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陪我回家”——我与编辑（二）
胡其鼎先生曾经对我说，“从来都是作者找编辑”。我听了不大以为然，因为那时候许多编辑在找译者。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就经常来北京。他好像主要去社科院外文所，但也找过我，动员我翻译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每次都说，翻译《白鲸》会使我流芳百世。我觉得这样的游说有些可笑，但我每次拒绝时都跟他说老实话：我驾驭不了麦尔维尔的文字和他叙述宏大场面时的气魄。刘先生还编了一份杂志《出版广角》，好像有不少关于出版理念的讨论，影响颇大。我也得到一份，可惜现在想不起来任何具体内容，只记得我当时觉得他是个有很多计划和想法的人。
1983年，系里派我去南京参加由译林杂志负责的外国文学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全国性的会议，心情颇为激动，也确实在会上听到不少过去知其名而不识其人的大学者的报告。然而，我还参加了一个当时觉得很可笑后来发现很重要的讨论会，议题是《译林》杂志是否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大意如此，我记不清楚原话了）。说老实话，我那时候专注于补充自己欠缺的知识，一心阅读美国文学，对外界事物毫不关心，不知道《译林》杂志创刊于1979年，而且已经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杂志，连我哥哥都已经订阅了好几年了。我听着小组会里众口一致地肯定它是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杂志，不禁大为佩服杂志主编李景端先生。1979年，“文革”才结束三年，人们的思想还深受八个样板戏等讴歌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李先生却已预测到广大读者不会永远满足于描写“高大全”的故事，果断推出与大众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不同、以流畅易懂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让读者产生快乐情绪的外国通俗作品。不能不说，李景端很有远见卓识，是敢于吃螃蟹的勇士。当年，人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跟国际接轨”，李先生在创办以“翻译外国通俗文学为主”的杂志方面是个跟国际接轨的先行者。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介绍外国通俗读物。在他和译林出版社站稳脚跟，闯出牌子后，他们开始推出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其他外国名家的作品。
译林出版社的编辑们的国际意识体现在他们积极支持《外国文学动态》的出版和发行，也体现在他们密切注意国外的优秀作品。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换了总编辑，有一天，这位总编辑通知我，他们准备放弃《雷格泰姆音乐》和《紫颜色》，不想买版权了。我有点吃惊，因为当时《纽约时报》的《书评周刊》或其他报刊的评论文章，普遍认为这两本书从思想到手法技巧都是很出色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两位作者都进入了大学课堂，这在美国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文学的重要标准。艾丽斯·沃克更是在“美国当代文学”“妇女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的课程中都一定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只是个译者，没有权力为出版社做决定的。就在这个时候，译林的编辑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让他们来出版。我觉得译林的编辑很有眼光，便在他们买版权时找到沃克，请她为译林版写了一个序言。还有一次，在译林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们的编辑感叹福克纳很难懂，一般读者可能无法欣赏，我随口说了一句，他的短篇小说并不难懂，但主题和他的长篇小说是一致的。开完会，我回家不久就接到当时的总编辑章祖德先生的电话，希望我为他们编一本《福克纳短篇小说集》。
有一年，我去译林开会，发现我被安排到青年组。我很意外，因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似乎不属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行列。但王理行告诉我，那是特意安排的。我自我解嘲，这是从我从事翻译的“译龄”考虑的。不过，跟年轻人在一起也颇有好处，他们的大胆和坦率，常常让我吃惊，他们的雄心和追求也让我佩服。我不是一个善于跟人交往的人，但参加那个青年组让我跟王理行一度成了几乎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我其实不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总觉得我是个教师，教好书就是我的任务。翻译只能在业余做一点，得点稿费，贴补一点生活。至于写文章，好像有点太费时间和精力。但在83年那次会议后，他们不仅送我杂志，还再三要求我写点文章。盛情难却之下，我写了几篇，似乎还得到了一些好评。其实，我没有为译林翻译多少作品，倒是译林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
1986年，我又有机会去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福克纳。我旁听了关于福克纳的专题课，去图书馆看他的手稿，阅读他的著作，越来越觉得他非常值得翻译成中文，推荐给中国读者。尽管当时已经有文联出版公司的《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和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回国后就找李文俊商量，我们应该找出版社出版一套福克纳文集。寻找出版社的过程让我终于明白，编辑找著译者多半能把事办成，而著译者找编辑，能否成功要看运气。
我们首先找的是刘硕良先生。没想到他拒绝出文集，只要求李文俊为漓江出版社翻译一本福克纳的著作。原来他早就有计划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但需要出色的译者。老李正好是他心目中的优秀翻译家。也许因为他没有限定字数，李文俊翻译了《我弥留之际》，还让王义国翻译《没有被征服的》，让我翻译《福克纳生平大事记》，还请张子清翻译了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演说。我很佩服李文俊在一本书里塞进了那么多的内容，既有作品又有提供研究的参考资料，但我更佩服刘硕良的目光和魄力。他了解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来龙去脉以后，果断地把获奖作家系列做成品牌。至今，这个系列依然长销不衰。
我们又在几个出版社碰壁后，找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并且在那里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如果说，译林出版社是青年人的世界，那译文出版社就是中年人的天下。他们的许多编辑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都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的知识和修养，也懂得如何做研究和进行翻译。“文革”结束不久，他们就创办了《外国文艺》杂志，主要介绍外国现当代有代表性的文艺流派及其作家的代表作，反映外国文艺的思潮与动态。在我看来，他们颇想跟北京的《世界文学》平分秋色。我记得我坐在主编汤永宽的办公室听他讲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和他如何用诗体形式进行翻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觉得译文出版社的中年人好像特别团结，互相都很照顾。叶麟鎏先生到北京总是跟骆兆添先生一起来。骆先生是社长，叶先生是总编辑。骆先生不爱说话，叶先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骆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听着，陪着，让叶先生聊得尽兴。我还发现开完会聚餐时，吴劳先生常常要迟到二十多分钟才在杨心慈的陪同下露面。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秉性率直，对一些他不赞同的话会立即反驳，不顾说话对象，过去曾经因言获罪，被错划成右派。杨心慈陪他迟到，就是要错过领导致词一类的场面活动，避免吴先生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我很感慨，因为我知道有人为了保护自己，抛有问题的人的档案。我想，有这样好的领导，大家一定会在工作中竭尽全力的。
我跟叶麟鎏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们1987年初次见面回家时在同一个车站坐同一辆公交车，又在同一站下车，一起朝静安寺那个大庙方向走。在走到庙弄时，他忽然对我说，“你不必陪我回家”。我对他的话觉得很奇怪，就告诉他，我没有要陪他回家，我回家必须穿过这条庙弄的。我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他说他在很多年前曾经去过那条弄堂，找过一个住在三楼的陶先生。我说，那就是我父亲。我问他为什么找我父亲，他说，那总是因为稿子的事情，只去了一次，说明约稿没有成功，但详细情形他已经不记得了。我猜，那恐怕是50年代反右运动时期。父亲在58年被补划成右派，他译好的书不能出版，有些约好的翻译项目也被取消了。我回家告诉母亲叶先生曾经到过我们家找过父亲谈稿子的事情，母亲很激动，嘱咐我好好尊重叶先生，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愿意承认他认识我父亲。
叶先生是个很坦率的人，他自己告诉我他犯过“错误”。1950年后他好像参加了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了北方，他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就自作主张回了上海，因此成了“逃兵”。为了不牵连下一代，他和太太决定不要孩子。我听了，大为佩服干老师。我以为我母亲为父亲做了很多牺牲，没有想到干老师为了保护丈夫，竟然放弃生儿育女的权利！
叶麟鎏在当总编辑期间，想了很多办法，自己翻译也动员大家合作，和陈良廷先生等人一起重新翻译了米契尔的《乱世佳人》，如今被认为是各种译本中最出色的。他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和凯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马 灰色骑士》都得到了好评。
杨心慈告诉我，叶先生还是个书法家和收藏家。我没有看过他的收藏，但干老师在他住院时告诉我，她卖掉了一幅他们收藏的画，让他可以在医院里住得好一些也吃得好一些。我不懂书法，因此对他的书法作品也无法评论。但我跟他谈起我小时候写毛笔字的“痛苦经历”，母亲在小字簿里为我写了我的名字，让我模仿。当年大家写的是繁体字，“洁”写作“潔”，我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把我的姓名写在一个格子里，“陶”要占左右两格，而“潔”不但要占左右两格还要上下三格。我不能想象他如何把那么多笔画的名字都规规矩矩地写在一个小楷格子里。他听了哈哈大笑，送了我一幅他写的字。
老叶很喜欢喝酒和谈“吃”，他是个美食家，而我一直吃食堂，跟他谈不到一起。只是有一次他来北京，我的一个同事刚好跟我谈起北大南门外新开张的中关村大酒店，我就请他去那里吃了他们新推出的一个菜，我忘了菜名，只记得里面的主要成分叫“飞龙”，似乎是东北一种野鸡的名字。他大为赞赏，后来还提过几次。然而，我一直到他住进医院才知道他有糖尿病。他对病痛很不在乎，结果出了大问题。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他时，看着他艰难地翕动着嘴唇却说不出一个字，深感命运之不公，健康之重要。回想1987年，他代表译文出版社同意出版福克纳文集，我们畅谈福克纳的情景，真的犹如隔世。
那年，李文俊已经翻译了《喧哗与骚动》，又答应翻译《押沙龙》和《去吧，摩西》。我接受了《圣殿》和《坟墓的闯入者》。我们签了合同，从此开始了在国内介绍福克纳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