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卷·科举·状元
状元——科举的进士一甲第一名。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只考了五甲第九十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名次极低。而他同榜的一甲第一名王佐却默默无闻，提起他，只说是朱熹那科的状元。
进士名次的高下并不全凭才学，有时是由考卷外的因素决定的。唐朝科举考试的制度并不严密，举子考试前可以把诗文呈给考官看，谓之“行卷”，甚至也可托人去说项。例如诗人杜牧，未第前已有文名，太学博士吴武陵特意为他去拜访主考侍郎崔郾，朗诵其《阿房宫赋》，称赞其为王佐之才。崔听了也大加称赏，吴便乘势请崔定杜牧为状元。但崔却说已有人了。吴说：“不给，就请给他第五名吧。再不肯，就请把赋还给我。”辞容激烈。崔道：“诸生都说杜牧为人不拘小节。不过我还是敬依所教，不敢换了。”榜发，杜牧果然中了第五名（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从这个故事看来，那时进士名次是可以由考官事先预定的。杜牧因为名誉不佳，失去了状元。
常言道：“不愿文章中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似乎进士的录取及其名次是由试官的眼光来决定的。但纵观科举史，状元的定夺最终还得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旨，皇帝对文章的独嗜、对举子颜值、姓名、行第、籍贯、品行的重视等都可能成为得失之由。
皇帝对文章的看法不同于考官而加予夺的，以宋代说，高宗一人就有两例：
绍兴十五年，刘章廷对，考官定其级在第三，高宗读其卷，擢为第一（《宋史》卷三百九十《刘章传》）。
绍兴二十四年殿试，秦桧党羽本想取秦之孙秦埙为状元，张孝祥次之。高宗读秦埙策问，觉得都是鹦鹉学舌他祖父的话，于是便擢张为第一，而秦改为第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宋史》卷三八九《张孝祥传》）。
明代选拔状元还特重相貌，如建文二年廷试，本定王艮为状元，皇帝嫌其貌丑，换成了胡广，改王艮为第二（郭良翰《续问奇类林》卷一六）。
英宗正统四年，皇帝欲取张和为状元，秘密派小太监到张住的旅店看他，回报说眼上有翳，皇帝就把他降为二甲第一名（吕毖《明朝小史》卷七《正统纪》）。
还有以貌取人而闹了笑话的：正统元年丙辰殿试，大学士杨士奇定了一甲三人的卷子，尚未定谁为状元，问同僚说：“有认识周旋的吗？他相貌如何？”有人说：“面白而伟。”于是杨就定周旋为状元。谁知周旋容貌甚丑，唱名那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原来是把周旋误听成美男子周瑄了（顾鼎臣、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二）。
传统戏曲中的状元郎无不年轻漂亮，所谓“自是嫦娥爱少年”，故皆由小生扮演。流俗的这个印象、剧本中的这个窠臼，大概就是从明代开始的吧？民间甚至还以今度古，编出唐代钟馗因貌丑而失去状元愤而自刎的故事（烟霞散人《斩鬼传》卷一）。
清以后的科举考试幸好没有了相貌歧视。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记载，康熙五十七年，汪应铨中状元，年已四十多，“面麻身长，腰腹十围”，买妾京城，有小家女陆氏粗通文墨，观弹词曲本，以为状元皆美少年，欣然愿嫁。结婚之夕，于烛下见汪年纪相貌，已经郁郁不乐了。那晚，诸同年用巨杯劝酒，汪沉醉上床，不顾新人，和衣而睡，呕吐狼藉，将新制枕衾全都弄脏。陆女气极，天未亮就上吊而死。有人作诗嘲笑道：“国色太娇难作壻，状元虽好却非郎。”出言轻薄，不足为训。
最奇葩的便是以姓名来定状元的了：
明永乐二十一年殿试，初拟孙曰（上共下水）为第一。成祖说：“‘曰（上共下水）’，乃一‘暴’字也。”待见到名单中邢宽二字，正与“暴”相反，大喜，即擢为第一，还以朱笔书其名（顾鼎臣、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一）。成祖生性残暴，却标榜宽仁如此！
明天顺四年殿试，读卷官起初定祁顺卷为第一，太监问知姓名，觉得与英宗名祁镇相似，唱名时不便，于是就调换成王一夔，把祁顺放在二甲中（同上卷二）。
上文提到建文帝把王艮换成胡广事，他又觉得胡广姓名同于汉代大臣，“且胡岂可广？”于是替他改为胡靖（张弘道《明三元考》卷一）。改名而未改掉状元，胡广可谓侥幸。
嘉靖二十三年，考官先定吴情为状元，因“吴”字北音同“无”，世宗说：“无情岂宜居第一？”正犹豫间，忽见高悬殿旛结成“雷”字，皇帝就想得雷姓者为首，但遍觅榜中，都未找到。待看到秦鸣雷的名字，大喜，就立刻定为状元，而以吴情为探花（同上卷三）。
以行第来定状元的例子似仅见于宋朝。有名的“红杏尚书”、《新唐书》的主要修纂者宋祁，在仁宗天圣二年，与兄宋庠同试礼部。考官初定宋祁为第一，但临朝称制的章献太后却讲究尊卑，说：“弟可先兄乎？”遂改宋庠为第一，宋祁则一下子降了九名，为第十（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五）。不过状元还是不脱宋家门，兄弟友爱，做弟弟的自不会心存芥蒂。何况宋庠乡试、省试（即礼部试）均为第一，精金百炼，定为状元也是实至名归。
至于进士的籍贯问题，甚至还引发了明太祖朝的一桩惨案：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学士刘三吾等为考官，取五十二人，其中没有一个中原、西北之人。三月殿试，以闽县陈䢿为状元，北方举子都哄吵起来了。朱元璋见所取皆南方人，产生怀疑，命儒臣再考，于下第卷中择优录取。侍读张信等受命，每人各阅十卷，结果却以烂文奏进。皇帝更加发怒，于是另取六十一人殿试，再试策问，以山东韩克忠为首，这次录取的都是北方和四川人士。诏谪刘三吾戍边，其余试官和原定状元陈䢿皆凌迟于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五）。谁料到中了状元，反而会丢了性命呢？
在清乾隆朝，也有因籍贯问题调换状元的事，却是波澜不惊地解决了，只是当事人或感委屈或感幸运而已：
据学者赵翼自述，他考试前已担任军机处中书之职，因为前科鼎甲（一甲三名）都是军机处人员，人们已经议论纷纷。这回几位主考又是军机处的长官，生怕取了赵翼会引起徇私之疑，于是决定把他录取在十名开外。赵心有不甘，知道主考认识自己的笔迹和文风，于是都加改换。结果赵翼的卷子众考官加圈最多，便定为第一。眼看就要大魁天下了，谁知皇帝阅卷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而第三卷王杰，则是陕西人。于是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回报说没有，皇帝即以两卷互易，以王为状元，赵为探花。第二天，对诸臣说：“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
还有皇帝考验举子是否诚实来决定状元的例子：
顺治十五年，孙承恩赴进士试，其弟孙旸在前一年陷入科场案，被判充军。唱名前一夕，皇帝阅孙承恩卷，大为称赏，拆卷见其籍贯，疑与孙旸是一家人，派学士王熙疾驰至承恩寓所面询。对他说：“今日升天沉渊，取决于你一句话，怎样回奏？”承恩思索良久，慨然说：“祸福是命，不可以欺君卖弟。”王熙叹息，上马后，又说：“后悔吗？”承恩说：“虽死无悔！”王熙即疾驰而去。皇帝秉烛以待，得奏，喜其诚实不欺，遂定为一甲第一（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三）。
更有得了状元却被人诬告差点失去的例子：
嘉庆十四年殿试后两月，给事中花杰弹劾大学士戴衢亨营私舞弊，其中提到状元洪莹与戴交结情密，故援引为一甲一名。皇帝特派满洲军机章京将洪莹带到上书房，令其默写试策。经核对，与原卷相符，皇帝不由得赞赏备至，并以洪莹横遭诬陷，赏纱二件。而花杰所劾戴其他事情，经查均属子虚乌有，遂交有司议罪（同上卷十二）。要是洪记性不好默写错了，褫去状元，岂不冤乎枉哉！
状元头衔的得失，虽如上述，并不全凭真才实学，但进士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的，大致三年一次，名额只有二三百人。能获一第的都已是今人所谓的“学霸”了，而状元是“三百人中第一仙”，更是“学霸”中的“学霸”，智商超群、文才优异还是不可否认的，其中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大书法家柳公权，宋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陈亮、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的大才子和大学者杨慎，清代的两代帝师翁同龢、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等就都是状元中的佼佼者，他们考取进士第一堪称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