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既然错过了，我们就走到旧城吧？

我这样建议道。对面的男子略作思考，点了点头。点头时，他抿紧嘴唇，嘴角向外拉伸，凸现出下定决心时的力量。

男子三十岁左右，上身穿八成新的黄呢子大衣，下身是土黄色棉裤，脚蹬结实而笨重的翻毛皮鞋，肤色偏黑，头发披散着，是大波浪的样子，这发型配上他瘦高的个头，和长而有力的双腿，显得格外和谐。他随随便便地站在我面前，但因为身高悬殊的原因，对话时，我得仰望他才行。

而我，只是刚上高三的学生，穿一身发灰且单薄的校服，帆布胶鞋掩盖不住裸露的脚踝，在他面前，显得瘦小、孱弱，可不知为什么，对于我从新城出发徒步70华里赶往旧城的建议，他竟然没有反对。也许他也清楚，从新城徒步前往旧城，似乎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

我估计，他应该像我一样，是天不亮就从自己的老家出发，紧赶慢赶到了新城的，但还是错过了前往旧城的班车。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这辆班车，是当天唯一发往旧城的班次。如果不徒步前行，就只能重返老家，天不亮再出发，搭乘第二天的班车了。

这正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

但只走了一会儿，男子就反身问我，你能走到旧城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让人很担心呢！我说，你放心，我是个儿子娃娃！

他笑了，又问，你是学生吧？

我说，嗯，在临潭二中念书，高三了。

他说，是学生就好，常锻炼，走山路应该没问题。说着，他加快了步伐。

我紧跟在他身后，问他，你是干啥的？

他说，县文化馆知道吗？我在那工作。

我哦了一声，算是应答，思谋了半天，又问，你在文化馆干啥工作？

他扭头说，考古，听说过吗？

我说，知道的，就是研究本地的历史和地理，对不？

他又笑了，说，差不多吧，不过，也研究别的，给你说了，你也不太懂。

我点头称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一个尚在念书的孩子，对于已参加工作的人的事，能了解多少呢？

2

当我们沿着公路登上新城西南的高山时，男子停下脚步，靠在路旁的一棵树干上，指着山下的新城说，看看，这就是洮州城，一座有历史的城。

我也找了一棵树干靠着，居高临下，远眺新城。这一看，吃了一惊。平素常来赶集的这座县城，从高处俯视，竟然迥异于以前的感受：小城周围群山环绕，而小城，则又被长长的笔直的城墙护卫着，城里，房舍俨然，参差有序，显示出丝丝气象，而城外，四面八方均为村落，炊烟袅袅，在朝阳地沐照下，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城里偏北最高处，有座庙，那屋顶的飞檐翘角，在日光下显得清清楚楚。

我说，这和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男子说，那肯定不一样，小到一个村，大到一个城，看的角度不一样，看的时间不一样，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我问，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吗？

男子说，对，所以得换个视角，我们现在的视角，是鹰的视角，居高临下，就能了然于胸。

我一边听男子说话，一边沉浸在新视角下的新城的晨景里，好半天，竟失了语。

见我不说话，男子又问，“了然于胸”这个成语，学过吗？

我说，学过，现在似乎更清楚了它的意思。

男子说，有些成语，得经历了，体验了，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意思。

我说，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也得跳出来，得站到远处看。

男子又笑了，记忆中，这是他第三次笑吧？他一笑，紧接着就会表达他的观点。果不其然，他说，要看洮州城的全貌，你得站在那北面的大石山、东南的雷祖山、南面的烟墩山和我们脚踏的这个红桦山上看，当你从山巅俯视过山下，再回到山下小城，你对这俗世的生活，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问，你的意思是，登高望远，是一种了解世界的好方法？

男子说，不仅是好方法，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哎，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太懂。

我忙说，我懂的，你继续说。

男子说，知道这洮州城是谁修的吗？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些年岁了。

男子说，何止有些年岁，它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岁数还大，这洮州城，最早叫洪和城，是北魏时候吐谷浑修建的，到现在，屈指算算，这座城都活了1500年了。

见我发愣，他问，是不是被这岁数震住了？

我问，吐谷浑是谁？

男子皱了皱眉，颇为扫兴地说，哎，简直是对牛弹琴。又问我，看你长相，你是藏族人吧？

我说，是……也不全是。

男子说，我明白了，你要么是半番子，要么是混血儿，对不？

我连连点头。

男子说，你该读读藏族历史，不，你该读读中华民族的历史，读得多了，读得深了，好多不明白的事，就明白了，不懂的理，就懂了。

我继续点头，他说的真的有道理。

男子问，这座城还有一个名字，叫洮州卫城，知道不？

我又摇摇头说，我光知道它叫新城。

男子苦笑道，都1500年了，还叫新城？你念书的地方——旧城，论年龄，还没这座城大呢，“旧城不旧，新城不新”，就说的是这事。

说罢，男子离开树干，喊我，走吧，我们边走边说。

我赶紧跟了上去。从新城这面看，红桦山并不高大，但翻越到山后，往山下一看，竟让人两腿发软：那山上公路蜿蜒而下，看起来又弯又远，仿佛无法走尽。男子领着我避开公路，取道山沟小径，说是唯有这样走，才能节省脚力。

3

一路上，男子给我讲述与洮州卫城有关的历史，大大地长了我的见识。原来这城，吐谷浑盘踞时，只修筑了城内的部分建筑，用来驻军和生计。明洪武年间，当地土著不服朝廷管制，西平侯沐英前来平叛，事后，在当地土司的支持下，将此城扩修为驻边护国的卫城。全城跨山连川，因形就势而筑，巍然屹立，气势雄伟。城周长九里，垣墙高九米以上，东西南北设四座瓮城。城内外墩台相望，形成警报通讯系统。

知道为啥要形成警报通讯系统吗？男子问我。

我欲言又止，男子就自问自答，沐英修建卫城的目的，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驻边护国”，这是汉文化的精髓，我们搞文化研究的，把这叫围墙文化，城内驻军，城得建墙，墙外再修边墙。

我说，这个我懂，修墙的目的，是为了防外敌，防野兽，对吧？

男子说，你说的和标准答案有点沾边，真正的答案是：墙，就是看得见的边界，边墙之外，是别人的领地，边墙之内，是自己的家国。说到这里，他沉思了片刻，又补充说，这地这城这人，就以守为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迎头痛击。

我说，你讲给我听的，比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的还有意思。

男子说，那当然了，要讲好历史，就得到历史的发生地去，一旦你到了发生历史事件的地方，站在现场，忆古思今，顺便分析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你对历史事件，会产生完全新的看法的。

我频频点头说，你说的，对对的。

男子一听，很自信地说，那当然，我可是研究文化的人。随后，话题一转说，元朝的时候，忽必烈就到过新城，城里的那座隍庙，据说就是他修建的，所以后人称呼为鞑王金銮殿。

我说，是不是我们刚才在山顶上俯瞰新城时，看到的城里最高处的那座大庙一样的建筑？

男子说，对，就是它，过端午节时，这新城附近的十八位龙神要进城，最后的汇聚地就在那里，知道不？

我说，这我知道，我们南路供的龙神，就是胡大海。

男子说，对，不过我讲的，不是龙神的事，而是忽必烈修建金銮殿的事。

在男子的讲述中，一段元代历史，浮现出了清晰的原貌。大概是十三世纪初，洮州就并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十三世纪中叶的某年九月，蒙古军队绕道吐蕃，要平定云南地区发生的叛乱。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雄心勃勃的忽必烈，点起十万大军，旌旗猎猎，一路南下。经过千里跋涉，第二年八月途径洮州时，决定休整大军。期间，他骑马揽辔，登上新城北边的凤凰山查看地势，随后就决定把行辕设在南坡脚下的一块高亢台地上。他清清楚楚：此处居高扼要，俯瞰全城，是理想的帅府之地。 于是，新城最气派的建筑——金銮殿，出现了。之后数百年，这座建筑气脉不绝，竟然见证了洮州大地的沧海。

讲完历史，男子问我，忽必烈修建了金銮殿，但没修卫城，知道啥原因吗？

啥原因？我忙问。

男子说，就是因为那时的蒙古文化，与汉族文化不一样，你知道吗？

我说，是不一样，但哪里不一样，我还是不大清楚。

男子说，蒙古人以游牧文化为主，争夺草场、湖泊、牛羊等生存资源，是他们发起战争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一个劲地攻城，占地，掠夺，却从来不守，不需要任何围墙。男子停下脚步，很严肃地对我说，那时的蒙古人，从不龟缩于一个地方，他们以攻为守，他们在意的，是草场的广阔、牛羊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做到了这三点，他们的部落就会星罗棋布，他们的人，就在长生天之下生生不息。

但他们还是没离开蒙古草原啊。我说。

男子说，他们是没离开，因为他们后来信了藏传佛教，这一信，就给他自己修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围墙。这道围墙，渐渐地收敛了他们扩张掠夺、征战杀伐的雄心，使他们在意世间生命的宝贵，开始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这道坚实而恒久的围墙的庇护下，他们定都北京，开始了元王朝的统治，他们的后裔，繁衍生息到了现在。

男子的观点，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场风暴。我突然觉得，这次错过班车，与这个陌生男子同行，似乎是冥冥中注定了的机遇。对于一个处在知识求索阶段的学子而言，这个男子的见解，恶补了我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无知与欠缺。

我感慨地说，老哥，你的讲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醍醐灌顶啊！

男子一听，大笑起来。笑罢又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没这样深入地思考过，今个路过新城，看到传说中的洮州卫城，这才把历史和现实勾连在一起了。

我说，你讲的，好多我都没听过。

男子说，这本土史料，你们的历史老师就没给你们讲过？

我说，好像没有，反正我没这样的记忆。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学校学历史，只是学历史课本里的内容，老师讲的内容，我们当学生的，没亲身经历过，听的时候，只能靠想象。理解时，也只能理解稍微懂的那部分内容。老师讲给我们的答案，我们能记住，不过，很少思考那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现在想想，除了我们对离自己较远的历史不感兴趣外，学历史的方法，还是大有问题的。

4

说话间，到了流顺乡一个名叫红堡子的村庄。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了累，这累不是浑身乏力，而是脚底发软。我的脚趾，能清晰地体验到帆布胶鞋内的湿滑感。在路旁，我找了个石块坐下来。石块上有层灰尘，但丝毫不影响屁股与石块的亲近。

男子问，你乏了？见我点头，又说，那就歇一会儿。

红堡子村就在路旁，南北狭长，东西窄，地势西高东低，有条小河从北向南流过。村内果然有座堡子，看外墙，是用当地红色粘土修筑的。

男子给我介绍说，这村子，是明代洪武年间洮州世袭百户长刘贵驻防洮州时修建的，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我问，百户长是干啥的？

男子愣了一下，似乎我提出这个问题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他恼怒地嘟囔道，都高三了，还问这样的低级问题，我真的服了。

我的脸一下子就发烫了，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但男子还是给我释疑，这百户长，就是当时的大村长，等于现在的乡长，管着几百户人家哩，等到刘贵把位置传给他儿子刘顺后，这一片地方，就叫“流顺”了。

我问，在我们甘南，这样的以人名字命名的村庄，多不多？

男子说，不多，不过，以姓命名的村庄，倒有很多，比方说贾家山、刘家沟、苏家庄啥的，这些村子的人，都是同一家族的，也就是说，往上推几辈，是同一个祖先。

我问，那刘旗、王旗、陈旗这些地名，又是怎么来的？

男子说，你这问题问得好，我恰好也知道。又自豪地说，这方面，我做过一些研究。

于是，男子给我细说原因。原来也是在明洪武年间，来到这里守边的军队，实行屯田制，那些从征者、归附者和贬谪者，也在洮州开田占地，成为屯田人。就这样，地，定了下来；人，留了下来。守边的士兵们，百人为所，十人为旗，像飞鸟那般，投入古堡、河湾、山谷、高地和丛林。从征者做主人，管理屯田；归附者为佣兵，收缴粮草。顺从者，则有天有地，有舍有家；被贬谪者，也成为世代固守在屯地上的农户。我们知其名的那些村落：王旗、陈旗、刘旗、朱旗、常旗或温旗，从其遥远历史的眉眼里，隐约浮现的，是面孔模糊的旗长的姓氏。而这些村名，蕴含着历史的烟云、文化的脉络和复杂又纠结的情感。

“复杂又纠结的情感”，你这话啥意思？我问。

男子说，在古代，这些“旗”的作用，和堡子的作用差不多，基本上都是用来驻兵的。那时，洮州虽地广人稀，但在朝廷的眼里，地理位置还是特别重要的，“扼要防患，战守可恃，乃汉唐以来备边要地”，所以军队得就地驻防。

在男子的忆古追昔中，那些历史的烟云、文化的脉络，以及复杂又纠结的情感，就真的被他一一复现了：大明王朝的一部分精兵强将，留洮驻守，其中绝大部分成为守边护家的屯兵。这些屯兵，为了边地的安宁，做出了无悔的选择和巨大的牺牲：有人将眷属从远天远地的原籍迁来洮州落户，成为明初洮州的第一批移民；有人看轻了门户之见，就地娶妻生子，将血脉溶于他乡，开启了民族融合的又一幕壮景；有人把洮州当作真正的故乡，果断地掐灭了遥远的乡愁。就这样，他们战时为兵，平时务农，也守城，也耕种，也放牧，也打猎，也买卖，在向阳处建筑起更大的攻防兼具的土堡，将历年囤积的辎重和粮草集中于堡内，以此储备之举，来防备突如其来的战争。

我被男子的讲述给震撼了。这个男子，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在边地，像红堡子这样的数不清的土堡会一一出现，战时成为军防重地。而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堡子则成为守户居家四世同堂的摇篮。那些战士，在边城岁月的寂然流逝中，化身为农民、牧人、猎户和商贾。他们的后人，也就是时不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朴素的村民，其眉宇之间，尚带着若隐若现的军人的气息。

男子对甘南历史的熟稔于心，对往昔事件的博闻强记，使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人是谁？来自哪里？哪个民族？叫啥名字？

我收敛了散漫的个性，很尊敬地问，老哥，请问你叫啥名字？

男子盯着我，半晌之后，反问，你问这干啥？

我说，你的知识，你的涵养，比我们的历史老师厉害，不，你完全能做很多人的导师了！

这次，男子没笑，他一脸严肃地说，可不能这么说，比我有能耐的人，多得很。接着又感叹道，我不过是个爱研究地方历史的人罢了！

我不知该怎么接他的话，只好沉默着。

他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姓杨，念过几年书，你叫我杨老哥就行了。

我连声诺诺，跟着他，又踏上了去旧城的长途。

5

在经过卓尼普、羊永、李冈、杨升的途中，看着尚处在年后喜庆氛围中的不同民族居住的村庄，男子感慨颇多。他说，我们以新城为中心，把四路百姓，明确地分成了东路人、北路人、西路人和南路人，其实这四路人，说起源流，除了小部分是本地土著外，大部分是明代江淮移民的后裔。

我说，这个说法，我听父辈们说过。

男子问，你信不？

我说，杨老哥，你这话啥意思？这可是关系到血脉的事，我当然信。

男子问，那你也信十八位龙神的事了。

我说，对，也信，不过，为啥偏偏是十八位龙神，我一知半解。

男子说，这个我知道，元末明初，洮州这边的西番归顺了明王朝，后来，又打算脱离明朝，朝廷就派沐英将军来平乱。平定后，沐英率领的士兵，就占据洮州，长期定居下来。

这和十八位龙神有啥关系？我问。

男子说，关系大着呢，不仅士兵们定居了，南京城的百姓，也在朝廷的统一安排下西迁到西部，开始了落居山野、栖身河谷、垦荒种地、休养生息的使命。

我说，类似这样的事例，历史老师倒是给我们讲过。

男子说，那时的洮州，荆棘遍地，山林茂密，柴狼虎豹时不时出没，士兵们、百姓们面临着两种威胁——严酷的气候和土著的偷袭，生计特别艰难，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生存也是十分不易，再加上居地的险恶和对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士兵们必须借助于开国元勋的威名来镇守边塞、休养生息，于是，朱元璋麾下的常遇春、沐英、徐达、胡大海、李文忠等十八位开国功臣，就被守边士卒尊封为十八路龙神了。

我叹息道，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啊！

男子说，是啊，这样一来，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这些民族身份迥异的马背上的将领，在特定时期，竟成为多民族共同崇拜的天界的英雄，也成为露首藏尾、善于变化的瑞兽，现身在洮州地区的巫教、道教和佛教的云雾之中，担负起呼风唤雨、护佑地方的重任。

嗯，龙神文化出现了。我说。

男子说，对，这龙神文化，就像一张蜘蛛网，把四路百姓的生活和信奉，都牵绊在一起了。

我说，杨大哥，那端午节时十八位龙神进入新城，在金銮殿聚会，就是四路百姓对英雄的祭祀和膜拜，对不？

男子说，是祭祀和膜拜，也是敬重和怀念，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和期待。

我连连点头。不知不觉间，这杨老哥，给我推开了一扇了解本土历史与民俗的窗户。

6

就在这样的交流中，原先的乏气，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胸腔里涌上来的豪气。眼前的漫漫长途，似乎已不再是什么困难了。

途经敏家咀的时候，男子说，说起老百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与期待，我们洮州还有一个民俗活动，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啥民俗活动？我问。

男子说，万人拔河，知道不？

我一听，也笑了，说，这个我知道，我就在旧城念书，每年正月十四到十六，也就是元宵节前后，旧城里就要举办这个活动，不过，不叫万人拔河，叫万人扯绳。

男子说，你知道这活动是怎么起源的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男子说，这个活动，源于军中一个名叫“牵钩”的游戏。

“牵钩”，啥意思？我问。

男子说，说是“牵钩”，其实就是“拔河”的前身，听说最初是鲁班发明的，当敌人乘坐大船来侵犯的时候，就抛出铁钩，钩住敌方船只，拉到岸上，然后消灭对方，这种战争，特别讲究武器的精良和战术的效果。

我恍然大悟，说，原来“拔河”的本来意思，竟然和船有关。

男子说，后来这种战术就成了军中游戏，将领们借“拔河”来提升军卒们的身体素质，培养他们的反应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在军事活动中分工明确、齐心协力的战斗习惯，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拼搏精神。

我说，这话，听起来像语文老师在总结某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一样。

男子说，这事你甭开玩笑，事实就是这样。

我问，那在旧城举办的万人扯绳，也有这样的意义吗？

男子说，有，不过，变得更复杂了。

现在是和平时期，这个活动的意义，没那么复杂吧？我问。

不，现在的意义，要比以前的意义还大。男子说，平常的拔河比赛，角的是力气，争的是输赢，而旧城的这个拔河比赛，参与的人多，有汉族、藏族、回族、东乡族、土族，不仅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体现着洮州各族群众渴求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我说，这样说来，确实有大意义在里头。

男子说，今儿个就是元宵节，晚上旧城里肯定会扯绳，等我们赶到那里，也许扯绳就开始了。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也能参与了。又问，您知道这活动由谁组织的？

男子说，是由“青苗会”牵头组织的，你知道青苗会吗？

我说，知道，我们南路就有，是个民间组织，在清明后进行的庙会活动，主要目的是祈求青苗生长旺盛、风调雨顺，秋收时有个好收成，对不？

男子看了我一眼，竖起大拇指问我，知道参与万人扯绳的有哪些人吗？

我说，是旧城周边的群众吧？

男子说，范围比你说的要大，万人扯绳大多在旧城的西门外河滩举行，以西城门为界，分上片和下片。上片包括城关镇的古城、上河滩、郊口、左拉、八龙、苏家庄，还有卓洛乡、古战乡、长川乡、完冒乡、治力关镇、羊沙乡、藏巴哇乡、洮砚乡等地；下片包括城关镇的下河滩、城内、教场、青崖、西庄子、杨家桥，还有术布乡、羊永镇、流顺乡、扁都乡、店子乡、王旗乡、三岔乡、总寨乡、木耳镇、大族乡、卡车乡等地。

分得这么细？我问。

男子说，这比赛，牵扯到上下两片的稼穑和收成，得把洮州的好多地方包容进去，元宵节一到，这些地方的人，会积聚在一起，亲身参与，我听说因为参与扯绳，不同民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青年男女，在扯绳期间一不小心就收获了爱情，有的直接成了一家子。

我打趣说，看来扯绳活动，和花儿会、浪山节、物资交流会、庙会一样，能给人与人的交往制造很多缘分呢！

男子说，你甭开玩笑，你得知道，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交往史、对抗史和融合史。

我尴尬地吐了下舌头，又仔细玩味着男子的话，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就这样，男子和我边走边说，说话间，黄昏已过，夜幕降临，发现行人渐多，这才明白竟抵达了范家咀。一到范家咀，拐个弯直走，过青崖，就正儿八经抵达旧城了。我感觉到了真正的疲倦，双腿发硬，脚步迟缓，不过还是硬撑着，不让男子看出我的倦态来。再看男子，脸膛黑里透红，额头有汗，但脚步稳健，双腿依然遒劲有力。

待我们步入旧城大街，人群纷至沓来，又喧闹而去。起初，我紧随在男子身后，经过几团人群后，就被频繁穿梭的行人给隔开了。我在人群里茫然四顾，看不到男子的背影，知道我与这个一路同行的杨老哥，竟然走散了。

我只好挤在人群中，慢慢前行。主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喧嚣，声音如潮。两条游龙般的钢缆绳在一条十字路口碰了头，一根粗壮的桦木楔如龙之巨珠，在灯光照耀下，发出淡淡的亮光。被称作“连手”的青年，将以裁判的身份，揭开万人扯绳的大戏：每晚三局，三晚九局，定胜负，定兆头，定丰年，定出民族之间的和谐，民族地区的乾坤。当红旗猛然挥动，炮声轰然发出，上下两片的参赛者挽住巨绳两端，在教练的指挥下一起发力，爆竹声、哨子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一个古老地名诞生的命运共同体——"洮州人"，以军中“牵钩”游戏，完成了四面连接、八方凝聚、各族团结的象征。

是的，军中的一个游戏，在旧城，在洮州，诞生了一条长长的、粗粗的、柔韧的“团结绳”。我就站在这条绳的旁边，挽裤撸袖，展臂伸手，准备加入其中！

7

那次正月十五的万人拔河赛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个姓杨的老哥。主要原因，是我投入到了紧张的备考当中。高考之后，收到西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单，又筹备与上大学有关的事。近半年时间，我丝毫没有打听对方的想法，在我的心里，无论杨老哥如何熟悉本土历史，如何懂得地方民俗，如何善于博闻强记，对我而言，他终究是个陌生人。一路的同行，其实是两个行旅者人生之路的偶然交汇。

但就是这个陌生人，让我知晓了“我从何处来”的答案，虽然此答案是粗略的、简单的、遥远的，却成功唤起了我对地方历史的兴趣。于是，在大学期间，我重温《中国历史》《藏族史略》《洮州厅志》《甘南州志》《临潭县志》《卓尼县志》等史书，试图在知晓“我从何处来”的基础上，弄明白另外两个问题：

“我在干什么？”

“我要到何处去？”

当然，要弄清这三个问题，难度比较大，它直接牵扯到了民族的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而恰好有一个爱好：写作，使我走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这条道路，显然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更是岔路丛生、复杂多变的。但我坚守着自己的兴趣，一走，就走了整整三十年。

而这三十年来，特别是当“万人扯绳”于2001年载入基尼斯世界纪录后，我尝试着打听这位给我讲述扯绳精神的杨姓男子，却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信息。县文化馆里，的确有一个姓杨的先生，名和平，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油画家，待我见到他后，发现二人的长相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进一步询问熟人，熟人说：“县文化馆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我估计当时他说给你听的，可能是个化名。”后来，我又怀疑大名鼎鼎的甘南考古学家李振翼，可能是我遇到的陌生人，待得到李的有关甘南考古的书籍，看了作者照片，发现依旧不是对方。我隐隐觉得熟人说得有理，这个陌生人，可能给我隐瞒了他的真实姓名。

他为何对我隐瞒真实姓名？是没必要把个人信息透露给一个高中生？还是人生来不愿对陌生人交心的本能？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他也许不知道，他的一路畅谈，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使我从一个浑浑噩噩度日的青年，成为了有着历史情怀和故乡情结的以写作为长久的兴趣与爱好的文化人。

每当我在浩若烟海的地方志里游弋，或者在笔记本上陈述并沉迷于洮州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他的形象：八成新的黄呢子大衣，土黄色棉裤，结实而笨重的翻毛皮鞋，大波浪式的长发衬托出的瘦脸上，是深邃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

作者简介：扎西才让，男，藏族，1972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小说、散文、诗歌等见于《民族文学》《散文》《诗刊》等，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收获》《诗选刊》转载，入选多种选本。出版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山神永在》、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诗集《桑多镇》《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