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扎西才让，本名杨晓贤，男，藏族，1972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小说、散文、诗歌等见于《民族文学》《散文》《诗刊》等，入选多种选本。出版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山神永在》、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诗集《桑多镇》《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

责编稿签

《敬礼》凝结了自我、心灵、人格的力量。生活多变，幸与不幸都与精神的图景和观念有关。小说讲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遭遇，因为揽客拉活儿，他被同行绑在树干上不停向过往车辆敬礼，忍受了心理和身体的双重伤害。任何人在任何境遇下，经历着痛苦与羞辱，被束缚、被拘禁起来，确实是愤懑的，但主人公拥有洞烛幽微的能力，在肇事人和家属所属的社会情境中，逐渐洞察并生发出心平气和的理解，提炼出宽宥和原谅的理由。作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反映现实，展现当下社会人文道德关怀。

—— 文苏皖

1

那件事发生后，住进羚城医院的前四五天里，一到晚上，我就无法入睡，我确信自己得了失眠症。这失眠的缘由，显然是因为那件事的发生，直接导致我深藏的耻辱感，如那天突降的雪花一样，从心底的深渊里诞生。

事件的枝枝叶叶，每时每刻都在自在生长，我想抑制其无穷尽的蔓延势头，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到了晚上，当窗外的世界回归宁静，它的枝叶就越发清晰，像慢镜头那样，一帧一帧地在我脑海里显现。即使我想加快播放的速度，纷乱的画面中也会有一些细碎的画面，频频闪现，挥之不去。我只好睁大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花板数羊，从一数到百，从百数到千，但令人昏昏欲睡的那只“羊”，始终没有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这期间听到消息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来看望我。在他们反反复复的追问中，我成了一名熟练的讲述者。我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对来访者讲述事情的始末，就像一次又一次穿过在痛苦、羞辱、悲伤、无奈中挖出的隧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在不断讲述中，化成了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心底的叹息。而听者们，一阵表现出猎奇的兴趣，一阵露出愤怒的神情，一阵又是同情，在告别之际，几乎都要给我加油打气，要我抗争，要我坚持，要我一定要等到肇事者得到惩处才作罢。

我频频点头，感谢他们给我带来安慰和勇气，但同时，又觉得自己似乎跌入了一个漩涡，人们潮水一般来了又走，漩涡里只有我自己。

不过，“讲述”这种交流方式似乎有着非常奇特的作用，渐渐地我感觉胸中郁结竟奇迹般地化掉了一些，就好比窗外暗夜中偶尔经过的车辆碾过柏油路的声音，先从远处呼啸而来穿越我的耳鼓，占据我的脑子，粗暴而不容拒绝；之后又呼啸而去，将我的各种情绪都抽扯出，拉远，寂然而去了。时间——这个伟大的魔术师也悄然登台，她悄悄地弥合着我的伤口，让我在不断讲述和回忆中，明确地感受到伤痛的感觉被她一毫一厘地带走，压在我胸口的某种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淡了。显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术师，对现在的我来说，比眼前的医生和护士更有治愈心灵创伤的魔力。

如此这般，不知不觉中，从住进医院至今，已经快半个月了，我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似乎得到了平复。连续三四个阴天过后，今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晴日。当温暖而洁净的晨光透过窗户落到病床上，落到我寂寞的脸上的时候，那让人的灵魂都微微颤动的幸福感，我又体验到了。我愉悦地呼吸着带有阳光味的甜丝丝的空气，看着窗外高原海子般宁静的碧空，情不自禁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这时，病房门被人轻声敲响。

“请进。”我说。

我以为是护士，谁知推门而入的，是个头发微卷的青年，着黑色夹克衫，搭配宽松的牛仔裤，手里虽拎着一个笨重的大包，但看起来挺精神的。

“你是？”我迟疑地问。

青年笑了，放下包，坐在病床旁的三人沙发上。

羚城是个小县城，住院病房的配置，竟显得很人性化：单人间里有一张单人床，还配一张三人沙发，便于陪护者起居，但更多时候，却成全了来访者们——毕竟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点儿像在家里拉家常。

青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酒红色小本，翻开，递给我说：“苏奴您好，打扰您啦，我是《羚城周末》的记者，今天过来，想采访一下您。这是我的记者证，您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封皮上果然写着“新闻记者证”五个字，内页上，有青年的照片和“羚城周末”等字样。照片上的青年看起来眉目清晰，理想远大，眼前的他满脸阳光，意气风发。

我说：“哦，《羚城周末》，这报纸，在我们羚城挺有名气的。”这不是敷衍，是心里话。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读书看报，私下里，也用笔名写些小文字，算是个文学爱好者。

“我就知道您肯定知道《羚城周末》。”青年自豪地说。

看了看青年的名字，我说：“你叫才让扎西？这名字好啊，在我们这里，十个人名里，有两个就叫这，意思好——长寿吉祥，我们每个人，都想长命百岁，吉祥如意。”

才让扎西笑了，“嗯，我这名字确实常见，算是长辈对后辈的一种期望吧。”

我说：“就是，才让扎西，哦不，我还是叫你扎西吧，这样显得亲近些。”

扎西说：“这个您说了算。”又接上原先的话题，“听您说喜欢《羚城周末》，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您爱看我们报纸上的哪些内容？”

他这一问，引起了我的表达欲，我说：“第三版的人间万象栏目，好多年了，内容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故事性又强，很接地气，我真的爱看。不仅我爱看，我的好多连手们（西北地区方言，指朋友），也爱看。”

扎西又笑了，一边打开提包，从里头取东西，一边对我说：“啊呀，这次，就是因为这个栏目的稿子，专门来找您的。”说着，取出一台摄像机和支架，熟练地组装在一起，摆在床尾，镜头对准了我。

我问他：“你这是干啥？”

扎西说：“采访您啊，有声音，有图像，有事实。”

我听了，心里不高兴。我不是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尤其不爱在镜头前露脸。说起原因，并不是像老人们担心的那样，一旦照相或录像，就会把灵魂摄走，成为行尸走肉啥的，而是不愿成为被别人关注的对象，活在别人茶余饭后的八卦中。有人说，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公众人物”；现在像我这样的，应该叫“社恐”。其实，我只是把自己定性为生活在桑多一带不起眼的小人物，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而不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于是我说：“不行，你要继续聊，就收起你的摄像机。”

扎西有点儿蒙，但还是很听话地把摄像机装回大包里，又从袋子侧面取出本子和笔，还有一枚打火机大小的东西。他把那玩意儿轻摁了一下，那东西的一处，亮起了绿灯。

我问：“这是啥东西？”

扎西解释说：“录音笔，我担心记不全，得录一下，这个……您不反对吧？”

我说：“不反对。不过，我说的话，你拣着用，不要一股脑儿都发出去。”

扎西把录音笔放在我的床头说：“您放心，这个，我是有分寸的，我也是守规矩的人。”

“那就好。”我说。

扎西说：“我们还是从《羚城周末》的人间万象说起，您肯定知道，这个纪实性栏目的文章，大多是反映咱们老百姓的大事小情的，有时由记者写，有时由作家写，不管谁写，都得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所以采稿编稿，挺费时间和精力的。”

我表示理解，“采访过程肯定辛苦，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我当记者两三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委屈，确实受过，不过，没有您这次经历的委屈……您这次经历的，简直是凌辱！”

这家伙，不愧是当记者的，一下子就把话题引到我的心病上来了，看来，他有备而来。我在犹豫，但心里有个声音说，都发生了，有啥不好说的？再说，已经给亲戚朋友反反复复说了好多次了。只犹豫了片刻，我就下了决心：说出来，就当是再、再、再给朋友诉一遍苦吧！

于是我开了口：“唉，有些人，有些事，是躲不过去的。”

扎西：“我阿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命中注定要来的，根本就躲不过，只能认真地面对。”

我问：“你阿爸干啥的？他信命？”

扎西：“不，他不信命，他是个中学教师，算是知识分子，他相信这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规律可循，他说万事都有因果，这因果，就是规律。”

我说：“看来你阿爸不是一般人！”

扎西：“嗯，当然，您也不是一般人，前两天我听说了这次您遇上的事，很吃惊，所以今天专门过来，想做个深入了解。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抱歉啊！”

我笑了笑，算是应承了扎西，又说：“其实没必要抱歉的，这两天我有的是时间。你看我一整天都躺在这床上，都缓了快十天了，伤势好像还没完全好。再说，一天到晚就这样躺着，也挺焦虑的，聊聊也挺好。”

扎西：“好，那我问了啊。您这次经历的事，比较复杂，如果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可不能生气！”

我说：“生啥气啊？你阿爸不是说事情发生了，就得认真面对吗？”

扎西：“那就好，那就好。”

“哎，你们从哪里听说我的事的？这事儿，我只给亲戚朋友们说过。”我反问。

扎西又笑了，似乎意识到有些不礼貌，忙解释道：“您想想啊，一个大活人，青天白日下被捆在电线杆上，这不管在羚城，还是在桑多镇，都算是大新闻了。”

不解释倒好，这一解释，我那即将弥合的伤口，又被他很温柔又很残忍地揭开了。

我不高兴地说：“大新闻？不，对我来说，这可是大丑闻。”

扎西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说：“你甭紧张，这事与你无关。你想啊，好端端地，突然间祸从天降，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我就成了连你们记者都惊动了的名人。这样想来，有点儿魔幻，也有点儿心悸，唉。”

事后我在回忆和讲述的时候，也时常陷入怀疑：真的发生了吗？这一切是不是我在脑海中臆想出来的幻象？如今心悸的感觉还在，它说明一个问题：我，确实是这事件的亲历者。

3

现在，扎西进入了记者的角色。只在瞬间，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冷静、执着，眼眸里有团凝聚的光亮。

他问我：“事情发生前，真的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我也回到了事发之前，搜索与扎西的询问有关的信息。现在想来，倒是真有几点：一、天气不好。桑多一带海拔高，近三千米，属高原气候，虽说早已过了春分，但还处于严寒，天气阴而冷，令人不适。二、一个客人，两辆出租车，无论上了哪一辆，对另一辆车的司机而言，都是件让人懊丧的事情。三、棕发青年。他一头棕发，看起来就不像个善茬儿。不过，这些都是“马后炮”，那一天跟往常确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在高原上拉客谁没遇上过几个坏天气？

“你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对不？说实话，我热爱这工作。”

我告诉扎西，那天，因为要去桑多镇，路有点儿远，我就想多拉几个客人。等车上陆续坐定三个客人，我下车喊了几嗓子：“桑多镇，桑多镇，缺一人，就差一个人了。”这一喊，对面出租车上下来一个人，西装革履，像个干部。我看见车主是个把头发染成棕色的青年，瘦高瘦高的，见客人要换车，他拉住那人不放，客人恼怒地说：“我赶时间，等不住！”棕发青年只好松开手。客人向我走来，但不看我，直接上了车。我听见棕发青年骂了一声，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我说：“要说预兆，这也是个预兆，但我没在意。我当时只想一件事：既然客人已满，就该一脚油门，出发。你说对不？”

扎西点头，“那棕发青年，就是打您的人吗？”

我说：“就是，除了他，还有他的两个朋友，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流里流气的，火气大，手上没轻没重的。”

扎西突然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不清楚扎西问我年龄的目的，但还是回答说：“我大他们十来岁，论辈分，能当他们的叔叔了。”

“拉客的车，是您买的吗？”扎西问。

这不废话吗？我们自己买车，之后加入出租车公司，统一管理，统一行动，这叫有组织有纪律。但我明白，扎西这样问，只是出于习惯，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的。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扎西：“嗯，就是，今年年初新买的，上海大众，上到路上，前前后后花了我十三万呢。”

说到“十三万”这个数字，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是的，年初为了筹措这笔钱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的情形，又在脑海里快速地“播放”了一遍。

“车还好吧？”扎西问。

“前风挡玻璃被他们砸了个洞，其他地方，倒没啥损坏。”说这话时，我的口气淡淡的。

扎西这时才在本子上记了一两段。他拿碳素笔的样子有点儿怪，笔尖与纸面的斜度比较小。我在上中学时爱看笔迹鉴定的书籍，记得一个外国心理学家分析过，这种执笔方式，显示出了执笔者的心思：在纸面上留出更大的视野，以便自己能总揽全局。我对这种分析将信将疑，反倒相信一点，这样的执笔者，性格肯定和别人不一样。这能从扎西写的汉字中看出来：字迹一律向左倾斜，不像个安分守己的人。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