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强调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这既是新时代党对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更是指导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 思想解放拓宽文化发展空间
文化传承发展需要思想解放。我曾撰文指出，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严酷的社会现实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尼采的悲剧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等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中国最早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深刻地理解了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法则，所以进化论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进化论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进化论并不能为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复杂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恪守进化论的观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遇到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历史糟粕便一览无遗。因此，有人主张用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工业文明并没有完全取代农业文明，而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性超越；文化的进化更不可能是一个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过程，其中复杂的原因迄今仍是有待论证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传统向来主张辩证地批判继承，并没有直接地否定传统，更没有消解民族文化的倾向。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主张以之替代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反思功能就将消逝，这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就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久，“两个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理论成果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二 五大特性彰显中华文明魅力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这一重要论断界定了中华文明的不可复制性，既是走向现代化的深厚根基，也是走向世界的必然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4日召开的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十五大类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作了精深概括。
第一是延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从未中断的文明。不少学者指出，西方文明带有很强的断裂性特征，特别是近三百年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其与古典文明之间经历了长期的断裂。反观中国，文明的传承绵延不绝。在思想领域，“大一统”学说以“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特性，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关键。在史学领域，考古学发现，中华文明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不断发展的，继而形成满天星斗的局面。修史传统，尤其是自《史记》以下的正史文献，对于强化中华文化历史的统一性和传承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领域，《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传统，汉代以下两千年的中国文学，自觉绍续诗骚传统，弘扬风雅精神，发挥比兴艺术，使文学的发展变化也有了内在的传承性和一致性。正是这样一种文明的延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第二是创新性。中华文明不是落后和保守的，《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类似这样的论述还可以举出很多，旨在强调中华文明积极进取、追求创造的品格。但是，中华文明的这种进取不会以损害全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为代价，不能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或片面追求个人欲望为目的，而要在和谐融通中追求进取，在事态平衡中谋划创新。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第三是统一性。董仲舒曾在《春秋繁露》中推举《春秋公羊传》所提出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夷夏观，不论哪个民族，只要接受了华夏礼乐文明，就当以华夏视之。这是以文化而非种族为标准来区分夷夏，深刻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和包容性。周秦汉唐，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富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此后历朝历代，官方无不尊奉中华始祖。明代嘉靖年间在南京还修建中华帝王庙，清代康、乾时期将帝王庙迁移到北京。乾隆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他特别强调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历史事实。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观念，多次强调“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构建了以平等和尊重为前提的中华文明基本框架，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第四是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以“江海下百川”的宽怀心态对待本国文明和外来文明，不仅要“和而不同”，还要“求同存异”，注意不同文明在对立统一中的相互吸收和补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第五是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华文化中，无论是天文、地文，还是人文，都强调一个“文”字。文为本，化为用，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不断追求文化的交流互鉴，坚定维护文明的合作共赢，绝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更不会搞对抗，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 “两个结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新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得以充分发挥和表现。历史发展到今天，全面认识我们的国情，系统总结我们的制度，认真回顾我们的道路，我们发现，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遵循中国文化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转化为中国本土化的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又历久弥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1944年，毛主席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哪些有益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再次，“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根基，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中国历史上看，每到重要转折时期，思想的抉择，文化的建设，往往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发展方向。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此前的秦、隋都是短命王朝，世祚不久。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秦、隋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汉、唐则充分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在建国后逐渐由武功转向文治，文武兼擅，外王内圣，经过百年努力，走向鼎盛。从当前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新的政治形态正在形成，这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政治形态的确立必将深深地根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照亮新的世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新概念。以人类学视野观之，新历史起点上的文化传承创新的目标就是要构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前现代社会，中华文明是人类世界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形态。现代社会，基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一定能够在多样文明中展示自身独特的魅力。对此，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两位学者形成高度共识：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明，新时代中国彰显了尊重多样、平等协商、宽广包容等现代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认为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根基和前提。
文明的多样性，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是这种多样性，构筑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繁荣。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大同”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平等观，认为没有平等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没有包容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
总之，人类文明因为多样才需相互交流，人类文明因为平等才会相互尊重，人类文明因为包容才能共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文明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彰显了我们党对历史的自觉能动而坚固的执政理念。对于民族而言，这一主张给中华文明赋予了丰富的现代内涵，展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对于世界而言，这一主张为中华民族搭建了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为现代世界文明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
五 不负重托勇毅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征程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如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保证。做好学术研究工作，也必须以此为指导。
首先，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经典的研究工作。中国文学的实践告诉我们，经典作家作品地位的确立来自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选本与总集的编定。从孔子删定《诗》《书》、王逸编选《楚辞》、萧统辑录《文选》，到后世《乐府诗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的出现，都是经典确定的最重要方式。经过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引导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可以充分发挥其言微旨远的审美作用和明辩是非的教育作用，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增加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可以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自信。
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重点做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的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现当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道德情操，体现着民族精神的感染力和文学艺术的创造力，我们应当以宏通而又严谨的学术态度，编选一套《中国文学读本》，重点凸显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品，为新时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在此基础之上做好文化普及。新时代文学研究者，不仅要以专业态度系统研究文学经典，普及文学经典知识，还要努力把我们的普及著作打造成经典。如果没有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专业性素质作保障，文学研究工作就会误入歧途，文学经典的推广与普及就会流于形式，甚至遗害无穷。
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从我做起，从具体的科研实践做起，把高远的学术理想与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历史资源，把握当代社会脉搏，发展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造当代中华文化的辉煌；必须热情地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全面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特色、风格、气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我们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不辜负时代的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