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顾2023年上半年主要文学理论刊物刊发的文章，有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究和对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二是对具体文学事件和现象（如“90年代文学”“新南方写作”“东北文艺复兴”等）持续不断的深入讨论，三是跨越纯文学的界限，将更广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研究视野中。这些现象共同反映出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趋势，即在回顾自身的同时积极向外部敞开，兼顾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立足中国大地的理论创新

近年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是理论界关心和讨论的重点。2023年，《文学评论》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第1期）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第2期），推出系列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新时代文艺批评的继承、发展和建构问题。其中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路》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特殊优势和进入中国后的调整、充实与开拓，指出“立足中国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独立开放的品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路”。谭好哲在《以问题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表明自己的担忧：问题意识的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今天的声量和影响大不如前，其主流地位和主导性被大大削弱。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始终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发展的实际问题为现实着眼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牢记人民至上观念，才有可能推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

季水河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化与时代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包括其建立初期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批评标准。张政文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中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理路与逻辑规定性》一文中阐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根本宗旨，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并分别论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任务、基本方向及其内在逻辑规定性。赖大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点》一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做出阐释，指出二者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彼此相通，都是将文艺视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重视文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价值功能，以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来观照文艺现象，将人的解放发展作为理念核心，具有实现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文学刊》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栏目刊发系列文章，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与研究应如何有机结合。其中卢燕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空问题》指出，今日文学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空坐标来定位“中国”和“现代化”的概念。当下的文学要从文明沉淀中来理解和表述“中国”，也要从20世纪的危亡自强中来记忆和再现“中国”，所回应和观照的问题应该是当下的，所朝向的方向则是未来。“文学真正应该认真思考并回答的，是14亿人如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可以与强大的现代中国共处于一条不断向上的历史通道？……这种‘现代’在空间意义上必须是‘中国的’，立足于中国人口、资源的现实国情；关切中国当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喜怒悲欢中，去书写一个在地在场的‘现代’，去想象一条中国能走向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这项工作显然任重而道远。

文学批评的再批评

对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现状的分析和自省、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重新思考和构建，是文学理论刊物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南帆的《文学批评、阐释与意义空间》（《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一文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譬如批评家们常常就学界存在的不良现状（理论和概念的堆砌、言不由衷的表扬、语言的陈词滥调、崇洋媚外的倾向等）进行自省与反思，但反思过后又迟迟不见改变，“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更像是临时表态”；文化研究快速发展、蔚为大观，但其“背后五花八门的理论资源正在成为一个杂乱的仓库”；与文学作品相比，文学批评的受众太窄，与医学、科学等领域相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够权威……这些现象长期困扰着批评家们，文学批评如何成为更为主动的历史角色，成为当下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代文坛》开设“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专栏，意在探究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性所在，让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自身。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中谈到，近年来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大热，以至于人们很少愿意将文学文本当作纯粹的文学看待，因此他呼吁一种更注重文本本身的“文学性研究”。谢有顺在《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中同样指出，在技术化、电子化的时代，文学的观念和实践都在发生巨变，“文学性”无限扩张，文学研究泛化成了文化研究，并产生了哲学化、知识化、历史化的倾向。作为评论家，需要从空洞的理论演绎或无度的知识辨析中逃离出来，去寻找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在身陷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迷思之时，思考何为真正的文学。李遇春的《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则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生成与发展，提出要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号召评论家跨越“纯文学性”的雷池，建立一种包容多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的研究范式。

《当代作家评论》新开设“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旨在回顾总结当代小说发展的丰富经验。专栏由郜元宝主持，刊发了丁帆、孟繁华、李洱、麦家、李浩等的文章，或从百年乃至更远的跨度上分析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和话语资源，或结合具体实践谈自己的文学观、写作观，多角度、多面向地展示了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批评》开设“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与功能笔谈”“批评之批评·文学批评文体研究”“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文学经典化研究”等栏目，集中讨论了当下文艺批评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譬如文学形式发展日新月异，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人工智能创作等迅速兴起，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批评者们不仅需要对作家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情世事有深入的理解和体察，也需要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有充分的了解和感受，真正做到“走向读者”。何言宏的《论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和姚晓雷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困境及突破路径》都对“学院派”批评的困境和弊端加以评述，提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需要自觉突破学院机制的壁垒和束缚，摆脱“唯论文”“唯论著”，面向中西方丰富的文体资源充分开放，让包括论著体在内的不同批评文体（对话体、随笔体等）都能获得长足发展，激发文学批评的新活力。

除对“文学性”进行探究外，文学中的“人民性”也是批评家关注的重要对象。谢刚在《“人民性”与“新人民性”——“人民性”的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史语义与逻辑》（《文艺争鸣》2023年第4期）中集中回顾了“人民性”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中的发展过程，指出“人民性”概念一直在“变”与“不变”中前行，“不变”是因为人民从来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变”则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与外延总会有所变动，“人民性”也会与新的理论话语碰撞出新的内涵。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概念既传承和坚守了“人民性”的思想传统，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着自我与他人、个体与人民、利益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平衡。

时间的“回返”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不少刊物设有相关专栏，如《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九十年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的“‘九十年代文学’再出发”、《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细描‘90年代’：新代际与新视野”等。其中贺仲明的《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分析了当年“人文精神讨论”的缺陷和当下文学创作的症结，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更新，让其与现代思想融汇发展，进而产生既具现实性又富创新性的思想和作品。陈晓明在《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一文中深入讨论了“漫长的90年代”这一概念，他认为，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概念，是因为21世纪初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准备和郁积的，是在延续和展开90年代的经验。在21世纪初，各方面都需要不断“返场”到20世纪中去寻求历史依据，文学同样如此，需要从20世纪的各种经验中去寻找解释作品的方法和观念。

石岸书、刘诗宇、李静、周敏的一组文章（《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从不同视角对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做了多角度的回顾和勘探。石岸书以更为具体的“80后”代际视角对90年代进行观察，指出“80后”作家所面临的是一种可被总结为“发展与失落的双重变奏”，它迥异于“短20世纪”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作家们在面对新的历史现实时，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或与“短20世纪”彻底断裂，或突进到“短20世纪”的复杂性之中，以追问自身从何而来的历史之谜。刘诗宇以“阶层趣味”作为关键词介入90年代，认为对“阶层趣味”的重视有助于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文学史观，用更丰富的视角对文学史加以研究。李静以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例，采用“电视剧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我爱我家》所代表的90年代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特征。周敏就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华夏文摘》创刊、“金庸客栈”成立、《风姿物语》出版、《第一次亲密接触》发行）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指出90年代文学尤其是王朔式的文学对网络文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文学空间的探索

如果说对90年代文学的关注，是当下文学研究在时间向度上的突出特征，那么持续进行中的、对于“新南方”“新东北”等地域文学的讨论，则是研究者们在空间向度上的重要探索。在相关概念业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研究者们没有停止对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

《当代作家评论》继续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其中白杨的《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东北文艺在当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的发展和“走红”，一系列文化现象建构起了复杂的东北形象。文章指出，“书写‘东北’在历史潮流中的‘痛’并不应该成为目的，由‘痛’而引发的思考才是目的”，有关东北的创作和研究应该打破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寻找“新东北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李振、乔梦桢的《走近格勒——“铁西三剑客”的影视化》探讨了“新东北文学”能够被影视化的优势所在，小说中充满感性与个人经验的情感表达以及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故事与情怀，契合了影视化的情感诱发机制，准确触发了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赵坤的《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文艺作品中始终不曾离场的浓厚的“怀旧”气味，指出这种怀旧的根源是要重返历史，“为父兄和自己寻找解锁童年和解释现实的心灵钥匙”，但普遍性的怀旧情绪背后隐含的是反怀旧的创作立场。

刘诗宇的《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从互联网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东北”的互联网形象和“文艺复兴”的互联网含义做了详尽分析，同时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文学界的‘东北文艺复兴’将会完成由‘江湖’至‘庙堂’的转身，但这一概念到底是会产生新的美学内涵，还是逐渐流于字面意义和表面化则未可知”；而“互联网层面根植于社会中下层美学趣味，以抽象、土味、伤感、怀旧来宣示存在感，对抗精英话语、主流话语的‘东北文艺复兴’，也仍然会长久存在……两个层面上的‘文艺复兴’之分化，在文学界与学术界没有真正重视互联网文化之前似乎不可避免。”胡哲的《误读的“复兴”与“繁荣”的困境——“东北文艺复兴”的话语解读》则认为，所谓“东北文艺复兴”更多只是停留在对东北日常生活记忆的复苏与缅怀上，并未进入人文精神和历史逻辑等纵深层次。东北文艺必须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径来实现自我精神的重塑，进而推动东北地域的真正繁荣。

与此相对的，是《南方文坛》等刊对“新南方写作”的持续关注。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回顾了诸多评论家自2021年以来对“新南方写作”的相关论述，同时指出“新南方写作”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对所谓“南方”及“南方之南”的探勘仍有局限。凌逾、李定都、方岩、朱寿桐、黄德海、徐诗颖、黄伟林、陈祖君、董迎春、李丹、晏杰雄等人的文章均以文本细读为主要方法，针对葛亮、林棹、林白、周洁茹、陈残云、庞白、霍香结等人的写作及澳门、新加坡等“新南方”地域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分析。

陈培浩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强调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当代汉语写作存在严重的语言危机，并提出应对危机的方式之一就是引入方言。方言在文学写作中并不鲜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要面对的并非一般的方言写作、区域写作、地方风情写作”；“面对汉语内在的板结、坏区和溃疡”，写作者应当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新南方写作”也好，“东北文艺复兴”也好，所面对的都是如何延续汉语文学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

以细读的方式介入现场

文本细读是深入文学现场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文本解读，一直是各文学理论刊物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本细读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汗牛充栋，其中既包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新分析和解读，也包括对近几年来新出版的重要作品的关注和评论，充分体现了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

《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集中刊发了7篇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评述文章，对去年的鲁奖参评作品做出了整体性回顾。其中杨扬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得失谈——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参评作品读后》侧重于分析新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存在的问题，指出当下的文学评论缺乏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和核心概念，评论文章大多只是就阅读感想进行阐释，较少有充分探索当代文学可能性的理论作品。李林荣的《鲁迅文学传统辉映下的短篇小说奖》回顾了鲁迅短篇小说的创作历程，指出鲁迅的写作是迎着时代洪流向前不断进击、不断探索的写作，当代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学精神。姜涛的《趋近“成熟”还是动力“衰减”？——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新常态”》以韩东、臧棣的作品切入，探讨诗歌的“现代性”问题，追问诗歌究竟应该褪去戾气、回归日常，还是应该捍卫“紧张惊警”的对抗性；在日渐稳定、固化的诗歌场域中，诗人应该如何做出突破，诗歌批评又应该起到何种作用。

“青年写作”也是许多刊物持续关注的话题。《扬子江文学评论》开设新栏目“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旨在正视青年写作的两面性，既不回避其“问题”，又要尊重并发现其“方法”，以期为全面、客观地感知和理解时下的青年写作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栏目第一期刊发了《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一文，在这篇关于青年写作的群采文章中，李敬泽、何平、季亚娅、杨庆祥、孙频、郑在欢、三三、李壮等人围绕若干相关话题进行了隔空对话。正如题目所示，这不是一次“好学生”之间的同声合唱，大家的回答都颇具“反叛性”和反思性，直指“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青年写作”不是一个整饬、华丽的概念，而是被发明、被生产的，且面目并不清晰，整体呈现出“孤岛式”、“散点化”的创作特点，这是值得写作者和研究者共同注意和警惕的。

此外，金理的《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探讨了当代文学中上进的青年人形象的缺位。“被摒弃在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的青年人，几经挫折、倍感疲惫，被动或主动地从内卷的竞争序列中退出……逐渐失去实践的能力。”同时他指出，这种缺位未必就是当下青年的真实境况，或许真正敢于冒险的青年长期处于专业读者、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它也有可能是写作者的面具或某种防御机制。研究者不应该给写作者们草率地贴上标签，而是要召唤真正以青年为主体的批评视角。刘大先的《青年写作与整体语境问题》也讨论了“青春”特质在当代青年写作中的缺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房伟的《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总结了当代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即“围栏症”“恐大症”“浮游症”“封闭症”，表达了对当代青年写作的不满及期许。

主动深入文化发展前沿

除对文学现场的持续关注外，研究者们对于更广阔视域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与数字媒介相关）的关注度，较之以前也有显著提升。《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的专题：“元宇宙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刊发了宋旭红、郭超、耿希文、郑兴、张艳、熊亦冉、韦施伊、毕唯乐等人的文章，从VR（虚拟现实）、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等角度切入，探讨元宇宙的本质特征与未来前景。黎杨全的《以文为戏：数字时代文学的游戏批评范式》认为数字时代的文学呈现出了明显的游戏转向，评论家们要注意到游戏性、游戏功能在数字时代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进而建构起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范式的游戏批评范式。王玉玊的《流动性与经典性不可兼得？——并与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商榷》讨论了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文章认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并不因其流动性而成为一个伪命题，与现代文学相伴而生的文学经典化机制和经典化标准在今天已经呈现僵化的趋势，难以适应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需求。同期吴畅畅、顾明敏的文章《偶像“塌房”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政治学分析》则关注到近年来兴起的“塌房”这一网络新词，通过案例分析来揭示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即通过虚假的商业逻辑来操控网民的情感与精神。

除此之外，《中国文学批评》还开设了“新媒介文艺”专栏，第一期围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关联”，刊发了汤哲声、王祥、贺予飞等人的文章，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属性和经典化路径、网络文学对古典小说叙事的转化等问题；第二期围绕“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刊发了南帆、杨杰、凌逾、江秀廷等人的文章，探讨互联网、融媒体对当代文艺批评的影响、形塑及其未来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文学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将进一步扩张，当我们谈论文学时，将不可避免地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