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身上的一块“胎记”
一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因被南朝梁太子萧统编入《昭明文选》而得以幸存。这篇文章对文章之学、文人才性和文学批评等方面均有涉及，不失为一篇议论宏通、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
文章一开头的四个字，像一道深刻的标记，一直烙在历代文人生态和旁观者的心理意识之中。说它以偏概全，显然有太多实例可供佐证；说它一语中的，倒也不乏史料可以反证“曹说”的非是。这四个字便是“文人相轻”。也许是感到意犹未尽，曹丕又续缀了另外四个字：“自古而然。”
所谓“量人易，量己难。”按《世说新语》的记载，曹丕本人就是“文人相轻”的实例。不能说曹丕无才，相反，他还颖出时辈，不同凡响。在当年的邺下文人集团中，碍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建安七子”自然会闪避着他，不敢掩其锋芒。曹丕的《叙诗》中就有这么一句话：“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称同作。”一个“命”字，不难看出他作为召集人和文坛领袖的地位。
曹丕的心病在于，与“才高八斗”的亲弟弟曹植相比，自己的文采相形见绌。在妒才和忌惮曹植与其争储的双重心理支配下，曹丕一时失去理智：在正常的创作状态下，我不是你对手，那我就让你快中出错，来个七步成诗。若你不能在限定的条件下完成此诗，我的单方生死契约便立刻生效。
条件如此苛刻，也难不倒曹植这个倚马可待的捷才，一首《七步诗》脱口而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成即名垂，后人每论棠棣之情或兄弟相残之事，总会引用此诗，贬损曹丕而钦仰曹植。
曹丕在“论文”中还提及史学家班固的一桩糗事，班固对与之才名和学识相当的辞赋家傅毅有所轻视：“武仲（傅毅字）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说傅毅虽然靠写文章做了官，但其行文拖沓、语言不够节制，有名不副实之嫌。这说法其实很难成立，明眼人皆知文章体裁各不相同，字数长短并非衡量优劣的标准。从班固的话里，不难嗅出有股子“相轻”的酸味。其实，作为撰写了“前四史”之一《汉书》的一代史学家，班固论傅毅文章的短长尚为小事，对屈原《离骚》的轻慢，说什么“露才扬己”“强非其人”“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等，则属鉴赏眼光的问题了。
“文人相轻”就像读书人身上的一块“胎记”，自曹丕提出后，便不绝于后人之唇舌。
再作两处书录，自家书柜里有本冯梦龙编著的《古今谭概》，其中一则故事写的是赵孟頫和好友周草窗。赵孟頫有一方“水晶宫道人”的印，周草窗听说后就请人刻了“玛瑙寺行者”的印章与之呼应，赵孟頫遂弃“水晶宫道人”印章不用。后来，赵孟頫偶见周草窗的同乡崔进之的药店里有块“养生主药宝”的招牌，便用“敢死军医人”与之联对。崔进之知道后颇感不悦，也立马摘牌。赵孟頫语人曰：“我今日方为水晶宫吐气。”赵、崔二人皆以私物为奇珍，不能接受旁人的附会和窥测，恰好符合“文人相轻”的一般特征。
再看《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故事：臧寿恭、严可均是湖州同乡，两人都博学通经。臧寿恭的弟子杨岘某次去探望老师，在渡船上巧遇独酌的严可均。严可均得知杨岘是去探望臧寿恭，当即面露不屑之色，说：“臧某人是村夫子，也配做你的老师啊？”几日后，杨岘又问臧寿恭：严先生的学问如何？臧寿恭也轻蔑地说：“他刚刚能读《三字经》。”这是不带脏字的骂人话呀，暗讽严可均尚处开蒙阶段。
文人交往中的种种事例，确实给旁观者留下不少“口实”，所以“文人相轻”这块膏药，迟迟不能从文人的脸面上揭下来。
二
或出于某种“逆反心理”，不知从何日起，我更为关注起“文人相重”的历史记载。比之“相轻”，“相重”才是文人应具的本怀和格局。
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记载：姜西溟、汤西涯、宫恕堂和史蕉饮等几位文友，某次饮酒之余，谈起将来都要出个人文集，却不知能否传世，所以商定把各自的大名、尊号都收录于彼此的集子中。这样的话，将来若有一人传世，则等于大家皆传世。这体现了一种抱团意识，和“文人相轻”形成反差。
我读唐代诗人交往一节，常有某种感动。比如王维、孟浩然同为唐朝田园诗的杰出代表，也是惺惺相惜的一对好友。孟浩然曾以一首《留别王侍御维》表达与王维之间的真挚友谊。李白、杜甫的相遇，被闻一多称作“太阳和月亮的相碰”。他们相识于唐朝由盛转衰之时：744年，李白被朝廷“赐金放还”，途经洛阳时与杜甫把酒言欢，十分融洽。当时李白诗名藉藉，杜甫尚属无名之辈，但彼此间并无你高我低的俗套。后来两人同赴开封、商丘等地游历，常借酒赋诗酬答。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写道：“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担忧比自己年长11岁、正处于自我放逐途中的李白的安全，心中充满牵挂：“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关切之情俨如兄弟，哪有一丝“相轻”习气？元稹、白居易不仅文风相近，以道义相结交，还一起经历了宦海沉浮，可谓患难与共。
这些同时代杰出文人的交往，重情重义、气象高华。当然，唐代文人之往来也不全然是披肝沥胆、花团锦簇。据传，初唐诗人刘希夷所写佳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遭舅舅宋之问的觊觎，宋之问生出将此诗句窃为己作的荒唐念头。这种想法被刘希夷拒绝后，宋之问恼羞成怒，据说竟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活活压死，构成“因诗杀人”的特例。在唐代大体健康明亮的诗人生态中，宋之问的卑劣行径显然属于极个别的一处“暗角”。
三
再说宋朝。苏轼赴京应试的文章（试卷皆隐去姓名），初得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赞许，再经礼部省试主考官欧阳修的审读，欧阳修错以为此文系得意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而将此文列为第二。复试时，又见到一篇同样出类拔萃的好文章，欧阳修便将其擢为第一。直到发榜时，欧阳修方知两篇文章皆出自苏轼之手。他十分高兴，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爱才之心、成全之意、度让之德溢于言表。后来，苏轼对无名词人秦观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给予他无所保留的加持，甚至托昔日政敌王安石予以关照，与欧公之状感慰奚似！
还有一种“文人相重”，属于会心处不必在今，乃为隔世的赓续追慕和踵事增华。比如明代“唐宋派”归有光等人问津唐宋八大家，而“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等皆属此类。往远了说，典故“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所指的宋玉，承传屈原风骨、打通楚辞汉赋，史称“屈宋”，亦可谓有一股与先人神交的高古之风。东晋时期几近无名的陶渊明，死去100余年后才被南朝梁太子萧统发掘出来，将其作品列入《昭明文选》，并为其文章作序，予以很高评价。后来陶渊明文名藉藉，唐人无不为之延誉，使他终成中国田园诗的诗宗；而同时代刘勰的文章学名著《文心雕龙》，是经文坛领袖沈约的推举才得以为天下所知的。至于杜（甫）、庾（信），李（白）、谢（朓），皆属数百年开外的“隔世知音”。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并称的方式以示敬意。
当然，“相重”绝非功利化的、无原则的吹捧，故非以虚礼酬酢致也，而是一种彼此的发现、认同和倾慕。即如前文提及的王安石和苏轼这两大政敌也始暌终合、冰释前嫌。1084年，听说苏轼要来江宁拜见自己，前宰相王安石不顾年迈，亲往渡口迎接。这“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大家相伴数日，诗文唱和，晤谈甚欢。分别之日，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王安石对身边人怅然言道：“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过往的排斥、对立和“相轻”似乎早已冲淡，彼此心中唯余一份难舍且“相重”之情。
所谓“文人相轻”，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使气耍峭，也是一种不够强健、稍欠亮堂和气局狭隘的“小我”格局，甚至还是一种摆不上台面的陋习。唐代张九龄有“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诗句，恰好勾勒出文人间的相知、相重并不在于形式和远近，即便是缘悭一面者，也可以在彼此作品的语境中相识与相逢。这是一种心灵的投契和情怀的朴茂，完全可以忽略地理上的距离、身份上的高低，甚至可以穿越时代，引前人为知己。诚所谓文堪矜式来者，气可上追古人，此种“文人相重”必令人遐想风器、气昌情挚，应予遐举高踪、倍加推崇。笔者每每夜读，如晤古人、如闻琴曲，便作如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