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新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在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以下简称“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学研究的整体性
应该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统一为一个整体。有了这种整体性视野之后，我们需要就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正在不断推进的奋斗目标，也由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历史进程汇聚而成。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实践，也是我们正在建构的话语体系。百年中国文学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发展的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寻求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有血有肉、有着内在深度和历史愿景的丰富画卷。我们应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照之下进行研究，并以此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习惯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独立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有的研究主题和方法。然而，从近代至今，包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既然都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百多年来甚至今后几十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应该统一为一个整体。
有了这种整体性视野之后，我们需要就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中立的，都内含着研究者的前理解和诉求。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我们经历了革命范式、启蒙范式、现代化范式。这些研究范式都是在特定时代产生的，都有其各自的理论预设和叙述重点。革命范式主要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为理论指导，启蒙范式是将百年中国文学放置在“民主与科学”等启蒙理论之下进行观照，现代化范式主要是将中国文学放在西方现代化的视野下进行衡量。在这些研究范式之下，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在今天的研究中或多或少有所影响。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范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来观照百年中国文学，从中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和思路。
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发现是百年中国文学为中国式现代化保留了生动的档案，它记录并反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挫折，以及为解决这些难题和挫折所贡献的方案。
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那是在很多道路都走不通、在无数次摸索之后，在人民智慧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发展道路。百年中国文学塑造了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物画廊，这些文学形象产生于中国这片土壤，带着中国社会特有的气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者、执行者。这些植根于生活基础之上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动力、阻力和复杂性，告诉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在面对不同区域的风俗习惯、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不同的社区制度等方面遇到的支持与困难。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经过长期摸索和试错得出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对这长期的摸索和试错有着丰富和细腻的书写，从生活经验中不断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需要克服的问题，并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性和光明前景，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鲜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提供借鉴。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不仅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必将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作为我们正在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各方面去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研究领域出发，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文学研究者从海量的文学作品出发，必将为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供更为生动形象的参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文学研究新思路
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
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如何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总体观照，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上述文学的评价，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比如革命性、文学性、世界性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思考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我们将获得新的思路和标准。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当下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从过去的实践中寻找参照。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逐步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学形态。正因为有了这些文化，正在形成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才有了充沛的根基。当回望和研究以往的这些文学形态时，我们需要考量：它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做出了哪些探索、探索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构成我们考察它们的重要尺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正处在创造和形成之中，具有未完成性。“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探索过程，也具有未完成性。我们对这些文化形态的研究，可能和研究那些已经完成的文化形态的方式不同。研究那些已经完成的文化形态，是要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链条上考察，研究方式是从源到流。研究未完成的文化形态，更需要具备当下性，从流溯源。从这个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既是历史研究，更是形塑“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创造性活动。
如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性，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不能和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画等号，也不能和没有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画等号，而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崭新的“文化”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一个长期探索、逐步明确的过程。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关注百年中国文学中那些侧重于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等主题的现象和作品。“五四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左翼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像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等尝试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本，就值得重点分析和探讨。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探索的结果，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示范意义。文明是一个共同体在经济形态、制度法律、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综合性表现。虽然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但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只有和这个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相适应、相促进、相协调，才是这个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这对于引导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形成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责任，也是我们“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使命担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