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
文学的泛化是从作品中心转向文化中心，这种“文学性”的蔓延，使“文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概念，既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和唯一性，也阻断了文学在想象世界里的可能性。无论是将文学理论美学化、哲学化，还是将文学研究知识化、历史化，都是想通过确定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性而让“文学科学”获得学科的独立性，但“文学性”一旦被泛化为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或一堆历史材料，就会丧失文学的艺术性和愉悦性。
一
在技术化、电子化时代里，文学的观念和实践都在发生巨变，这个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它的重要特征是没有了方向感，或者说，呈现出了无数可能的方向。这个时候，应该选择和哪一种文学站在一起？有很多种选择可能就意味着无从选择，许多人文学焦虑正源于此。假若仍然固守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审美形式，是人类生活的精神象征这种观念，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永恒性、精神性的光芒已经黯淡。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类型文学、网络文学，还有各种视听作品，都借力于新型消费模式而赢得它们的受众，让他们用点击率、互动留言、弹幕等各种有代入感的参与方式，共同完成对一部作品的传播和塑造。
许多年前，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正是看到了数字时代的虚拟世界将彻底颠覆传统文学的风格和秩序，并将重塑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系统，才发出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即将“终结”的感叹。现实正在被技术改编和重构，正在演变成超现实。
超现实对应的是超文本。网络连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镜像关系，生活成了立体的、多维度的网状结构，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写作者，每一种材料都可以生产出不同的文本，每一种媒介都可以成为不同文本的载体。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变成一个超级文本，文学可能不再是“诗性的现实”，写作也不再是作家专有的话语权力，它作为一种观念的建构，和其他话语类型并无实质的区别。
文学的外在化其实就是文学的泛化，是从作品中心转向文化中心。这种文学性的扩张未必是文学的福音，也不一定是文学研究的通途，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影响着文学写作和理论建构的走向。
“文学性”蔓延到了其他文化领域，“文学”也就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概念。这种对文学的扩张、蔓延和泛化，既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和唯一性，也阻断了文学在想象世界里的可能性。
二
文学是“艺”，而不是“学”，即便是“学”，它也是存在论而非知识论意义上的“学”；但在今天这个文学不断扩张、蔓延和泛化的时代，知识论意义上的“学”都汇聚到了文学的洪流之中。
文学的边界在扩大，但文学自身的面目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这个背景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倾向，那就是不怎么注重对文学文本解读的有效性，而着迷于将文学理论美学化、哲学化。
文学理论毕竟不同于哲学，它理应面对大量活泼、感性且充满艺术奥秘的文学文本，而这些文本中的“自我”也多数不是一个思辨的主体，而是带着作家感情和体悟的艺术化的“自我”，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有灵魂的人。如何处置这些人的情感形式和精神密码，是任何文艺理论都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概念常常是普遍性的概括，但文学形象则是个别的、独一的，所以，很多概念在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时显得并不合身，它貌似在说文学，其实更多的是在自我阐释和自我缠绕。
推动文学发展的永远是创作本身，并不依赖理论建构或观念之争。几乎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创造出来，或者每一个伟大形象的诞生，都会涨破原有文学理论的壳，改写“文学”的定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恰恰是要接受写作实践的检验，并不断通过新的写作实践和文本例证来纠偏固有的理论成见。过分执着于概念或定义的理论家，往往会以抽空文学经验为代价，无法有效地进入文学本身，而把定义、概念、方法当作一切；所谓理论的空转，其实就是概念和语言的自我循环，它无法从文学文本出发，然后返回到文学写作的实践之中。
中国文论主要是经验式的，先研究作品，然后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观念和艺术方法来，钱锺书提出“通感”这样的概念，也是从具体作品中得到了感悟，再作进一步理论阐发。但印象式、感悟式的文论，终究过于依赖作品个案经验的总结，难以形成系统、抽象的理论构架；任何个案都是有局限的，且归纳不能穷尽所有个案，任何归纳都只能是不完全归纳，通过归纳所形成的结论，迟早会碰到不同的反例，进而导致再一次的归纳，所以韦勒克重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它们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
是归纳还是演绎，是经验还是先验，是实践还是理论？争论还会一直继续下去，但在不断将文学理论美学化、哲学化的进程之中，后者往往压抑前者。而笔者恰恰认为，没有归纳、经验和实践对文学理论的纠偏，理论只会越来越空洞，尤其是这些年来，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出现了许多脱离文学文本的理论迷思。越来越多人认为，文学理论并不完全是经验性或实践性的，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从理论出发的自我演绎也能发展文学理论本身。即便对于文本的理解，很多理论家也不认为只有文学作品才是理论要参照的文本，整个社会都可作为“文本”来研究，文化研究的要旨就是对一切社会文本进行话语分析。
现在看来，这种对文学理论的过度自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文学危机。文学作用日益衰微，文学价值面临挑战，通过理论化或将文学泛化到文化研究之中来扩张文学，并没有迎来文学的新生。
三
在文学理论美学化、哲学化之外，还有另一个倾向，就是将文学研究知识化、历史化。这种研究转向，同样包含着研究者对“文学”有了不同的理解。一方面，通过史料和细节的梳理，试图建立一种微观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路径的广泛应用，也暗含了一种将文学科学化的学术努力。今天所探讨的“文学性”问题，就和文学科学化的趋向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文学性”是建构“文学科学”的理论基础。
知识化和历史化是相连的，它们最集中的表现是将文学研究细节化、碎片化。文学成了材料辨析和知识建构，而它所具有的影响时代的“活泼泼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意志却被搁置和忽略了。
这种精细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有力补充，但无法真正反映一个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微观史、实证化、细节化的研究思路，有利于拆解出隐于历史深处和文本背后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文学”不仅是作家主体的想象，也呈现为一个知识建构的过程。但把文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的、细节化的、非经典的作家作品上，或者以文化史理论来替代文学研究，不仅“文学性”会日渐弱化，文学这一学科的独立性也会受到怀疑。
“文学性”的提出，原本是要摆脱过分注重外部研究的知识路径，而转向文学的内部——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语言、形式、结构和精神世界的研究，相反，如果“文学的周边”这种外部研究成了主流，文学研究就容易被历史化和知识化所劫持。史学化的研究丰富了文学学科的积累，但如何在这种研究中保持对文学的艺术敏感、对文学所关怀的个体生命的热情，是许多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难题。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目标不是成为不注重“文学性”的历史研究。既然文学写作遵循情感和审美的逻辑，文学研究就不能忽视情感和审美展开的过程，不能在知识和材料的辨析中失去“文学性的自觉”——这种自觉是文学研究确认自身价值的重要依据。
罗兰·巴特说，文学语言和句子带来的“愉悦”是“极端的文化之悦”，但彼得·威德森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文学能一直存续，不过是因为人们“喜欢”。我在前面的论述中，不愿轻易认同对“文学性”的无限扩张，也不愿看到“文学性”被泛化为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或一堆历史材料，其实就是想保留对文学的这种简单的“喜欢”；这种喜欢所带来的愉悦也许是无用的，但正是这种无用提供了“文学性”得以实现的空间。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当文学研究不断偏离文学的本性，进而深陷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迷思之时，这个直白的追问，也许可以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何为真正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