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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出生的法国和捷克存在主义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7月11日下午在巴黎第七区一条小巷尽头的公寓内去世，享耆寿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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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将首先通过重新阅读他的作品来缅怀他。”位于捷克布尔诺市的摩拉维亚省立图书馆馆长托马什·库比切克告诉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作家，是欧洲小说发展的典范。他不仅再现了过去，而且展示出小说仍然有很多创造的可能性。”

摩省图新辟的昆德拉藏书室于今年4月1日他94岁生日当天开放，展示的是从巴黎昆家公寓运来的近3000册、数十种语言的昆德拉藏书。

里昂第二大学教授马蒂娜·布瓦耶-魏因曼（Martine Boy⁃er-Weinmann）在为法国《世界报》撰写的长篇悼文里说，就昆德拉赋予小说艺术的全部意义而言，他是“小说家”，而不是“作家”。他把小说视为一种全面知识的工具——美学的而非理论的。

“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写道，“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引余中先译文）

布瓦耶-魏因曼指出，昆德位从未停止表达他对“世界文学”全部传统——从塞万提斯到卡洛斯·富恩特斯，从歌德到狄德罗，从卡夫卡到穆西尔——的珍视。他是一位“法国”小说家。这既是他个人的决定，也出于他对这个欢迎移民的国家、这个在1981年给予他公民身份的国家一种选择性的亲近。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经过与20世纪悲惨历史所注定的艰苦斗争，才攻克了自己的“第二母语”。

“他的人生命运是我国20世纪动荡历史的象征。”捷克共和国总统彼得·帕维尔说，“昆德拉的遗产将在他的作品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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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定居法国。”——这是昆德拉想在自己书里保留的唯一的生平介绍。

“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这是福楼拜的话，昆德拉奉为准绳。

“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他小说的房子。”（引董强译文）——这是他对福楼拜精神的升华。

但这不是他从1984年起从公共生活里消失的全部原因。

昆德拉是1929年4月1日在南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出生的。那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他后来说这个日期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家乡读完高中后，他前往布拉格的查理大学求学，19岁就加入了捷共。

中华读书报曾在2020年刊发长文，介绍捷美作家扬·诺瓦克（Jan Novák）出版的900页传记《昆德拉：捷克生活与时代》（Kundera:Cesky zivot a doba）。书中说，昆德拉声称自己被大学开除了，可他没有；他说他在矿区从事过体力劳动，可他没有；他说直到1967年《玩笑》出版前，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都默默无闻，可他在1963年就成了国家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之一，1967年还作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由于根据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写出了叙事体抒情长诗《最后的五月》，他早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明星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的政治转折促成了昆德拉创作和生活的转折。1975年移民法国以后，昆德拉开始有意识地变造历史，抹掉他在祖国堪称辉煌的功绩。

1979年，他失去了国籍，1981年获得法国国籍，2019年重获捷克国籍。他在法国政界和文化界有很多恩人，却从不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甚至从七星文库版《玩笑》里删除了左翼诗人阿拉贡那篇政治色彩过强的序言。在祖国的时候，他就拒绝迎合西方的期待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在《被背叛的遗嘱》里，他用一段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您是共产主义者吗？ 昆德拉先生？ -不是，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不是，我是小说家。-您是左翼还是右翼？ -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

昆德拉自称“疯狂地爱上了法语”。他基本掌握法语大约用了十年。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在用捷语写《不朽》的同时，又用法语写文论和随笔，并用法语重写其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而且从1985年开始，他用两三年时间，修订他捷克语原作的法语译本，而后宣布，其作品的法译本与原作同等可靠，“甚至比原作更忠实于原作”。最终，到法国20年后，他完全改以法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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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评论界并未对昆德拉网开一面。他与文坛的关系开始恶化，接二连三地与老朋友分道扬镳。

和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中华读书报今年5月刊登了他的讣闻）的正式绝交起因于苏玳酒事件：索莱尔斯带了一瓶绪第罗酒庄的苏玳好酒到昆家赴宴，但昆德拉的妻子薇拉用作灵摆的吊坠儿在酒瓶上方发狂般地摆动，表明送酒的人已不被主人喜爱和信任。索莱尔斯于是把酒倒进了厨房的水池。不久，他在报纸上用“索然无味”评价昆德拉的新作《身份》，后者则从七星文库版《被背叛的遗嘱》里删除了对索莱尔斯的一切赞美。

删改旧作、不予出版或延迟出版是昆德拉的武器，正像他把自我消失当作武器一样。他长期拒绝在祖国再版他的捷克文旧作或翻译他的法语新作。而出于对法国文化界的愤怒，后来的《无知》和《庆祝无意义》都是先在国外出版很久后才在法国上市。

他牢牢掌控自己的作品，不仅拒绝重刊早期的诗歌和剧本，还规定其捷克语作品的法语译本才是其他外语译本的底本，由此留下16部传世作品，译入了包括汉语在内的80余种语言。

1987年，韩少功和韩刚由迈克尔·亨利·海姆英译本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收入“作家参考丛书”，在中国出版。昆德拉的故事和汉语译本里的“媚俗”一词影响巨大。

2011年，一向难得收入在世作家的七星文库出版了两卷本昆德拉作品集，内含捷语作品七部：《玩笑》（1967）、《好笑的爱》（1969）、《生活在别处》（1973）、《告别圆舞曲》（1976）、《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和《不朽》（1990），以及法语作品八部：《雅克和他的主人》（1981）、《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3）、《慢》（1995）、《身份》（1997）、《无知》（2003）、《帷幕》（2005）和《邂逅》（2009）。

2013年以意大利文译本首先出版的《无意义欢庆》是昆德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昆德拉的汉语译本后来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包括许钧从法译本重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021年，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在采访法国《世界报》记者和昆德拉的传记作者阿里亚娜·舍曼（Ariane Chemin）时专门问她，如何解释昆德拉在中国的成功。

“这非常神秘。首先，我认为米兰·昆德拉有个策略。他曾告诉朋友克里斯蒂安·萨尔蒙：‘你知道的，克里斯蒂安，作家的人生有一半都是策略。’”舍曼说，“或者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中国不熟悉的西方世界的故事吗？ 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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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昆德拉曾以结发妻奥尔加·哈索娃（中华读书报去年12月刊登了她的讣闻）和岳母索尼娅为原型，写出戏剧处女作《钥匙的主人》，描写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年轻的捷共地下党员与岳父岳母同住，妻子漂亮但肤浅，一心要做芭蕾舞演员。就在全家因为谁才是家门钥匙的主人争执不休时，丈夫的战友和旧情人薇拉不期而至。邻居发现薇拉可疑，欲向反动当局告密。丈夫打死了他，与薇拉双双逃离。

《钥匙的主人》和昆德拉的小说处女作《玩笑》都出现了告密者。很多年后，当解密的警方档案显示昆德拉年轻时曾告发同学时，一些捷克评论家将这两部作品视为作家对自己的道德审判。昆德拉后来埋葬了本人的过去，一并封存了这个剧本，再也不准它上演和出版了。

与演员哈索娃的婚姻只持续了几年。昆德拉后来再娶电台播音员薇拉·赫拉班科娃。

在巴黎，昆德拉夫妇住在

第七区的雷卡米耶巷八号——如果这不是精心伪装的通信地址的话。他曾从这里致信龚古尔学院，要求对方不要用龚古尔奖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也曾从这里把亲笔手绘的、涂鸦风格的图画寄给摩洛哥和法国青年作家莱拉·苏莱曼尼（Leïla Slimani）。

不过，多次有人在第六区的寻找正午巷看到米兰和薇拉手挽着手，在街头漫步。

81岁的捷克作家卡雷尔·赫维日贾拉（Karel Hvízdala）日前告诉捷克电视台，他去年11月见过病重的昆德拉。

“我记得在他家里的病床上，他只有一本书——加缪的《鼠疫》。”他说。

就在几年前，昆德拉夫妇还曾计划返回捷克定居。但诺瓦克的那本传记改变了一切。书中用多份书证和人证交叉证明了昆德拉确曾在1950年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导致后者获判22年重刑。

老夫老妻的家园终究无法安放。舍曼说，捷克诗人维克托·迪克的一首诗每每让薇拉难以释怀，仿佛祖国在向她宣告：“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如果你离我而去，你会终老他乡。”（引王东亮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