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与人生
1941年7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克劳斯·曼在纽约第五大道遇到了茨威格。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发现这个曾被他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看起来与往常迥异——不修篇幅且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没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
以上，是乔治·普罗尼克所著《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的一个场景。和茨威格一样，乔治·普罗尼克也是传记作家，兼自由编辑，曾任教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讲授英美文学，著有《追求宁静》《普特南隐身之所》等著作。而《不知归处》则是他2014年的新著，以茨威格晚年的流亡岁月为中心，辐射流散视域下传主对祖国、母语、战争、书籍、种族、朋友、家庭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尤其是流亡生活对他生命历程和思想感情的冲击。正如大卫·拉斯金所指出的那样：“《不知归处》既是文学的传记，也是诗化的历史，还包含对战争、艺术和死亡的冥想，令读者对茨威格悲惨又迷人的人生充满了热情。”普罗尼克在这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将时间聚焦于1941年茨威格在纽约暂居的那段时光，并以此勾连出关于流亡的前尘往事，凸显了流亡前后茨威格心境的联系和断裂。
克劳斯·曼可以说是茨威格在纽约生活时期经常见到的朋友，这位已经被德国纳粹剥夺国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开始流亡美国，先后驻留在普林斯顿和纽约，和他的父亲托马斯·曼一起避居他乡。如果说托马斯·曼的流亡勾连出的是他的家族史，那么《不知归处》讲述更多的则是茨威格与他众多流亡朋友的交往史，包括但不限于W.H.奥登、吉普赛·罗丝·李、赫尔曼·凯斯滕、赫尔曼·布洛赫、朱尔·罗曼等。一方面，比之于托马斯·曼把大部分情感都寄托给子女亲友，茨威格更关心他的朋友对自己的理解，所以前前后后给朋友们写了大量的书信。《不知归处》的作者坦言：“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的通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通信中，茨威格几乎与朋友们讨论关于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在流亡的年代，茨威格不能失去任何一位可以通信或可以见面的朋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绝大部分流亡在美国的欧洲作家思考的都是和茨威格相近的问题。1941年的欧洲流亡人士笔会晚宴，茨威格出人意料地为纳粹给全人类造成的苦难道歉，他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公开请求你们每个人的原谅，为今天所有那些打着德意志精神的旗号施加到你们的人民身上的所有事情。”这个讲话赢得了“最长时间最响亮的喝彩”。这足以说明，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能与茨威格产生共鸣和共情。这也是为什么普罗尼克不断在《不知归处》中强调茨威格之外欧洲作家处境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茨威格当时面对更多的是欧洲战场和祖国奥地利传来许多不幸的声音。在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不无悲伤地写到，“对我来说，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救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无能为力。”对于茨威格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这也许是普罗尼克为什么将这部著作命名为“不知归处”的原因。所谓“不知归处”，一是因为茨威格已然没有了故乡，且不说世纪末的维也纳盛世不再，即便是他的祖国奥地利也被纳粹德国吞并，使他成为无家可归之人。此外，一战和二战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导致茨威格和他同时代的知识人深陷心灵的枯井，变成精神上的异乡人。三是经历二战之后，世界的文化中心已经从欧洲转向美国，茨威格等人曾引以为豪壮的欧洲文明变得遥远且脆弱，即便身居美国，他也有一种与文明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这些都造就了茨威格的“不知归处”。
也许不会有人会想到，茨威格最后选择了巴西这个他曾经两度到此的国家做最后的落脚。茨威格热爱巴西，眷恋巴西，在他后期的名作《巴西：未来之国》中，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在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沉沦以及我的精神故乡欧洲自我毁灭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愿在任何地方重新立身。”可是即便是这样，巴西，既不是他的故乡，也不能使他心安，1942年2月22日，他依然选择与年轻妻子一起结束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关联。普罗尼克在《不知归处》中断言，茨威格的自杀几乎不可避免，倒是他年轻妻子洛特随他而去令人唏嘘，在证明爱情的同时，更能说明洛特对茨威格走向死亡的理解与同情，也足以证明那个时代对茨威格的伤害之深、压迫之重。
无论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知归处”，还是走向临终走向的“必然王国”， 普罗尼克对茨威格及其身边人的塑造都坚定而有力。单就创作而言，《不知归处》最原始的力量来自于作者查阅、考证、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茨威格所有的书信几乎都成为普罗尼克的蓝本，在写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加之很多人的回忆录、传记和回想录加持，把一些场景刻画得细致入微，使读者如临其境，更加深了这部著作的史料性和厚重感。而且，普罗尼克虽然记述了很多时间，但是全书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顺时的时间维度，而是以若干历史时刻为中心向外辐射或发散，勾连出更为丰富的“事件”和情境，如《爱书之人》一节，表面上写的是1941年茨威格客居纽约的一张旧照，实际上是以此起兴表达传主与书籍的情感和牵绊，其他章节莫不如是。作者对茨威格以及同时代的流亡者饱含同理心，使《不知归处》在情感上更具爆发力和绵延性，进一步确证了普罗尼克的过人之处：他不但对茨威格们具有一种普适性的“理解之同情”，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也泛溢出更为珍贵的“史家之清醒”。流亡，及流亡更深处的意义，都被他颇具效力地呈现出来。
在茨威格的流亡深处，汇聚的是他的乡愁。这种乡愁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故乡、国家、民族、语言。托马斯·曼曾言“我在哪儿，哪儿就有德国文化”，茨威格也说，只要他在哪儿，哪儿就有德国文化。因此，茨威格内心深处浸润的是对欧洲的期待，以及对世界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可以代表他们那一代人，作为流亡作家，茨威格见证了巨大的转换和变化并将之付诸于笔下，他的创作必然成为20世纪浓墨重彩的流散文学范式。尽管命运之手会随时随地把他攫住，把他拽到它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但是历史和文学会永远记住茨威格以及他的流亡与人生。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