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那年我跨入了名牌大学的校门。1979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个年头。七七和七八，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历届生，一般都有或长或短的工作经历，并以老三届居多。到了我们这一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中文系为例，我们班一共58个人，历届生工龄五年以上的有8人，工龄两年以上的有6人，余下44个全都是应届生，占比百分之八十多。他们堪称青年才俊，差不多都是以显赫的高考成绩，直接从中学考入大学。岁月的大河因为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末忽然拐了个弯，团团打转，漩涡套着漩涡，涟漪串起涟漪，往四处漫延渗透；时间行进至1979年被折叠起来，像一只彩色纸鸢，头部略微窄小，身体纤细羸弱，却拖曳着一条长长的壮硕的凤尾。

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国家从工厂、农村及部队选拔了一批人直接进入大学，这批人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工农兵大学生”的含义了。辅导员是从部队来的，四十来岁，国字脸，理着齐整的板刷头。中文系的老师都有研究的主攻方向，辅导员走了一条捷径，他研究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报刊出版业。辅导员很少来学生宿舍，但只要一来，就会在各个寝室转悠，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也会说到系里那些名教授的逸闻和八卦，抽烟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跷起二郎腿，渐渐地裤管愈撸愈高，露出浓密粗黑且一根根支棱着的腿毛。

刚入校不久，在辅导员的主导下，我们班成立了班委会。班干部基本由年龄较大的同学组成，年龄最大的当了班长，三十五岁，副班长三十三岁，班委及各小组组长都由历届生担任。公正客观地说，辅导员当时这样安排也没什么毛病，他从部队来，相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他们比较成熟、听话、好管理。

我在上大学前有三年农场工作的经历，属于中间层的那一茬。中间层只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进入了班委。这个家伙后来晋升班长，因为班长去当系学生会主席了。那个胡子拉碴的家伙最大的本事是什么课都不缺席，什么课他都能从头听到尾，笔记那是记得工工整整，一点涂改都没有。他后来成为我们班共同的偶像绝非偶然，每每考试来临，我们就争先恐后地抄他的笔记。他非常大度，毫不吝啬地将他的笔记奉献给我们。他的笔记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说是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当时的我，感觉进入大学就像进入天堂，整天泡在图书馆和系阅览室，对没意思的课经常逃课，抓紧每一分钟读书，恶补世界名著，那情形就像一个多年缺钙的人，一有机会就大把大把地吞食钙片。辅导员一手策划的班委选举，我完全没兴趣关注，我在所有候选人的名单后面都不负责任地草率地打了钩。

大学第二年，我开始狂热地着迷于西方戏剧史，几乎通读了所有中外的经典剧本。那段时间我固执地认为诗歌与戏剧是离哲学最近的两种文学样式。从古希腊悲喜剧到莎士比亚全集，再到斯特林堡、奥尼尔、契诃夫、贝克特、萨特、迪伦马特、阿瑟·米勒、威廉姆斯等人的剧作我都耳熟能详。万比诺夫的《打野鸭》我整整读了三遍，他与他的前辈契诃夫一样地节制和含蓄，日常在他那里都变成了隐喻和象征。

有一次夕阳西下，我从图书馆徒步回宿舍，林荫道旁的告示栏张贴出学校话剧团招聘编剧和演员的公告，我去学生食堂匆匆吃了晚饭，偷偷跑去学校的活动室应试，临走时还从宿舍顺带了一只塑料脸盆。这是我表演抓蚊子小品所需的道具。小品设计在盛夏时节，苦苦复习迎考的人备受蚊虫侵袭，左右拍击，依旧难敌那些嘤嘤嗡嗡的族群，小品结尾处我在脸盆上涂了很多肥皂，满世界乱舞（这地方应该有音乐），想象中的一群群蚊子纷纷钻进塑料脸盆，沾满脸盆的内壁。

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哈哈大笑。我原意是想去应试编剧的，也许剧团指导老师被我的小品所感染，见我形象还算端正，竭力说服我当演员。我暗忖莎士比亚曾在剧院干过许多杂活，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剧本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有莎老师的先例在，我想我也不妨试试。

从此我除了去图书馆和阅览室，还多了一个去处，那就是话剧团的办公室。话剧团新招的团员中有两个美女，一个是外文系的，另一个是计算机系的。外文系的美女同学很快与话剧团的指导老师同进同出，计算机系的女同学也与另一位指导老师关系暧昧。虽说两位老师都是单身，可这在当时的校园氛围中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一般来说，师生恋是不被允许的。我对班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完全像个局外人。奥尼尔有个剧本叫《天边外》，非常契合我当时的心境。虽说天边外有什么样的风景，我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一直到班里的应届生中间一股不满的情绪暗流涌动，我这个局外人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三年级刚开学不久，辅导员来找我，我们站在中文系宿舍楼前面的草坪上面对面谈话。辅导员嗫嚅地一边说话，一边拼命挠着平顶头，他好像有点拘谨，因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与他说的话加起来不会超过十句。他说，系里决定我们班要派出十几个同学去留学生楼陪住，十几个人里也包括我。

我问辅导员，为什么有我？我们去干嘛？我说，我从小最痛恨告密者，我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辅导员说，你想多了，你们去就是帮助留学生学习中文，没有任何其他的任务。

他板着脸，没有表情，我盯着他的眼睛端详半天，似乎不像是套话。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该信他呢还是不信？这仿佛是哈姆雷特的纠结。

我们中文系一间宿舍要住7个人，留学生楼的一间宿舍最多是2个人住，那是何等诱惑人的待遇啊？为什么这样的好事会落到我头上呢？辅导员解释说有个法国留学生来研究相声史，他想来想去只有我最合适。

最终我相信辅导员的话去了留学生楼，喜出望外的是，我发觉那个窗明几净阳光照射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我陪住的是个法国留学生，号称来中国研究相声史，我的话剧团背景让辅导员觉得我与那个法国人同住比较对口。其实我一个南方人哪懂什么相声史，那个法国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的徒子徒孙，法国前几年的工人罢工他都参加了，还是个小头目。他只是借着研究相声的名义来中国考察东方的社会主义。留学生楼的居住条件比较优渥，有淋浴房、餐厅，餐厅只对留学生开放。留学生的门卫室有二十四小时的门卫值班，来访人员皆需要登记，还有严格的时限。

法国人与他的妻子住一个宿舍，他喜欢早晨起床后洗澡，心情好的时候，会穿着睡袍，端着一杯咖啡来我（我们）的房间。房间里有两张书桌，他坐在靠门边的一张书桌前。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假模假式坐在书桌前唉声叹气，一个人自言自语，抱怨中文太难学。他不停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我根本看不进去书，虽说不情不愿，但还是记得自己有帮助面前这个老外学习中文的任务，勉强回转身帮他认中文字。法国人即刻眉开眼笑，还带着讨好我的神情。他的中文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小孩二年级的水准。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讨论报纸上的新闻，他擅长分析，能把有关吃喝拉撒的任何日常细节上升到哲学高度。每次我连猜带蒙，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有时候因为中文不够用，他着急了，叫来他妻子当翻译。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妻子中文好，反应快，她如若要帮腔，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他们。后来我灵机一动，对法国人的妻子说：你的工作是翻译，为公平起见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正是在相对封闭又相对自由的留学生楼，我与我们班的女生凌琳相遇了，说“走近”也许更准确。

我们班男多女少，女生不超过十个，大部分女生住进了留学生楼。学校外办为了营造气氛，周末经常在留学生楼的餐厅举办舞会，中国学生也会受邀参加。我不会跳舞，周末有时还回家，所以很少去参加舞会。有一天晚上我恰好留在宿舍，一楼餐厅的音乐声震天响，整个大楼仿佛为之战栗，我的目光老是在一行字上徘徊，悻悻然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下楼了。

那天晚上餐厅的灯光特别黑，四周墙上环绕一条彩色灯带熠熠闪烁，屋中央十几个中外学生随音乐群魔乱舞，灯光下的角落里，坐着孤单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凌琳。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慢慢朝凌琳的方向移步。凌琳坐在摆满水果零食的餐桌旁，她也发现了我，朝我招招手。这情形就像两个落水者在大海中互相挥手呼唤。之前几年里我不记得与凌琳有没有说过话，点头微笑大概是有的。

我缓缓移步到凌琳的旁边，问她：

“你为啥不跳舞？”

“不会。”凌琳的头摇得像拨浪鼓，细弱的声音很快被巨浪般的音乐声淹没。

在我们班凌琳几乎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她的话太少了，而且在我印象中，她的语言仅仅由单音节的“嗯”“是”“对”等构成。我们班最出挑的女生无疑是黑白珍珠，那对姐妹也许是我们班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凌琳在女生中太普通了，普通到没人注意到她。她是年龄最小的应届生，难得说话也是轻声轻气，细若游丝像蚊虫叫，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凌琳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她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胸脯，那就像……两座火山，随时有爆发喷涌地动山摇的可能！凌琳穿任何衣服似乎都无法兜住那两座高耸的火山。

在昏暗的灯光下，凌琳的目光晶亮，神情异常兴奋。她没话找话，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就胡吹了一通迪伦马特，将《罗慕路斯大帝》《物理学家》《老妇还乡》等剧本的剧情都罗列了一遍。凌琳问我罗慕路斯为什么那么昏庸，我说他不是昏庸，他是装傻，养了一群鸡，与鸡们寻欢作乐，故意让皇权走向衰落，让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后来有个英国留学生过来请凌琳跳舞，凌琳连连摆手，脸上飘过一片红晕。那个英国留学生有点尴尬，两只手摊开，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英国留学生走后，我心血来潮，忽然起身邀请凌琳跳舞。凌琳勉强站起，头凑在我的耳边柔声说她不会。那一刻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坚决地拉起她的手，说：“我教你。”拉她的是左手，右手顺势揽住凌琳肉肉的腰，在音乐的鼓动下，我们缓缓起舞。我的心其实有点虚，可当发现凌琳更加笨拙的时候，我陡增了不少勇气。凌琳跳舞就像走路，这让我想起开学时的军训，列队行走。两个笨拙的人无法踏准节拍，也无法配合，于是我的前胸不停触碰到凌琳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心跳顿时加快。

那天晚上分手前，在二楼楼梯口，凌琳突然站住，转过身来说她想看《罗慕路斯大帝》，问我可不可以把剧本借给她。我说当然，抽空去中文系宿舍拿。上大学时因为有工作经历我有18元的工资，伙食费花掉差不多15元，余下可以买书。那时候的书都很便宜，更何况我经常去福州路旧书店淘书。凌琳是应届生，他们的伙食费都是家里补贴的，所以他们手头没有那么宽裕，很少买书。

凌琳点点头，笑微微地沿着楼梯往三楼款款走去。二楼是男宿舍，三楼是女宿舍。我愣在那里，神情陷入遐想之中。我去过三楼，那是法国人过生日，邀请我去他与妻子的房间喝酒，喝法国香槟，吃意大利番茄肉酱面。凌琳的背影在我的目送下渐渐升高。

留学生楼对外界相对封闭，门卫老头脸色铁青，对所有访客都持敌意的目光，探访的时间一到，他一秒钟都不会耽搁，马上按响房间的铃声，一个爱尔兰留学生几次从楼上冲下来，与门卫老头大吵一顿。第二天，我从留学生楼回中文系的宿舍去拿迪伦马特的剧本《罗慕路斯大帝》，寝室里只有戴着赛璐珞眼镜的秦志国一个人坐在窗台边篆刻印章。

秦志国是应届生，中学语文比赛的状元，他号称自己是周作人散文的传人。在他的嘴里，我们的任课老师基本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宿舍住7个人，我与秦志国都是上海人。之前他会经常跟我闲聊，他居然对话剧团的女演员了如指掌，他注意到的两个漂亮女生就是外文系和计算机系的。我笑了，劝他别意淫了，告诉他人家名花已经有主。秦志国听了我的话鼻子里丝丝地出气，他说真不知道这些女孩怎么想的，年龄大的男人就一定成熟可靠吗？未必吧？

秦志国个子不高，脑袋硕大，挺着个肚子，赛璐珞的眼镜片一闪一闪地发光。他接着说：

“你比我大三岁，可我并不觉得你比我成熟，你承认吗？”

我嘴上没吭声，心里是默认的，秦志国曾私下与我探讨过性经验，当时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心里暗暗叫苦，谁会相信一个去过农场的23岁的人还没尝过禁果呢？

秦志国拉开书桌的抽屉，将印章和篆刻工具刀搁放进去，然后神秘地告诉我：我们班将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你也是不被重用的人，我相信你应该会支持我们的。

我后来才意识到，秦志国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接下来就发生了体育课打架的事件。

体育课的老师是足球运动员出身，大概那天他心情不太好，让我们班分成两队踢足球，他不知道躲哪儿消化他的负面情绪去了。于是所有的组队都由秦志国和韩强出面安排，韩强也是应届生，他是区中学生足球队的主力，自然他有更多的话语权。秦志国和韩强挑选他们的队员全是年纪小的，这样自然而然的剩下会踢足球的另一队的队员都是年龄偏大的。足球场上的两队对垒，更像是时间与时间的搏杀，年代与年代的对决。

场边是我们班女同学组成的啦啦队，她们本来在旁边的操场练垫上运动，见足球比赛开打就纷纷围拢过来。我不会踢足球，只能站在场边观战当看客。

韩强明显是中场组织者，所有的进攻都是他发动的，在这么激烈的对抗中，韩强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始终保持笑嘻嘻的表情，笑起来还带有两个酒窝。秦志国是门卫，他个子矮，穿着长裤，戴着一副手套，双手不停朝前挥起，示意他的后卫向前压上。不得不说，秦志国的几次鱼跃扑球还是很惊艳的，场边的女同学一起拍手也是可以理解的。最起劲的是黑白珍珠，那是我们班最受欢迎的姐妹俩。黑白珍珠的旁边站着凌琳，她拼命用小手鼓掌。

足球赛进入到高潮的时候，韩强摔倒了，大头无意识地绊倒了他。大头是历届生，他比较胖，跑动时很笨拙，头大躯体转身慢，他能够绊倒韩强一看就是一个意外。但应届生队中北京小子开始在那骂骂咧咧，还夹带着脏字。北京小子个子瘦长，平素不理人，是应届生中的一个异类。他说的北京话语速极快，上海本地的同学谁也听不懂他的话。

这时候胡子拉碴的家伙非常有风度地走过去，拉起韩强，韩强笑嘻嘻的，摆摆手，表示他没事。远处的北京小子不识时务，还在骂，胡子拉碴的家伙忽然拉下脸，指着北京小子说你给我闭嘴！北京小子来劲了，嗓音更大，脏字迭出。胡子拉碴的家伙是我们班特别书生气的同学，他回头走几步，突然回转身朝北京小子冲过去，抬手就一巴掌扇过去，北京小子敏捷地一低头，巴掌像一阵风从他的头上掠过。韩强与秦志国迅疾上去，安抚住了胡子拉碴这个家伙的情绪。胡子拉碴这个家伙对北京小子说：“你再吐一个脏字，老子直接削你！”

又到了一个周末，我与凌琳在留学生楼的餐厅再次相遇。舞会结束，凌琳说要还书给我，我就跟着她上了三楼。在宿舍门口她掏出钥匙打开门，我站在门口迟疑着，凌琳歪歪头，示意我进去。房间里的日光灯敞亮，但空无一人。

我问，你的同屋呢？凌琳说她回国休假去了。也许是我们的心绪还没有从舞会的气氛中摆脱出来，凌琳跑去书桌前，拧响了台式录音机，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顿时从宇宙的尽头袅袅升起，穿越而来，灯光下的房间被笼罩得像月球一样空旷而迷蒙。我踱步过去，站在窗棂边望出去，午夜时分的校园格外宁静，远处林荫道上的路灯与夏季的星星交相辉映。

以后的几天里，在去学校食堂的甬道上，我与凌琳几次碰到，凌琳都脸一红，低头匆匆走开了。迪伦马特一直没有回到我的身边。凌琳再也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再参加过留学生楼的舞会。

临近毕业的那个春天，我们班的大头出事了。

大头是上海人，胖乎乎的脸长满络腮胡子，但他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两鬓长长的黑色鬓角隐约可见。大头见谁都脸上堆笑。他的家境很好，据说是资本家的后代。中学毕业后一直逃避上山下乡，后来是从里弄街道工厂考上大学的。学校规定家在上海的学生周五下午才可以回家，而大头经常下课后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偷偷溜出校门。大头经常去市中心的一个场所，那是出入境人员购买外汇产品的地点。当时规定从国外回来人员可以用兑换券购买一件免税产品，比如剃须刀电吹风之类的电器。大头的姑妈从美国来探亲，带来一台电视机，大头去提实物时发觉很多人放弃购买免税商品的额度。脑子灵活的大头从中觅到了商机，他给放弃购物的对象一点小恩惠，用兑换券买了电器又议价出手，一进一出，可以净赚一两百元的利润。这在八十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知道我当时的助学金每月只有18元。

有一天，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大头因为投机倒把被公安抓了。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校园里传开了。

大头是第二天回到学校的，他拿着毛巾走去盥洗室擦了半天的脸，对着墙上的镜子，大头一遍遍端详自己被太阳暴晒后布满红晕的脸，然后回到宿舍，从里搬出一张凳子，坐在走廊中央，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大声叫嚷：

“谁说我被公安抓了？谁说的？有本事散布谣言就站出来，有种吗？出来一个打一个，出来两个打一双！”

一楼走廊的男生宿舍共有六间，隐忍的笑声像老鼠般吱吱叫唤，四处流窜。大头在走廊里闹了一个多小时，班长晚自习回来，见状左劝右劝，才把他劝进宿舍，让其消停下来。

第二天，从外面回来的大头刚出现在宿舍楼的门口，与他同屋的韩强笑嘻嘻地从房间搬出一张凳子放在走廊中央，韩强的后面跟着秦志国等几个应届生。

韩强对大头说：“时间到了，开骂吧！不能让造谣生事的人就此安宁。”

一脸无辜的大头在众目睽睽下，驳不了面子，嘴唇蠕动着，大脑袋一晃一晃的，顺势说骂就骂，谁怕谁啊？于是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又开始漫长的肆无忌惮的骂街。围在旁边的一干人哈哈大笑，笑声在走廊里久久回响。

第二天不知谁把凳子搬到中文系宿舍楼门口，神情恍惚的大头像个牵线木偶，无条件听从一只无形手掌的安排，乖乖地依旧坐在那里开骂。再后来那把凳子好像会走路，会飞，它神奇地转移到了学校的中央大道，中央大道两旁绿树成荫，是学生们上下课的必经之路。大头的骂街变成了行为艺术，也变成了中文系最大的笑柄。持续了好几天之后，学校的保安终于出面干涉了。

我在从教室回宿舍的半道上，曾经见过大头坐在林荫道下骂街的情形，他的表情异常丰富，说到动情处，脸上挂着鼻涕眼泪。四周的弧圈内，人群簇拥，我在攒动的人头中看到了捂嘴而笑的凌琳。

紧接着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谁也想不到，这次轮到班长了。有人给系里写匿名信，说班长在报考大学填表时隐瞒了“已婚”的事实。

1979年，那年原则上已经不鼓励已婚青年报考大学，但也不是死规定，成绩特别优异的除外。班长填表时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在婚姻状况一栏填了“未婚”。这件事情的性质其实也没那么严重，七七、七八级有很多已婚的同学，班长只是求学似渴，担心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落选。事实上，班长的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即便他在表格中填了“已婚”字样，也照样会被录取的。可是因为有了匿名信，系里不得不免去他班长的职务，以平息舆论和事端。半年后，被免职的班长出任中文系学生会主席，这是后话了。

连续在我们班发生的几件事情，互相之间看不出什么联系，你说是一个阴谋吧，好像有些言过其实，但你又真切感受到有一股情绪暗流涌动，像一条长长的地下河汩汩流淌。最让人焦虑和忐忑的是，你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巨大的暗影中，那只无形的手会不会还在继续布局呢？

一天，留学生楼的门卫叫住我，递给我一张字条。我打开一看，是凌琳留给我的，她约我下午五点在学校后面的铁道旁见面。

凌琳与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即便在校园内邂逅，也就彼此点点头而已，我不确定她要找我干什么。联想到我们班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以及背后那只无形的手，我似乎有些犹豫和迟疑。但仔细一想，那个晚上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即便发生点什么，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得不说，凌琳真会挑选见面的地方。学校后面的铁道原先是军用的，闲置多年变成废弃的通路，生锈的铁轨淹没在草丛中，像是岁月的遗腹子静静躺在记忆的怀抱里。我都不知道学校后面有这样的好去处，可见我的大学生活是多么寡淡无趣，我想只有谈恋爱的学生才会来这么幽静的地方。

穿着呢裙子眼睛发光的凌琳拿着一本迪伦马特站在夕阳下，一双白色旅游鞋被杂草覆盖。她的身躯挺立，夕阳为其勾勒出妩媚的线条。 “嗯，还你。”凌琳用双手把迪伦马特递到我的面前。我注意到凌琳是用沪语说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拉近我们的距离还是相反。在校园里，即便是上海籍的同学也习惯说普通话。

“你还记得？”我有点惊讶。

整整半年了，我已经忘了这一茬。晚霞、铁轨、草长莺飞、延伸到远方的树林，这些景物组合拼凑在一起，真像文艺电影里的一种告别桥段，带着淡淡的忧伤，具有很强的仪式感。我的目光望出去，那个迷人的令人回味的长夜，正顺着废弃的铁轨快速滑行，像滑板车一样渐行渐远。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毕业了，那时候想还也没法还了。”凌琳说。

“没关系的，不还也无所谓的。”我有点嘴笨，心里却在猜测凌琳的来意。

“你对毕业分配是如何打算的？”凌琳突然问道。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根据中文系的毕业分配方案，历届生哪里来回哪里，应届生可能有一半要去外地，我是独子，根据条件无疑可以留在上海。但对未来的就业我没有规划，也无法规划，一切只能听从系里的安排。

“不知道，不去想，想了也白想。我们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吧。”我说的是事实，但这话听起来有点生硬，一碗敷衍了事的心灵鸡汤。

凌琳的手一下一下不停抚摸长及腰身的草缨子。她的身体微微左右摆动，内心似乎一直在挣扎。

……

节选自《青年作家》2023年第8期

【作者简介：程永新，笔名里程，作家、编辑家；1983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收获》杂志社任编辑、副主编、主编。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若只初见》，散文集《八三年出发》，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一个人的文学史》等；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