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赵彤找了好久，总算选中了这间公寓。

两年前，我俩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座城市，那会儿我们还不认识。据说这座城市会有一些就业机会，其实也不是。我们找工作很辛苦，但是找到工作后，感觉更加辛苦。好在分别找到工作后，我俩认识了，并且住到了一起。

我之前有过一位女友，因为她酗酒，就分手了。赵彤倒是不酗酒，可她喜欢撒谎。看来女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她喜欢清洁，经常在房间擦地板，洗衣服。我目前还十分爱她。将来。谁知道呢。

这间公寓处在市中心，虽然朝向不够好，见不到多少阳光，可是价格便宜。更重要的，与我俩之前租住的那个平房不同，这间公寓有智能马桶。嗯，之前我俩住的那个地方是蹲厕。

赵彤有时候坐在那里，玩手机，不过这没关系。那个马桶坐圈温热温热的，坐在上面，像是简陋的生活遇见了美好的日子，谁不喜欢多坐在那里一会儿呢？赵彤有时候在那里给她妈妈发短信，或者视频，也有时候在手机上逛淘宝，浏览一些商品。不过她很少买，更没有网上购物症。她更多的只是看。我说过，我们的经济很拮据。

我们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其实公寓也就三十几个平方。地面中央有一张床，靠窗那里有一张书桌，上面堆了几本平装书。没有沙发，放沙发的位置是一个方形茶几，我们平时在那儿吃饭。赵彤喜欢吃自己做的沙拉。就这样。对了，还有一条狗，是小巧的、白色的博美狗，我认识赵彤之前她就带在身边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很少远足。因为带着狗出门，实在是不方便。

有一天，赵彤从卫生间出来，跟我说：“周茂君，我实在是忍受你好久了。”

周茂君是我的名字。天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想的，当初给我起了这么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那时候，我正在翻几幅我新拍出来的摄影片子，我准备选几张贴在墙上。尽管墙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摄影了。

“怎么啦？”我问。

赵彤还是怒火冲冲，看来我不陪她一起走进卫生间不行。她指着马桶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每次小便完后，不能把马桶坐圈放下去吗？”

听好了，她是说要我把马桶坐圈放下去。可是，我为什么要把马桶坐圈放下去？我每次站着小解完毕，提上裤子，拉好拉链扣，系好裤带，然后去弯腰把马桶坐圈放平？这难道是一种什么仪式么？

可能是那天我真的心情不好。我忍不住反问：“你每次解手完毕，为什么不能把马桶坐圈立起来，害得我每次小解前，都得先伸手去扶起它？”

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也由于社会习俗的不同，女人是坐着小解，而男人是站着小解。女人坐着小解的时候，需要把马桶坐圈放下去，男人站着小解的时候，需要把马桶坐圈立起来。就这么简单。

到底使用完马桶，该放下去还是立起来，这事有没有一个公允的答案？

对女人来说，她如厕前，当然喜欢马桶圈是平放好了的，便于她直接坐上去。而立起来的马桶圈，也便于男人直接小解。

除了捍卫自我权利、从自我角度出发之外，这事有没有一个纯粹的客观公论？

我上网查了一下，“使用完马桶，坐圈应该放下去还是立起来？”竟然有几百万条争论。争论者当然只分两类人：男人和女人。

我和赵彤的争吵，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打从工厂辞职后，就感觉到了赵彤对我的疏远。

我在工厂上的是三班倒。或者是四班三运转。早班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中班是下午四点到夜间零点，夜班是夜间零点到次日早八点。每一个循环为八天，休两天。你们听起来很乱，其实我更乱。它打破了我的正常生活规律。要命的是，赵彤的工作时间也不规律，这直接导致我跟赵彤亲热的时间并不多，甚至变得罕见。

在工厂里，我开机床。我每天看到的就是旋转的机器，耳边是轰鸣的噪声，它们令你眩晕，甚至呕吐。有时候高温烤着你，你觉得裤带上的钥匙都是热的。我也讨厌那些同事，尤其那些坐办公室里的人，以及班组里习惯四处溜达、找你毛病的人，他们生就了一副病恹恹的面孔。我想再这样下去，我也会病的。

我跟赵彤说了我不想干了，我得辞职。“你辞职后做什么？”赵彤吃惊地问我，“再说你当初来到这个城市，不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吗？”当然，我记得。我投的各种应征简历像雪花一样多，我跑的各条小巷也像蛛网一般密集，我还托了许多朋友帮我，可是我不想干了。

“我也不想干了。”赵彤说，“可是我不干，我们就得分手了。”

“你这么想过？”我问。

“这不用想。我得养你。你他妈的。”赵彤说。

我想抽她。但是没有，我们接下来做爱。在那个凌乱但是洁净的床上，阳光根本照不见它。我们的房间有窗，平时却很难见到阳光照射，尤其夏天，可能是子午线夹角的关系，也可能是这座城市的建筑设计问题。好在夏天要阳光也没什么用。冬天会好些。我们在这里还没度过第一个冬天。

这样的时候，她经常穿着袜子。哪怕全身都脱光，也要穿袜子。她穿的又不是性感的丝袜，就是普通的睡眠短袜，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是橘色的，也有时候是带条格的。为什么要穿这个？她说她的脚怕凉，凉了很不舒服。嗯，我觉得这更多是一种心理记忆而不是生理问题，于是就问她，你的那些前男友习惯你这样吗。她变得十分生气。但那次，我还是强行把她的袜子给脱了，扔到一边。我们和好后，却怎么也找不见另一只。我想是她的博美狗，给叼到哪里去了吧。

我曾想，冬天来了的时候，我给赵彤买一双暖和一些的好皮鞋。但是这事也就是想想罢了，回头我就给忘记了。

我喜欢边走边摄影，现在很多人把它叫成街拍。辞职后，我没事就经常到处溜达，握着我那部二手的富士X100V，这东西的好处是小巧，便于携带，另外过片声音也不大，拍人物时不会引起对方格外反感。只不过价钱贵了一些，但还算可以承受。

再说，辞职后，我把养老保险断交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样我又能省出一点钱。

我什么都拍，没有专题。店铺密集的街市、菜市场、老胡同、工厂厂区、农村田园，甚至垃圾场，都是我随时光顾的地方。我的拍摄也不讲究什么传统审美，大多是一个歪曲的角度，或横截面，我觉得片段和局部比整体更真实，也更有力量。

我拍裸露的大地、毫不掩饰的建筑，以及女人的镜头多一些。我觉得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未知的联系，起码都是给你提供某种坦诚而安全的需要。裸露与安全，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令人着迷。

当然，我拍女人，大都是背影，或者是她们的下颏，洁白的、各种弧形的下颌，稍微连带局部嘴唇。再就是小腿。在强烈的阳光下或阴影里，她们小腿的后腘部形成的迷人的窝形，无不展示出时代的某些健康或低调。我有时候把这些照片挑选出来，发在自媒体上，在不涉及侵权的前提下，会接受一点打赏。也有一些杂志喜欢这些摄影，他们会给付我一些稿酬。但更多的，是我自己保存和欣赏，我像个生活的采集者，记录一些过程。这是我生命的需要。否则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总之，我觉得，我的一切还过得去。

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那天夜晚。

因为一个工友有事请假，而答应替他值班弄机床的同事突然有病，我辞职的那家工厂主任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替他们代一个夜班。他们熟悉我，再说我有开机床的经验和资质。这没问题。主任答应给我两倍的夜班费。

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去值班室那里签了字，然后下班回家。这时候已经是零点一刻了。

我吹着口哨走在路上。那天的路灯还真是明亮，也许是有月光，我忘记了。总之，道路上灯火通明，视线也不错。就在我接近我公寓附近时，在马路边，我看到我们公寓的保安站在那里，他的面前躺倒着一个人。一个男人。

我说：“怎么啦？”

“他看起来不很好。”保安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个保安是不是熟悉我。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人，穿着一件半棉的卫衣，因为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他头发微弯，衣服很洁净，看起来是个比我还小的年轻人。他躺在路边，头部伏在马路牙子上，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大声叫了他两下，他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蹲下去，丝毫闻不到酒味。

我和保安都不敢去碰他。说真的，这事我们都没有经验。

“赶紧打报警电话。”我低声说。我掏出了手机。

电话接通后，对方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出了地址和街道位置，我也说出了眼前的情况。我担心他是突发疾病，就在我将要这么表述的时候，我一直冷静地观察地上的那个人，我发现他动了一下。这明显不是突发心肌梗塞的症状，于是我对电话里说；“应该是喝多了，他醉得不省人事。”我也说出了我的担忧，天气很冷了，如果他这么在路边躺一宿，没准会冻死的。

“好，稍等。派人去。”电话就挂了。

过了大约十分钟，或者顶多十二分钟，一辆闪着警灯的车子无声地从远处夜间的街道开过来。车停下后，下来两位年轻警察，其中一个拎着黑色的包，包里是什么我不知道。

“你报的警？”一位瘦瘦的年轻警察问我。

我说是。

“你住在这里？”警察指着旁边的公寓楼。

“对，我下夜班回家。”

另一个警察戴一副近视眼镜，在我和他同伴对话的时候，他已经干练地蹲下去，从他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马上说：“是韩国人。”

这个年轻人兜里没有任何其他证件。除了那部手机。而且，警察在简单而快速地翻看他手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任何通讯联系人。只有一个今天打过的电话，名单是韩国字母。

警察按照那个电话拨了过去。已经是快夜里一点了，但是滴滴声只响了两下，对方就接通了。对方是一位女性，听声音，似乎不很年轻。

对方说的是韩语。警察只会说中文。警察“喂喂”了几声，问：“能听懂我的话吗？”

对方仍旧在说韩语。

不过对方可能是觉得发生了什么，因为熟悉的手机号，是来自陌生的人打给她的。她的语气听起来，是一直在那边焦急地问着什么。

警察尝试着讲了几句英语，但也不成，对方还是在讲着韩语。那位瘦瘦的警察马上掏出自己的手机，通过一个翻译软件，将情况和地址写在上面。手机里很快出现一个机器人用韩语的读取声，警察将这部手机对准那部正在通话的手机重复播放，对方连连发出“啊，啊”的声音。应该是她明白了什么。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仍旧很麻烦。对方只是在继续说着什么，这边没办法听懂。我大声地喊着那个年轻人：“喂，你家在附近吗？你家在哪里？我们送你回家！”

年轻人什么都听不到，他醉得死死的。好在电话那边的人一直没撂电话，她一直在讲韩语。警察在用年轻人的手机通话的同时，快速地翻看了一下他的手机相册，他找到一张他的照片，问我，就是这个人，你认得他吗？

那是一张合影。我不认得他——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但是我看旁边合影的那个人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那个人竟然是赵彤。

背景是一家西餐店里，在桌子前，两个人自拍的合影。他们笑起来很亲切，或者说很亲密。

我快速地看了一眼手机相册显示出的拍摄时间，是一年以前。那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每天在工厂里没黑没白地三班倒。

“我不认识。”我重复了一句，说。

警察关了相册，要我和保安帮忙，把他扶起来坐着，把脑袋扶正。警察要给他拍照。年轻人力量太大了，他坐在那里，一不小心就要前倾到地面，那样会把面部磕破的。我死死地扳住他的脑袋，警察在手机上拍完照，说，好了，能识别出来了。

警察递给我一个手机上自动出现的年轻人信息以及住址图像：XXX大街XX号，中央花园X座X单元XXX室。警察问我，中央花园是附近那个小区吧？

我说是。我用手指了一下，过了我这个公寓楼，前边一点就是。

戴近视眼镜的警察叫来保安，他俩去年轻人的住处找家人过来。我当时有一个意识，这年轻人家里一定没人，而那个电话里的女性，她此时应该在韩国，她虽然着急，但是无法前来。

所幸手机里的韩国女性声音一直没断，她一直在讲着什么。反正也是等待中，我就将那个不断讲话的手机放在年轻人耳边，给他听。手机里的女性一直在说话，或者询问，带着焦急的口吻。突然，年轻人“嗯”了一声，接着又“嗯”了几声，嘴里咕哝着什么。可见对方一定是他熟悉的声音。我大声地从中喊，“对，大点声，不要停，接着讲！”

年轻人突然睁开了眼睛，挣扎了一下，看着四周。他本能地把我擎在手里的手机抓过去，开始跟对方慢慢讲话。他们讲的都是韩语。

“你会说汉语吗？”我大声地问。

年轻人点了点头，说会。

看来他清醒了一点。那位瘦瘦的警察说，我们扶他站起来吧，扶他回家。

路上，我们三个人遇见了那两个去他家敲房门的人，一位警察和一位保安。他俩果然空手而归。于是我们一起，按照年轻人的地址，把他送回公寓。

我扶着他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赵彤怎么会认识这个人，又怎么会跟他一起亲密地吃饭？不过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仔细去看他。

到了他公寓的房门口，年轻人按了一下指纹锁，门开了。里面的灯是亮的。警察问：“有人吗？”

没人。他应该是独身，一个人住。我不知怎么说了这么一句。

年轻人跳进房间，接着又出来，给我们深深鞠躬。他看起来完全清醒了。

走下电梯，临到跟警察告别的时候，我问：“为什么他醉得那么厉害，可是浑身没有酒味？”

“他喝的是韩国真露，这种酒后劲大，但是不仔细闻，是闻不到酒味的。”

警察说。

我觉得我跟赵彤的生活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我没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从来没说。我觉得赵彤跟我怎样，不是我现在要想的事。我不了解她的过去，她也不了解我的过去。在我还没想跟她领结婚证之前，连“我”都是她的“过去”。如果我将来和她领结婚证了，那她才是一个跟我有关的人。

也许吧。我就是这么想的。

否则，我相信赵彤马上就会离开我。

有一天周末，赵彤似乎心情很好，她约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先是打车来到了郊外，爬山，攀岩。后来又在室内游泳。躺在躺椅上的时候，我在翻看一份报纸，赵彤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这里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赵彤说。她坐在椅子上，正在给自己的脚趾涂蔻丹，一种紫色的会发亮的蔻丹。她在游泳的时候是脱光袜子的。

她的脚趾很润洁，很可爱。

“也许我真该干点什么。”我说。

“可是你不愿意干。”

我是不愿意干么？我没反对。我还年轻。另外，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回事。得活着，活下去。

临近有几桌人也在聊天，带着孩子，孩子在人群中蹦蹦跳跳。他们穿得花花绿绿的。

“讲一件你小时候的事吧。”她说。

“嗯？”

“比如说，难忘的事，或者有意思的事。一件就行。”

“小时候，嗯，其实也不小了吧，十七八岁，正是年轻和有精力的时候。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后座载着我一个哥们，我俩进城。”

赵彤歪着头看着我。

“骑到一个道路向上的大坡的时候，我累得很，脚底下实在没劲了，但是我不服输，我加倍了气力蹬自行车的踏板，我想，我非得载着这哥们骑上这个大坡才行。”

“你有的是力气。”赵彤说。

“可不，我有的是力气。结果真是，我把自行车骑到了道路平坦处。”

“我说么。”

“你听我说，”我慢悠悠地回道，“你不是要我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吗。我继续骑着车子，跟身后的哥们说，‘咱俩今晚去看一场电影怎么样？’偏巧这时，我身边也有一位女孩子骑着自行车经过我身边，只不过我没发现。我的哥们不做声，我只好又问了一句：‘哎，你他妈的倒是说话呀，我俩今晚去看一场电影怎么样？’结果，身边骑自行车的女孩子终于忍无可忍，歪头瞥了我一眼，骂我一句，臭流氓。”

“为什么？”赵彤问。

“因为啊，我的哥们不在后座位上，他见我上坡吃力，很早就跳下车了，自己在后面走，但是我竟一点都没发觉。而身边的女孩，以为我是跟她搭讪。”

赵彤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不断地回味着我讲的事，想一遍笑一遍。她在椅子上直起身子，又弯下身子，她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周茂君，你可真有意思。”赵彤说。

“但是你就要这么过下去吗？”赵彤想了一会，又说。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得拿出真气力，你去爬坡。好吧，求求你。”

我们坐的地方不远，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我看了好久，才发现那幅画竟然挂倒了。所以看起来那么抽象，那么奇怪。

这个月我们得付房租。我得给我的手机续费。但是这个月，我决定不再跟我的父亲借钱。我们好久没通话了。上次的通话，我跟他借钱，他在电话里说，你是跟我要钱吗？我的病都没钱治，我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你去死吧。

我父亲离异了，我母亲很早就嫁了别人。我跟母亲的家人更没有什么联系。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街拍，我很好。通过街拍，我看到无数比我还活得不好的人。我开销不大。并且我从中得到快乐。哦，别吹牛，这世界能感到快乐的人，你觉得有几多吗？

赵彤还在冥思着什么，我掏出我的富士X100V，认真地为她拍了一张照片。我还没有为她拍过照片。

“为什么要拍？”赵彤问。

“我拍照是为了看看事物被拍摄下来的样子。”我说。其实，我说的是美国的街拍大师加里·维诺格兰德说过的一句名言。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另一位美国著名画家贾斯珀·约翰斯对摄影谈过的话：“一个物件，讲述各种物件的消失、毁灭。不谈自己，谈别的东西。它会把它们包括进去吗？”

我觉得，“它们”其实是口误。应该是：“它会把它自己包括进去吗？”

我拍照，是把自己包括进去了吗？

一个穿比基尼的女人，可能边走边只顾照看她身边的孩子了，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脚自然地垂落在躺椅边，她经过时，不小心腿部碰了我脚一下。

她没注意到我躺在那里。她只是回头看了我一下。事情就这么可以过去了，但是她远处的男人很敏感，他问：“有什么事吗？”

“没有。”那个女人说。我觉得她有点漂亮。

“我看到了，”那个男人走过来说我，“你碰了她一下。”

我仍旧半躺在那里，报纸在我胸前摊着。我说：“是她碰了我一下。”

“你是说，她用腿，故意碰了你的脚？”那个男人长得像鹰，鼻子尖尖的，个头并不高。但是他身上明显有一股迂腐气。我说不好。

“她不是故意的。”我认真地澄清。

那个女人对身边的孩子说，小米，叫爸爸去给你拿雪糕吃。

那个男人不依不饶，他说：“我们打一架怎么样？”

我一直躺在那里想着，如果跟他冲突起来，我是把他揍进泳池里，还是把他的短裤打飞。赵彤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在男人走近准备拉我的时候，赵彤像一头狮子一样，立刻跳到他面前，大声地说：“你信不信，你敢动他一下，我先抽你的嘴巴。”

那个男人看着赵彤。赵彤说：“这是我老公。”

女人赶紧拽过男人，说：“你多什么事！”他们渐渐走远了。

赵彤撒谎的时候，总喜欢说她爱我。

我有点相信了。

我还是迷恋街拍。疯狂地迷恋。我不太担心邻居们说我不务正业。有一次，一个邻居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

这个城市有很多故事，跟它错综复杂又难以记忆的街道一样。每条街道都有无数的银杏树。尤其秋天，或冬天来临之前，满街的路上都是翻飞的金黄的银杏叶。有时候，你凌晨五点起来，会看到有人在打扫店面，扫那些落叶；也有的人背着旅行包，匆匆地行走；卖豆浆的，给他的孙女或外孙女装好果子，拍拍她的背。一切都显得雾气蒙蒙，像毛玻璃里面的镜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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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跟赵彤结婚。时间也许是春天，也许是下一个秋天。我没跟她说。

不过后来，事情还是变了。如果世上有奇缘，嗯，我相信有。否则怎么会有“奇缘”这个词呢。简单说吧，它还是跟我的街拍有关。

有一天，派出所的警察找到我，只不过不是我之前认识的两位警察，而是另一个辖区的，离我住的地方隔着七八个街区。我街拍的时候，最远步行过十五公里。

我记不得我有时候拍过什么了。富士X100V，每次最多可以拍摄近千张照片。我公寓的电脑里，应该存了三万多张照片。但是警察找我，只是要查看一下，我12号在胜利桥台阶上拍的那些照片。

为什么要查看我拍的照片？

“12号上午在胜利桥下面的胡同里，发生了一桩大宗的掉包盗窃案，涉案数额巨大。10时1分56秒，我们在监控器里看到你了，你举起相机正冲一个方向拍。而那个方向，是监控死角，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却看不到他的面容。”这次，面对我的是一位老警察，头发花白。

我交出了我当天所有在胜利桥拍摄的四十多张照片。镜头里，大都出现的是天空，桥的一角，和一些犬牙交错的电线杆。也有行人，杂乱而匆忙行走的行人。照片角度有仰视的，也有平视的，更多是俯视的。镜头在默默地俯视着人群和物象。

警察在我的相机里，熟练地导出了一张照片。他放大来看，然后说了一句：“就是他！”

我都没留意我拍的是什么。警察在放大照片的时候，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熟悉的一个人。

——那个韩国年轻人。我扶过他回家的、深夜里醉过酒的年轻人。

只不过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好了，事情如果就到此为止，那还算什么“奇缘”呢。过了几天，警察请我去辖区派出所补一个物证的手续。这事简单。我去的时候，头发花白的警察正在屋里忙开会，我顺便问了另一个警察，他也认得我，我说：“情况怎样了？”

“谢谢你，他被找到了，已经被控制三天了。”

“到底为什么盗窃？”我是说，我感觉那个韩国年轻人，有教养，懂礼貌，我还记得我们把他深夜送回家的时候，他从房间又走出来，给我们深深地鞠躬。

“为他的女朋友。”警察叹口气又说，“谁知道呢，他的女朋友很辛苦，而他不想跟自己在韩国的母亲要钱，他想让他女朋友过得更好一些。喏，这些都来自他的口供。”

“他女友叫什么名字？”

“赵彤。”

我转身默默走开。我感觉地板晃动了一下。“哎，你的包忘拿了。”警察喊我。

我回到家里。我的公寓里。赵彤还没下班。那天我等了好久，我觉得我要跟她谈谈。谈什么呢，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快八点，我猛然觉得不对，我想，赵彤是消失了，她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她经常使用的行李箱不见了，而她的那只白色的博美狗，我找遍整个房间，也不见了。

我记得，我曾跟赵彤交流过爱情。那是我们唯一认真交流的一次。我问她：“什么是爱呢？”

“为她做一切。”赵彤不假思索地说。

“如果为此失去了他自己呢？还如何去爱？”

“周茂君，我在跟你谈爱情，你在跟我谈道理。”

我决定我一个人，好好活下去。让自己显得轻松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我挨个的收拾和擦洗每个房间，每个抽屉，每个角落。在一摞子摄影杂志中，我看到了那只袜子。我曾给赵彤脱下来的、丢失了的袜子。我愣了愣，我准备把它丢到卫生间的垃圾桶里。

那只马桶矗立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你一进去就会首先看到它。我端详着那只马桶，赵彤在上面坐过，当她急不可待地要坐在上面的时候，她先要放下那个坐圈，否则会很凉。就像我急不可待地去小解的时候，我总是恼恨那个坐圈为什么没有被人提前搬起来。

现在，我默默地、小心地放下那个马桶坐圈，我凝视着它。有一刻，我也想到上面尝试着坐一下，但是，我胸腔里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疼痛，使我禁不住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