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新南方写作”，学界已经热议有年。一批可以被置于“新南方”谱系中的作品近来密集问世，更使得这一话题成为文坛焦点。“新南方写作”虽然是一个主要建立在当下活跃的文学现场与书写实践基础上的概念，但由此连带生成的新的汉语/华语文学观念，尤其是更具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文学史视野，以及背后某种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思考，对于看待和阐释晚清以来百余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都是有效且充满启示的。在这种意义上，关于“新南方”的讨论实则提供了一个重新检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可能性的契机——前者指向对于历史的理解与发现，后者关乎汉语/话语书写的前景与生路。而两者又是彼此交织、相互缠绕的。所以，“新南方”的视野不仅与当代文学的写作与研究相关，也值得邻近学科关注。当然，反之同样成立：百余年来的文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也可以为“新南方”提供经验与提出问题。重头之一，便是倘若不满足于仅将“新南方”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地域文化/文化概念的话，其间内在的跨界性应当成为未来思考与讨论的主要方向。

“新南方”与“南洋”

我曾在《文学史家视野中的“地方”》一文中提到过，在乡土意识与人伦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来都不外在于文人学者的视野。但这是就具体经验而言的。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成为全局性的知识、方法与情怀，则不是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常态”。因为在很多时候，关怀故土或者书写乡邦更多只是个体趣味。至于“地方”何时“浮出地表”的话题，其实有赖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支撑，绝非“自然而然”。有识之士的引领与接受水平的成全或许是关键，而历史境遇与文化潮流形塑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观念则是前提。所以，“地方”何时以及因何、如何成为“显学”不仅是某一时期文学与学术进程的表征，也是此一时代的见证。“地方”的升降浮沉，本身就是一种症候，构成了认识与理解时代精神、情感结构与文化脉络的入口。“新南方”被看到与提出，也当作如是观。

通常认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出版，标志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地方”视野的崛起。而在当代文坛上，“地方”写作也在90年代开始蔚为大观。不过饶有意味的是，在严先生主编的丛书中，并没有对应“新南方”覆盖区域的一卷。在各地竞相崭露头角之际，这一地带却不见踪影。直到近年，“新南方”概念及其指称的文学实践才后来居上，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造成由隐到显的动力、触媒与情势自然不能够略过。

无独有偶，晚近不但大陆批评家与作家在纵论“新南方”，台湾与海外学界也瞩目“南洋”议题。王德威提出“华语南洋”的概念，并且由此辐射开去，主张“‘南洋’是华语世界，也是非华语的世界；是‘人间’的世界，也是风与土、山与海的世界”。如果以此参照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诸种论述，可以发现“南洋（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有“同”也有“异”。而经由《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王德威事实上也参与到了“新南方”的讨论中。“新南方”的现实魅力与理论潜力，由是可见一斑。但仍有必要承认，“南洋”与“新南方”是两种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视野。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对话关系，以及不同的资源、脉络与话语在“南方”这一课题上的联动与竞争？其间的合力与张力，或许是未来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展开的话题。而在此背后，更大的问题意识还包括海内外为何不约而同在此时此刻选择朝向“南方”发力。

“地方性”内外

我在构思前述《文学史家视野中的“地方”》一文时，遇到一个问题，便是都市研究是否也属于地方研究。比如，同样以上海为对象，当我们使用“海派文学”的概念时，无疑内置了地方性的角度。但说到“上海摩登”时，地方性的层面则又被以都市文化为核心意涵的现代性所压抑。香港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的确是文学地理版图中的“地方”之一种——譬如陈国球的《香港的抒情史》揭示的那样；可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又不会把香港作为一种“地方”景观来看待，更不用说将其城与人的特征定义为某种“地方性”了。

但我们真正以“地方”来命名某种文学传统与文学实践时，又应当如何处理其中的“地方性”问题呢？在我的理解中，“新南方写作”之所以“新”，除去与“（旧）南方”区隔以外，还旨在超越“南方”的界限。但这种超越又必须是通过书写“南方”来实现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挑战，也对于创作和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南方性”的文学当然不是“新南方文学”，但其间的“南方性”又需要具有内向突破甚至自我超克的追求，否则大概也不具备“新南方”之为“新”的意涵。换言之，“新南方写作”必须能够在“地方性”内外自由穿梭。

“新南方”与“南方”，“南方”与“北方”，总是相对存在的概念。何者为“南”，何处是“北”，从来都不绝对。立说者的位置、感觉与意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主导性的。这样一来，当“新南方”将“南方”/“北方”相对化时，其本身也被相对化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南方性”的意涵还需要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被赋予，而不仅是作为一种相对的参照，或者他者化的景观。

挑战还在更大的文学版图中展开：“新南方”之于整个汉语/华语文学而言，首先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但在此基础上，它又能提供哪些既与这一坐标相互关联，同时又不为定型与惯性的“南方”符码与想象回收的经验呢？这恐怕将是“新南方”自我建设的关键。否则，“新南方”大概难免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旧）南方”。

跨学科与跨媒介

“新南方”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与跨媒介的存在。就在“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会议举行的同一个周末，由北京中间美术馆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我们共享的河流：从澜沧江到湄公河”特展在北京开幕，“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人类学家刘志伟担任学术顾问的纪录片《乡村中的知识分子》也在北京大学上映。前者凸显中国与东南亚对于“河流”的共享及其即时、即兴的“在地性”艺术呈现，大自然是来自不同国别的艺术家们致意的对象；而后者关注珠三角“田野”中文化传统的存续问题，乡村知识分子是片中表现的主角，也是天然的“讲故事的人”。两者贯穿的理念其实与“新南方”的关怀多有契合，这提示了不同学科与媒介进行对话的可能与必要。

当我们讨论与“南方”有关的诸多概念时，可以关联的知识背景与思想网络很多——比如谈“华南”，离不开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支撑；谈“岭南”，则有艺术史与文化史的前提；谈“南洋”，需要考虑移民史与华人史的问题；更不用说讨论“海洋”与“岛屿”，还得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风土论”与“人文地理学”构成了所有这些言说的共同基础，想象力则是贯穿其间的不可或缺的纽带。这启示我们，对于“新南方”应当在一种跨界多元的网络中加以看待。

“西南”之于“新南方”

广东、海南、福建皆有参与“新南方写作”甚力的作家与批评家，而广西的《南方文坛》杂志在整场讨论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这里有必要带入一个问题：广西——而非东南——讨论“新南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杨庆祥在界定“新南方”时专门提到了“海洋性”。而循此列出的能够被“新南方”范畴辐射的区域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等。近年被作为“新南方写作”代表的作家，大都出自两广与海南。如果在广东或者海南讨论“新南方”，大概不需要多做辨析。但在广西却不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联系“海洋”，另一方面也同时关涉“西南”。

在中华文化版图中，“西南”是与“东南”不同的区域。但两者同属“南方”则无疑。不说作为地理、政治、文化区域的“西南”的核心地带成渝，单说贵州。因为某种机缘，我个人有机会较多阅读了贵州安顺的若干文本，也了解到这里和被“新南方”包纳的地域一样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与文化族群”。江南文化西迁，在此落地生根，杂糅形成了“屯堡文化”；而作为交通要道，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在此汇通；同样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不同，安顺也形成了异质性与多元化的文学力量，充满“山野精灵”（钱理群先生语）。而安顺所在的黔东南，就在贵州与广西最相毗邻的地方。在广西讨论“新南方”，除去视野向东向南，一界之隔的安顺——西南是否也值得考量？还是说就以是否“与海洋接壤”一刀切？这背后除了涉及区划问题，还关乎究竟怎样理解“南方”之“南”。更进一步追问，在以“海洋”与“陆地”作为分野的地理基础之上，“新南方”还可以提供哪些新的尺度与想象？提出“西南”之于“新南方”的意义，并非意在让后者无限扩大，而是希望推敲一个更为实在与内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