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勘文本，还是重建批评？ ——“重勘现象级文本”随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等学术思潮，从不同侧面进入正在成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评价，构成了对当代文学史的补充与修正。
2022年起，何平在《小说评论》主持开设“重勘现象级文本”栏目，至今已对改革开放40余年间几十部现象级文本展开重勘，并且引发了学界相当的关注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文学的重读、重返、再解读等实践已不新鲜。“重勘”跟重读、重返有何关联又有何区别？“重勘”为我们时代的学术提供了哪些崭新的探索和启示？
一
一个学术行动能否成为潮流，关键在于是否切中时代最内在的文化痛点，使学术实践与文化转型形成共振
“重勘”究竟是在学院知识生产惯性中、在以往学术延长线上的创新，还是“重勘”构成了对当代性“严重的时刻”的质询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重勘关联着重读和重返（杨辉）；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重勘比重返更有难度（黄平），重返是还原，重勘则需要发明新的语言去创造、寻找和阐释（杨晓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有的侧重于“重勘”的学术史维度，有的则侧重“重勘”作为一种方法的可能性维度。两个方面分别对应于“为何重勘”和“如何重勘”，都值得探讨。
从当代文学学术史来看，“重勘现象级文本”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等重要的学术潮流关联在一起。虽然从目前看，“重勘”的实际影响力尚不能跟“重写”“再解读”和“重返”等学术潮流相提并论。但是，这只是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则未必。一个学术行动能否成为潮流，关键在于是否切中时代最内在的文化痛点，使学术实践与文化转型形成共振。事实上，论“重写”“再读”“重返”诸潮流，各自的学术立场和方法颇多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们都深刻地跟时代的文化结构关联在一起，构成了对时代文化危机或学术困境的诊断和探寻。因此，三者分别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之一。
狭义的“重写文学史”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文化》杂志上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经典文本重读活动，何以如今被视为8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实践？因为它意识到时代和文化必须有所改变。每一个时代“逆袭”的秘密就藏在转型中。不能预判转型者，只能跟在已成的潮流后面。放眼望去，乾坤已定，井井有条，规矩多于可能。预判并推动转型者，最初势必面临边缘者的压力。可是与时间站在一起，当大河拐大弯，时代和文化转型尘埃落定之后，当初的边缘便成了新的主流。“重写文学史”否定的是以庸俗社会学和僵硬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史书写，它重新召唤的“审美”“启蒙”“人的文学”其实是80年代文学重要的议题。所以，“重写文学史”既不是顺流而下，也并非凭空而来。它因应时势而有所开拓，它所秉持的文学立场其实是水到渠成，但它喊出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却有石破天惊的气概。这是它被历史所记取的重要的秘密之一。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再解读”，率先对耽于“审美”和“纯文学”的内部研究作出反思。“再解读”不是一般意义的重读，而是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创新。它是以新兴文化理论介入文本，借以重新解释历史的探索。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年出版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研究方法引发了一股“再解读”潮流。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它先行一步地预判了“纯文学”研究的困境。
2006年前后，程光炜和李杨共同倡导“重返八十年代”，将“历史化”的方法再往前推进一步，也成为影响深远的学术实践。
那么，今天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呢？它能否又如何才能成为现象级的学术方案？我想，关键在于，它在为何“重勘”、如何“重勘”等问题上设定的出发点和目标。“重勘现象级文本”，无疑是非常出色的聚焦对象，但重勘的问题意识何在？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文本的新路径？是为了理解经典的建构过程？是为了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这些问题意识都不无价值。然而，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最决定“重勘现象级文本”自身能否成为“现象级文本”的是，能否借“重勘”而直面当下文学和人类最内在的危机？换言之，“重勘”究竟是在学院知识生产惯性中、在以往学术延长线上的创新，还是“重勘”构成了对当代性“严重的时刻”的质询？
二
“重勘”意味着在倾斜的、错动的文学场中，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学”如何成为“现象”；或者说通过不同的“现象级”去反观当代的“文学”观念如何消长和生成
对于“重勘现象级文本”，何平有着深入的思考，或者说已有相当自觉的方法论。包括：
首先，在社会史视野下读文本。何平说：“重勘现象级文本意味着回到文本发生的第一历史现场，重勘现象级文本诸种力量（权力）作用的文学场域。”文学社会学方法的重新归来以及社会史视野的重置，是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中非常突出的现象。与以往文学分析中庸俗社会学的刻板运用不同，这一波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崛起力图有效地从文本踪迹中辨认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性信息。强调考察历史现场，考察文学场域，考察诸多话语力量如何参与现象级文本的生成，意味着“重勘现象级文本”的设计者，充分融合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
其次，在“长时段”的文学史视野中观察和反思。在何平看来：“长时段既是将某一时代的现象级文本成为文学史的现象级文本，也包括文本在长时段的流动和旅行。正是文本流动和旅行的客观存在，有的文本的现象级是慢慢显现并且持续不断，比如路遥的《人生》；有的文本的现象级只存在文本发表之后很短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被淹没和遗忘。”很多文本在时间中流动和浮沉，有的从“现象”级别殒没而销声匿迹，有的则在“沉默”中顽强地成为现象。“长时段”代表着时间的客观性，也代表着“历史的”方法论。
此外，雅俗消融、文类越界与“文学性”的重勘。何平指出，“文学与连环画、广播、电影、电视、话剧等的跨越边界、相互联动推进现象级文本的影响力是现象级文本生成的重要动力”。他留意到90年代的“现象级文本”在“向公共生活拓殖、文学参与公共事件的能力则持续走低”；“今天以IP开发为中心的新传媒时代审美产品制造，有时候作为脚本的文学反而不如文学的衍生物有影响力”。这种在错动的文学场中理解“文学”的思维是很有启发的。
关于“文学”是什么，有两种主要的思路。一种是从经典作品中预制出“文学”的模具，以之为标准去要求和浇铸当代和未来的作品；另一种则从当下现实的“文学”样式中，来理解文学的全部可能性。这两种思路可能都是不完整的。前者用最高可能性取消现实性，后者则用现实性取消了可能性和理想性。前者在坚持理想标准的时候，忘记了文学是时代中的文学，文学是动态行进中的文学；后者在面对时代和现实的时候，不再相信文学具有更高的、更好的、更理想的可能性。
用“现象级文本”来取代“经典文本”这个概念，意味着何平对那种静态的、理想的文学标准的不满，但并不意味着是彻底的放弃和否认。于是，“重勘”便在倾斜的、错动的文学场中，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学”如何成为“现象”；或者说通过不同的“现象级”去反观当代的“文学”观念如何消长和生成。
“重勘现象级文本”是由诸多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工程，不同重勘者对“重勘”的方法各有理解，各有侧重。整体上延续了设计者的意图，以“现象级文本”为研究界面，挖掘了当代文学的诸多内部景观。
三
以学术的方式做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遂有学理性批评。反过来，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做学术，也应成为一种探索方向。以真正的批评拯救僵化的学术，正当其时。
重勘文本，还是重建批评？这是个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批评被视为低于学术的一个工种，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背景下，以学术匡正批评成了一种潮流。事实上，既不应认为批评低于学术，也不应将学术和批评对立起来。学术研究和当代批评方法各有不同，但真正有活力的学术和批评却是相通的，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创造性。学术更重史料、考证、方法和规范，批评更自由活泼、随心适性。因此，学术更具严谨客观的工作程序，也更易流于按部就班的知识生产；批评更能面对当代创造思想，也更容易堕落为无难度、无门槛的口水文，甚至于无逻辑、无操守的恶俗文、反智文等。真正的学术和批评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携手同行。
近年来，以学术的方式做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遂有学理性批评。反过来，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做学术，也应成为一种探索方向。以真正的批评拯救僵化的学术，正当其时。“重勘现象级文本”还在途中。假如沿着当代学术“历史化”的路径，它会成为又一个引人瞩目的学术个案。与此同时，重勘文本的研究路径，是否也可能重建文学批评？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