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永玉走了，99岁，差点成为百岁老人，他叼着烟斗咧嘴大笑的场景永远定格在了照片之中。黄永玉一生童心未泯、率真任性，绘画与文学双为双修，终成一代大家。回望黄永玉艺术生涯的起点，就不得不提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作的系列套色木刻版画《阿诗玛》，以及那个永远流传的美丽传说。

黄永玉作《阿诗玛》插图之一

撒尼人与阿诗玛传说

中国著名摇滚歌手谢天笑有一首名曲《阿诗玛》，歌词这样唱道：“让我在山岩中隐藏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块身躯。石头般的心灵，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阿诗玛，阿诗玛不再说话。阿诗玛，最坚硬的阿诗玛。”紧张阴郁的旋律走向、急速轰鸣的失真吉他以及狂暴撕裂的人声演唱，使这个属于古典时代和民族地区的美丽爱情故事获得了全新的现代诠释。

“阿诗玛”原本是彝族撒尼人民间传说中一个撒尼姑娘的名字。撒尼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聚居在今天云南昆明石林县、文山州丘北县一带，而“阿诗玛”的故事最早就流传于石林地区。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如今已经成为石林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村寨、吟唱者、传承人不同，故事的细节要素尽管略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基本如下：

阿诗玛从小美丽善良、聪明勤劳，得到家人和乡亲们的宠爱，前来向少女阿诗玛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热布巴拉的儿子对阿诗玛爱慕万分，也派媒人去提亲，但阿诗玛在热布巴拉家财富的诱惑下不为所动。

热布巴拉眼看说媒不成，便强行抢婚将阿诗玛劫持而去。阿诗玛的哥哥阿黑在远方放羊，预感到家中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连夜赶回，得知妹妹被人抢走，于是又赶到热布巴拉家去解救阿诗玛。阿黑与热布巴拉家斗智斗勇，经过几回合较量，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热布巴拉。

阿黑带着阿诗玛走在回家路上，代表神魔的小蜜蜂诱骗阿黑兄妹到它所居住的岩洞休息，随后“崖神”把阿诗玛牢牢粘在崖壁上，阿黑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救下妹妹。阿诗玛最终变成了石林丛中的石峰和群山中的回声，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在国内的大众认知层面，《阿诗玛》实际经历过一个从撒尼民间口传文学到汉文叙事长诗的文本化过程。

《阿诗玛》的整理与出版

晚清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 Vial，中文名邓明德）在他的法文著述中记录了一段彝族婚礼上男女对唱的一部分，这段彝族无名叙事诗后来被学者考证为其实就是《阿诗玛》，这也成为最早向世人介绍《阿诗玛》的文本。

和其他民间传说一样，阿诗玛的故事在长期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的版本和异文，因此形成固定文本的前提一定是重新发掘、搜集和整理。

1949年秋，音乐学家杨放（哈尼族）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革命工作期间，对流传于石林圭山地区的《阿诗玛》民歌歌词进行了初步的搜集记录。1950年9月，当时昆明唯一的文艺刊物《诗歌与散文》刊登了杨放搜集记录的《阿诗玛》，题为《圭山撒尼族底叙事诗〈阿斯玛〉》。同年11月，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进行转载，次年该文又被收入张寿康辑《少数民族文艺论集》（北京建业书局，1951年）。随后，《西南文艺》1953年10月号刊登了云南民族学院教育科教师朱德普整理的《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不过，这两种整理本都是节译，无法反映原作全貌。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在《阿诗玛》经典建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该工作组受中共云南省委领导，由官方直接推动开展对《阿诗玛》的发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1953年，云南省召开全省文艺工作会议后，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黄铁牵头成立了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由黄铁、文工团副团长杨知勇、女作家刘绮共同负责具体工作。调查期间，工作组深入彝族撒尼人聚居的偏僻村落，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发掘整理。

作为成果，由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黄铁、杨知勇、刘绮执笔编写，部队诗人公刘润色的《阿诗玛——撒尼人叙事诗》于1954年初发表在《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随后于当年出版了单行本，杨永青绘制了插画。全诗长达1800余行，原作的面貌基本得以呈现出来，这一版本被称为《阿诗玛》的“第一次整理本”。

《阿诗玛》“重新整理本”诞生的契机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重新整理《阿诗玛》成为云南文艺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要工作。196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重新整理本”《阿诗玛（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署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实际上是由著名作家李广田执笔完成，他在“第一次整理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研究，整理修改250余处。至此，关于《阿诗玛》的文学体裁称谓也经过了“民歌-口头史诗-故事传说-传说叙事诗-叙事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变化，最终被确认为“民间叙事长诗”，并一直沿用至今。

创作《阿诗玛》插图

黄永玉创作的木刻版画《阿诗玛》是由外宣出版催生的。1953年2月，黄永玉结束长期的漂泊生活，从香港搬到北京居住，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教授木刻，同时到北京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一年后，黄永玉接受外文局邀请为云南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插图。

1955年，黄永玉来到云南石林采风，在撒尼人的村落与撒尼人同吃同住了两个月。其间他认识了撒尼姑娘“普兹苇”，并邀请她作为版画《阿诗玛》的原型模特。2010年，荣宝斋精心套色印制了一本大开本的《阿诗玛》，并请黄永玉撰写前言说明，他简要回忆了当年创作《阿诗玛》的经历：

“一九五三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教木刻，院长江丰先生派我到荣宝斋学习水墨套印技法，以便在教学上开展中国民族风格木刻套色艺术。江丰先生这种想法是很有远见的。在学习过程中，刻了一幅齐白石老人像，一九五四年外文局约我为云南撒尼族史诗‘阿诗玛’作木刻插画。我去了云南省路南县额勺依村体验生活。云南省文联和云南军区派了刘绮女士、梅小青先生协助我的工作，我有幸与两位在额勺依生活了两个月。额勺依生活很苦。全村人畜共用下雨形成的一口小池塘混浊的食水，耕种方式十分原始，全年食用蒸熟的玉米碎。青年跟我们成了好友。‘阿诗玛’的模特儿名叫‘普兹苇’，是位娴雅美丽的姑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曾多方打听普兹苇的消息，后来知道她已在七十余岁的时候去世了。额勺依的情景恍如昨日，时光倏忽，我也成为近九十的老朽……沉重的心思，纪念江丰先生、美丽的普兹苇和今生难以再之的遥远的额勺依。”

因为黄永玉最初是应外文局之约开展创作，所以这组套色木刻版画首次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外文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阿诗玛》英译插图本，同年朝花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黄永玉创作的全套十幅《“阿诗玛”插画》，印数仅1000册，现在二手书市场上已经极为难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重新整理本”汉文《阿诗玛》的封面设计采用了黄永玉最著名的那张阿诗玛侧面肖像，但并没有收入其余插图，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再版此书时，才收入了全套十幅插画。自此这套清新淡雅的《阿诗玛》插画伴随汉文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文本传遍全国，也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艺的经典符号。

符号化的阿诗玛

中国作协云南分会作家周良沛曾到访过黄永玉当年创作插画的采风点额勺依（今石林县圭山镇额冲衣村），他发现美丽的撒尼少女脸部轮廓分明，而且长着拜伦式的“希腊鼻子”，直接令他想到黄永玉的那幅阿诗玛肖像画。

在《额勺衣的“希腊鼻子”及其他》一文中，周良沛对这幅肖像如此评论道：“黄永玉一组《阿诗玛》的套色木刻中的阿诗玛肖像，就和眼前的姑娘一模一样。有人非议黄永玉没有生活，是受外国木刻的影响而想当然地这样为阿诗玛造像，听多了，我也难免受到这些议论的影响。可是，这一看，黄永玉刻刀下的生活依据，不就在眼前么？他刻这组木刻前，曾到荣宝斋学习他们技工修复一些古画使用单刃刀，亦名拳刀的功力，否则，像阿诗玛那些以细线刻出来的头饰，用西式刀具、技法，根本无法达到此种效果。”

黄永玉创造的阿诗玛形象自从诞生以来就成为世人想象这位少女的“标准像”。比如，1964年根据叙事长诗改编的风靡全国的电影《阿诗玛》之所以选定杨丽坤作为女主角，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黄永玉的“标准像”在先，杨丽坤的形象气质与画像中的阿诗玛十分接近。

阿诗玛形象符号化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阿诗玛牌香烟的出现。1982年云南红塔烟草公司玉溪卷烟厂开始生产阿诗玛香烟，烟包设计采用了黄永玉创作的那幅阿诗玛侧面肖像。随着阿诗玛香烟走进千家万户，这一符号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专门研究阿诗玛的人类学者巴胜超曾指出，阿诗玛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今日语境下的所指多种多样：“如作为地理概念，阿诗玛指中国云南石林，这里被宣传为中国阿诗玛的故乡；作为旅游概念，阿诗玛指为游客导引观光的女性导游和石林景区的阿诗玛石峰；作为经济概念，阿诗玛指一种香烟品牌。无疑，阿诗玛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民族文化符号，在世界的舞台上轮番亮相。”

或许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阿诗玛，只因她关乎记忆中的感动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