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汀，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编者说

20世纪60年代，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内蒙古草原交给牧民抚养，多年以后，其中一位孤儿的后代长大成人，先到北京再到美国，先结婚又遇车祸丧妻……他辗转于草原与现代都市，但始终是乌拉盖草原的孩子。独特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大开大合犹如史诗般的气质，读来荡气回肠。

第一章 火：乌拉盖

１

几年后，当我重获自由，将会第一时间来到乌拉盖草原。

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初夏。我会站在逐渐茂盛的草场上，重新想象那场在回忆里始终未曾熄灭的大火。它把这片草原烧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火焰升腾时，有只鹰一直在高空盘旋，发出嘎嘎的鸣叫，它锐利的眼睛清晰地看见，火圈的中央有一个人影，那是萨日朗，我的母亲；火圈的边缘则是两个人，那是我和父亲拉西。

这片生息了亿万年的草原，其实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大火了。按照地质学家的研究，在六千五百万年前，一颗小行星从宇宙中飞来，穿过大气层，击中地球，整个大地都置身火海，许多生物包括恐龙都灭绝了。但是，燃烧之后的地球犹如涅槃的凤凰，获得了重生，再过六千多万年，人类在火后的地球上逐渐演化成型，文明史开始了。这是监狱里循环播放的电教片里说的，当我将来站在乌拉盖草原上回想往事时，这段话会和大火一起浮现于脑海。

这场火不同，这场火来自人，也终结于人。母亲萨日朗看见身边的庄稼终于燃烧起来，连成片，她骨头里冰冷的疼痛瞬间消失，整个身心感觉到畅快。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时刻了。随即而来的是温暖，温度一点一点上升，她知道自己也渐渐烧着了，却并没有感到灼伤的痛。可能，她疼了太多年了，早已习惯了一切疼。她的骨头，她的内脏，都曾经整夜整夜冰块撞击一般地疼，那种疼才是最煎熬的。每次犯病的时候，她都紧紧咬着牙，尽量不打扰身边那个为了照顾她已经很久没能睡个好觉的人。但是她不过是个普通人，又不是铜浇铁铸，怎么可能忍得住呢，呻吟就一丝一丝从她的牙缝里钻出来，很快，满嘴的牙都被咬松动了，声音便越来越大。终于，她忍不得了，猛然嘶喊一声，啊……那个人，拉西腾的一下从俯卧状跳起。他看向她，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他急匆匆地去看止疼泵，发现里面早已经没了药水。这是家里的最后一个止疼泵。喊出来之后，她觉得舒服了一些，真是奇怪啊，每次疼痛来袭时，最好的药并不是止疼泵，而是肆无忌惮的喊叫。一开始，她都是大声嘶喊，甚至是咒骂的，用蒙古族话和汉话，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词语。生病多年之后，她发明了一种和疼痛对抗的语言，把无意识的喊叫、咒骂和呻吟融为一体，像某个原始族群的祭歌，连她自己也听不懂。但是她同时发现，她的喊叫是一把锯子，在稀释自己的疼痛的同时，也在锯着拉西的骨头。他的表情无法形容，似乎是有人在他脑壳顶上砸一枚钉子，他却只能一声不吭。再后来，她就尽量不叫喊了，只剩下风吹草尖一样的呻吟。多年的疼痛并没有麻木她的心，尤其是对身边这个人。

但是今天无须忍着，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喊、骂。真舒服啊，她的咒骂犹如蒙古长调，随着火焰不断爆裂和升腾。在飘忽的火舌中，她看见火圈外拉西死死拉着我，但眼睛却盯着自己。他在看她，看燃烧的她。她很欣慰，这个陪伴了她大半生的男人拉西，是懂她的。当她下定决心时，他曾哀求要和她一起离开，但是她劝住了他。“达来不能在同一天失去父亲和母亲，留下的那个才最苦、最累。”他明白了。在这一刻，萨日朗觉得自己终于对他有了初恋般的爱，和他成了完完整整的一个人。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她亲近他、怜惜他、照顾他，跟他睡觉，给他煮茶煮肉，感情像秋天酸奶桶里的奶皮子，厚得不能再厚，但那都似乎不是爱，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开始所该有的那种虚无缥缈的爱。

原来爱是死亡才能提炼出来的东西，就像火烧过之后留下的温热的灰。

天空和草原颠倒了个儿，火焰如同晚霞，天上却一片无垠的绿色，一会儿一匹马嘚嘚嘚奔驰而去，一会儿一群羊咩咩叫着走过。一条上万米长的鞭子，把云朵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萨日朗看见，拉西和我变成了烟做的人，弯弯曲曲地升到半空中。她自己也飘起来，回到了二十岁的年纪。这时，她看见了那个最初让她心动的人——北斗，在那座小城里一家小店的大通铺上，他把药和水递给她。他们睡在了一个被窝里，她嗅到了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气息，她的心跳得像那达慕大会时的鼓点，又密又急又乱。

萨日朗知道自己进入幻觉了，那些燃烧之物散发的烟气进入她的口鼻，开始在全身作用。她转瞬即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感觉到疼，也是因为如此。她的意识似乎越来越清晰，那一刻正在来临。

毫无声息，一切都消失了，像是黑夜覆盖了草原，连那些高高矮矮的大针茅、羊草、糙隐子草、冷蒿、苜蓿，也和牛羊一起睡着了……

——这是我此刻幻想中将来的回忆，这也是我曾亲眼所见的过去。

我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母亲从一团火焰变成一团灰烬，火有终结一切的力量，或者，它有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一切的力量。

我跪着。我应该一直在流泪，但是炽热的空气随即把眼泪烘干，我的脸像是烤完的红薯皮，又紧又皱，随时会裂开许多缝隙。

我旁边跪着父亲拉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喊过他爸爸了，我只称呼他的名字拉西。我们像两截木头戳在土里。一开始，是他拉着我不让我去救母亲；现在，他放开了我，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我浑身瘫软，双腿麻木。他应该也是。一缕火苗烧了我的眉毛和头发，焦煳味转瞬就被那种特殊的香气淹没，我像是浮在一池刚挤出来的牛奶中。香味是我的庄稼燃烧后散发出来的。然后，我在燃烧物最后的噼啪声里，听到了吟唱声。声音来自拉西的鼻腔，他用自己最擅长的呼麦送别妻子，曲调和天空中的烟一样高、一样轻、一样缥缈。

过了一会儿，拉西唱完了，挣扎着站起来。他找到一把铁锹，把土扬向几处试图蔓延的小火苗。空中有鹰隼盘旋不去，在它的视角，会看到一大片绿色的中间有一小块灰黑的土地。它感到惊讶。它还嗅到了烤熟的野物的香味，不知是偷跑进来的兔子还是老鼠。最后一天，我已经无暇去看护这片庄稼，那些早就蠢蠢欲动的小动物们，掏洞、咬断栅栏钻进来，疯狂地啃食籽实、花叶。它们很难把这些全部消化，有些动物吃完之后跑走了，把粪便排在草原的其他地方，其中的一些包裹着籽实。那些籽实，说不上在什么时候，又会重新发芽、抽枝、长叶、开花。

２

大火三天前，陈皮特打电话来，告诉我邮路通了，他联系上了可靠的买家，让我赶紧收割庄稼。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帮我，从此我们彻底两清，无论从基因上还是从利益上。我一下从宿醉中醒来——这一年多，我的睡眠基本上是靠酒精来实现的，喝酒，喝得断片，然后剧烈头痛把我叫醒。我每天喝46度的马奶酒，只要喝到4两，就一定会失去意识，昏睡过去。在这个电话之前，陈皮特已经消失了快一个月。开始的几天，联系不上他，我几乎疯狂，不断地打电话，不断地给他发信息；十天后，我想他可能跑回美国，不再管我的事。我甚至动过找他女儿沐沐的心思，但后来还是忍住了，我答应过陈皮特，绝不会主动和沐沐联系。我和她之间，有一条命的渊源。

白天的时候，我会绕着几亩庄稼走几圈，看着它们长得旺盛而茂密，正在结籽成熟。庄稼周围的各种药材，也在成长，只是我现在顾不得它们。我心里只有庄稼。我的鼻腔里充满庄稼的味道，那是一种生麻味，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庄稼有一人多高，最高的两米多，但是都被我折断了，我怕它们太高引起注意。我绕着庄稼地走，主要是看有没有乱七八糟的动物来糟蹋它们。兔子、老鼠，或者地羊，都有可能在庄稼地里挖洞，把它们的根啃断。我一棵都不想糟践。它们是我最后的希望，危险的希望。

“这的确是你最后的机会，达来。”陈皮特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说，“看在沐沐的份上，我最后一次帮你。我会帮你找到买家和邮路，但是我绝不参与这件事，我可不想吃牢饭。大尾羊的事，你也不要怪我黑，商场就是战场，资本天生就是贪婪的，我也是身不由己。”

大尾羊三个字令我恍惚，那曾经是我的骄傲和痛苦。因为它，我走上过人生的巅峰，高处不胜寒，然后一夜之间跌落谷底。没有人甘心平庸过一生，尤其是曾经风光过的人，所以我选择了铤而走险。我仍然笃信挺过最狂暴的风雪之后，就会迎来好天气。只是，我可能错看了风雪。

然后是两天前，拉西和母亲回到了乌拉盖。

母亲本来应该在镇上的疗养院里住着。她骨癌很多年，不断地放疗化疗之后，彻底放弃了，努力又痛苦地延续着生命。那些年，我的事业上升期，不缺钱，把她送到美国去治疗，但是她的病没法根治。我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痛苦还没有死去，因为我，哪怕是在我最成功的时候，她也整日忧心忡忡，仿佛早就预见了我今天的困局。但是她从未阻止过我做任何事，从少年时毅然选择去住宿学校，到二十多岁突然去美国，再到后来在那里结婚，最后到回国创业，每一次都让她眉头紧皱，可是从来没有说一句：达来，你别再干了。没有。所有人都以为她皱眉头是因为骨头疼，只有我知道，她是在担心我。我曾在一个深夜，听见她跪在床上跟天花板念经，祈祷我平安如意，她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换。

那天中午，我还在宿醉中昏睡，梦见芝加哥的天空飘起了大雪。有时候，芝加哥和乌拉盖真的很像，冬天寒冷、多风，下雪时也是一样刮白毛风。但是那里没有草原，有很多森林，风里带着一丝腐植的味道。乌拉盖的风里则是干草味和牛羊粪味。所以我的梦是混杂的，既像是乌拉盖的冬天，又像是芝加哥的冬天。我在七月闷热的天气里瑟瑟发抖。

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和拉西站在门口。拉西搀着母亲，她化疗造成的光头被阳光照得如同一枚剥了壳的鸡蛋。假发握在右手里，像是她进屋前故意摘下来的。他们如同两个电影中的外星人。

额吉，妈妈。我嘴里嘟囔了一声，以为还在梦中，好大的风雪啊，好亮的阳光啊。

达来啊达来，你怎么跑得这么远。母亲说。小时候，我生闷气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在草原上乱走，不分方向，不看深浅，有好几次都迷路了。母亲找到我时，总是这么说：达来啊达来，你怎么跑得这么远？她不打我，也不骂我，只是搂着抚摸我的脑袋，好像在安抚，又像在宽慰自己。你走得再远我也会找到你的。最后，她会这么补一句。

我再次撑开眼睛，这回看清她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根庄稼。

好吧，现在我不得不说说我的庄稼了。我的庄稼是一种不该被种下的植物，母亲手里握着的庄稼有一米长，枝叶灰绿，饱满的籽实垂着头，仿佛在替我感到羞耻。

再远一点儿，妈妈就找不到你了。母亲说着，用那根植物抽打我的身体。她很用力，但是我并没感到疼痛，我觉得一阵轻松。这一刻终于来临了。这感觉有点儿像玩极限运动，比如蹦极，在真正跳下去那一刻之前，总是有一种退缩的心理，但脚步一旦凌空，你会立刻放松了：终于来了。

我跳在地上，泥地的微凉让我哆嗦了一下。一切都可以摊开了，再没什么好隐瞒的。

这天下午，我和母亲、拉西三个人坐在那片庄稼地头，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天边乌云在堆积，仿佛要来一场暴雨，但是雨始终没有到来，只来了凉爽的风。我们并没有因为沉默而感到尴尬，反而是觉得特别和谐、特别舒服，仿佛是三个出去旅行的人，在一起欣赏怡人的美景。这是自我成年后，我们最像一家人的时刻。其间，母亲发出了一声呻吟，我知道她的骨头又开始疼了。拉西回到房间里，端来一碗水——那是一只铜碗，他一直随身携带，他说用铜碗喝水能减轻骨头疼——母亲掏出止疼药，先倒了两粒，停顿一下，又倒了两粒，就着水吞了下去。这药对她更多的是精神作用。

我们继续坐着，风把庄稼掉落的一些籽实吹到身边，我捡起来，放在嘴里嚼嚼，苦里带着一点麻麻的油味。后来，是母亲先说话的，然后是拉西，他们跟我说各自的过去。这些年来，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上学之前。上学后，我就到镇子上的双语寄宿学校，上小学，上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去了北京，再之后去了芝加哥。我从未了解过他们的过去，我对他们的记忆只是他们每天的忙碌和劳累，是牛羊的叫声和味道，是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风雪，是一只惨死的母羊。现在想来，他们是故意把自己的人生讲给我听的，是对我的交代，更是对自己的总结。

那个黄昏，夕阳落得非常慢，几乎是卡在了乌拉盖草原的边沿上，仿佛是有意在等着听他们的故事。

母亲开始了她的讲述……

３

达来，你这个傻孩子呀。钱是什么东西呀，最贱最贱的东西，你有过很多钱，又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怎么能为了它种这个东西？这是啥？咱们草原上，从来不缺这个的，而且乌拉盖的水啊土啊，最适合种它了，可是为啥牧民们从来不种？不光是政府禁止，根本上是牧民们知道这东西的好处，但更知道它的坏处。它能把人的魂勾走了，把人的血和骨髓吸光了。我宁可骨头再疼一百倍，也不愿意没了骨髓。

跟你说说我们的事儿吧，你听听，就知道一辈人有一辈人的苦，一辈人也有一辈人的甜。人啊，就像这草原上的草，年年长，年年死，年年死，年年长。看着好像都一样，但今年的草，毕竟不是去年的草了。妈妈说点儿秘密吧，其实这么多年，有些事，你爸爸也是一知半解，应该让他知道。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废人，没所谓啦，随时随地就走了，再不说，那些事就都埋到土里。事儿不像草，不会再长出来。我生病之后，这些事就老是在脑子里转悠，有时候清清楚楚，有时候又模模糊糊。人活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活快活，人是活苦的，然后那苦里头藏着一点儿蜜，这就够了。所以，我也不怕你俩听了不好受了，不好受才对，不好受你们才会尝到那点儿蜜。

达来，妈妈都糊涂了，你今年四十了？四十一？哦，四十三了。那就是大概四十年前吧。那时候，乌拉盖草原上的狼成了灾，虽然我们蒙古族人把狼当图腾崇拜，可是狼多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天都有羊被狼掏走，也就是祸害了。那年，公社成立了打狼队，队长是武装部的一个人，叫布和。我爸爸，也就是你姥爷是副队长。说是打狼队，可是十几个人的队伍只有四五支土枪，剩下的就是蒙古刀甚至是棍子这些。那年，天旱了一整个夏天，草原上的草都被烤干了，还起了几场不大不小的火。不过因为草太稀了，刚好没起风，火势连不成片，很快就扑灭了。木伦河的河水也干了，不要说牲口，连人吃饭的水都不够，我们只能赶着马车，到十几里地外的乌兰泡子去拉水。泡子里的水，浑得跟泥一样，但这好歹是水啊。用铁桶装回来，扔两块白矾进去澄清一晚上，第二天烧开了，才算能喝。桶底的湿泥倒在羊圈里，那些羊疯了似的啃。

草原上一旦不长草，那靠它活着的所有生灵都得遭殃。再加上快入秋时，蝗虫又来了，把仅有的那点草叶也给啃个干净。乌拉盖前面的乃林坝上，本来有几棵大杨树，以前，夏天的时候满树叶子，密密匝匝，十几里地外都能看见。那年，蝗虫把树叶啃光了，树皮也啃光了，那些树就这么露着过了冬，冻死了一多半。我骨头疼的时候，脑袋里就会想起那些树的样子，它们的骨头应该也是一样疼。

说远啦。还是说打狼队。草原上不是没吃的嘛，羊没吃的，兔子也没吃的，很多小动物都饿死了。狼自然也没吃的，它们就从林子里钻出来。以前它们不太往乌拉盖这边来的，自从有了生产队，牧民们的草场固定下来，狼只要有吃的，是不会下山的。但现在不行了，山里没有任何猎物，它们饿得狠，集体钻出林子，到草原上来了。其实这群狼早就听到了围栏里的羊叫声，这些羊也饿，越饿就越叫唤，叫声传到狼群里，它们忽然想起了羊肉的香味。有的狼从出生起就没吃过羊肉，有的狼还是多年前吃的呢，草原上成立生产队之后，羊都集中到了一起，放羊人也多，狼很难掏到羊。

反正这一年，狼一群一群地往乌拉盖跑，大的小的，一个个瘦得像柴棒，龇着牙，眼睛凶得不能再凶。它们饿得胆子大，不但闯进了以前不怎么来的草库伦，甚至还借着一条水沟，从很远处挖了一个洞，直接通到了羊圈。一开始，放羊人发现每天少一只羊，可是羊圈门、围栏都好好的，也看不见狼爪印。那些羊仿佛被人家变戏法一样变没了。直到四天后，一个羊倌在羊圈的角落发现了几撮羊毛。这些羊毛不是正常掉的毛，而是被撕扯下来的毛，毛根是白的。接着，他又看见那儿的土跟别处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因为干旱，因为羊每天都吃不饱，羊粪蛋很少，早都被蹄子踩碎了。羊粪末子是软软的，发黄，可是草原的泥土是黑褐色的。他扒拉了几下，发现下面竟然有个一尺宽的洞，洞里不仅散落着羊毛，还能看见血迹。羊倌赶紧招呼人，他们沿着这个洞一直摸过去，竟然有五六十米长，洞口在水沟的斜坡下。

羊让狼掏走了，牧民们说，没想到这畜生这么精，竟然还学会了打洞。

生产队开会讨论这个事。有经验的牧民都清楚，这种年月里，狼直接到羊圈掏羊，就说明成灾了。而且很快，其他生产队和整个乌拉盖草原，都有了狼的踪影。于是就成立了打狼队。我爸爸也在打狼队里，他是草原的老猎手了，能在乱七八糟的印记里分辨狼爪印，能在几里地之外嗅到狼粪的味道。

那时候，我刚和拉西订婚，他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两家的草场离得远，我们也不常见面。那个夏天，他被他们生产队派到锡林浩特去卖牲口，他回来后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的婚姻是另一个故事啦，等你爸爸和你说吧。

打狼队的成果还挺显著的，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共打死了七只狼，还活捉了两只。打死的好办，直接剥皮拔牙就行了，活捉的怎么办呢？没法养着，也养不起，可不养着也不能放了，除非再打死它们。唉，牧民们就是这样啊，如果跟狼争斗起来，手起刀落，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一旦活捉了狼，却又不忍心杀。尤其是我爸爸，他是个有经验的草原猎人，枪法准得不得了，就是他不主张直接杀了活捉的两只狼的。布和不在乎这个，按他的想法，这两条狼直接打死，皮子还能卖不少钱呢。其中一只狼的牙长得漂亮，拔下来做挂坠，威风得很。可是父亲拦住他说：“猎手不杀俘虏的狼。”布和心里头不服，但碍于父亲的面子，也不好说什么，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

秋越来越深，本该是打秋草的时节，可乌拉盖草原的草稀稀拉拉，又黄又瘦，牧民们的割草的镰刀都甩不开。整个乌拉盖的人都愁容满面，担心牲口不等过冬就得饿死。老人们还说，夏天大旱，冬天肯定要有大风雪。生产队的人开会合计了好几次，都没想出好办法来，那时候的牛羊大都是集体财产，也不能随便卖掉，卖也卖不上价啊，一个个都瘦得皮包骨。

有一天傍晚，爸爸又去看那两只狼。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捡些死羊死牛的骨头和烂肉来喂它们，有时候没有肉，就只给它们点儿水。那两只狼跟草原上的牛羊一样瘦，但是它们的眼睛还是黑冷黑冷的，好像越是饥饿它们就越是凶狠。

这天，爸爸从生产队的大师傅那里，用半包烟叶换了一副死牛下水。那头牛因为没草吃，在山上吃了荆棘，刺破了肚子，死在了外面。等人找到的时候，内脏都快腐烂了，拖回来，把皮剥掉，好一点儿的肉大家分了，牛下水没人要。父亲拎着来给两只狼吃。但是到了地方，却发现拴它们的绳子断了，狼没了踪影。爸爸大吃一惊，心里想，这俩家伙连这么粗的牛皮绳都能咬断？这时候，他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正要回头，突然想起了什么，一动也不敢动。他猜得没错，拍他肩膀的不是人，是一只狼，它把两只爪子从后背搭在爸爸的肩膀上，只要他一回头，它就会直接咬住他的脖子。老猎人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假装若无其事，没有回头，身体猛地向前一扑，两肩一痛，知道是被狼爪抓伤了。

但是他忘了还有一只狼。那只狼从前面跳出来，他被两只狼夹击了。爸爸摇动着手里的牛下水，意思是自己是来喂它们的，但那两只狼不为所动。这时，爸爸发现它们的身上都流着血，好像受了伤。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两只狼越逼越近，爸爸觉得自己今天要死在这两只狼嘴下了。他没有特别害怕，作为一个草原猎手，这也算是死得其所。这两只狼被养这么多天，似乎失去了以往的耐心，前面的狼扑上来，父亲伸手撑住它的爪子，这时听到后面的狼低吼一声，准备发动进攻。突然，一把砍刀斜刺里飞过来，砍在前狼的腿杆上。挥刀的是布和。两只狼放弃父亲，开始围攻布和，后狼跳起来，咬住了布和拿刀的胳膊。爸爸想过去帮忙，但他的肩膀疼痛难忍，手臂几乎举不起来。他开始大声呼喊。

两只狼撕咬布和，他的脸被咬了一大道口子，肋部也给抓伤了。很快打狼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几声枪响，两只狼倒在了地上。众人再去看布和，发现他浑身都是伤口，尤其是腰肋那儿，血肉模糊，骨头都能看见爪子印，好在没伤到内脏。有人跑回去，找了一张牛皮，把布和抬到牛皮上，四个人拽着牛皮的四个角，把他抬回了最近的蒙古包。爸爸看着那两只死狼，心里充满悔恨，如果不是他非要养着，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这时，他又看到了拴狼的绳子。他捡起来，感觉到不太对，绳子断掉的地方太整齐了，不像是咬断的，倒像是被刀割断的。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无论如何，布和也是因为救父亲被咬伤的，我们不能不管他。

爸爸找了四轮车，把他送到苏木的卫生院去治疗。卫生院的条件有限，只能把伤口清理，打点儿消炎药，创口面积太大，他们缝合不了。父亲要送布和去市里的医院，但布和坚持不去，或许是他因为把绳子切断而惭愧。确实，那天是他用砍刀把绳子给砍断了，他想着，那两只狼会去羊圈里吃羊，到时候，他就名正言顺杀了它们。哪承想父亲刚好过去，两只狼不但没有去羊圈，还开始攻击人。

卫生院的医生只好勉强给他缝了伤口。他们从卫生院回到生产队，布和疼痛难忍，脾气暴躁。他躺在床上，大声咒骂，要么就声嘶力竭地喊疼。虽然打了消炎药，但是因为伤口缝合不整齐，还是有的地方发炎。老人们从草原上采了些草药，捣碎了糊在上面，炎症算是止住了，可是疼痛没法减轻。老人说，除了神仙草，没有什么能帮他止疼了。啥是神仙草？就是你种的这些庄稼呀。

那时候，这种东西早就被清理了，没人敢种，就算看见野生的，也是立刻把根刨出来，把籽实烧掉，防止它再长。乌拉盖人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东西了。爸爸从队里借了一匹最健壮的马，就往草原深处去了。夏天的时候，来往的人说过，在木伦河的源头木伦草原上，今年雨水多，草长得好。人们知道那里管得松，野生的神仙草也多，说不定能找到，爸爸想去试试。

四天之后，爸爸空手而归，整个草原都找不到一株神仙草。

布和疼得精神都不太正常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也有人说他不是疼，是中了狼牙里的毒。无论如何，得想办法给他弄点止痛药。队里打听，附近的苏木都没有止痛针，只能到东乌旗的乌里雅斯太镇，那里有一个更大的卫生院。狼还是时不时地下山，父亲不能再出门，我便说我去。我走了三天路，才到了那里，可那时候，止痛针哪那么容易弄到啊。我在东乌旗待了半个多月，自己还染上了风寒，差点死在那里，最后也没能拿到药。

但是这次去东乌旗，我在乌里雅斯太碰到了一个人。遇见他的时候，我甚至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也是去那里找东西的，我找的是药，而他找的是羊，乌珠穆沁大尾羊。奇怪吧，他一个汉人，竟然找的是羊，他说他要改良羊种。几年之后，乌拉盖草原和附近的苏木嘎查的所有羊变成大尾羊。他是第一个引进这种羊的。真想不到，他一个种地的汉人，竟然要给草原上的羊改良换种。

我病了，他照顾了我几天。那时候，我汉话说得还不好，但是不知为什么，特别相信他。我把家里的事情都说给他了，他也把他家里的事都说给我了。临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懂蒙古族话。唉，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人，我被他给吸引住了。可是我得回去。

等病好一点儿，我没打招呼就离开了。因为没有住店的钱，我把一个银镯子押给旅店。几个月后，他赶着买来的大尾羊回村，路过乌拉盖，我们又碰到了。他跟你爸爸竟然是朋友，很小就认识的。这时我才知道，他汉族名叫北斗，就是那个星星的名字。他把镯子还给了我。他的儿子叫小满，这个你熟悉的。

布和还在受疼痛的折磨，这时候，拉西回来了，听说了这事，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带来了另一种止痛药，是大烟膏子，对，草原上不只是长神仙草，还长大烟，但是极少极少。而且国家也不让种植这种东西，谁家有大烟膏子，被告发了，那可是要坐牢的。拉西的大烟膏子是萨仁妈妈给的，这块黑到发亮的大烟膏子，已经传了二三十年了，萨仁妈妈的爸爸，是一个行脚的蒙古大夫，这是他自己熬了当药用的。老人家一直贴身带着。她带着也不是想自己用，而是为了关键时刻吞下它自杀的。那些年月里，草原上跟其他地方一样不太平，有人造反，有人搞运动，有人受迫害。萨仁妈妈的娘去世时，把这块大烟膏子给了她，老人咽气前塞到她手里说：哪天，这世界上的苦你真受不住了，就一口吃了它吧，它会把你带到好地方的。有许多次，萨仁妈妈都把它掏出来，放到了嘴边，但是转念一想，再挺挺吧，说不定就过去了。就像草原上不会年年大旱，也不会年年大风雪一样，总有雨过天晴的一天。她就这样挺过了一关又一关，后来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她也没吃掉它。

拉西回去找萨仁妈妈，问她要那块大烟膏子。这事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萨仁妈妈一开始不给他，他便说为了帮我，萨仁妈妈才点了头，把这块大烟膏子给了他。

我爸爸拿着这块大烟膏子，不敢告诉布和，每天用刀切下小小的一块，给他放在茶里喝下去。他开始不那么疼了，甚至跟我开起了玩笑：嗨，萨日朗，我救了你爸爸，你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嫁给我？我不说话，抄起一截羊棒骨敲他的头。

他也不恼，只是央求我：再给我烧壶茶吧，快点儿啊，我浑身又开始疼了，只有喝了你熬的奶茶，我才不疼。我告诉了爸爸，爸爸说，坏了，这小子可能有点上瘾了。我们烧茶，但是不再放大烟膏子，他喝了之后身上还是疼，又开始鬼哭狼嚎。他的伤其实好差不多了，他也明白自己喝的茶里肯定放了东西，便开始四处翻，想找到那块大烟膏子。他找不到，那个东西爸爸一直都揣在怀里。

有天夜里，我正睡着，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解我的袍子。我睁开眼，看见了布和。他两眼红红的，又雾蒙蒙的，像是中了魔。我大声叫喊，但是父亲没有任何动静。我心里想，他不会是把父亲打死了吧？原来这家伙在半夜钻进我们的蒙古包，把父亲捆在床上，用羊毛袜子塞了他的嘴，从他怀里找到了大烟膏子，掰了一大块，用蜡烛火烤着全吸了进去。他吸多了，已经疯癫了。

说到这里，母亲停下了，她深喘了几口气。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心里想，妈妈，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害怕知道母亲被布和侮辱的事，在这些年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过什么，却从来没有问出口。比如，我到底是不是拉西的亲生儿子？除了那只从风雪中走来的羊，这也是我和他隔阂的最大原因吧。

他把我祸害了。

母亲还是说出了那句话，口气里没有怨恨，甚至没有遗憾，话语比一阵微风还轻。说完，她还笑了笑，仿佛那不是她的伤疤，只是无关痛痒的回忆。夕阳落下去一半，留下的那一半像一颗牙，咬住远处越来越黑的山影。

等他从迷乱中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他扑通一声跪下，给我磕了两个头，说：萨日朗，我对不起你，我没想这样。他就这样走出了蒙古包，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有人跟我说，他可能死在了山林的狼窝里了。

我跟拉西坦白了这两件事。我说，拉西，咱们的婚约得解除了，我啊，从心到身子都不纯了，像是牛奶里落进了羊粪球，怎么捡也捡不干净。我没法再遵守萨仁妈妈的约定嫁给你了。可是拉西不同意，他说，萨日朗，除非你现在要嫁给别人，那样我不拦着，如果不是，我就要娶你。在咱们草原上，还有比牛羊粪更干净的东西吗？它们可全都是青草变的啊。

我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不在乎布和侮辱了我，我也可以不在乎，毕竟那不是我本意。可是北斗的事，我也不能瞒着你，我的心很大一部分已经给了他了，被他带到乃林坝前面那个长着麦子和谷子的地方了，这辈子都没法回来了。我现在只有半颗心了。

你爸爸听完，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走出蒙古包，捡了一些干牛粪回来，开始鼓捣那只用泥巴搭起来的炉子。那会儿刮西南风，炉子不好烧，每次生炉子都要点半天，满蒙古包的浓烟。我俩就这样在这浓烟里，流着泪咳嗽着。后来，炉子终于着了。他又开始找砖茶、盐巴和炒米，烧了一大壶奶茶。

蒙古包里暖和起来，他倒了一碗茶递给我说：萨日朗，我要娶你。你的身子脏了，我帮你洗干净；你的心不全了，我给你补上。你有半颗心，而我的心……我的心……也许连半颗都不到。

我知道，他想起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往事。

我点点头说，拉西，我和乌拉盖谢谢你。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瞬间，我就把对北斗的那一点幻想忘掉了，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也干净了，心也完整了。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拉西的心也是残缺的，我们两颗残缺的心拼到了一块儿，就是一颗完整的心，就是一颗比所有人都大的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是个好伴儿。我们在冬天来临前，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

拉西伸手握了握母亲的手，说：歇会儿吧，我来说。

母亲又长长地喘口气，仿佛那是她最后一口气，点点头。她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信任，我觉得母亲并非不爱拉西，只不过可能从一开始，这爱就掺杂了太多其他的情感，共同成长的友谊，对一个男孩的同情，天生的母性，蒙古族女人特有的温柔，有限选择里的最优选项，这一切都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可这一切也许都是情，不一定是爱。爱和情，有时候是两回事。这时，我突然想起艾丽看我的眼神，也是充满信任的，而且更欢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脖子上流着血，她就这么看着我。我跟她说：艾丽，亲爱的。别害怕，一定要挺住。我会救你的，我一定会救你的。可是我没有救活她，不但没有救活她，我还利用了她。艾丽，对不起，让你带着破碎的身体和心离开人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成了现在的我，后来的一切疯狂和悲剧，都在那一瞬间生根发芽。

太阳只剩下橘子皮般的一层，橘子汁四溢，草原正在被夜晚拉进被窝。风像是因为太阳要落山而放心地吹起来，很小，但你能明确感觉到它环绕着周身。我闻到了庄稼的味道，我想母亲和父亲肯定也闻到了。那是一股生麻籽味儿，有点儿冲。母亲的骨头可能又开始疼，她的身体在微风里轻轻颤抖着。拉西把她拉到怀里，让她靠着。

我想喊他们回去，但又张不开口。

这时，拉西开始说话，他要说他的故事。

４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人和草木没什么区别，绿过了之后就黄，黄完了之后就枯。今年死了，明年还长出来，就算你不长出来，也有别的草长出来。从哪儿说起呢？不接你妈妈的话说那件事了，没什么可说的，我从认识你妈妈那天起，就下定了决心，这辈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陪着她。除非她不要我了。为什么呢？这就说到几十年前，唉，我都快记不清了。你心里别嘀咕啦，你是我的儿子，亲生的，跟那个布和没有半点儿关系。

我要说我自己的事，我这棵草长成这样，是因为有这样一条根儿。人和草一样，根扎在哪儿，就只能一辈子在哪儿往上长了。我这个根儿……已经五十多年了。

达来，陈皮特早就和你说过了我的身世了，因为这层关系，我最终还是没忍住，劝你帮他救了沐沐。唉，如果当时我没劝你，不给他你的地址，是不是也不会有现在的事了？可是，我怎么可能忍心沐沐就这么死了？

我不知道陈皮特给你说了多少，怎么说的。我还是把我自己记得的说一下吧，很多事情，别人说和自己说，完全就是两回事。我不是蒙古族人，当然也不出生在乌拉盖。我是上海人。八九岁的时候，我被一列火车从上海拉到了内蒙古，然后分到了乌拉盖的萨仁妈妈家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离开过乌拉盖，我从一个上海人，变成了一个蒙古族汉子。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不幸，相反，我特别庆幸到了这里。

他们说那几年是最饿的几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唯一记得的却是一块梅菜烧肉。我就是因为一块梅菜烧肉来到这儿的。

那天早晨，天都没亮全呢，爸爸就把我叫起来，说带我去吃好吃的，还让我别吵醒妈妈。她那时正怀着孕，肚子里就是后来的陈皮特。我本来睡得迷迷糊糊，可是一听去吃好吃的，一下子就爬起来，不自觉地咽吐沫。因为吃不饱饭，只能不停地喝水，喝得肚子里咣咣响，咽下去一点口水，胃立马上泛上一股酸水，只能又把这股酸水咽下去。

我以为他顶多带我去吃一碗汤泡饭，再好点儿是一两水煎包，没想到是一大块梅菜烧肉和一碗米饭。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怎么就是一块，不是两块，也不是一盘？那块肉不太好，瘦的多，肥的少，肉皮上猪毛都没煺干净，梅菜好像也有点儿烧煳了。可是肉毕竟是肉，很大一块肉，那股味儿一进入鼻子，我的整个身体都激动地哆嗦起来。我心里有隐隐地害怕，不明白爸爸为何单独叫我吃，没叫妈妈，也没叫爷爷奶奶。我已经从几个小伙伴那里听过一些事，他们说，家里人没有吃的，就把小孩子卖掉换钞票了，而那个被卖掉的小孩子，则被买去的人家杀掉吃肉。我打了个冷战，再看那块肉时，便怀疑那是哪个小孩的肉。我们弄堂里已经有好几个小孩子不见了，大人们说他们被送去寄宿学校了，说那里管吃管喝，可是我们小孩子都说他们被卖掉吃肉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离奇的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在孩子们心里头，这就是真事。

我心里想，完了，我要被当肉吃了。

爸爸端起那块肉，说：囝囝，吃吧，好吃的呀。

我想吃又不敢吃。可那块肉碰到了我嘴边，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一口咬住，几口就吞了下去。

吃完肉，爸爸带我走到大门外，说：儿子，爸得跟你说件事。

我不敢答话，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吃下去的那块肉。现在，一说起这事，我嘴里好像还有一根猪毛，就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家里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你晓得吧？咱们家里人多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七口人。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爸爸送你去一个能吃饱饭，每天都喝牛奶、吃肉的地方去好吧？

我心里想，天天喝牛奶、吃肉，只能是天堂了。

我哇的一声哭出来，大声喊：爸爸爸爸，不要把我卖了，我不吃饭了，从今往后我只喝水不吃饭了。我把刚才吃的肉吐出来。

说着，我就用手指抠喉咙，干呕了半天，只反上一些胃酸，那块肉似乎已经被消化完了。

傻孩子，说什么呢，你听到啥乱七八糟的了。不是卖你，怎么是卖你呢？囝囝啊，上海好多人家都吃不上饭，已经饿死好多人了，爸爸也是没办法，要不全家都得饿死呀。政府替我们想办法，要把没饭吃的小孩送到大草原上去，好多孩子想去都去不成啊。你晓得吧，大草原哎，你课文里背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里。那里有奶牛，可以喝牛奶，有成群的羊，可以吃羊肉。不是你一个，好多孩子一起去。将来如果好了，爸爸一定去找你呀。

我脑子里浮现了那几句天苍苍野茫茫，但是不晓得大草原到底是哪里，心里头蒙蒙的。可是爸爸说的有肉吃、有奶喝让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嘴里不断浸出口水。

爸爸就这么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囡囡，你慢慢想，不急的，不急。我们走一走，一遍走一边想。

他抱住我，想把我抱起来，只是他也好久没有吃饱饭了，力气弱，一下没起来，第二下才把我抱起来。我的头伏在爸爸肩膀上，他走路一摇一晃，我很快感觉有点儿困，或许是胃里终于有点油水了，血液都赶过去吸收那块肉的营养，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在一个孤儿院里了，爸爸没了踪影。一大群哭着找父母的孩子，我也哭。一群保育员，每个都忙得张牙舞爪，没人在乎一个小毛头。后来，我搞清楚了，这里真的是要把我们送到大草原，不是卖掉吃肉的，心里的害怕减去了大半。我想起有一天晚上被尿憋醒，听见爸爸和妈妈说话。他们说家里没有米，也没有钱了，怎么办？爸爸说，要不流掉吧，现在大的都养不活，再生个小的怎么办？妈妈摸着肚子哭，哭了一阵，爸爸又安慰她：你不要哭了呀，哭对胎儿不好呀。他又哪里舍得。妈妈抽泣，爸爸叹息，就这样好久他们都没有睡。我尿急，心里想，你们快睡呀，睡着了我好去撒尿。可他们就不睡。过了很久，爸爸说了一句：要不，还是按之前商量的吧，大的走，小的养着。走了的能有个活路，留下的也能多点儿希望，日子总不会每年都坏的吧。妈妈没有说话。后来我想起这个场景，才明白，妈妈的沉默是一种默认。那天晚上，我没去成厕所，尿在了床上，湿答答睡了半夜。第二天，他们看见被褥，破天荒没有骂我。

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从南方到了北方。先被送到包头的育婴院里，在那儿待了半个月，然后就被送到乌拉盖草原。那里有一个公社临时建的保育院,原本是镇里的小学，正好是暑假。学生们快开学的时候，我们被牧民们领养回家。

从上火车开始，我就没再说过话，那些工作人员还以为我是个哑巴。我不说话，是因为知道我被爸爸妈妈丢掉了，虽然没有卖掉我，可是把我骗到了孤儿院，骗到了包头，骗到了草原上。因为不说话的事，我是最后一个被领走的。萨仁妈妈说，这个孩子没人要，我带走吧。她把我带走了。当然，后来萨仁妈妈说，她带我走也不是看我哑巴不说话，而是知道我故意不说话的。这个娃娃精明得很呢，她后来一直说，我喜欢聪明的孩子。萨仁妈妈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她结过婚，也怀过孕，可是后来因为冬天去找走丢的牛，冻坏了身体，流产了，再后来丈夫得病去世，她就一个人生活。我到家里后，就我们两个人生活。

回到蒙古包里，她给我烧茶喝，还跟我说：你就叫拉西吧。我之前给孩子起的名字就是拉西。我知道你会说话的，你故意不说。

我看着她，心里想，她怎么会知道我会说话？

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说，你白天不说话，可是晚上说梦话了啊。你说，爸爸，我再也不吃梅菜烧肉了。梅菜烧肉，很难吃吗？

我撇撇嘴，嗓子被那根猪毛弄得痒起来。

她又笑笑，说：我们这里没有梅菜烧肉，只有手把肉。

那时候，我不会蒙古语，她的汉话也不灵，但是那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从能她的表情和眼睛里看出来。

无论如何，我只是个孩子，一旦我感觉到人间的温暖，很快就活泼起来了。而且这里真能吃饱饭，可能大人也饿肚子，但我们小孩从来没饿到过。草原上有许多牛羊和小动物，它们都让我感到亲切和高兴。也许我天生就适合这里。我们一起来的那批孤儿，有的吃不了羊肉，有的喝不下刚挤出来的生牛奶，只有我，什么都能接受，而且我贪婪地吸收着肉和奶，很快就长膘了，身体渐渐壮实起来。几年后，我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蒙古族小孩，跟其他孩子一起爬山坡，我总是第一个爬上去。我还第一个学会了骑马，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苏木（相当于乡）举办的那达慕上拿过少年组的赛马冠军。

“你天生就是我的孩子，乌拉盖的孩子。”萨仁妈妈说。

这一切的变化，除了萨仁妈妈的照顾之外，最大的功臣就是萨日朗。那会儿我们两家一个生产队，离得近，后来牲口多了，人口也多了，草场不均衡，才分成了两个生产队的。她比我大两岁，我来的时候，她几乎就是个草原上的小大人了，每天都帮着父母干活。萨日朗的父母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家里的事全是由萨日朗张罗的：收拾蒙古包，做饭煮茶，缝补袍子，给小羊羔喂奶。

我们俩熟悉起来，和当时乌拉盖草原上的一件大事有关。

我来之前那年，因为全国都没吃没喝，耕地面积有限，尤其是南方，总共就那么几亩地，人口增加了，又赶上连年的灾荒，到处都缺吃少喝。这时候，上面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这里有广阔的土地，只要开垦出来，就是上好的良田。于是就有了大开荒、改牧为耕的政策。上面来了命令，下面就得执行，几个月后，乌拉盖就建了一个国有农场，几万亩草场变成了耕地。这里面，我们生产队的大部分草场都被占了，要改成农田，牧民们心里当然是不愿意的。对那些城里人来说，不喝奶死不了，不吃粮食肯定要饿死的，所以他们不会知道牧民们的难处。

我到的时候，正是第一年垦荒。春天，刮起了风，垦荒工人开着拖拉机，要把整片草原翻个底朝天。以前草原上，风起来的时候，漫天都是枯黄的碎草、牛羊粪末子，可是那个春天，在我们苏木，漫天都是尘土、沙尘暴。牧民们围着翻草皮的拖拉机，嘴里头念叨着“天呀，不能这样”，可是也做不了什么，都在想：今年的牛羊，怎么过冬呢？国家有补贴，可大家知道，那点儿补贴能够人买点口粮就不赖了，哪里够去买草料？那些农垦工人则在欢呼，他们看见肥壮的黑土地，本能地觉得开心，因为他们是农民，是种田的，可是牧民的感觉刚好相反，看着刚刚冒芽的草地被翻开，每个人心头都像被铁犁铧犁过一样疼。

这时候，萨仁妈妈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到了拖拉机前。

你们不能这样。萨仁妈妈说。

拖拉机怒吼几声，仿佛是在回答她。她毫不畏惧。

僵持了一会儿，苏木的负责人来了，跟萨仁妈妈说：姐啊，这是国家政策。现在全国人民都没饭吃，到处都是天灾，只有咱们草原上的土地比较多，国家为了养活大伙儿，征用一些草场，改为农田种粮食。

萨仁妈妈说：书记你说的我知道，我还收养了一个上海来的娃娃，也是因为饥荒送来的。可是你把草场都变成农田，我们的牛羊没有吃的了，我拿啥养娃娃呀？

周围的人听萨仁妈妈把他们心里话说出来了，也都开始帮腔，说乌拉盖草原本来就草场少牛羊多，前些年变成生产队之后，就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保护草场了，连轮牧也做不到，很多本来茂盛的草场，现在雨水好的年景牧草都长不到齐膝高。国营农场偏又选了仅剩的最后几块好场地，因为挨着木伦河，因为方便灌溉。

书记看人群有些激动，赶紧大声喊：大伙儿的担心我都知道，我会跟上面去反映，我会帮咱们嘎查争取，到年底的时候，多给一点儿补贴。

接下来，他凑近了萨仁妈妈，小声说：姐，你如果再闹下去，我看你那个娃娃就养不住了，只能换到别人家里了。

萨仁妈妈一愣，她没想到他会说这个话，会用拉西来威胁她。其实萨仁妈妈心里也知道，自己这样闹，闹不出啥结果，她一个妇女，哪能挡住一层一层下来的命令？就像一棵小草，哪儿能挡住烧柴油的两米多高的拖拉机？但是她心里有怨气，只是想趁机发泄一下。几年前，草原上实行了合作社，牧民们把自己的牛羊入股合作社，成了集体财产，统一管理，但是还是分户散养，每家都签订了“四保”“四定”合同。牧民们有自己的私心，平常自留牛羊和集体的牛羊一起放牧，但是晚上都偷偷跑到草场割草，回来喂自己家的羊。因为家家户户都这么干，互助组的干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这块草场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再没有地方可去割夜草了。

萨仁妈妈听了书记的话，扭头看了我一眼，长叹一口气，拢了拢头发，弯腰捡起一块还带着草根的土坷垃，说了句：造孽啊，腾格里保佑。

我站在人群里，因为听不懂蒙古族话，搞不清状况，只是想：这群人在吵什么呢？

萨仁妈妈走过来，抱起我说：为了你这个小羔子，我也顾不得那些羊羔子了。

第二天早晨，萨仁妈妈一起来就发现羊圈的木栅栏坏了一个口子，羊全跑了。她急坏了，赶紧喊我起来去找羊，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看着羊圈的豁口和妈妈着急的样子，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我撒开腿就跑，可是那么大的草原，我也不熟悉，哪里知道去哪儿找呢？我只好去我唯一知道的地方，就是国营农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些羊就在那里。我跑了一会儿，跑不动了，刚歇脚喘口气，一个人追上了我，是萨日朗。

我见过她，刚到的那天，她就去过萨仁妈妈的蒙古包。她是去借针线的，说她妈妈要缝袍子。

“你妈妈这么早就给你准备嫁妆啦。”萨仁妈妈说。

“才不是。”她红着脸摆手否认，随后想起我根本听不懂她们说的什么，又咯咯笑起来。

我正在吃一块水果糖，那是从上海上火车时保育院的阿姨给我的，我一直留着，没吃。我把那块糖拿出来，咬下一块，没控制好力度，咬下来的是一大半。我虽然很心疼，还是伸手递给她。

她有点儿不太相信地看着我。

“给你，可甜了。”我说。

她接过去，含进嘴里，糖刚一融化，她的眼睛就亮起来。

“我叫萨日朗。”她说。我没想到她会说一些汉话。

“我叫……”我一时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后来我说出了“拉西”两个字。

萨日朗追上来，扯扯我的衣袖。

我陪你去找。她说。她的汉话说得不地道，不过我听懂了。

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像木伦河里的清水，头发参差不齐，后来知道那是她爸爸用剪刀给她剪的。

我俩磕磕绊绊地走过拖拉机翻过的黑土地，沙土灌满了鞋窠，我们便脱掉鞋，光着脚走。我从未走过这样的土，麻沙沙的，泥土已经被太阳晒干晒热，踩上去甚至有点烫脚。我走得小心翼翼，偶尔有些坚硬的草棍硌一下，疼得龇牙咧嘴。而萨日朗却大步流星，仿佛她不是走在翻滚的黑浪上，而是走在海边柔软的沙滩上。

你的脚不怕硌吗？我问。

她抬起一只脚，亮出脚底板给我看，脚底黢黑，但是能看到很多老茧。

我平时不到冬天都不穿鞋，都是光脚走，早练出来了。她说。

你真厉害，铁脚大仙。我真心夸赞她。

铁脚大仙。她重复了一句。她其实并不太听得懂这个词，以为我在打趣她，一扭头，快速走远了。我在后面磕磕绊绊地紧追。

农场里已经围起了土墙，就是用泥巴和着草做的材料，墙还没干透，踩上去马上会塌下去一块。好在我们两个孩子比较轻，很容易就翻进了院子。那些工人正端着饭盒在食堂里吃饭，叫叫嚷嚷的。我们绕到十几台拖拉机旁边，那时候，我忘了自己来的目的，很想爬上拖拉机的驾驶楼去看看。

萨日朗使劲拉了拉我，说：我听见羊叫了。

真的？我竖起耳朵，可是什么也没听见。

你跟我走，这里绝对有羊。

我们摸到了挨着简易厕所的一处，那里也是用土坯围成的，门口挡着一块大铁皮。透过缝隙往里面瞅，竟然真有一只羊。我认出了，那就是我家的羊，最肥的那只。刚到那几天，我陪萨仁妈妈放羊的时候，发现每只羊的左耳朵都有个小豁口，好奇地问：妈妈，这些羊是不是叫缺耳朵羊啊？妈妈不明白，我指指那些羊耳朵。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说，那是耳记，也就是耳朵上的记号。每家每户都给羊做耳记，有钱的人家，会在羊耳朵上打耳钉，一般人家就在羊羔出生后剪耳朵，有的在左耳，有的在右耳，有的剪三角形，有的剪半圆形，有的剪一个，有的剪两个，有的靠上有的靠下。等羊群转场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羊浩浩荡荡向另一处迁徙，人们就是凭着这些记号找见自己的羊的。

那只羊的右耳朵靠下的位置上有一个三角形的豁口，那是我家羊的耳记。

我们把羊放出来，小心翼翼地赶着往外走。刚到院子中间，那只羊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把工人们招来了。我们赶紧赶着羊跑，才出了院子，那只羊慌不择路地跑起来，而我在翻过的土地上跑得很慢。我的鞋子摔掉了，也顾不得硌脚，只能拼命跑，过了一会儿，听不见后面的人声，才敢回头。其实也没跑出去多远，我看见萨日朗被农垦工人抓住了，他们把她挂在了拖拉机上，她看上去像蚂蚱一样小。

那一刻，我又害怕又难过。我想，完了，萨日朗死了。

我一路哭着回去找萨仁妈妈，可是又说不清发生了什么。妈妈跟着我到了农场里，远远地就看见了被挂着的萨日朗。

萨日朗也看见了妈妈和我，拼命大喊：别过来，别过来！他们吃人啊。他们是吃人怪。

妈妈走过去，那群工人抱着饭盒在那里吃挂面，头顶上就是萨日朗，她的袍子已经快被铁钩子抻破了。

萨日朗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应该是把我们发现羊在这里的情况告诉妈妈了。妈妈点点头。

妈妈要爬上拖拉机。她手刚搭上去的时候，一个农垦工人冲出来，想拉住她。妈妈回过身，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蒙古刀，她轻声说：我这辈子杀过的羊，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我能把你剔得一根肉丝都不剩。妈妈说话声不大，轻轻的，甚至比风还轻，但是我明显看见那个人浑身哆嗦了一下，旁边的工人也都愣在那里。

妈妈把萨日朗从钩子上放下来，他们一起爬下拖拉机。

妈妈说，你们想吃肉跟我说，我杀羊。但是谁要再敢偷我的羊，我就挑了他的脚筋。我们乌拉盖人说话算话。

那些人抱着铝饭盒，一动也不动，直到我们走出去很远了，他们还在那里站着。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丢过羊。

也是从那天起，我和萨日朗成了最好的朋友。萨日朗没事就往我家跑，一是来找我玩，二是她看中了妈妈的蒙古刀，或者说，她看中了妈妈杀羊的手艺。她想学。她觉得那天妈妈亮出刀子的一瞬间太帅了，就像传说里的英雄。妈妈收了这个徒弟。后来，你妈妈就成了乌拉盖草原最厉害的女屠宰手了。

她教我说蒙古族话，教我怎么挤牛奶，怎么煮奶茶。偶尔有机会吃手把肉的时候，我总是啃得不干净，她把我吃过的骨头拿过去，好像就从嘴里一过，骨头就光溜溜的，一根肉丝都不剩了。等到我俩都成年，萨仁妈妈就张罗着给我俩订了婚，这是后来的事儿。

第二年春天，垦过的草原没有长草，长出了一望无际比青草还要整齐的麦苗。大地不管这些呀，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青草还是麦苗，对它来说都一样。麦苗青青，远远看去也和草一样，但是这里没有杂草，没有野花，也没有小动物。清明刚过，一股浓浓的农药味就开始飘散，在挨着农场的操场上，小动物也几乎绝迹了。

牧民们在山包上放牧的时候，远远地看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麦苗长得一天比一天高，高过其他地方长短不一的草场，然后吐穗，然后在某个夏日变黄，变得金黄。草原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片这么纯粹而热烈的黄，好像是一块巨大的创可贴，贴在乌拉盖的伤口上。人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迷惘，还有说不出的感觉。

那年秋天，农场丰收了，据说小麦产量破了纪录，而这也自然又被当成草原开荒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证据。下一年，另外两块农场也在乌拉盖草原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原先那些牛羊转场和勒勒车通行的便道上，时不时驶过一辆拖拉机、收割机，高大的轮胎在草地上轧出深深的两道沟。牧民们的勒勒车因为车辙更窄，经常一侧轮子陷在沟里，拉车的马和牛用尽浑身力气，也没办法把装满东西的车拉出来。大伙只好互相推车。

草场被占的苏木和合作社社员，分到了一些麦子，据说这是专门特批的福利。牧民们看着红褐色的麦粒不知所措，他们几乎没见过这种东西，炸果子做面食都是买现成的面粉，再说一年也吃不了几顿面。

这些麦子还得到镇子上的磨坊里磨成面才能吃，没有谁家会为了十几斤麦子跑一趟镇里的，除了萨仁妈妈。她的马背上不但装着我家的麦子，还有用羊毛和牛奶置换的其他人家的麦子，走四五十里路到镇上，磨成了面粉带回来。萨仁妈妈学着汉人的样子，给我擀面条、蒸馒头。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吃过这样的食物啦，当雪白的馒头攥在我和萨日朗还有另一些孩子的手里时，我们疑心自己吞下去的是天上的云朵。

这种甜蜜短暂而易逝，再一年冬天，农场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了。

其实，第一场霜来的时候，愁容就开始浮上乌拉盖牧民的脸。因为大片优良草场变成了农场，草场锐减，而牛羊的数量却还在递增，草场负担过重。第一年的时候看不出来，那些牲口因为草不够，把草根都啃出来了；第二年草变稀了，瘦瘦小小的。这一年的牲口啃得更狠，第三年很多草场几乎不长草了，再加上木伦河河水被几个农场用抽水机抽水灌溉，草原上降水不够，很多地方也开始了沙化。农场连年丰收，草场却连年沙化。

再有就是，很多人看到种田收获粮食，粮食可以直接拿到公社去售卖，当年就能拿到收成，不像养牛羊，最少也要三年才能见到回头钱。于是，很多人偷偷把自己的草场垦成了田，种麦子、种玉米，好换回一些零用钱。就算不换成钱，也还能攒些口粮。

冬天的大风刮起来，牛羊和人走在风沙里，经常走大半天，也找不到一块有草的地方。两个羊群相遇在路上，一群对着一群咩咩叫，叫声里都是饿。

腊月时，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大雪。牛羊连最后一点儿出去找草吃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关在圈里，又根本没那么多秋草去喂，饿死的冻死的一个接一个。本来，自留的羊都比分养的膘肥一些，所以分养的羊先死了。可是合作社、互助组不管这个，分给你养的羊，养死了便只能拿自己的羊顶账。

我十二岁那年，雪灾最重。我和妈妈两个人躲在蒙古包里，没有足够的牛羊粪烧炉子，蒙古包里滴水成冰，只有做饭和晚上睡前才敢生一会儿炉子。不缺肉，那些冻死的羊吃都吃不完，但是没有米，也没有奶。秋天就没攒下多少奶嚼口和奶豆腐，也不敢烧奶茶，只能烧一些茶叶水喝。之前，冬天都是化雪水喝，可现在的雪里也充满了沙土，化了之后澄清一夜，第二天烧开了喝还是土腥味，只能放点儿砖茶末子压压。

我已经学会了流利的蒙古话，本来，政府是安排我们这批孤儿上学的，只是学校比较远，在镇子上，一来一回得一天的时间。我也不爱学，上了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我喜欢骑马、放羊，在操场上闲逛。我觉得这才是最舒服的。

这年冬天，最大的那场雪落下来后，天寒地冻，不但死了牲口，还死了人。乌拉盖就有七八个，都是冻死的。前一晚哆哆嗦嗦睡下，半夜不知不觉失温，第二天人已经僵硬了。过了好些天，有人来找才发现尸体。萨日朗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姥姥，就是这年没的……

大雪是灾，可也是福。只要熬过了冬天，地气一暖，雪化了，草原上的草就开始疯长，不缺水啊。那些草像是憋了好几年的劲儿，一次都使出来了。草原活过来，牛羊活过来，人也就活过来了。风啊雪啊牲口啊，都像是草原上的草，今年没了枯了，第二年风吹来草籽，只要有水有土，便又长出来了。人也一样，一茬覆盖着一茬，总有旧的人离开，也总有新的人出生，是不是？所以日子看起来是重复的，今天跟昨天差不多，明天和今天一个样，但是再细想呢，这重复里又有很多不同。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点儿不一样吧？

达来，今天说了好多话，好多过去的事，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妈妈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面对那些好的坏的、甜的苦的。你从小就不喜欢草原上的日子，长得也不像蒙古族汉子，咱俩刚好相反。一棵草，可能没机会选择从哪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可是它能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

你的这些庄稼，铲了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你的日子还长，你才从土里长出地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日子等你去过呢。

５

我没回答他，我心里还存着奢望，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只要一迈腿，我就能重新活过来。

夜色深了也凉了，我和拉西一起把母亲搀进屋子里。我烧了一大壶茶，又煮了一锅面。我和拉西各吃了一碗，母亲喝了一碗茶，面只吃了几根。我让她先躺下休息。她蜷缩在土炕的一角，像一个刚出生的羊羔。那时刻，我心里仍然充满犹疑——就这么放弃翻身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我想起艾丽，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她曾经无比相信我，相信我永远爱她，相信我会在车祸之后救她。我辜负了她的爱和信任。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伏在旁边似乎也睡着了。我走出土屋，走进庄稼地里。

它们长得比我还高，一棵一棵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着，诱惑着我走进深重的梦里，或者拉扯着我从梦里醒过来。摸着它们麻粒粒的茎秆，我心里竟然生出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好像这些庄稼都是我的孩子。的确，它们是我亲手种植、灌溉和养大的，就像母亲养大我一样。还有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有毒的逆子。

刚才，拉西提起过大雪，那是他的大雪。

我也有一场我的大雪，每个人都有一场自己的大雪。

九岁还是十岁，我竟然记不清了。那场雪并不大，但是风大，风裹挟着雪，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像一个启动的滚动洗衣机，让一切都旋转、翻滚。

那年寒假，我从镇子上的寄宿学校回到草原上。白毛风刮了三天。第一天的时候，拉西赶着羊群回到家里，羊少了一半。第二天，我躲在蒙古包里，拉西和母亲骑着马出去找羊。傍晚，他们找回了走失的一多半，还有不到十几只没找到，估计已经冻死在哪儿了。那些大尾羊，有着肥硕的尾巴，却并不禁冻。

第三天风停雪住，我命中注定的那只羊回来……

我还不知道，在我面对着这些庄稼犹豫的同时，那场同样命中注定的大火，也在路上了。

它已在母亲的心里燃起。

第二章 血：中国城

１

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呼吸的每一口空气的含氧量都要更高些，那是从乱梦中醒来时的感觉。我离开乌拉盖草原的风沙和干燥，离开那里的暴风雪和牛羊膻味，离开记忆中黑白电影般的场景，到了西半球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那时候，红遍全球的歌舞片《芝加哥》还没有上映，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主要来自芝加哥公牛队和篮球之神乔丹。国内已经开始直播NBA篮球比赛，学校里的男生几乎都是乔丹和公牛的球迷，几十个人围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那只球飞来飞去。互联网才刚刚兴起，但只有很少人有资格上网。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芝加哥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其实，无所谓新不新鲜，我渴望的是拉开距离，翻转到硬币的另一面。

当我抬头望见碧蓝的天空和大片大片的白云时，会有几秒钟的恍惚，但很快就分辨出这里的天和云跟乌拉盖的不同，它们同样辽阔、洁白，乌拉盖的云朵似乎更低一些，仿佛被草原给吸附住了，而芝加哥天空高远，云朵像是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垂下来的。市中心和密歇根大街两旁高楼林立，繁华无比。尤其是它的摩天大楼，高到让人眼晕：110层的威尔斯大厦、100层的约翰·汉考克中心和82层的阿莫科大厦，像上帝竖起来的三根手指。我没有登上过这几座大厦的任何一座，但是站在地面上仰头看，也足够能体验那种高了。我在想，这也是这里的天空比乌拉盖高的原因之一吧。

最开始，我会把这里的任何东西都和国内的进行比较，但是随着生活的深入，当我融入学校的节奏，尤其是日常交流没有大问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想起国内的人和事。拉西和母亲，草原和牛羊，小镇和高中，复读和落榜，大学和北京，这一切似乎都被彻底屏蔽掉了，似乎我是个突然间长大的孤儿，一睁眼就面对着一个新世界。我只是现在的我，此刻的我，每天徜徉在湖水边和校园林阴道的留学青年。我注意到了草坪，它们被修剪得整齐、低矮，每根草仿佛都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绝不长高，而是嫩绿嫩绿的，显示着柔弱，像电视上美丽漂亮的模特，只是作为装饰而存在。乌拉盖的每一棵草都恨不得自己把周围全部营养吸收掉，能长多粗长多粗，能长多高长多高，然后被牲口吃掉，被风雪吹到不知何地。这两种草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周围的人们在讨论马上到来的世纪末和千年虫，我对此无所谓，我对这些假设的灾难甚至有些兴奋——那样，我就不用独自一人承受痛苦了。而我的痛苦，说起来真是又矫情又简单。它附着在一只死去的羊身上，父亲杀死了它，并且，把它煮熟吃掉了。我不知道这记忆怎么会如此顽固，像一枚钉子揳进了我的骨头里，现在，我已经能控制自己不再想起那些场景，甚至它刚一出现，我就能用另外一些画面遮住和替换，并且很快借用一些外在因素，把自己的情绪调动得积极一些。

比如冷。我喜欢那贯穿身体的透彻的冷，它令我有被洗涤的感觉。我们可以在淋浴间里给皮肤洗澡，但是没办法给肌肉、骨头和内脏洗澡。这种冷有点儿像无形的水，能够穿透皮肤，让骨头和肌肉甚至内脏都感觉到它，那种凉，是一种沐浴。所以，在深秋的时候，我常穿一件风衣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其实我的衣服并不比周围的人薄，这些美国西海岸的人早就习惯了这种温度。在草原的时候，人们夏天穿薄的袍子，秋天穿棉布袍子，冬天穿羊皮袍子，永远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得暖暖的，因为蒙古包里外的温度几乎是一样的。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房间略带潮湿，但是很暖和。

三年级下半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艾丽。她也是留学生，老家在中国的四川南部，离乌拉盖有十万八千里。不过他们全家都因为她的留学而移民到美国来了，住在堪萨斯城。缘分起始于一节文化课。我走进教室就看见了她，因为只有我和她两张亚洲面孔，这在当时的美国大学里不常见，所以我们不自觉地对视了一眼，仿佛由此认了同类。她穿着时尚，英文发音很标准，而且整节课都表现得很活泼，像一只布谷鸟，不断地咯咯咯咯叫着笑着。我想，她可能是那种ＡＢＣ，跟在国内长大的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状态。后来下课时，她主动走过来打招呼，说的竟然是一口川普，让我大为惊讶。

没想到，我说，你不是在这里出生的？

Of cause，她说，我是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她把标准的英语发音和拐弯的川普结合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效果。听她说话让人开心，似乎她独特的音调能把你周围所有的杂音都遮蔽掉，只留下她的嗓音和轻柔的呼吸声，还有清晰可辨的心跳。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后来，当我们恋爱后，她常常据此说我对她一见钟情。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那节课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他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画有芝加哥各种建筑的图片，让我们去找到那些建筑，了解它们的名字和历史，然后完成一个报告。我和艾丽很自然成了一组。拿到图片，她走了过来，扬了扬手说：一起吗？我点点头。然后我们开始详细介绍了自己，是她起的头，姓名，从哪儿来，哪个专业，等等。仿佛是为了让对方充分信任，她几乎把所有个人信息都共享了；作为回应，我当然也得这么做，只是保留了一些内容。得知我来自草原，她表现出巨大的好奇，开始追着问问题：草原上有厕所吗？你们多久洗一次澡？每顿饭都是吃肉？我可太喜欢吃羊肉啦，以后回国，你是不是应该请我吃最正宗的手把肉？我见缝插针地回答着她连珠炮般的问题，感觉身体都变轻了，好像有什么负担正被一点点卸掉。

我忍不住仔细端详她：脸很小，五官精致，下颌处带出薄薄的一层婴儿肥，皮肤白皙，笑起来的时候左脸颊有浅浅的酒窝。从侧面看的时候，我觉得她的眼睛有某种熟悉感，但当我正面对着她，熟悉感却消失了。她画了眉毛，不过我可以忽略掉眉笔的痕迹，脑海勾勒出眉毛的本来样子，像是蒙古语中的某个字。

她告诉我，芝加哥有一个中国城，那里像一个小小的国度，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国元素。对，是元素，海外的中国城都是这样，贴满了各种中国式的标签，龙、汉字、中国结，像一个符号的集合。“那里甚至有两家火锅店，不，一家火锅店，一家涮羊肉。”她说。她指了指图片，继续说，“作业里就标注有一家，既然我们要去，不妨就找个晚饭的时间，可以趁机吃一顿火锅。”说到吃火锅，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两个浅浅的酒窝在她脸颊上显现。我点点头，说，好啊。

你不知道，堪萨斯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中餐馆，她补充道，那些中餐馆的厨师好像都被阉割了，只能做不伦不类的左宗棠鸡丁、麻婆豆腐。

左宗棠鸡丁？

就是宫保鸡丁啦，你不知道这个典故吗？据说这道菜是左宗棠发明的。

哦。我明白了，就像下江南的乾隆，一路发明了上百种小吃一样。

哈哈，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在堪萨斯开一家正宗的中餐馆，就叫“下江南”怎么样？

没问题，我去给你当店小二。

她走在我左边，刚好把酒窝和一只似曾相识的眼睛显露，那一刻，我心里想，只是为了这个女孩，这次毫无目标的留学也是值得的。

２

我们第二天是分头去中国城的。约定时，我有点儿奇怪，既然都在学校里，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不过我没有问，我想，或许她不住在学校的宿舍，又或许，她有其他事。碰头地点就是中国城入口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牌子下。我早到了二十分钟，因为路不熟，便早早出发。看见孙中山手书的几个字，我略有点儿恍惚，他的字体似曾相识，后来，我想起是在历史课本上看见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类。

艾丽来了。看得出，她稍微打扮了一下，因为她嘴唇的颜色明显跟那天不同了，更红更润，甚至整个唇也更丰满了，有点像电影里那些美国女人。

今天你真漂亮。我由衷地夸了一句。

嗨，她说，你不用刻意这么说，实事求是嘛。

真心话。

实事求是，你应该说我太漂亮了，哈哈。

所以……看来我还需要一点儿时间适应她的说话方式和幽默感，赶紧掏出自己的那张画满建筑物的表格问，我们的第一站该怎么写？

她打开包，也拿出那张表格，看了看，吐吐舌头说：其实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吃火锅，中国城的历史信息我在图书馆就查到了，你抄一下。

果然，表格上中国城那一栏已经被英文字母填满，我看了看，有些单词完全不认识。我就在“天下为公”的牌坊下开始抄，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两杯咖啡。我心里想，既然去咖啡馆买咖啡，干吗不直接去那里抄呢？

抄完后，我们开始进中国城，沿着里面的街区走。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甚至有些强化，店铺的招牌都很老，而且都是繁体字，让我感觉这里像是国内的文化街，只为游客建的那种。出国之前，我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北部的小镇上，后来在北京读大学，学校在郊区，去市区要倒三趟公交车，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窝在学校周边的网吧里打游戏。大三那年，我陪老师出差，去过一次上海。在北京你看到的招牌当然都是简体字，牌子简单，在上海，只有一半的招牌是英文的，很洋气。

中国城并不大，不用半个小时，我们就逛了一圈。一路上，我和艾丽彻底破除了刚认识时的那种尴尬，聊得越来越热络，主要是她说我听。我说过很喜欢她的川普，奇特的口音让所有话都平添了一种魅力。她讲起自己出国的经过。她说，她出来主要是为了摆脱母亲。她的母亲曾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一个管理者，在家里说一不二，而她和父亲就像她的两个下属。每一天，从吃喝拉撒睡到各种家事，母亲都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强迫症。比如洗完的碗，一定要按照固定的顺序摞好。比如每个人回家后脱下来的外套，只能挂在固定的地方。从小到大，她从没有过随意的时刻，甚至在幼儿园的阶段，她跟着老师涂鸦之后的作品，母亲都要补上几笔，好让它符合她想象中的涂鸦。这令人窒息，不过，另一方面母亲对她又有着相当的放纵，比如，从来不阻止她看动画片，当然只能看她指定的英文原版动画。对孩子来说，只要能看动画就可以，管它原版不原版呢。她的确因此锻炼了较好的口语和听力。母亲在她几岁的时候就告诉她，将来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去国外生活，所以他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大四那年，她终于拿到了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本来想把国内的毕业证拿了再说，但是母亲等不及了，让她马上出去。她同意了，因为这样她就会摆脱她的掌控，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她到了美国没有马上去学校，自己偷偷办了个半年休学，在各地疯玩了一圈。

可令艾丽没想到的是，半年后，父亲和母亲拎着包裹也来了，这个女人竟然辞掉公职，办了移民。他们在堪萨斯城定居了。

“成年之前，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成长的烦恼》，”艾丽说，“那是我理想中的家庭生活。”

我没看过这部戏，在我童年时，小镇上电视根本没有普及。寄宿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有电视，但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才会播放片子，我们偷偷趴在窗户外面看。那些老师知道我们在偷看，但装作没看见。我能记得的，是看过《变形金刚》《西游记》之类的动画片。

中午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火锅店，名字叫羊羊羊。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因为我吃不了太辣。艾丽没有点羊肉，她点了一堆鸭肠、毛肚什么的，还有就是鸭血，她一个人就吃了两份。店里没有鸳鸯锅，我吃得很少。不过我并不觉得饿，一是我不断地喝水，二是看艾丽吃本身也充满满足感。她一边调蘸料，一边跟我说葱姜蒜、小米椒、香菜、香油应该怎么放，每一种的顺序都不能错，错了味道就变了。还有那些食材，哪一种烫多长时间都有严格的标准。

“鸭血看起来像果冻一样，至少要在锅里烫十分钟才熟。毛肚呢，七上八下，就能吃了。”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演示七上八下，然后把毛肚蘸满油碟满足地一口吞下。

我心里想，她可能一生都走不出她妈妈的阴影了，她已经成了她妈妈的一部分。

我是在和她谈恋爱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想法的。

我们两个顺理成章地——至于如何顺理成章，我其实讲不清楚，只是这件事发生的非常顺畅和自然，可能它只是偶然和幸运——成了情侣，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直到第一次做爱，都几乎是按照剧本准时发生的。那种恋爱的愉悦感十分明显，或许过于明显了，有时我觉得我们像两个深深入戏的演员。当那天清晨，我们在某家小旅馆的房间里几乎同时醒来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中国城里的那些繁体字招牌。艾丽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并不是一种欢爱之后情侣之间的那种陶醉和亲密，而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我很少看见她这么严肃。

过了几秒钟，我问她：“你……在想什么？”

你。她回答。

我？

你……你昨天戴安全套的步骤，不太科学，你应该把前面气囊里的气体挤出去，否则它容易破裂。她说。

我愣在那里，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她这么熟悉，看来性经验很丰富啊。

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翻身找到那盒避孕套，从里面抽出说明书，指着说明书说：你看，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后，凑过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可能她也觉出了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话题，回应了我的吻，然后起身说：我去洗澡。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了快车道，仿佛你在高速路口堵了半天，过了收费站，面前一下空旷起来，脚底下的油门不知不觉就踩到底。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速已经到了一百三，这时你不由自主地松脚，正是在降速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汽车在轻微摇晃，不安感缓缓袭来。

这就是我结婚前一晚的心情，有点儿恍惚，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婚姻的门口，又觉得非要结婚不可。那是我和艾丽认识的一年后，按说，谈一年恋爱然后结婚，也不算很短，但我总觉得这一年是转瞬就过完的。第一次约会和第一次做爱，是后来恋爱生活的预演，我们很清楚各自的角色，并且能够顺畅地演好自己的剧本。我们曾一起到学校的活动室看《楚门秀》，电影结束后，我们讨论最多的并不是楚门，而是那个扮演他妻子的人。我们一致认为，她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相，她知道自己在演戏，同时，演戏又是她的全部生活，所以她不得不强行插入广告。楚门走出了巨大的摄影棚，电影没有讲述之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假想一下吧，也许他很快会发现真实虽然可贵，但并不那么讨人喜欢，那些由真实世界中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喜感、陌生感，很快就让人疲惫了，他重新怀念起在摄影棚里的规律生活，那些演员们准时准点出现在固定位置，跟他说安排好的台词。他在这里的人生没有意外。他以之为真，那一刻，这一切就都是真的。直到死去的父亲再次出现，直到他发现无论如何也走不出那片海水，然后日常生活里所有的细节都陡然变得不自在。他发现了破绽，也可能由此终结了最美好的日子。观众们看见他走出那个乌托邦般的球笼，热泪盈眶，仿佛他们由此也走出了自己的球笼。直播结束，楚门获得了自由，他们则回到自己的囚笼之中——而那里，正是楚门的下一站。想想这悖论吧，如果真实的生活那么好，人们为何还要如此热烈地追这档以虚构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呢？

这次讨论让两个人产生了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我们为彼此有如此一致的认知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又觉得两性之间的某种神秘消失了，双方似乎都有些犹豫，但这犹豫又都远未到终止当前一切的地步。就像她的川普，川普和英语的混合，听了一年多之后，就成了日常。尤其是在这个很少有人说汉语的环境里，艾丽的所有发音都代表了汉语。甚至，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更习惯看见繁体的汉字而不是简体的汉字了。

我觉得自己结婚前的心理状态像是坐过山车：有点儿害怕，但已经不可能再下去了，于是索性心一横，突然间，过山车加速、升高、坠降、翻滚。最终我们都会安全地回到出发的地方。

我的出发之地是哪里？乌拉盖？北京？

肯定不是芝加哥，这里只是其中一站，我和艾丽坐上车，刚好坐到一个座位上。无论如何，和一个你喜欢的人结婚，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如果我们都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那就更好了。

关于结婚，我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苏木的政府办公室，他们托人给母亲捎信，让她三天后同一时间来接电话。我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母亲沉默，然后祝福了我。

这样也好，她说，我们都为你开心。她没提拉西的名字，但是这个我们就是她和拉西。其实出国这几年来，我对拉西的怨念已经越来越淡了，可能是我长大了些，发现有些小时候觉得特别大、特别重要的事，其实都不是事。也可能是距离把隔阂拉薄拉细了。我不确定再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二十天后，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东西，一件蒙古族姑娘出嫁时穿的袍子，一枚银镯子。我把礼物交给艾丽，她兴奋地穿上拍了个照，就脱下来放在衣柜里了。镯子她倒是一直戴在手上，直到出事的那天。

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婚礼的流程很简单，注册登记，到教堂里举行仪式，完活。我们俩在芝加哥都没有太多朋友，也就是几个同学，我正在找工作，还没有所谓的同事。我们最熟的人其实是房东。恋爱半年左右，我们同居了，就到校外租了房子，离中国城不远。倒不是因为想家什么的，而是因为便宜，房东也是个华人，移民二代，在中国城里开了一家针灸馆，生意不错。我们租他的房子，源于有一次我头疼，到医院去，大夫开了一堆检查，脑CT之类的，我看着账单想，如果看病，就得跟父母要钱。我不希望自己再跟他们讨钱了。后来艾丽说，中国城有家针灸馆，挺管用的。她便带我去试了试，针灸了几次，头疼果然消失了。忘了是哪一次，我们可能谈起过要出来租房。我最后一回去针灸的时候，谭师傅说，你们一定要住学校附近吗？那时候，我俩都开始做毕业论文，基本不上课了，所以住不住学校附近没有所谓，便摇头否认。谭师傅带我们穿过针灸室，到了后堂，打开一个房门，说：你们看这间怎么样？是个两居室，大概有六十平左右，整个装饰和家具都很中式，橱柜的玻璃甚至漆着鸳鸯和松鹤图。他说了一个房租价，比学校附近的房子便宜近一半。我和艾丽便租下了这个房子。

住进去之后，别的都还好，只是谭师傅的老婆是卖保险的，每天都给我们推销各种保险。鉴于他们是房东，鉴于便宜的房租，也鉴于有时候谭师傅会免费帮我或者艾丽扎几针，我们买了几种保险，主要是意外险之类的，保费不算高，但赔付不错。卖保险的推销时会说，买的就是一个心安。但其实真正让人动心的，恰恰是不安，是意外之事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引起的不安。这不安像是另一种赌博，骰子掌握在上帝手中，赌注未定。

婚礼那天，我们把客人安排到中餐馆聚餐，就是那家羊羊羊。饭店也不大，只有两个包间，我们都订下了。两个包间并不挨着，隔着饭馆的大堂，所以我们敬酒的时候，要穿过麻麻辣辣的人群。但我挺喜欢那一刻的，餐馆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吵吵闹闹，特别像是在国内。也不是想家，是为了平衡在教堂时的西式仪式，那种仪式太正式了，充满表演感。

那天打电话的最后，我问母亲要不要来参加婚礼，母亲说离不开。那一年，家里的羊已经五百只了，忙不过来。我便说，等结婚那天，我会再打个电话过来。等忙完打电话，已经是国内的晚上八点多钟了。父亲骑着摩托带母亲到镇上的电话亭接的电话，他们一直等在那里。

艾丽对着话筒，远隔上万公里叫了声爸爸妈妈。妈妈一直在给艾丽道歉，说没有来参加婚礼实在不应该，等我们回国的时候，一定好好给我们补一个。

“我给你做的那套袍子，按照蒙古族出嫁的习俗做的，上面的金线都是我自己绣的。”母亲说。

“谢谢妈妈。”艾丽说，可能是隔得太远，她对称呼一个陌生人妈妈没有尴尬，说得很顺口。

挂电话之前，母亲说，拉西要和我说两句话。这一刻，我没法拒绝这个请求。

过些天，可能会有人去找你。他说。

我没搭腔，心里想：没头没尾，谁，找我，乱七八糟。

为什么去找你，他会跟你说的，一切你自己定。拉西又说。

我哦了一句，挂断了电话。

艾丽的父母来了，他们住在费城。两个老人对我这个女婿不是很满意，尤其是她妈妈。他们觉得艾丽应该嫁给一个美国人，至少是一个华裔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岳父艾青山在国内是教物理的，到了美国成了蓝领，修理工，主要是帮社区修修各种电器什么的。工资不差，但是社会地位下降了好几个档次，好在在这里大家也不怎么接触，更不愿打听别人的私事，他也就无所谓了。岳母佘海燕整场板着脸，她可能在国内时习惯了这种表情。

给他们敬酒时，岳母眼皮低低的，一副不得不接受这场婚姻的样子。我能理解，所以也就不太在意。岳父的态度要好一些，至少是在听说我家里有上千只羊的之后，态度明显好了。我把羊的数量凭空夸张了一倍。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鄙视了自己一下。

“你爸爸妈妈来不了，我们也就代替他们了。有长辈在，这个婚结得才算完整。”艾青山端着酒杯说。

谢谢妈，谢谢爸，我说，我一定好好对待艾丽，请你们放心。我说得特别顺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台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新婚之夜，我和艾丽都累瘫了，洗漱之后上床，拥抱了一下，又吻了一下。我们都在想，是不是应该按照剧本，做点新婚之夜该做的事情呢？两个人都很犹豫，正踌躇着，灯灭掉了。停电了，或者是保险丝跳闸了。我只好起身，走到前堂去，跟穿着大裤衩的谭师傅一起去接保险丝。谭师傅帮我扶着凳子，我站在上面，小心地把两根细细的铜线重新接好。

等我回到房间，艾丽已经睡着了，也可能是假装睡着了。透过微光，我又看见了她的侧脸，酒窝和闭着的眼睛。我轻轻吻了她的额头一下，心里想，这是我的妻子了。

３

转折发生在一年后，我们从芝加哥去堪萨斯的路上。

之前一周，艾丽接到岳父艾青山的电话，说她妈妈今年的生日准备好好办一下，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艾丽说，那你们来芝加哥吧，我和达来给你们摆酒。岳父说，不用你们张罗，你妈妈自己都策划好了，就在堪萨斯办。到时候你们过来就行了。艾丽说，也好，毕竟你们那边熟人多。接下来的几天，我俩跑了好几趟商场，给岳母佘海燕挑生日礼物，最后选中了一套旗袍，据说是纯手工缝制的。也不知为什么，那些在国内从来不穿旗袍的女人，到了国外之后都要买上几套，一旦有什么聚会，就穿着旗袍去参加。有点儿像东北的女人都要买一件貂一样。还选了两样首饰，一个金镯子，一副翡翠耳环。

从商场回去的路上，艾丽开车，我坐副驾驶。

“抱歉啊。”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她突然说。

“什么？”我愣了下，“发生什么事了？”

“结婚到现在，我还没有给你爸爸妈妈买过任何礼物，甚至都没有回国去看过他们。反而我爸妈每年生日都买了礼物。想想，是我做得不好。”

“不一样，他们在国内嘛。”我说。我其实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今年我们休一下假，一起回去。我一定都补回来。”

“再说吧。”我说，“他们都不是那么在意这些的人，不过你有这份心，我还是很感激。”

灯绿了，艾丽还没反应过来，后面的车轻轻嘀了一声。艾丽赶紧挂挡。

她开车技术比我好，所以一起出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她开车。我不喜欢开车，主要是我不记道，很多经常走的路，也要靠导航才行。而那个导航的机器提示音又让人没来由地烦躁。艾丽不一样，几乎只走过一遍，她就能准确记得这条路，那里转弯，那里进环路或者出环路，她都清清楚楚。在她欢快活泼的外表里，装的是一个严谨的灵魂。

我开车容易走神，经常陷入对某些具体细节的回忆和幻想之中。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棵树，看到了树上一片刚刚开始泛黄的叶子，我就会顺势想象那片叶子在秋天掉落，然后被一阵风不知道吹到哪里去。接着，猛然间发现就快撞到前车的尾灯了，紧急刹车，又差一点被后车追尾。我反思过这种情况，这有点像是随时处于某种浅层的梦境，那些毫无逻辑的漂浮之景象和我身处的现实同在，让人恍惚。最常出现的景象是这样的：

一片浩大无比的草原（我到了芝加哥后，渐渐地，那草原之上浮动的不再是深秋的青黑色苇草，而是青碧的湖水，不，是湖水和青草的混合物），远处袭来白色的风暴，那是白毛风，但是它并不像真的白毛风那样迅疾、毫无规律，而是如同海潮一般被某种统一的力量推动，缓慢地覆盖过来。在风暴的最前面，是一只怀孕的母羊，它细瘦的四条腿支撑着鼓胀的身体，眼神里充满绝望的迷惘。它在狂奔，并且声嘶力竭地咩咩叫着。它和风暴一起冲向我，不断逼近，再逼近，但它们永远不会抵达我。这种风暴袭来的感觉比身处风暴中更令人恐惧，我开始浑身颤抖……

出事的那天也是如此。

突然，世界开始旋转，以一种非常不规则的弧线运动着。然后是各种急速的撞击声，疼痛是最后才到来的感觉，不是某一处的疼，而是浑身无处不疼。这时候，身体是不存在的，疼的就是你的全部神经、全部灵魂。

几分钟后，我从疼痛中缓过劲来，才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车祸。对侧公路上偶尔有车飞速驶过，没有发现不远处一辆残破的车刚刚还旋转的轮胎已经停止转动，所有的玻璃都碎裂了，汽车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

我和艾丽都被甩出了车外，我记得我们都系了安全带，不知道怎么都被甩出来了。我喊了她一声，没有回应。我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都死了。

这时候，我看见了头顶的夜空，星星不多，月亮很亮，天很高很高。

一种奇特的声音响起，我心底清楚，它来自我的大脑、回忆，而不是现实，但是真的清晰无比。那是拉西，我父亲的声音，他用自己的共鸣腔发出的呼麦之声，那种仅仅靠演唱者自身的器官就制造出的两个及以上声部的独特唱法。我从来对此无感。小时候，每当拉西骑着马赶着羊群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在马背上吟唱，母亲听见这个声音，就撩开帘子，走出蒙古包，看向她的男人。拉西的身后，太阳正从远处的山包落下去，阳光都被他的声音震得微微颤抖。

我终于可以动了，这时才发现，我的四肢、头部、躯干，没有任何残破，只有淤青和红肿。不可思议。我站起身，甚至感到那疼痛并不存在，或者是，那些疼痛是和呼麦声一样是从记忆深处来的。

我看见了艾丽，她伏在公路下的草坪上。我走过去，扳过她的身体，惊呆了。

艾丽的脖子被一根枯树枝戳了个大洞，正是颈动脉的地方，鲜血已经流到了后半程。

我愣了半天，才开始呼唤她的名字：艾丽，艾丽！亲爱的，亲爱的！

过了很久很久，她轻轻睁开了眼睛，看着我。

我听见了警车声。应该是有人发现了事故现场，报了警。

“一定，救救他。”她说出了一句话。

我没太听懂，她不是应该说“救救我”吗？“救救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谁？

她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把手伸向上衣的口袋，但是，并没有掏出什么，那只手就垂了下去。手腕上的镯子也滑了下去。我也把手伸进她的口袋，掏出了一张纸。那不是一般的白纸，而是医院做B超的玻璃纸，上面是一团黑影，下面有两行小字。我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月光最明亮的方向，这是，黑影显现为一个蜷缩的婴孩的形象，像一枚放大的蚕豆。

我恍然间明白了，艾丽怀孕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或许，她想在这次岳母的生日现场宣布的，那将是一个让所有人高兴和振奋的消息。有了下一代，岳母对我的不满就会彻底消除。

从这一刻起到陈皮特找到我，我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这里是我们从芝加哥到堪萨斯的三分之二处，凌晨两点半。我们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艾青山家的，生日宴会在第二天下午，但是下午出发前，艾丽突然觉得不太舒服。后来我才明白了，她那是妊娠反应，有点儿担心，自己又跑了趟医院，她没告诉我。我问，要不要明天早晨出发？她摇头，说还是今天走吧，妈妈在家等着。我们在下午六点启动了车，后备厢里装了一箱马奶酒，是拉西寄来的，让我带给艾青山。还有一大包风干牛肉干。其实艾青山和岳母的牙都不好，装了两口假牙，根本咬不动风干牛肉。

夜里十点钟，我们路过一家汽车餐厅，停车去吃了汉堡。汉堡里的肉带着一股腥味，艾丽一口也没吃下。后来上车，我拿了几个牛肉干给艾丽，她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味道不错呀，艾丽说，不油，很有嚼劲。

她以前吃过，并不喜欢，觉得太干了，没有肉味。现在，没有肉味，不油，却成了优点。

笔直的公路在车灯的照耀下，像一条被凝缩成细条的梦，看不到多远，你只能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飞驰，一点一点把黑暗冲开。汽车仿佛是一条啃噬无边无际黑色桑叶的蚕。

在我眼前，这枚桑叶时隐时现。

艾丽喊我，达来，达来。

怎么了？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来开吧，你太困了，你睡一会儿。

没事，我还好。我抹了一把脸，那枚桑叶缩小为一条叶脉。

换我吧。她又说。

我没搭话，把油门踩深了一点儿，车立刻快起来。几乎整个路途都是高速，我不需要记道，沿着路走就行了。

艾丽看着我，我看着车前挡风玻璃外的公路。那条路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有一种爬坡的感觉，为了不从坡上滑落，我只好继续加大油门。后来，是车窗玻璃的震动让我惊醒，才发现车速已经到了120，在夜晚，这个速度十分危险。

半个小时后，我们冲出了公路，撞破护栏，翻滚到右侧的草地上。后来，我跟着警车到最近的小镇上时，看见公路上立着一个牌子，写着：前方公路有塌陷，请慢行。

警车前面，是拉着艾丽的救护车。

４

当陈皮特出现在我面前，讲述我和他的渊源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笑。

我不能不笑，因为那就是一个笑话。他说他是我叔叔，亲叔叔，他已经找了我几十年了。他一贯善于夸张，不过我后来知道，他这句话基本属实。我不打算跟他相认，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时刻。我觉得自己像是楚门，被强行拉出了摄影棚，仿佛活到现在，我才进入真实的生活里。

然后陈皮特说出了那句改变我整个人生的话：“我能把你从这场车祸里救出来。”他解释说，救出来的意思是让我彻底摆脱因疲劳驾驶而导致另一个人死亡的罪名，甚至还能获得巨额保险赔偿，如果我买了保险的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知道我被说动了。

“你确定？”这是我一天一夜里说的第一句话。昨天晚上，当我看到艾丽脖子上汩汩流血的洞，便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一天一夜里，任何进入我眼帘的东西，都带上了一层红色的滤镜，我知道那是艾丽的血。

那些警察询问我事情的经过，我始终缄口不言，通知艾丽父母，也是他们代办的。

你们的女婿可能脑袋受了伤，或者吓傻了。警察跟两位老人说。艾青山和佘海燕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觉得这是另一场梦，或者是某种恶作剧。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切成空。后来，老太太冲到我面前，撕扯着我的衣服和头发，哭喊着：你为什么还活着，你为什么不和艾丽一起死，你为什么不替她死！我任由她撕扯。她的眼镜掉在地上，我一边护着脸，一边小心地不踩到眼镜。

我说不了话，但心里想了许多事，回忆和幻想通通被这个意外事件扭结在一起，像洗衣机的涡轮把所有衣服都搅成了一团。夏天的时候，我和艾丽带着午餐去湖边。湖水像是凝缩的天空的影子，让人有一跃而下，躺卧在上面酣睡的冲动。水鸟在岸边的芦苇丛里起落，叽叽咕咕，过它们的生活。我们在草坪铺下防潮垫，摆上面包、水果、芝士，还有房东太太自酿的果酱。艾丽用一把银色的刀切法棍，然后把果酱抹在上面，递给我。我吃了一口，蒜香味和果酱味融合在一起，让我想起在国内吃的糖蒜。可能二者的味道相似性并不大，但我一时只有这唯一的联想。芝加哥的火锅店都是川式火锅，就像我和艾丽第一次去中国城时吃的那种，而不是老北京的涮肉，没有糖蒜。我们后来大概每两个月就会去吃一次，我对麻辣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只是我还不吃羊肉，我更喜欢川味火锅里的鹅肠、黄喉、腰花之类的。我觉得自己的饮食渐渐被艾丽改变了。

有时候，我们去芝加哥本地餐厅晚餐，点一个厚底比萨。艾丽从学校的研究生课程下课先去找位置，我下班后急匆匆赶过去。吃的时候，我习惯于把一角比萨饼折起来，那样，它就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边缘破裂的馅饼，里面是芝士、洋葱、火腿，有时候是各种海鲜。还有一道菜叫sampler，东西很全，有芝士蒜烤面包、鲜嫩的马苏里达奶酪、炸意大利饺子和油炸蘑菇。吃西餐是这样，每样东西你都能更好地尝到食材的本味，但是到最后，胃里总觉得某种空缺。而绝大部分中餐，吃的都是食材的混杂和融合。热恋那段时间，我们喜欢在吃饭时聊天，尤其是我，强行把面前食物跟人生进行相互对照。我以为那是成熟和睿智的表现，但结婚后，我和艾丽再次聊起这些事，她的话却是：“我其实是被你的怪异的顽固打动的，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可爱，就像它。”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千禧公园里散步，面前是刚刚落成的标志性建筑，一个雕塑，被人们称呼为“大豆子”。它那么光洁，仿佛连尘埃也无法立足其上，它把游览的人群、周围的街道和高楼，甚至蓝天白云都三百六十度反射出来，而那些鼓起和凹陷的光滑表面，则让一切发生了变形。在它的世界里，万物都变得怪异而可爱。艾丽正是指着这个大豆子说的。我理解了她的意思。我没有告诉她，对我来说，这个建筑与其说像一枚大豆子，不如说更像是另一种东西。当然，那种东西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为豆子。

我指的是羊卵。也就是公羊的睾丸。小时候，每年到春夏之交，拉西和母亲会走进羊栏。母亲一伸手就抓住一只三四个月的小羊，公的，递给拉西。拉西半蹲抱着小羊，把它的后腿夹在自己的两条腿之间，前腿用一条胳膊抱住，左手撑开它下腹底部，右手小刀飞快地划开小羊的阴囊，手指一挤，两颗豆子般的羊卵就被挤出来，手起刀落，豆子随即被抛入一个坑坑洼洼的铝盆里。

铝盆端在我手上。我眼看着那些豆子一点一点累积，最多的一年，那一盆里有一百只卵，也就是至少有五十只公羊被阉割了。那一天的晚上，萨日朗会用羊板油把这些豆子爆炒，撒上一大把山花椒，如果有辣椒，也会放上一把。拉西就着一斤酒，把它们一个个丢进嘴里，咯吱咯吱嚼碎咽下去。

他也让我吃，说：“吃点儿达来，这个对男人有好处。”

我不想吃，我感到腹内翻滚，几乎要呕出来。他则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不像个男人，尤其不像个草原上的蒙古男人。我的确不像，身材瘦削，面色白净，眼神忧郁，更像电影电视剧里的南方男孩。我希望自己是个南方男孩。也许，这是我和他的矛盾的开始。他一生都在以自己是个蒙古族男人为自豪，他放羊养牛骑马，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他还学会了大部分蒙古族人都不会的呼麦。而这一切，都是我从心底里厌恶的。

死亡瞬间就让人改变，艾丽的去世，把我、艾青山和佘海燕三个人从各自的轨道抛出去了，一开始，我们三个失去了固定的引力，相互碰撞，但很快，三颗球体就慢慢分开了。尤其是陈皮特突然加入之后，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个儿，连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有机会重新发生一遍。

一个月后，在保险公司的听证会上，陈皮特找的代理律师成功地帮我拿到了五十万美金的保险赔偿。陈皮特拯救我的第一个招数是，让我跟调查事故的警察说，那天是艾丽开的车，她的疲劳驾驶导致车祸，所以我不但不应该对她的死承担责任，反而是受害者。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幸运，我活了下来。这遭到了岳父岳母他们的激烈反对，但是现有的证据尤其是我的证词，有力地证明着这个结论。他们拿不出反对的证据。

必须说是艾丽开的车，陈皮特说，否则你将会面临更严重的指控。艾丽的父母和保险公司会认为你是为了高额保险刻意制造了这起交通事故，毕竟艾丽死了，而你几乎毫发未伤。为了让一切更合理，陈皮特让我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然后，他以对我有利的方式重新叙述了一遍：我劝说艾丽第二天再走，艾丽坚持一定今晚赶回去。开到汽车旅馆，我累了，想休息几个小时，但艾丽说换她开，今晚必须赶到。然后就出事了。事故地点的道路塌陷，是这次意外的真正原因。

我按照陈皮特教我的讲给警察、保险公司甚至新闻记者听，讲了几遍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真相就是如此，甚至，我还开始添加和补充细节。我讲述的时候，艾丽平时的神态、语气、动作都附着在这些她并未说过的话之上。我对充满真实细节的谎言信以为真，几度流出了眼泪。我说，我多么爱艾丽，如果我知道她怀孕了，我一定会劝住她的。

但是，一切都晚了。

岳母佘海燕认定我制造了这场事故，她买通当地的一家小报和几个小网站，散布我杀妻骗保的新闻。我在附近的华人圈里成了热门话题。人们其实并不关心真相，也不关心故事的主人公，他们只是喜欢看这种八卦。这里也包括房东夫妇。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显出一种真切的悲戚，不过很快房东太太就面露得色地跟我说：“达来呀，幸亏我让艾丽买了那么多保险，要不然她白白丢了一条命呀。”的确，真正统计的时候，我才知道艾丽在房东太太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保险受益人都是我。房东太太说，我更应该感谢她的，是她让艾丽把受益人都写成我的。艾丽曾想把几种写成艾青山夫妇，房东太太劝她说：“艾丽，专业角度讲，你还是写达来。这样万一真有什么事走赔付的时候，手续好办，否则还要折腾老人。再说，他们毕竟年纪大了，哪一天生了病怎么办？”艾丽被她说动了，而且还顺便给岳父岳母买了老年险。

我跟房东太太说谢谢，告诉她我可能要搬走了。

“哎呀，押金可以退给你，可你们提前交的房租可不好退哦。”她说。

我点点头，说：行。

我想快点离开这里，否则，总有一天我会崩溃的。我没法面对自己对艾丽做的事儿，除了逃走，没有其他办法。

５

半年后，我和陈皮特一起回到了乌拉盖草原。

陈皮特找到我，主要并不是认亲的，他救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能救他。他的小女儿沐沐，查出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当他们家里所有人的配型都不成功时，他想起了拉西，这个许多年前被父亲抛弃的长子。

陈皮特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拉西。第一次看见拉西，陈皮特以为自己找错了，眼前的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的亲哥哥？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用说相貌，就算是一根头发都长得不一样。陈皮特的头发油光可鉴，鬓角修剪得整整齐齐，拉西的头发却是自来卷，黑白掺杂。但是，当陈皮特说出拉西离开上海时最后吃的那块梅菜烧肉时，他看见了拉西脸上肌肉的抖动，还有他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光，他知道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陈润成。他原名陈润功，英文名皮特，后来便自称陈皮特，搞投资，搞外贸，搞期货。

陈皮特摆出自己的困难和条件：刚刚上初中的小女儿一直在美国读书，查出了白血病，急需骨髓移植，家里所有人配型都不成功，拉西成了她最后的希望。条件随拉西开，不管是钱还是什么，甚至他可能把已经瘫痪在床的父亲拉到乌拉盖这里，给拉西当面道歉。

“如果你需要我的命来换沐沐的命，也没问题。”陈皮特说。

拉西一句话都没说，转身走出蒙古包。很快，陈皮特听到了嘚嘚的马蹄声远去。后来母亲说，他在草原上逡巡了一整夜。

第二天，拉西坐陈皮特的车去了北京，陈皮特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只要配型成功，就带他去美国做移植。很遗憾，拉西的配型依然失败。

陈皮特彻底绝望，他蹲在医院的门口欲哭无泪。拉西一直陪着他，直到夜幕降临。

看着满街的灯火，陈皮特说，哥，也许这是我的报应。

拉西说，沐沐还有最后一线机会。

那就是我。

这是陈皮特在美国找到我的前情。他为了打动我，准备了许多说辞，准备了一笔钱，他以为这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没想到，刚好赶上那场车祸。

他把我从那场车祸中救了出来，一切就都简单了，我没法不还这个人情。

我们去医院检查骨髓移植配型，结果完全吻合。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按照医生的安排健身、补充必要的营养，做移植的准备。这期间，陈皮特跟我提了一个条件：永远不见沐沐，不告诉她骨髓是我的。

“我不希望她背上这个心理负担。”他说，“我只会告诉她，骨髓是医院从志愿者库里筛选出来的，她只是幸运。”

我想起了玻璃纸上的小豆子和公园里的大豆子，这一刻，我好奇自己和艾丽的孩子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

我答应了陈皮特，其实，我也不想见到沐沐。我做这件事，既是还陈皮特人情，又是替拉西补足这份亲情，更像是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

手术成功，我和陈皮特一起回到了乌拉盖。

看见我们两个走进蒙古包，拉西知道，沐沐活下来了。他松了口气。

“艾丽呢？”母亲问。

“我们离婚了。”我说。我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母亲，只是掏出那枚镯子，递给她。

母亲的身体僵住了，半天才说：“我给你们烧点儿茶。”

她没有接镯子，我只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母亲用炉钩子捅了捅炉子，里面的牛粪转瞬间被轻风吹得热烈燃烧，发红，然后最表面的一层彻底耗尽能量，变为灰烬。茶壶坐在炉子上，母亲打开壶盖，把碎砖茶倒进去，加了点盐。不一会儿，茶壶就沸腾了。这期间，拉西和陈皮特走出了蒙古包。

“别怪你爸爸让他去找你，”母亲说，“你妹妹的病，他不可能坐视不管。”

“我知道。而且，陈皮特也帮了我忙。”

“一切都有因果，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母亲用手轻轻捶着左腿，又捶捶右腿。

“妈妈，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母亲抬头看着我，眼神里的疑问好像窥破了我的秘密。

“回来好，可你总不能回来放羊吧。”

“我投资赚到了一笔钱，我想去北京，创业。”

母亲没再说话，开始往茶壶里加牛奶。我闻到了鲜奶的臊气，那是乌拉盖草原新挤的牛奶特有的味道，只以颗粒状飘浮，一旦你去喝牛奶，口舌之间则不会有这种味道。我深吸了一口，这一刻，在多年的海外生涯之后，突然身在家乡的时候有了一丝乡愁。

后来，我们四个人一碗接一碗地喝茶，喝得浑身冒汗。我不知道父亲和陈皮特聊了什么，他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两个人虽然没有再说话，但各自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我想，陈皮特应该遵守了约定，没有提及艾丽的事。

我这时候还不知道，一段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更不知道的是，它藏着一个大大的圈套。

……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