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3年第3期|刘萌萌:杨北京消失在人海(节选)
刘萌萌,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文字散见于《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芙蓉》《青年文学》等期刊。著有散文集《她日月》。获首届《黄河文学》双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被评为河北省第三届十佳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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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北京相处最久的时候,是在水泥厂幼儿园的水泥围墙里。我六岁,她也六岁。杨北京肤色黝黑,大眼睛,双眼皮。我白,单眼皮儿,眼睛不算小,可有几个人的眼睛,比得过杨北京呢。电影《红牡丹》轰动了整个县城,女主角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勾走半个县城的魂儿,被无数人念念不忘地再三回味。夸赞姑娘好容貌,“大眼睛,双眼皮”一时间成为不可或缺的判词。杨北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姑娘,最多算半个秧苗儿,可人们的眼光比透视仪厉害,一瞥之间,照见稚幼的身形里,沉睡着的闪闪发光的美人鱼。杨北京从她妈妈的自行车上跳下来,还没站稳,旁边送孩子的女人已经吆喝开了,夸张的腔调,和舞台上的戏腔有一比——“哟,这水汪汪的大眼睛,整个儿一个‘黑牡丹’呐……”这个名字好呀,“黑牡丹”。形象,贴切,诚实,既有牡丹花的美丽,又融入了杨北京的特点。
我妈说,杨北京好看,和她妈年轻时一个样,特别是那双勾魂的大眼睛。稍顿,又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她妈老了,怎比花骨朵似的杨北京呢。细想,她妈怎么就老了呢?杨北京六岁,就算她还有一个十岁的姐姐,又有多老呢。可那时候的人,早早就老了,女人的衰老似乎是从生孩子,不,从吹吹打打的婚礼上就开始了。那时,我妈说什么我都认为是真理,我便觉得,杨北京的妈真的老了。
杨北京的妈我见过,瘦垮垮的,脸略窄而长,眉毛很淡,忽闪的大眼睛,和杨北京一样。抖几下睫毛,一条街的男人便昏头昏脑跌落湖底去了。听起来,杨北京的妈像《聊斋》里的狐仙,狐仙才有本事让男人糊里糊涂丢了心肝。狐仙厉害着呢,拿东挪西,凭空抓取白花花的银子,荒野矗起笑语喧哗的宅院,都是手到擒来的事。杨北京的妈却一无是处,不仅寒酸窘迫,受气更是家常便饭。见她远远过来,车间里的人条件反射似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她先就这样被挤扁了。干活累了,烦了,某人微觑她一眼,抖出陈年的糗事。哄笑之下,众人争相踊跃,汗味刺鼻的空气被你推我搡的爆笑搅成一锅热粥。婆母、相好、钱、粮票、大修队……这些不相干的日常词语,在某种神秘而又人尽皆知的情形下,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杨北京的妈不争不辩,凌乱的脸上,摊开着五官错位的笑,看起来奇怪又别扭。
杨北京的妈有件素色的布拉吉,点缀着简单的几何图案,罩在身上,整个人就剩下一缕魂魄,挑着空荡荡的裙子。有几年,她一直穿着它。日光亮烈的晌午,余温荡漾的傍晚,赤条条的影子,轻飘飘来去。那些并无意义的到访,似乎没什么事情,又似乎,那样的到访本身,就是一桩若隐若现的心事,卡在微微张开的唇角。
杨北京的爸在首都,他的职业更具身份感——公安,人民警察。银幕上的“大盖帽”长年累月抓特务,案件破获一起又一起,搞破坏的特务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她爸爸的阵地偏安公安局一隅,每天打交道的,不是土豆茄子西红柿,就是萝卜白菜洋葱头。可是,炊事员又怎么样,响当当的北京户口。一个县城女工,能嫁给北京户口,任谁看,都有高攀之嫌。没人记得,结婚那阵儿,杨北京的爸,只是一个去向未卜的普通士兵。
杨北京所以成为“杨北京”,盖因出生时,吻在她额头的,是首都北京的第一缕金色晨光。“祖国的心脏”,这个充满诗意的比喻令人热血翻涌。杨北京何其有幸,一落地,就和着祖国首都的神圣节律,脉搏有力地起伏着。
杨北京的妈带着女儿去北京看丈夫,回来变成金鱼婆,肿着流泪的红眼泡。有人说杨北京的爸是陈世美,要在皇城根另觅娇妻。也有人说杨北京的妈不安分,往男人头上扣绿帽子。大家纷纷猜测,杨北京的爸妈长久不了,迟早得分。
杨北京听不见这些,倒是我略有耳闻。不可思议的是,一顶帽子,也能影响到杨北京爸妈的友好团结?是我爸冬天捂住耳朵的那种绿棉帽吗?我妈不耐烦地一挥手:“大人的事,小孩听什么!”幼儿园里,一知半解的小孩不在少数。我们隐约感觉,杨北京好欺负,也是可以欺负的。杨北京像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玩物、出气筒,欺负杨北京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游戏的名目和具体规则我已经模糊。骑大马?又不是。几个人,四个、五个?三四双小手紧紧交握,就是马鞍般结实的坐具。稚嫩的手臂绷得紧紧的,带着温暖的托举的张力,安全,可靠。上来,上来呀。我们再三催促杨北京,充当那个骑马的人。杨北京受宠若惊,点点惊喜,金箔似的在瞳孔里游动。
下午的幼儿园。白花花的太阳斜到西天上。微风盘旋,晃悠悠落到爬山虎的叶子上,白色的石栏上,落到我们微微起伏的胸脯上。杨北京柔软的肚腹紧贴在几双汗津津的小手上,薄薄的裙布透着温热。时间突然有了面孔和表情——静静地,屏住呼吸,随即张大了嘴巴。是谁最先递出那样一个狡黠的眼神?它像一道闪电,迅速击中一群幼兽奔突的内心。几双手瞬间齐刷刷挣开。杨北京的身体,像失去架构的屋梁,像折了翅膀的飞鸟,重重地、笔直地朝着地面跌落下去——一声闷响,尖利的哭叫像石头砸破了冰河,悲哀的凉意迅速从我们脚面上漫开。
杨北京穿着和她妈妈同样花色的连衣裙,捂着肚子大哭。人近中年的素寡之色附着在杨北京身上,一种不合年纪的沧桑,一早降临、裹覆到她尚未发育的身体上。哭声浸透杨北京的委屈和疼痛,沿着时近傍晚的天色四下蔓延开去。
2
幼儿园里,我识字最多,这得益于我妈的启蒙。她过早对我表现出别样的忧心——担心我不出色,被别的孩子尤其女孩子所淹没。她教我识字,教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教我在纸上横平竖直。她给我做洋气的背带裤,站在火炕上,想象是被追光灯照亮的舞台上,千百人的注目下,比着竹节似的胳膊,将人间的诗背到天上去。四十五瓦的灯泡照亮她瘦削的脸,房间低矮,浸染在线装书般昏黄的诗意里。
我妈觉得我天生就该和别的孩子不同。除了鼓励我长大当科学家、能言善辩的律师之外,她对我的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似乎我真是一个天才,风一吹,自会壮大。
小朋友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捧着《东方少年》读得津津有味。我用刚刚摆过积木,抓过饼干的手指着西天上的云彩,说:“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大人们咋舌:小小年纪,知道这许多!幼儿园的孩子跟在我屁股后面,抹着鼻涕,抱着玩具,浩浩荡荡,绕着幼儿园铺满爬山虎的围墙,从东走到西,从南绕到北。我擅长编造传奇。我晃着手里那根铅芯活动的笔,说,这是我妈托人从北京买的。它顺从我的心意,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在木质笔杆中伸缩自如。他们信以为真,张着嘴巴,渴望的眼神流露深深的羡慕。每天早晨,下午,我像踌躇满志的鸡妈妈,领着一群幼崽,在阳光耀眼却又无比寂寞的幼儿园里,来来回回巡游不已。
杨北京两手搓着裙摆,紧跟在队伍里。大多数时候,她像一粒灰尘,躲在安静的角落。她欢天喜地朝我们奔来的时候,手里必定抓着糖果和饼干。趁糖果的美味没从味蕾上飞走,我们短暂地爱她一小会儿,允许她那把孤独的塑料椅摆到我们中间来。
幼儿园的阿姨,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四十三岁的“老奶奶”,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穿着浅粉衬衫的阿姨,扎着两根麻花辫。记忆中,年轻阿姨像一个淡漠的影子,附着在老阿姨胖大的身躯后。她不好,也不坏,更像是老阿姨指令的执行者,给拉屎的小朋友擦屁股,给搪瓷杯接满清水,组织我们排着队,去菜园挖新鲜的胡萝卜。老阿姨宽大的下巴上嵌着颗黑痣。她是大眼睛双眼皮,却一点都不好看。宽大的双眼皮,韭菜般慵懒地垂着,像是随时都会睡着。老阿姨身躯臃肿,腹膨如鼓,她的青春在我见识之前,早已随了东流水。以我其时的眼光来看,女人年过四十,便不再是女人。当然,也不是男人,而是介于男女中间的非常态——性别含糊的老年人。
除了看画册,喝水,游戏,打架,上厕所,剩下的时间我们被驱赶到自己的小床上。竖着围栏的矮木床,像一只只孤立的方舟,无声无息,停泊在严丝合缝的窗帘背后。我们爬到床上,带着满心无奈——幼儿园里,我已经品尝到孤独的滋味。那似乎是一种菜虫,从边缘开始,一点点啮咬着菜叶似的内心。感觉里,心脏,是那种宽大的、边缘生着锯齿的叶子,微微卷曲着,每天都被叫做孤独的虫子狠咬几口。
我的孤独缘于我的清醒——听起来,这仿佛一种隐喻。老阿姨多么喜欢睡觉的孩子啊,他们一个个听话地躺到木床上,回到母腹般甜美的睡梦里,午后二点的房间浮起轻微的、干渴的鼾声。我是最让老阿姨头痛的、不耐烦的孩子。我睡不着,我活力满满,精力旺盛,我不明白为什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阿姨偏要将我们推到昏天黑地的睡眠里去。
我轻手轻脚爬起来。他们睡着了,睡着的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闭阖了窗户般生动的眼睛。极度失望中,我险些惊喜地叫出来——在这些一动不动的“尸体”中,我居然发现了伪装者——杨北京。她隐藏得那么好,一动不动,嘴巴微张,脸上的肌肉浸透睡眠的光泽。老实的杨北京一反常态,开起了大胆的玩笑——眼睛闭半只,睁半只,像平时躲猫猫那样,透过缝隙,暗中观察对手的动静。
我爬到杨北京的床上,伸出手,轻轻撑开她美丽的双眼皮。杨北京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下子暴露在这个世界面前,或者说,是外边的世界落入了杨北京的大眼睛。忽然,我惊讶地看见,她的眼球骨碌碌转动起来,像一粒又黑又大的葡萄,轻轻旋转了一周。我把手拿开,她的眼皮重新垂下来,眼睛还是盖半只,露半只,懒洋洋打量着睡眠之外的世界。我有些泄气。我正要重新撑开她的眼睛,老阿姨突然出现在身后——“走开,她在睡觉!”老阿姨说谎,她明明睁着眼啊。我听见身后的语气又重了三分,“回你床上去。”我说我睡不着,我不困,我没觉。老阿姨白了我一眼,“自己去外面玩。”
我提着塑料桶和铲子,绕过鼾声起伏的木床,走出黑暗的房间,去到太阳下的菜园。阳光很亮啊。形单影只的风一趟又一趟,像蝴蝶,像蜻蜓,像微微抖动的透明丝绸……像一个无聊至极的寂寞的人,扯着菜园里的蝉鸣,沿着树干,烟缕般纠缠着升上蓝天。我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无人的菜园这么安静这么……空荡荡。
在幼儿园,我有两件事判断失误。一是,我以为杨北京是醒着的,可她确实睡着,就算不甘心地半睁着眼,还是无法阻止自己沉溺在睡梦里。还有,我以为杨北京和那群孩子,一直尾随着我,在幼儿园里,绕着绿波粼粼的爬山虎围墙,一圈一圈走下去,就算傍晚,父母把我们接走,第二天,睁开眼,我们还是出现在幼儿园,接着做前一天没有做完的游戏,吵没有吵完的架。事实上,我们如同秋后的落叶,一夜之间,消失净尽。我们一个又一个走出幼儿园,没有回头。留下睡梦中的阿姨,在空荡下来的围墙里,和蓬勃的爬山虎一起,慢慢衰老着。
3
面对时间的流逝,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沙渚,充当落脚的过渡。一夜之间,我们争先恐后长大了。几场风吹过去,便到了爸妈当初的年纪,转眼又将他们甩在身后,这情形,像极了乘火车的经验——隔着车窗,成片的树木和庄稼倒伏着向后闪去——平淡而惊心的过程里,杨北京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忧心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妈清楚,我要从很多和杨北京一样漂亮的女孩中胜出,唯有智取。一看书就打盹的杨北京显然不是我对手。我妈的眼光略略长远一些,就会知道,我的对手不止杨北京,也不止女孩子,精力体力更胜一筹的男孩子,个个都是跃跃欲试的拦路虎。
天才——这个闪闪发光的词语像是冲天的焰火,照得冬天的夜晚灿若白昼。我和我妈伏在被子里,下巴抵在枕头上。一米开外的地方,黑白的画面从一群小学生中切换出来,女解说员的旁白颇有科普的味道:“一般来说,四年级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天赋,那么他可能真的天资平平……”我妈像被火烫着了,半个身子探出来,手指在空气中猛戳两下:“听听,四年级该有所表现了!”那语气,似乎我怀揣独门绝技,却迟迟不肯显露,而这绝技又有着时间期限,如同面临变质的食物,令她恼火。我沮丧地沉默着。电视机的荧光映亮我发烫的脸——如同被一朝揭穿的骗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以天才的身份,欺骗她这么久。
夏天,有消息传来,农民可以买市民户口了。其时,户口簿有两种,蓝的是城镇市民,红的属于农民。大家都认为,市民户,商品粮,比农业户口高出一头。农业户子女个个都是潜身人间的鲤鱼,时刻准备奋力一挣,万丈金光中跳出农门。
就像川剧的变脸,眨眼间,红本变成蓝本。凭借敏锐的嗅觉,我妈闻嗅到天大的危机——这意味着,农业户口的女孩儿都可能摇身变成市民,也就是说,那些被土地牢牢牵制的女孩子都可能拥有和我一样的蓝本本,人手一册,这简直太危险了。未来的未来,她们将蜂拥而至,成为我择偶路上的对手,原本,她们被一条红蓝界线远远阻隔在河的对岸。男青年资源有限,优秀男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僧多粥少,狼多肉少,危机显而易见啊——醒醒吧,同志。我妈的心里有一百簇小火苗嗖嗖向外拱,似乎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她瞪着我和父亲,腾着一身凶煞气——“农民马上变市民啦,还凉水似的!”
我和我爸对望一眼,谁也没说话。
精通世故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微风弹不得,草叶碰不得。“未雨绸缪”,她恨不能变成兔子,早早窜到时代前面,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
我偶尔设想:要不是她如此谙解世相,下乡时急于占得先机,为解决饭票问题一早嫁给我爸,而是在寂寞的乡下,勤于笔耕,她的人生,连同她,是不是会呈现另一种样貌?
我妈一脸怒色:“我不嫁你爸不结婚,怎么办?让你外公养到老?”顿了一顿,她像是想起什么,突然真理在握:“我不结婚,能有你吗?”这一回,我再无话可说。
我从没反对她结婚。只是遗憾,她怎能随便嫁了?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爸,就支持我妈嫁给他。
“你说我该嫁给谁?”我妈瞪圆了眼睛。
我要怎么说?我说她该嫁给爱情,嫁给那个比我爸更文学更诗意的家伙?我痛惜她关键时刻败下阵来。她一向那么务实,做出的决定像是出自强壮农妇,浓浓的尘土气味,连带着鸡零狗碎。我的易感和柔软更多来自我爸,这个毫无诗意的属兔的男人,强化了我遗传自我妈而我妈遗传自外祖父的文学基因。这真是一个悖论。
我妈开始翻旧账,对我进行清算。最终归结出“务虚”“天真”“幼稚”“理想主义”。在她看来,这都是致命的弱点。一旦沾染任何一个,就面临生存危机。我件件俱足,彻底不可救药。
“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身边连倒杯水的人都没有。俗?关键时刻,俗人可能救你一命。”
“我宁愿和自己过,不怕寂寞地活,也不怕孤独地死。”话一出口,心头忽然颤了一下。真的不怕么?我有点心虚。我不能让我妈看出这点儿心虚。婚姻是什么?元气淋漓的小宇宙。不是一个类似保姆的角色所能替代的。我妈看不见这一层,也许,她只是懒得看见。
比起我,我妈更像一个天才,全才。论写作,她是重点中学里的佼佼者。少年时拿起纸笔,剪刀,设计裁剪新衣。她没有一天学舞蹈的经历,踮着脚尖模仿芭蕾舞《天鹅湖》有模有样。退休前担任了两年食堂管理员,做起菜来又是一绝……她爱一切美的艺术,却也在跌撞的世俗生活中游刃有余,仅此一点,我永远望尘莫及。
外公看着三个年幼的女儿,指着她说:“老丫头将来是要坐专车的……”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这一生,却是一事无成。那个原本可能的她,像一条虚无的影子,慢慢泯灭在她的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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