碰到了某个圆咕隆咚的东西，骨碌碌滚到马桶背面挨着下水道的角落里——就这样，被她痛惜地捡起来，擦拭后捂在了怀里，重新拥有了夏日河水的色泽和温度。总算找到了——也许是真的有鬼！她记得很早以前，有个算命的瞎子说她是火命，和金子相冲。是她不信邪，偏要戴金，鬼才捉弄她。她想打电话告诉小女儿，说说那次算命，后来想想还是算了。那个小柳，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这次冤枉了她，也当个教训给她点警醒。

本质上，对小柳这样的人，她连提都不想提，说不上嘴。而且光是想想，就够她头疼——可问题是，怎么才能避开这些人？这些让她如临渊照镜般不快，让她一再想起从前困窘、贫穷经历的可怜人，为什么要阴魂不散地徘徊在她周围，就像驱之不散的冤魂？

和她从前无数次预想过的一样，事情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发生。那天，从大女儿家出来，四周静悄悄的，月光像蒙了层脆薄的阴翳，她走在广场似的街上，哼着很久以前听过的小曲儿。她心情不错。大女儿给了她一串翠绿的玉珠子——看上去油汪汪的，比新生的麦苗还要招人爱，是好货无疑了，这当口已被她戴在了手腕上；还另有一大包东西，有吃的——进口饼干、麦片、奶粉，还有用的——进口牙刷牙膏、洗发水沐浴露。拎在手上沉甸甸的，算是满载而归。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这时刻她突然想起“长臂猿”来，还有那串可怜的香蕉——像他的手臂一样又细又长。不知他后来找到人没有，他弟弟有没有进去。也许，她想的是也许，过两天她可以问问大女儿，就说老家有个老表，被人冤枉撞了人。无论如何，天下自是多苦人，再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的弟弟——想必和他一样，也是个好人。

她这样想着，嘴角竟不自觉浮上一个浅笑来。

“把钱包掏出来！”突然，像梦幻似的，有个声音在她耳畔不期然地炸响了。不等她反应，腰间又是一凉，一个冰冷的东西抵住了她。

她一怔，立刻明白过来。她这是遇上打秋风的了。立古以来，在乡下，每遇青黄不接，总有些胆大的，勒人家的脖子要吃的。她一句话也没说，就默默解下肩上的蛇皮斜挎包。包里有五十三块钱——早上买菜剩下的。小女儿想帮她给微信绑定银行卡，她不肯，怕被人扫了去。没想到现在倒派上了用场。也好。

“项链！还有戒指、耳环、手镯！”那声音又说，那冰冷的东西离开了她的腰，指向她的脖子、手臂和耳朵，最后，停在后脑勺的凹塘里。顺着眼角一阵缭乱的寒光，她发现是把比削骨刀略长的尖刀。

她又立刻解下那金镶玉，还有那串还没来得及戴热的翠玉手串。“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将来可以留给你儿子、孙子、孙子的孙子。如果急用钱，可以拿去卖，只是别被人骗了，值一套房子——”她听见自己的嗓音嘶哑又高亢，像只绝望的田鸡。

“少啰嗦！就这些？家里还有没有？”

那声音又说。

“没有了，真没有了！”她忙不迭地摆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收进黑塑料袋，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我一个老太婆还能活几年？要那么多贵重东西做什么？够吃够用就行了。就这两件，还是我姑娘讨我高兴，硬塞我的，我只说我不要……”

她突然意识到，唠叨是她的武器，有时对付的是寂寞，有时则是恐惧。

“闭嘴！你吵得我头晕；还有什么值钱的，赶快拿出来，不然——”

“没了，真没了！不信你搜！”她左右四顾，街上依然空无一人。她纳闷世上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还有她的两个女儿，让她一个孤老婆子这么晚了在外面走，她们怎么就放心？

两道惨绿色的光芒映照着她，不像人，倒像狼，小时候听说过的恶狼、孤狼的眼睛。看来这次她运气不好，她遇见的不是人，而是狼。

“哦，这是什么？你当我是傻瓜？”那声音咆哮着，对着她手里的袋子，“没想到你这死老太婆这么不老实！欠收拾！”

“没有了，真没有了！这都是便宜货，以为你看不上。你要都给你！”

她哭了起来，边放下袋子，边举手抹眼泪。她以为自己会有眼泪，没想到只摸到两只干涩的眼眶——像两只枯涸的空巢。她一面哭一面惊惧，万一他看出来，以为她是假哭怎么办？她可是真的没有眼泪啊，她的眼泪早已经流干了。

“便宜货？”他打开那袋子，将那堆价格不菲的好东西高举着，指着上面一堆浮浪似的字母，“你当我是白痴？以为我不知道这是英语？——难道我连中学、小学都没上过？你是不是以为就你聪明，就你那两个漂亮女儿聪明，还有你那两个当官当律师的女婿——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才有钱几天，就抖起来，瞧不起人——”

那声音叫嚣着，似乎越来越激动，最后，竟像个捏着嗓子的公鸭嘎叫了起来。

听上去是个男人，而且是年纪很轻的小男人。唉，男人就是这样，无论多大岁数都沉不住气。她很想转过身去，面对面和他说清楚——不是这样的，她从没认为只有她自己的两个女儿聪明，事实上，她们不过是听话、乖、喜欢念书。很多男孩比她们聪明多了，可惜他们管不住自己，不听劝……

来不及说话，那寒光忽然迎头一闪。她打了个哆嗦，心里一阵战栗——她以为会有了不得的剧痛——就像她当年生大女儿，流半脸盆的血，再昏死过去。然而一阵轻微的颤抖过后，她只是感觉头皮一麻，一股沁人的凉意如一线凉水从她的左脖颈侵入，似乎要将她截成两段。

“别，求你，你要什么都给你——”

她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她的两条腿跪在地上，上半身被人死命摁住，像根半嵌入地里的钉子。直到这时，她才勉强抬起头，看了一眼对方的脸。是个细皮嫩脸、连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子，可能比她的大姐儿大不了多少。

“晚了，你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再说了，还说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死了这些东西会长腿？”

那小子说，因为兴奋，凸出的下嘴唇贴着牙齿瑟瑟发抖。

“孩子，好孩子，你听我说——你有外婆吗？就算没有，总有妈妈！我和她们一样，一辈子胆小怕事，别说害人，就连猫啊狗的，也没踩过一只——”

“少给我婆婆妈妈！”那刀尖的主人不耐烦地吼。

“好孩子，”她哭了起来，“如果我说错了话，你别生气——敢情你也和我一样，活得不痛快——”

“你给我闭嘴！”

“孩子，好孩子，我这岁数，也没几天活了。等我上了天，我保佑你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

那孩子恼怒地踢了她一脚，算是回应。

她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她头一次尝试猜度别人的心思。还是不能怪她——她这辈子太苦了，除了自保，什么也想不久，也想不远。

她想着这孩子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他有没有母亲，如果有，此刻又在哪里？又想到这一带的女人大多怜子，为儿子死都愿意。这孩子多半没有母亲。

想到这里，她心里有什么东西模糊地一闪，便颤巍巍地伸出手去，像个瞎子似的在虚空摸索着。

“孩子，你莫不是我的亲孩子？十几年前，我也有过一个儿子，才怀了几个月，他们不让生，非把他刮下来，丢在粪坑里——你若愿意，以后就是我的亲儿子——”

像台上的戏失了鼓点，或枪炮被消了音，那刀尖在她腰间停住了。

“儿子，我的亲儿子……”她呢喃着，闭上眼睛。

“闭嘴！”

那孩子喊了一句，手里的尖刀又立了起来，“别浪费口水了。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们了。你们都一样，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玩阴的——”

她睁开眼睛，胳膊努力往后伸，想够着那孩子的脑袋，“天下没有一个母亲，会骗自己的孩子。将心比心——”

可没等她说完，刀尖刺入她的腰背，她一个激灵，昏死了过去。

“小爷，好小爷！既然如此，我求你——我盼着这一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求你做做好事，身手快一点，给我个痛快！”

她一刻不停地说着，可回答她的，只有冷漠，无边的空虚和冷漠，像一片灰色的阴霾将她紧紧地包裹。“谢谢你——孩子——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她又边喊边扯身上唯一可扯的东西：那件旧棉袄，赤褚色的，有很多年头了，还是她生大女儿时月子里做的。不知为什么她总穿着它，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也喜欢藏在里面，比如那块金镶玉。

她不知道男孩是什么时候走的，直到远处飘来一两声犬吠与救护车的尖啸。那一瞬间，她看见男孩一闪而逝的脸。她不会看错的，那是一张因为流泪而发光的脸。

“别管我，孩子——那个孩子——”她指着男孩消失的方向，挣扎着，试图摆脱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担架。

“别担心，老太太，一点皮肉伤而已。”那扶担架的人回答。

李蔷薇，1979年10月生，江苏江都人。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文学硕士。2014年开始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作品散见于《作家》《山花》《上海文学》《西湖》《野草》《作品》等刊，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中篇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