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代精神激活民族文艺
一
作为历史哲学概念的时代精神
讨论时代精神与民族文艺的关系有个前提，即厘清时代精神的内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时代精神的科学内涵。
“时代精神”问题首先是关于“时代”的问题，即关于时间(观)的问题——人以何种方式经验、感知、认识时间，因而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希腊、罗马就不乏相关讨论，如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阐述并发展了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时间是从事物中产生出的一种感觉，因而“应该承认，离开了事物的动静，/人们就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中国古代哲人也时有相关感悟，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
但真正将“时代”与“精神”这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思考，使其成为一个历史哲学概念，却是相对晚近的事。可以说，是随着现代实践产生的现代时间观使“时代”具有了“精神”的维度。在这方面，奥古斯丁和卢梭可谓朴素的先觉者。比如，奥古斯丁将时间视为“思想的伸展”，将时间与人的思想相关联，从而把时间从自然存在变为人的社会存在，赋予其新的意义。卢梭则进一步强调时间与人的社会存在的关联，推动历史和理性加速综合的趋势，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具理性内涵。但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集大成者是黑格尔。黑格尔将时间理解为显现中的概念——理念或精神，将概念、理念、精神视为支配时间的力量。由此，现代人的时间观迎来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不仅自然时间能为理性所认知，而且概念、理念、理性介入时间本身就界定了一种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变化——历史，人的历史的存在。黑格尔还进一步指出，概念、理念、精神本身是“绝对”的，没有过程，没有“肉身”，但当其在时间中展开自身时，却具有了独立的外观，这种独立的外观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而且“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他还将“辩证法”引入对概念、理念、精神的理解之中，强调历史发展的动态原则，强调概念、理念、精神的外化过程是不相容力量间的一种必然矛盾，矛盾激烈程度不断加深，在一定的节点上会发生断裂，进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继续在新的矛盾中展开自身。随着矛盾不断发展，概念、理念、精神逐步达到自觉状态，臻于至善，在每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身上达到其发展的最高点。这样，人类历史——时间，就变成了概念、理念、精神自我觉醒、实现的历程，变成了人类各民族以自我意识的高级阶段否定其低级阶段的活动。由此，一切历史(时间)都变成了精神的历史、意识的历史。
正是因为在自己的哲学中确立了概念、理念、精神对时间的支配关系，揭示并强调人对历史(时间)的创造关系，“时代精神”这一概念才获得了确切的意义，即人类精神不仅可以经验、感受时代(时间)，而且还可以在时代(时间)中展开自身，这对于现代人类的解放，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发展、对于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考虑到黑格尔是在对过度强调理性作用的科学经验主义乃至科学教条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这一学说的，其意义更为明显。
但正如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哲学固然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动意识，促进了人类精神解放，推动了人文事业发展，但由于其对理性的轻视、对现实的拒斥，却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乃至危险性，即由于过于强调概念、理念、精神的绝对性，强调物质世界隶属于精神实体，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不具有真理性，使黑格尔的哲学不仅无法把握现实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而且还极其保守——相信概念、理念、精神支配世界和历史(时间)，显然就等于承认“超人”政治，承认基于“超人”政治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划分，而这样的“超人”，又显然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官僚或资本家都乐于充任的。
马克思将历史哲学、进而将“时代精神”从天国带回了人间。早在写于1842年的《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宣称：“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段话仍带有比较明显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但却与黑格尔有了质的区别：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理念、精神是自为的，而世界与历史(时间)只不过是其任意、偶然乃至错误的外观，相对于前者无足轻重，也因此，哲学就只能追随历史(时间)辨认概念、理念、精神外化的环节，成为其一条可有可无的尾巴，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而马克思一方面强调概念、理念、精神的能动性，同时又强调其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哲学与时代、人民的关系，认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这一现实维度的引入，使马克思的哲学具有了实践性和开放性，因为正是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概念、理念、精神才能突破自身的内部循环，形成有关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新认知，以至产生改变既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命要求。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熟，随着人、人的活动日益成为认识的中心任务，随着“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这样的提问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马克思不仅改变了哲学理解世界和历史(时间)的方式，而且还赋予哲学以新的任务和功能，即既然作为人的意识的哲学是人的存在的能动反映，那么哲学就不仅要反映、记录人的存在及其发展，而且还应当成为时代精神以引领时代发展。这就是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必须把握客观现实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探寻其中存在的规律，并从中发现改善、提升现实世界的契机与方法。这也改变了对时代精神的提问方式，从什么是时代精神改变为时代精神是什么，从寻找唯一的时代精神变为探求存在于人们实际生活方式中的体现某个文明高度的时代精神。这样，时代精神也不再是唯一的绝对精神，而是关于历史的正确认知。
二
时代精神与文学艺术
作为历史哲学的时代精神一旦建立起来，就必然发挥其作用，发挥其把握并引领历史的作用，文学艺术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
1826年1月29日，歌德谈到创作，他说，一位诗人“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歌德这段话可以解读为对时代精神与文学艺术关系的理解。在歌德看来，时代精神对于文学艺术极为重要，有了时代精神的观照，即“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诗人才成其为诗人，而且还能极大地拓展其写作领地，使其“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也只有这样，诗人才能“比历史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
马克思革新了历史哲学与时代精神，对歌德的创作与思想十分熟悉，在时代精神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上，他应该是歌德的知音。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但从马克思谈文学艺术的片段中就可以领悟到他的观点。比如，在批评英国的政治家、政客、道德家虚伪、不敢说出事实真相时，认为反倒是英国的一些杰出的小说家直言不讳，能说出为前者所颠倒的真相，“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的这些“杰出的小说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捕捉住时代精神。
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喜爱是另一个例证。据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曾计划写一篇专门研究巴尔扎克小说的著作，虽然由于时间关系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喜爱却由此可见一斑。保尔•拉法格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喜欢巴尔扎克，是因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利普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
实际上，马克思对歌德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作品中充沛的时代精神以及由此激发出的艺术魅力。歌德谈到自己以16世纪荷兰争取独立斗争为主题的悲剧《哀格蒙特》时曾说：“当时我力求忠于史实，想尽量真实。十年之后，我在罗马从报纸上看到，这部作品所写的关于荷兰革命的一些情景已丝毫不差地再度出现了。我由此看出世界并没有变，而我在《哀格蒙特》里的描绘是有一些生命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把握住了时代精神。其实，即使在今天，在其代表作《浮士德》中，我们不是依然能感受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吗？浮士德博士所经历的对知识的渴求，对爱情、权势、艺术的迷恋，以及最终造福人类的奋斗这五个阶段所反映的，不就是从宗教改革始至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时代精神苦苦求索的历程吗？在甘愿以灵魂做抵押，进入经验的浮世寻找生活真谛的浮士德博士与诱惑的魔鬼、否定的精灵梅菲斯特之间发生的诱惑与坚守、否定与肯定、下沉与上升的搏斗，不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精神”旋律吗？只不过这一殊死搏斗很快就结束了，浮士德博士这一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文化英雄随之消失，梅菲斯特则遍地游走。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强调时代精神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要作用，但歌德、马克思并非僵化地看待这一问题，歌德就反复强调诗人的创造力对于时代精神的点化之功，强调要把文学艺术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贯注的整体，马克思亦是如此。柏拉威尔已经以详尽的材料向世人证明：“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哲学的认识、哲学的完整就是优秀的文学——即使在他赞同某个作家的哲学时，也不会这样。”正因为如此，他在评价尚是革命同路人的斐迪南•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严肃地批评了其中的“席勒式”问题，即“把个人变成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进而强调“莎士比亚化”——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就是“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起来。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而言，依然不无意义。
三
时代精神与中国现代文艺
中国现代文艺是在现代中国创生的过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艺是现代中国创生的重要手段与载体，因而，在现代中国创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国现代文艺都感时忧国，敏锐地感应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创造了许多杰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摆脱封建窠臼迈向现代的起步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时代主题是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新生，不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先锋、先倡者大声疾呼，高倡“立人”的哲学、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艺家更是把这一哲学——时代精神——贯注到文艺中，创作了大批优秀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抨击吃人的封建社会、吁请“立人”的现代社会的啼血之作。在这篇充满象征色彩、寓言意味的小说中，不仅权势者吃人，而且弱者、被吃者、发疯的“我”还吃惊地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这种吃人、被吃的叠加叙事，让我们意识到“立人”的现代事业是何其艰难，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鲁迅为此奋斗终生，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艺大家都书写过这一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人”是先在文艺中站立起来后，才走向人间的，即现代文艺很好地践行了烛照时代精神、引领时代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民主解放日益上升为时代主题。这个时期，文艺更加自觉地响应、把握、再现这一时代精神，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其代表是革命文艺的两部“圣经”：《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国文艺的重要书写对象，但在传统文艺中，黄河叙事多是空旷的、悠远的、哀伤的。由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精神的贯注，在《黄河大合唱》中，黄河叙事变旧声、作新声，我们感到歌声中奔涌的不仅是九曲盘旋、纵贯中国的黄色水流，更是涌动着崇高的精神流体。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我们看到，不仅中华民族的儿女要站立起来，中国的山水、草木也要站立起来。在歌剧《白毛女》中，一曲“北风吹”，让我们尝尽黑暗的旧中国的寒凉、无情、残酷，而那曲“太阳出来了”，则让我们感知到觉醒的中国人民砸碎囚禁他们千年的镣铐的决心和迎接新生的欢欣、敞亮、雀跃。正是由无数这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汇聚成的情感巨流、思想巨流、精神巨流，成为告别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时代主题，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就激荡着这样的时代精神，我们看到革命和建设成为文艺叙事的核心主题，革命者、建设者成为文艺的核心形象。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就是典型之一。他之所以痴心不改，钟情互助合作事业，是因为这是无数中国人的梦。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中的雷锋是又一个典型。他只有154厘米的身高，22岁的年龄，但在他军衣的五个纽扣后面却有七大洲的风雨，亿万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含。他全身的血液、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这是战士的形象、先锋的身姿。
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时代主题，我们的文艺及时呼应这一主题。“改革文学”的发轫者、代表者蒋子龙早期的创作致力于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这些改革者的初心也跃然纸上，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凝聚了精神、提振了士气。比如，他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七期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塑造了一个熟悉工厂生活、胸怀远大抱负的实干家形象——乔光朴，写他立下军令状后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某市重型电机厂当厂长。他甫一到任即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很快使电机厂重回正轨，他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这部小说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脊梁”，得到读者好评，“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有的工人还买来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送给自己的厂长，希望他也能如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有些厂长甚至把这篇小说当作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反映时代精神，很难相信，这部作品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一切都表明，把握并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基因。这一切也在民族文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且，由于时代精神与民族文艺之间更为丰富多样的关系，使得时代精神在优秀民族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更为饱满、也更有意味的表现，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民族性，在于时代精神与民族性的相互激发。关于文艺的民族性问题，鲁迅的论述尤为透辟、生动，笔者略作引介。鲁迅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高度重视民族性，而且在谈论、评价艺术时也是如此。比如，他之所以赏识陶元庆的绘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在鲁迅看来，民族性可谓中国的灵魂、中国文艺的灵魂，何其重要！鲁迅还分析了民族性或地方色彩对文艺有增益的原因，一是能增加作品的特色，提升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因为“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二是能点染出作品的世界意义，即“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当然，鲁迅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即在探求中国文学艺术特性的基础上讨论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但其观点对于我们同样适用。那么，时代精神是怎样与民族性发生化合作用以成就民族文艺的呢？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三种方式。首先，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生活化合。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某个时代整体生活愿景的凝粹，而民族生活则具有相对的地方性、分众性，与特定民族的活动地域、习俗、文化、心理等息息相关，或者说，体现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意愿，时代精神如果能够与特定的民族意愿水乳交融，则会释放出强大的情感与艺术力量。比如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全体人民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而其时边疆地区苗寨和哈尼寨的群众却苦于物质的匮乏和国民党残匪的袭扰，幸福指数大打折扣。该影片就把保障人民生活这一时代精神通过共产党领导的马帮这一载体带入苗寨和哈尼寨，使这里的人民生活安定起来、活跃起来，意味隽永。
其次，是时代精神与民族形式化合。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习俗、独特的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比如蒙古族的长调、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苗族的飞歌、回族的花儿……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更是被誉为“三大民族史诗”，是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概言之，相比于汉族书写文学发达，少数民族更能歌善舞，因而在歌舞方面、在口头文学等方面，留下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如果能将时代精神与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必然双赢。比如，电影《五朵金花》就把对爱情的追求、劳动的礼赞融入少数民族的歌唱艺术中，而清丽、朗润的歌声又强化了这一主题，可谓相得益彰。电影《阿诗玛》和《刘三姐》更是登峰造极，使音乐、歌声成为传达人民心声、时代精神的最佳形式，其中的启示格外深刻。
最后，最重要的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眼光”的化合。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是刻画俄罗斯民族性格、灵魂的行家里手，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格外深刻、格外发人深思。在谈论普希金的文学特点和文学贡献时，他满怀钦佩地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萨拉凡，而在于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在描写完全是外人的世界时也可以是民族的，因为他用自己民族素质的眼光，用全民族的眼光观看它，他那样感受和讲述，使他的同胞觉得仿佛这是他们自己感受和讲述的。”这段话中，最打动笔者的是关于“民族眼光”的见解，这一见解从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一是在各民族的艺术家中，有一些形成了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眼光”的艺术家，其眼光极具穿透力，同样的事物、现象、人物，在他们眼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内蕴，而以这样的“民族眼光”看时代精神，可能会见人所未见，使自己的创作既具有高度的艺术个性，又能在个性中体现共性——时代精神。这样的要求极高，可一旦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必然会高人一筹。二是提醒我们，如果去创作非本民族题材、内容的作品，应该努力深入该民族的生活，尽全力领略这个民族的精神，形成“民族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体现这个民族风习、个性、魂魄的作品。上文所说的《五朵金花》等作品，创作者就是这样做的。
四
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美好生活
如上所述，在现代中国创生的每一阶段，中国文艺家都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精神，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引领中国向前。那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论断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坐标，指明了奋斗方向，而且也告诉我们，美好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主题，应该成为新时代文学艺术家用情用力捕捉、表现的时代精神。
表现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时代精神，需要对主要制约因素，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所认识。以笔者之见，物质生产发展与精神生产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毋庸讳言，经过革命、建设、改革，中国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自然也是如此。不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民普遍文化水平极低、文艺生活极其有限的情况相比，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文艺生活相比，当前的文艺作品、文艺产品都极大丰富。但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虽然数量上去了，但质量却相对不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精神生活需要。城乡、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大致来说，城市相比于乡村、东部相比于西部、中心区域相比于边疆地域，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相对充裕、优越，许多民族地区也受制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各领域共同发力，文艺领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类似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些，文艺都应予以研究、反映。
放宽历史视野就会发现，中国人民创建现代人民国家的进程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国正在变得强起来、文明起来，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总的主题，这一主题正在全面展开、实现，而包括民族文艺在内的革命、建设、改革每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都精彩地回应了这一主题。电影《从奴隶到将军》讲述的是奴隶出身的罗霄为求生存参加军阀部队，逐步认识到反动军队和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弃暗投明，率部队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牺牲在战斗前线的故事。这部电影生动地告诉人们，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是多么艰难，是多少人付出牺牲追求的宏伟目标。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讲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达吉和她的两个父亲的故事。电影不仅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表达了民族团结的心愿，而且更传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正是由于这一主题的贯注，使民族团结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电影《青春祭》虽然讲述的是知青下乡的故事，传达的却是新时期的精神，借汉族女知青李纯到云南傣乡插队的见闻，借傣族少男少女敢爱敢恨的故事委婉地传达了新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这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升级，有了美的维度。
看这些作品时，笔者总是会想起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想起他对祖国未来的深情祝祷：“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毫无疑问，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观察、思考、书写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书写呢？笔者以为，方法有千万种，但立足现实是首要条件。我们当然应该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把今天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丰富多彩的实践艺术地表现出来。电视剧《山海情》之所以成为“爆款”，得到一致称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完美地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把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纤毫毕现地再现出来，不仅写了像李水花、马得宝、麦苗这样的群众的执着追求，而且浓墨重彩地写了马喊水、马得福这样的基层干部为了带领乡亲们实现目标所付出的辛劳，乃至遭受的委屈。剧中马得福流着泪向弟弟马得宝道歉的情节感人至深——要做一位好的基层干部，有时候不仅要委屈自己，还要委屈自己的亲人，多么不易！剧中的知识分子也可信可亲可敬，白老师是基层知识分子，为了留住乡村发展的希望，为了让知识在乡村扎根，为了乡村不会变成文化的荒漠，他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凌一农教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原本是要来做“高端”课题的，可是发现了这里的贫穷之后，他改变了主意，教农民学习科学种蘑菇，发家致富，摆脱贫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仅出技术、出劳力，而且自己贴钱，为了维护市场公平，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他甚至跟投机取巧的商贩动手。看着这样的作品，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想不感动、不上进都难。
我们还要善于观察、研究各民族在高度现代化、变化层出不穷的今天碰到的新情况、新现实，书写基于这种新情况、新现实而产生的“新故事”。比如，民族地区往往传统文化发达、民间艺术活跃——这是民族地区的深层生活，现代化进程又往往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各民族人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冲击的呢？是固守？是放弃？还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切都极为重要，也极富艺术性，值得关注。在这个方面，肖江虹的创作可资参考，他以家乡修文县为地域、文化背景的“民俗三部曲”《蛊镇》《傩面》《悬棺》就以民俗、民间文化为书写主题，将地域文化融入人的生活和命运中，营构出一个格外悠远又格外鲜活的精神时空，使人回顾既往、反思现实。他的《百鸟朝凤》直写唢呐这一民间技艺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困境，由于将古老的文化与坚硬的现实对照，引发激烈的情感碰撞，由导演陆天明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其情感范围。
我们还要直面当下各民族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当然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追求美好生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追求会很容易，相反，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问题，有的可能会更加纠结复杂。如果不敢直面现实，我们就会遭遇挫折。在这方面，作家肖勤的创作亦是有益的参考。2010年，肖勤发表了中篇小说《暖》，笔者当时读到这篇小说就极其感动，至今难忘。小说写的是一位乡村留守儿童的悲剧：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严重“沙化”，人员流失，逼得小等这个才12岁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奶奶相依为命并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幸的是奶奶在生活的重压下疯了，一到夜晚就鬼魅一样咿咿呀呀，舞刀弄棒，吓得可怜的小等不得不在晚上到独居的乡村教师庆生家去睡觉——开始时，她是想在无助中得到一点帮助，可后来她竟本能地像个小壁虎一样依附在庆生的怀里安睡，求取一些久违了的“暖”。但这却有违乡村的伦理观念，使“老光棍”庆生陷入尴尬、苦恼中。在村主任周好土点拨下，庆生不得不狠心地将小等拒之门外，推入无边的雷雨和轰然作响的霹雳中，最后触电夭亡。笔者知道肖勤曾长期在基层工作，担任乡镇干部，猜测这篇小说可能来自现实，小等这个可怜的孩子也有原型，这才使其格外感人。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作家的思考——她不只是在讲述一个人道主义的悲剧故事，而是以此呼唤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使乡土得到一个人才回流的机会和机制，从而使“暖流”遍布乡村、温暖乡村，从而使小等们不再孤独，不再疼痛，不再寒冷，不再死亡。这样的思考是深刻有力的。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需要“暖流”，我们的文学艺术更需要这样的思考。只有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的民族文艺书写才不会浮泛化、景观化。只有在这样的思考中，时代精神才能真正激活、璀璨民族文艺。
在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有这样几句诗：
你所谓的时代精神，
事实上就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精神，
这是一面时代可以对着自我欣赏的镜子。
真心期望我们的文艺家用力求取、用情拥抱时代精神，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文艺作品，让我们的时代可以对着“自我”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