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学》2023年第3期｜舒辉波：柔软的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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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接触时的喜欢、欣赏到最后懂得——至少是部分懂得——是通过阅读杨遥的小说获得的。每次想到杨遥，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一本小说集《柔软的佛光》，所以当杨遥要我写一篇有关他的印象的文章，我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柔软的佛光》，我实在找不到比这更能准确概括我对他的印象的题目。他敦厚，纯良，给我的第一印象甚至木讷似一尊安静的石佛，但认识了解之后，才能感受到他深藏的学识和智慧。
杨遥虽是北方人，但他是温柔而诗意的，有一颗柔软而慈悲的心。
我和杨遥同时于2018年考入由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开学不久，他被选为班长。当杨遥当选为班长的时候，我心里浮现了这样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怎么选了这样一位班长？”不过，当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言完毕，鼓掌最热烈的人却也是我。他没有讲这种场合中我常常听到的套话和空话，也没有意气风发地讲大话，甚至语言都那么朴实，但是，字字入心，字字都让我深以为然。我在他那平实的话语里，发现了他安排词句的深厚功力，更重要的是，我在他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和思考，一个写作者的真诚和自知。
坐在下面，我想，如果换作我，我能比他讲得更好吗？不用说写这么好的讲稿，单是在台上做到自然得体，我恐怕都不行。有时，我未必希望自己成为台上拥有话语权的那个人，但是却又喜欢在下面审视和评价，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自以为是常常让我觉得羞愧。我很庆幸自己立即就喜欢上了杨遥，并且特别感谢杨遥，在这样短暂的同学时光中，我从他身上学会了那么多，让自己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渐渐来到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努力做一个宽阔、自省和慈悲的人。想一想，好多都是杨遥教会我的啊。
因为我是学习委员，他是班长，开学初是有不少班级事务需要和他商量，我发现他特别有主见，待人接物得体大方而有分寸。渐渐地，很多哪怕本应该由我来做的事情，我也会征求他的建议，对于许多琐屑小事，他也很少计较，自然而然地就肩负起来，于是，很多时候我特别依赖他。那时候，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班级氛围融洽，涉及集体的事情，大家也都抢着做，其实并不存在那么多需要班干部去处理的集体工作，但是，我还是喜欢围着杨遥，因为我已经发现了他身上的富矿——他几乎什么书都读过，社会经验也非常丰富，仿佛任何问题在他那里都能得到答案。其实，不光是我，班上的同学也都喜欢围着他，喊着“班长”，问这问那，他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中心。
其实“班长”叫来叫去的，倒不是为了强调他的班干部身份，更像是同学们对他的昵称。他不笑的时候，倒的确有几分干部的模样，但是，他一笑，身份立刻转换了，那笑容里的天真、调皮和狡黠，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近、充满智慧的人。如果他再开口讲话，那浓郁的山西口音和特有的上扬腔调，让人禁不住上前揽住他的肩，一起往小酒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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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起前往小酒馆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更多的是起早从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挤地铁，从积水潭地铁口出来骑共享单车前往北师大。明亮的晨光中，刚洒过水的马路波光闪闪，我们骑在自行车上仿若神采飞扬的少年，前呼后应。我们又在寒星闪烁的冬夜，告别仪态从容、语调婉转的老师，告别古旧温暖的教室，告别梧桐树上栖息的大群乌鸦，走到铁狮子坟站，坐22路或88路公交车到平安里，转地铁六号线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路上，我们——杨遥、林东涵、超侠、韩文友仍在文学的星空中漫游，我们在“哐哐”的地铁的行进声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缝插针地讨论、争辩。我们要在一年的时间里，修完研究生所有课程，除此之外还要到位于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听青年作家高研班的讲座。很辛苦，但是，也真的很享受。
遇到没有课或者周末的日子，我们在食堂碰头了，一问才知道，杨遥已经写了两个多小时的小说了。
“那你是几点钟起床的？”
“五点半。”
“你每天都这样吗？”
杨遥点了点头，他肯定觉得我有点大惊小怪。而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睡得够啊？
后来，就习以为常了。杨遥当然是五点半起床写作啊，他从来如此，他自己也习以为常。
后来才知道，上学期的政治期末考试安排在上午，他仍然是五点半起床写作，写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才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考试。我做不到，即便是偶尔起早，也是抱着政治笔记在考前临时抱佛脚。
优秀的人见得多了，就会懂得，他们之所以如此优秀一定是有道理的。从杨遥的开学发言开始，到他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往，他其实一直是以其“风范”在影响着我的，我从他的“风范”看到了他的性情，看到了这背后的意志和风骨！这也是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从这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在呈现此刻“风范”之前和背后一直以来的努力！
有些我是学得会的，有些我是学不会的。比如说五点多起床写作，我就做不到，后来，我原谅了自己，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方式，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成了我。
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杨遥真是非常努力，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但不等于说他就只读书和写作，就像他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如石佛般木讷，那其实也是大智若愚，熟悉之后就能了解他的天真可爱和幽默智慧。我喜欢丰富的人，就像我喜欢读丰富多义的文章一样。冬天某日，杨遥突然跟我们讲他买了吴虹飞演唱会的票，虽然对歌手一无所知，但周末没有什么事情，并且票价才100元，我和曾剑也一起买了票，要和班长一起去看演唱会。
演唱会在某个胡同的四合院酒吧里，我们去得早，边喝啤酒边等演唱会开始。
“她才华横溢，曾经是一个那么骄傲的人……”
“谁？”
酒吧里放着音乐，说话不太容易听得清。
杨遥环视了一下即将开演唱会的屋子，我明白了他在说什么。我也打量了一下屋子，最多容得下七八十人，最终，买了票来听演唱会的应该不超过四十人。
“吴虹飞！”
我已经从兜里取出票了，没错，杨遥说的这个人是吴虹飞。
“你和她很熟吗？”
“知道一点儿……”
我百度了一下。吴虹飞，歌手，作家，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幸福大街主唱，曾任《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时期记者。
我想，谁也不会把失败写进自己的简历，杨遥大概从吴虹飞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北漂光鲜背后命运的无常和奋斗的艰难——演唱会后，杨遥鼓足勇气跟吴虹飞合影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没有被写进简历的，已然刻在了她的脸上。正是这，打动了杨遥。
那晚的演唱会观众虽然不多，但是氛围很好，吴虹飞带来了侗族大歌歌队，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些带着神性的侗族大歌。后来读杨遥的小说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初看是那种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朴实无华的文字，平白无奇，但冷不防一个激灵——真好啊，他居然这样写。侗族大歌也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人就灵魂出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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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遥对于吴虹飞的理解不是偶然，他一贯如此。他能理解，能懂得很多人，尤其是弱者，不管是歌手、作家、农民，还是贩夫走卒。他曾经多次跟我讲，如果不赶时间，他特别喜欢乘坐绿皮火车。
从来不缺课的杨遥，居然也请了一次假回山西开会，回来之后，同学们都在恭喜他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平时总一起上下学，吃完饭之后，也会一起到鲁院对面的树林子散步，他可是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过，回来也没有怎么提当选过程，让他眉飞色舞的反倒是：“这次，我坐了绿皮火车。”
“我记得先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有的老乡还挑着小猪娃，也有抱着一只小羊羔的……”杨遥的回忆和叙说里，满含深情，“坐在他们中间，我觉得安适。看着他们提着油漆桶，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声地讲话，真美。”
杨遥对那些和我们父辈一样艰难生活的农民有着深深的理解。是理解，不是同情。我总觉得同情有点自上而下的意味。这在他的文章里，也能感受到。他写的那些小人物，都不容易，平实真切，让人动容。其实，在写作技巧上，我们大部分作家都有天赋，写多了，难以做到的是真切，是真诚，是真情实感。在写作中，把自己投放进去，赋予笔下的人物真生命，并不容易。读杨遥的小说，常常让我想到契诃夫，杨遥爱生养他的那片土地，爱土地上那些连生存都很艰难的人，这和契诃夫一样，也和沈从文一样。汪曾祺就曾说他的老师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
记得有一次读完他的短篇小说《雁门关》之后，我问他，小说写的就是你，对吧？那个梦想远方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忌惮官员，而又对朋友情深义重，对妻女深感歉疚的人，就是你，对吧？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是我觉得他如何回答根本就不重要，我相信他也理解我所说的，并不是这真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而是，他是在通过书写这么一个善良的小人物的努力、挣扎和无助，来书写自己。他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都真诚地散布在他的小说里，这是他的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
我们班有个叫超侠的作家，同学和老师都喜欢他，有他在，笑声会格外多，他总能讲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让人捧腹的话来。他高大健壮，常常穿着黑色的皮衣，背着黑色的背包，腰间还系着黑色的腰包，骑着摩托在京城风驰电掣。他虽然面容俊朗，可是，光着头，一米八的个子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还是很有压迫感。可是，有天晚上的课间，在阶梯教室的后面，他突然抱着我的肩头哭了。
当他把鼻涕眼泪抹在我肩头上的时候，我也没敢动。后来他扬起头来抹掉眼泪的时候，我才知道，是因为“金庸死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到了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和杨遥、王海雪、王玲儿、林东涵、曾剑一起去超侠远在京郊的家。我们转了好几趟车，快中午的时候才到。到了超侠家之后，王玲儿开始动手帮他收拾家务，我们七手八脚，清理了好大一堆垃圾。
回学校的时候，杨遥说：“要是有个人照顾他就好了。”我们帮他清理掉了好多过期食品，因为工作忙，大概也因为他是一个人。
“超侠看起来那么爽直快乐，仿佛没心没肺，其实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在北京这么多年，他其实好孤独！”杨遥说，“我们走了，他该怎么办啊？他又喜欢喝酒，摩托开得又快，多危险啊。要是有个人能够照顾他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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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遥所取得的成绩让我羡慕并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可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又常感到失落，我能感受到他的落寞。我忘了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和他一起坐地铁从十里堡前往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出了地铁，阳光灿烂，路边的夹竹桃开满了红的白的粉的紫的花。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那么努力，不过是跳脱了自己出身和生长的局限，来到了别人本来就站立的位置。”我知道杨遥比我好不了多少，也出生在农村，成长在一个为生存挣扎的家庭，我这么说没有安慰杨遥的意思，我觉得他远比我强大，无论是读的书还是经的事，都比我多。“这样回望和总结的自况，没有自怜，反倒欣慰，毕竟，总能感觉到自己始终在成长。”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感觉到了杨遥的共鸣，但是，又深感杨遥的成长更多曲折，他比我也更加勇敢。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到乡村小学教书，后来又来到县城教书，再后来又进入一家更好的单位。但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他也能果断辞职。那是1999年，杨遥从报纸上看到团中央正在召集青年志愿者，准备在世界防止荒漠化干旱日，即6月17日开始，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区的潮白河边植树，保护北京和天津的水源。这个消息让杨遥热血澎湃，就和同宿舍的朋友约好了同去，可是单位不准假，朋友放弃了去植树的计划，而杨遥辞了职，放弃了工作。
杨遥住在十多人的帐篷里，就着咸菜吃没有发酵的馒头，在大太阳下挖树坑，半个月后把手中的血泡磨成老茧，然后再两手空空地回家，重新肩起家庭的担子，寻找工作，在绝境中谋划未来。杨遥常常满怀深情地想念着他在丰宁的潮白河种下的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活着，长多高了。
杨遥在潮白河种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一脸迷茫的大三在读学生。即便现在，我能为了一件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辞去工作吗？尤其是在两手空空，辗转努力，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好单位之后？
杨遥的浪漫、赤诚和热血我有，但是我没有他为了理想而行动的勇敢和决绝。
2019年5月，离开北京的日子步步逼近，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常常带着啤酒和零食到鲁院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谈论文学和世界，我们也在这个时代里观照自己，然后在小河边唱歌。除了王玲儿、林东涵和王海雪的歌唱得好一点儿，其他人常常是一开口就跑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高声歌唱。只有杨遥不唱，他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抿一口啤酒，望一望月亮，若有所失。有一次我们唱《东方之珠》，唱完之后的短暂寂静中，他突然唱了一句，当然跟我一样跑调，但是，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歌声里的伤痛，仿佛是谁踩到了他的脚，他不得不疼痛地喊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