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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交融
来源:文艺报 | 崔玲玲  2023年06月30日08:27

“山间铃响马帮来”再现了我国西南地区商贸历史图景,驮满各种物资的马帮商队,行走于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虽然马帮已销声匿迹,但赶马人特有的吆喝声也被不同民族中的各类形式的民歌融入其中,马帮坚韧的精神依然在民间传承。

多层传承链条的建构。此次展演中,原生文化传承者有着良好的梯队化与多样化呈现,演员基本是从20岁至60岁的民间艺人,其中以35岁至55岁这一中坚力量人数居多。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我国原生音乐文化在民间传承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第一,政策支持与引导。笔者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深入民间调查中常常看到的现象是年龄较大的民间艺人承载着本民族音乐文化,在很多原生音乐文化演出的舞台上多是六十岁左右、甚至是七八十岁的民间艺人,专家学者们对民间音乐传承后继乏人现状而感到担忧,并在各种不同场合发出呼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收集、整理、研究、保护等工作,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于2006年启动实施,这些机构不断加强民间文化的科研、展演、展览、培训、评审、推介等工作。在这台展演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层面支持对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影响。

第二,民间传承有序。传统民间音乐传承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民俗活动传承等。本次展演中的演员大多数为当地不同级别的非遗传承人,而且大多数传承人依然通过家族传承链条进行学习且保持着活态传承的状态,如云南玉溪市的陈志有、李翠芬,他们是典型的传统传承中通过家族传承进行学艺的代表。而民间师徒传承也是原生文化保存的主要途径,云南大理来的鲁丽华就是跟随当地颇负盛名的民间艺人学习彝族山歌小调、打歌调,熟悉了彝族各路打歌步伐。云南彝族的李怀秀、李怀福姐弟俩是近20年活跃在中国原生文化舞台上的明星级民间艺人,他们不仅自己不断学艺与进步,同时还在家乡办起了非遗文化传习所,对当地音乐文化的师徒传承做出贡献。

第三,高校力量有效参与。广西代表队的蒋成,就是来自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他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大量不同民族的本土艺术,系里会请一些民间艺人进课堂,同时还要定期跟随学院下乡采风,练就了即兴编词的演唱能力。他不仅会演唱壮族、瑶族民歌,还拜当地老一辈瑶族歌王黄月霜老人为师。目前,我国高校作为民间文化新的重要传承平台与传承方式,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不俗成绩,这种传承方式也体现出我国教育、文化等主管部门实施的非遗进校园举措在高校教学中取得的实绩。

文化多样态的交融。展演中体现出茶马古道及各商道多民族民歌的原生性,但在各地理区域中还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不同商道网络中多民族音乐的梳理,我们看到多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流对形成其地域风格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一,以“马帮”为主的茶马古道多民族间音乐“共生性”文化特征。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民族也形成了形态各异的音乐文化。但是以茶马古道为标志性交通网络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均以“赶马调”作为代表性的茶马古道音乐。“赶马调”是马帮在赶马路上所思、所想、所念、所感的一场物质与精神的交融。丽江自古以来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赶马人回到家乡,亲人们都要赶来倾听马帮讲述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神奇的故事,大家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马帮出发,亲人们都要为其壮行,为赶马人送上最真挚的祈祷与祝福。流传于纳西族的《古咾高又吙》所表现的正是亲人们载歌载舞送别马帮的情形,歌词中间出现了“赶马、赶路、赶幸福”的词句,成为纳西赶马调的特色表达形式。而永德汉族的赶马调《赶马阿哥要出门》则表达了新婚赶马夫妻在送别中的依依不舍、情意绵绵。“赶马调”在不同民族间有着共性情感的表达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另外,茶马古道上的一些民族还将赶马人在赶马时的吆喝声融入民歌中间,使民歌增添了生活情趣与古道特征。茶马古道多民族民歌中体现出的“共生性”是不同民族间美美与共的展示。

第二,以“采茶”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多民族间音乐“多元性”文化特征。这一组民歌体现出高山采茶与海洋渔业文化的特征性。东南沿海区域“采茶家族”民歌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了茶歌、采茶歌舞、采茶戏。其内容表现了茶农生产劳动和卖茶的全过程,同时还增加男女相互爱慕的情感内容。福建厦门的《采茶歌》使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结合传统茶歌的部分内容,添加了新的生活内容,即歌唱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山区村民们幸福甜美的生活。广东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水上,以渔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产生了诸多渔歌。疍家人待客过程中敬茶仪式是必不可少的,疍家歌手演唱的民歌以咸茶为载体,通过渔歌的旋律,展示了疍家人的渔歌文化特征和疍家人热情好客的品质。而《挑绣歌》更是将汕尾渔家妇女的日常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有趣,其旋律的起伏柔美如荡漾的海水,进行中的级进与跳进相结合,既能感受海浪亦能听到活泼的性格,这是典型的瓯船渔歌的形态特征。不同民族居住环境不同,山上与水边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情歌,有着各自的风格特征,共性中存在着个性差异。东南地理区域的多民族民歌中的“多样性”表达的正是我国不同民族间各美其美的音乐特征。

第三,以“廊道”为主的陆地丝路多民族间音乐“流动性”文化特征。河西走廊主要位于甘肃省境内,而在同一西北地理区域的宁夏、陕西北部等地,随着走廊贸易的往来,各民族间的音乐文化在共性基础上还显示出流动性特征。“花儿”这一山歌形式,在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随着人群的迁移而流动,在西北有9个民族演唱花儿,但各具风格。宁夏《花儿漫塞上》中将三首花儿连缀演唱,其旋律高亢,曲调丰富,歌词淳朴。而甘肃陇南民歌《竹竹马》使用到民间秧歌中的社火舞蹈竹马灯——人们使用竹篾扎成一种道具,前有马头形象,中间空洞为姑娘们用带子系在肩上假作骑马,后面有丑角跟着赶马,边舞边唱,曲调悠扬,舞姿优美,奔跑和漫步交替,青红白黑黄五色马,对应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帝,预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农耕生活的代表性舞蹈,这样的社火表演在西北很多地区流传。在陕北、宁夏及甘肃的东部、山西西部及内蒙古西南地区流行的山歌中,还不断出现新的创作作品,并且经过几代人的演唱成为经典。陕北演员带来的经典民歌《圪梁梁》《高楼万丈平地起》就属于专业人员创作后,在民间不断的传唱中慢慢成为富有黄土高原特色民歌中的经典,晋陕民歌互唱在民间习以为常。从民族间音乐文化的“流动性”演唱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间音乐文化认同与互鉴的美人之美的音乐特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歌谣”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