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到那个年轻人在海边自杀的消息后，我想给东诚打个电话。这些天，我一直在关注那个年轻人和因他寻亲而起的风波。人们起初像是同情他，他也找到了他的亲人。可突然之间，亲人再度抛弃了他，人们的同情变成了恶毒的猜忌和攻击……现在，网上都在谈论他的自杀和自杀的细节——在空旷的海边服用过量药物……

我很想和东诚聊聊这件事，但也有些犹豫。纠结了两天后，我还是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在等待应答的过程中，有一瞬间，我竟希望无人接听。我突然想起，这种惶恐不安的、想中途放弃的等待，两年多前我也曾经历过。那是我“找到”东诚后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我和东诚自小相识，之所以说“找到”，是因为在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失散”了。我知道大部分责任在于我的疏忽、我的淡漠。直到两年多前，在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佳佳。

聚餐的地方离佳佳家很近。聚会后，我主动送她回家。午后的街道很安静，亮得晃眼的阳光像在街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洁白的盐。我们走在宽阔的新街上，它是在老南大街的基础上加宽重修的。很多年前的晚上，我和东诚就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在老南大街上。当然，周遭的景物已全变了。

和佳佳聊了会儿彼此的近况，我自然而然地问起了东诚。我没有告诉佳佳，我参加聚会就是为了见她，而见她是想得到东诚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常想起东诚。想起他时，就看见他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眼珠灵活明亮，眼白部分格外清澈。那双眼多半是含着笑意的，洋溢着少年时的欢快和天真，但突然间，像是一朵云的阴影遮住了它，它蒙上了成年人的忧愁、落寞……

佳佳讲到那次庭审，那是东诚人生的转折。事情发生那年，我正在广州读大四。朋友里，只有她一个人去听了庭审。她提到在法庭见到了我妈妈。“阿姨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她说。佳佳讲述时，我又想起一些琐碎而不怎么相关的往事，想起有天夜里，我把东诚忘在了一家餐馆的外面……我对佳佳说：“那天晚上，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我又想起我们的约定，就回去找东诚。我以为他肯定走了，但他竟还在那儿，在一盏路灯底下等着。”

“他就是这么死心眼儿。”佳佳淡淡地评价，“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找到了，但他还非要一直找下去。”

我们很久没说话。

“他的两个姐姐，还和他联系吗？“我问。

“早就不来往了。她们为了一套房子把他害成这样。如果他不知道……”

“他早晚会知道。”我打断佳佳，不想让她说下去，因为我觉得这种假设没有意义，而去联想这些只会让人难受。

“他一直没结婚？”我又问。

“结过，又离了。不过离了也好，对方挺刻薄的，东诚和她在一起，也不会过得多好。”

我说：“我能想象，像他那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宽容的妻子，日子会更难。”

佳佳看了我一眼，轻轻叹口气，对我说：“你没见过他现在的样子，他真是被折磨坏了……你还记得他以前的样子吧？多俊多讲究啊，好多女孩儿都喜欢他。”

我当然记得他以前的样子。我想，那些女孩儿也包括佳佳你吧……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从佳佳那里要到了东诚的号码。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锁上门，拉上窗帘，仿佛要进行一场神秘的仪式。拨通电话的一刹那，我非常紧张。每一声铃响，都像凉凉的雨水滴打在我的神经上，我几乎想把电话挂掉……但突然间，那边传来了他的声音——声音有些疲倦，比过去暗沉了些，但仍然是我熟悉的声音。我相信他听到我声音的那一瞬间，恐怕和我有同样的感受：紧张，想退缩，因为他顿住了。似乎我们相隔太远，也相隔太久了，想再穿过时间阴暗的汪洋，回到往昔，自己也觉得害怕。但很快，重逢的喜悦如潮水般把我们淹没，使我们处在一种激动的状态。我们尽量说些不带感情色彩的话，聊聊生活现况，表现出克制的热情和好奇。可有一会儿，只是听着那声音，泪水就从我眼里直直地淌下来。我想，打电话总是好过视频：你至少有暗自流泪的自由。

东诚说：“现在是在西安打工，那件事发生后出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厂医的工作就丢了，就一直靠外出打短工挣点钱，然后再去那边找，这样时间上也可以自由灵活些……”这个几乎失去一切的人，这个像一朵孤云、一把飞蓬般到处飘零的人，极力想把他的生活说得简单轻松，仿佛“那件事”只是过眼云烟，没有在他身上刻下多深的痕迹。我试图想象那边的他“被折磨坏了”的模样，可我想象不出。或许这就是多年不见一个朋友的好处：你总是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最好的时候的样子。

小时候，我和东诚都住在商业局家属院，我俩是院子里年纪最小的男孩儿，我比他大半岁。但他很少和院子里的孩子玩儿。原因是他的妈妈秀梅阿姨把他看得太紧，唯恐磕着碰着，更怕别的孩子伤到他。如果我和他抢东西或是打闹，秀梅阿姨就会大惊小怪，然后我妈妈就会狠狠斥责我。我有一个姐姐，东诚有两个姐姐，但她们都不肯带我们玩儿。所以，我们俩经常在各自家门口，拿树枝挖土，看蚂蚁搬家……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四五岁时，有天我在院子里看蚂蚁搬运米粒儿，秀梅阿姨刚好经过。她说：“小安，你知道吗？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你是捡来的哦。”我说：“我不是捡来的，我是妈妈生的。”她故作诡秘地摇头，说：“你妈妈骗你的，你是捡来的。不信你问问其他大姨大伯，大家都知道。”我气嘟嘟地站起来，对她喊道：“你才是骗人的，我问过我妈妈了，她说我不是捡来的！”秀梅阿姨看我真生气了，就笑呵呵地走开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玩笑，我也不是大院儿里唯一被开过这种玩笑的小孩儿。其实，几乎每个小孩儿都被大人开过这种玩笑——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讨来的、捡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大人喜欢和小孩子开这种既无聊又有些阴暗的玩笑。但在我的记忆里，秀梅阿姨最爱开这种玩笑。家属院里，秀梅阿姨和我妈妈关系最好。每当我对妈妈抱怨秀梅阿姨又说我是捡来的，妈妈就会说，她是和你闹着玩儿呢，她最喜欢小孩子。

小学三年级，我和东诚分到一个班。我经常忘记老师布置的作业，放学后就跑到东诚家问他抄作业。温暖的天气里，秀梅阿姨喜欢把一张小折叠桌放在家门口的树下，让我俩可以趁着白日最后的天光一起做作业。做完作业，我们就在院子里一起玩儿，直到家里的大人喊吃饭。冬日里，她就把折叠桌放在用来取暖的小煤炉旁，还常给我们发些炒花生、酥糖吃。可能因为我长大了，秀梅阿姨终于不再和我开“你是捡来的”这样的玩笑了。但她又有了新的“玩笑”：“小安，你认我做干妈吧！以后就在我家吃住，和东诚做个伴儿。人家要是问，我就说你俩是双胞胎。”东诚忍住笑，而我假装没听见。

一天中午放学，我和东诚走到老十字街口，我们县城有名的女疯子“傻花儿“突然跑过来，一把拽住我。我受到惊吓，完全无法动弹。这时，东诚跑到“傻花儿”背后，用书包使劲拍打她的背，“傻花儿”这才松开我，掉头去追东诚，但东诚跑得快，一缕烟儿跑进了旁边的公安局大院儿。

我看过很多连环画，知道什么是义气，认定东诚为了救我敢惹疯子，是真的义气。从那以后，我觉得东诚就是我的亲兄弟。一天晚饭后，我爸爸妈妈照例出去散步，姐姐也去了她朋友家。我和东诚神秘兮兮地钻进我的小屋里。桌子上已经摆上了两个小酒杯，里面盛着我从爸爸的柜子里偷出来的一点儿酒。我点上半截蜡烛，和东诚对拜了三拜，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就这样完成了兄弟的“结拜”仪式。我对东诚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哥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东诚说：“一言为定。”我们俩脸都红红的，看着对方傻笑，心里特别豪迈。东诚说：“喝了酒身上有味道，别让大人闻到了，咱们出去吹吹风吧。”我们就跑到西街上，来回兜着圈走。那是秋天，天气沁凉，一阵风吹过，树叶扑簌簌地飞落街头，但酒让我俩浑身发烫。看到在路灯下游戏的同学，我和东诚都装出傲慢的样子，不理不睬，觉得喝过酒、结了义的我们比他们成熟多了。

四年级的夏天，我们放学后常常溜到附近的池塘去玩儿。有天傍晚，我们在池塘边碰见了班里的同学方刚和他的朋友。他俩正拿着树枝，在水边打青蛙。那时候，因为方刚喜欢班上一个女孩儿，而那女孩儿偏偏爱和东诚说话，方刚正看东诚不顺眼。两人狭路相逢，方刚先是骂骂咧咧地挑衅，东城和他吵了起来。最后，两人冲向对方互相揪打起来。我一开始蒙了，但一想到我和东诚是结拜兄弟，硬着头皮冲了上去。和方刚一起的那个男孩儿看我冲上去，立即跑来给方刚当帮手。我们四个在水边扭打成一团。

停战以后，我们全都挂了彩。回去的路上，东诚的鼻子还在淌血，我的嘴角也破了，上衣被拽掉了两粒纽扣。回到家，我爸爸气我在外面和人打架，还想再揍我一顿，被我妈妈阻止了。但作为惩罚，晚饭是没有了。

晚上，秀梅阿姨找上门来问打架的事。她看起来有点儿着急，话语间好像在责怪我带着东诚打架。

“我是帮他呢，是他和方刚先打起来的。”我说。

我妈妈在一旁打圆场说：“小男孩儿嘛，打打闹闹也是难免的。”

秀梅阿姨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东诚老实得很，从来不和别人打架。”

“学校里总有坏孩子，他不打别人，别人也可能会招惹他。”妈妈说。

“小安也受了伤，看看脸上打得……”妈妈说着，把我拉过去，让秀梅阿姨看我肿起来的右脸和抹了紫药水的嘴角。

秀梅阿姨没再说什么，匆忙离开了，说要去找方刚的家长。

秀梅阿姨走后，妈妈对爸爸说：“秀梅真是溺爱东诚。男孩子打个架也不算什么大事儿，还专门跑来问小安，好像是怪小安把东诚带坏了似的。”

“她这个人就是重男轻女，要不是这样，她也不会……”爸爸说。

妈妈这时突然站起来，使劲儿瞪了爸爸一眼，打断他说：“要不是什么？你千万别在孩子面前乱说别人的坏话。”

爸爸清清喉咙，没再说话。

第二天，和东诚一起上学的路上，我对他说：“秀梅阿姨昨晚来我家‘训话’了。”东诚说：“我不让她去，但她非要去。”

“秀梅阿姨也太惯着你了，不就是打个架吗？大惊小怪，好像天塌下来了。”我说。

“你妈妈不惯你？”东诚反问我。

“我妈妈至少不像秀梅阿姨那么烦，什么都管。”我没好气地说。

东诚脸色有点儿变了，好一阵子闷声不响，但最后还是说了句：“我妈妈是管得严，但她是为我好。我知道好歹。”

我恼了，心想，昨天我是为了谁打架受伤，还饿了肚子？我说：“好，你知道好歹，我不知道好歹……”

“我没有说你。”他红着脸争辩。

“反正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说。

过后，我们好几天没说话。直到有天傍晚，东诚来找我，说：“晚饭后一起去街上玩儿吧。”我想，这算是他主动求和，我不能再撑着不理他。但从那以后，我知道绝不能在东诚面前说秀梅阿姨的坏话。

到了五年级，我们俩没有分在一个班，相处的时间也渐渐少了。升入初中的那个暑假，我家搬去城南的自建房。我读了离新家很近的二中，东诚读了家属院附近的一中。那年代没有手机，连座机电话都很少，渐渐地我们断了联系。

初二那年，有天早读课快结束时，老师领进来一个转学生，我惊讶地发现那是东诚。他长高了，人也瘦了，穿着牛仔裤，背了个洋气的双肩包。他朝班里迅速瞅了一圈，看起来有些兴奋，也有些羞涩。我以为他没有看到我。但一下课，他就转过头冲我笑。我得知他家搬进了城南新建的商品楼，所以转来了二中。他说：“本来以为能和你在一个学校，已经很高兴了，没想到还碰巧分到一个班。”我们到底更成熟了，儿时的友情在心里有了分量，甚至感觉到亲人般的温暖。

我把东诚介绍给我当时的好哥们建华，还有和我关系不错的女生佳佳。我们四个人自然而然成了最亲密的“团伙儿”。在学校里，我们总是在一起，课间跑到操场上溜达、聊天。不上学的时候，我们约着一起逛街，看电影，打台球，骑自行车到郊外去，倚在大树下，躺在麦田里……我知道还存在一些朦胧的感情纠葛，佳佳有点儿喜欢东诚，而建华有点儿喜欢佳佳，但这一点儿朦胧的感情并没有影响我们彼此的友情，也没有结出任何果实。它始终只是那么一点儿仿佛存在的好感和眷恋。那些轻松、美好、悠长的光阴，现在想起来，都像是蒙着当年流行的朦胧照般的柔和光线。我们四个人以为我们永远都会是最亲密的朋友，以为日子就会这样无休无尽而又温柔自然地流淌下去。

时间转眼到了初三。我记得东诚就他的未来选择和我郑重讨论过：读中专还是读高中？建华和佳佳那时都已经决定考中专，而我打算读高中。东诚有些犹豫，说：“我也想读高中考大学，但妈妈身体不太好，我想早点儿上完学找个工作，可以多陪陪她。”我很惊讶他把秀梅阿姨、把家庭看得这么重。当我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时，几乎从未考虑过这些“羁绊”。

东诚最后还是去省城读了医专，我不知道他选择这个专业是否和秀梅阿姨的身体有关。三个好友都离开了，我一个人留在县城读高中。一开始，我们彼此频繁写信，信里往往充满了怀旧、伤感的情绪。对他们来说，这伤感是离开故乡、独在异乡的落寞；对我来说，则是朋友远行、自己被留在此地的孤独。但在最初的强烈不适和倾诉欲望后，每个人不得不投入自己的新生活。于是，这些信件也渐渐稀少了。

高二时的某天，妈妈说：“你秀梅阿姨去世了，凌晨起床上厕所，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救护车赶到时，人已经过去了，是心脏病突发。”妈妈说起这些很唏嘘，又说：“快两年没见你秀梅阿姨了，没想到人就这样突然走了。早知道这样，应该经常见见面。”后来，妈妈去参加了葬礼。我问她：“在葬礼上有没有看到东诚？”她说：“看到了，东诚穿着孝服，一直跪在地上，没能和他说上话。”

“等周末你不上学了，去看看东诚，安慰安慰他。”妈妈对我说。

我没答话，因为我不确定是否会去。男人对男人，也说不出什么像样的宽慰的话，再说这样的事根本无从安慰。那个周末，我没去找东诚，尽管担心着他，但还是觉得在人最悲伤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他。等下一个周末，我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他的二姐。她没有认出我，只冷淡地说：“东诚已经回学校了。”我也没有对她解释我是谁，我想，她还在丧母的悲伤中。

直到寒假，我和东诚才见上面。第一眼看见他，我觉得他有些异样，并不是因为他胳膊上依然戴着黑袖箍，也不是因为他悲戚得有些迟钝恍惚的神情，而是因为他的样子变了：他的头发看起来很久没理了，衣服也旧了，甚至不怎么干净。俊秀的他浑身上下有股邋遢、落魄的气息，像一件明净的物件蒙上了尘土。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首儿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我问：“郑伯伯和姐姐们都还好吧？”他说：“我爸身体还好，就是有点儿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状态不太好。”他没有提及两个姐姐，我也没有追问。最后，我说：“秀梅阿姨已经走了，你要保重，照顾好自己……”他嘴唇抖动了几下，仿佛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我怕他会忍不住哭出来，再也不敢提起秀梅阿姨。

第二年的暑假，也是东诚中专毕业、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他经常来我家玩儿。从他的样子，尤其是他带破洞的T恤衫，谁都能猜到他的日子不好过。我尽量淡然处之，怕东诚发觉我注意到这些。可我妈妈似乎不懂得掩饰，她总是拉着东诚说话，眼神里藏不住关切和怜悯，甚至会提到秀梅阿姨。那一次，妈妈突然拿出件衣服给他，说是给我买衣服的时候多买了一件。东诚看起来有点儿尴尬，但耐不住我妈的热情，最后还是收下了。东诚走后，我对妈妈说：“以后别这样了。”妈妈不觉得她做的有什么不妥，说：“你郑伯伯虽是个好人，但男人哪懂得照顾孩子？我作为阿姨给东诚买件衣服有什么不对？”

“谁都不愿意被施舍。”我告诉她。

“东诚从小和你那么好，我也把他当自己孩子，怎么能说是施舍？”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他内心很敏感的，你看他刚才脸都红了，又不好意思不收。你这样明显地可怜人家，只会让人家更难受。”

妈妈沉默不语了。

我知道话说得有些重了，又说：“他不是还有两个姐姐吗？”

我的意思是东诚还有别的女性家属可以照顾他，不用她操心。妈妈却来气了：“你自己想想啊，他姐姐管过他吗？她俩从小就不待见他。”

我惊讶妈妈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她很少赤裸裸地指责别人。不过，回想起来，我的记忆里的确没有任何东诚的姐姐们和他亲密相处的画面。在那个总有点儿怪异的家庭里，仿佛两个女孩儿在一边，而东诚独自在另一边。

大一那年暑假，我回到县城，东诚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在一个厂里当厂医。白天他没有时间，晚上出门要提前安排，因为郑伯伯去年冬天中风过一次，有点儿行动不便，需要他照顾。有天晚上，他终于有时间出来，我们钻到文化馆二楼的台球房里打了几局台球，然后就在大街上来回溜达，累了就到路边冷饮摊子上要瓶啤酒，喝完继续走路。夏天的夜晚，一阵阵温热的风若有若无地吹着，风里有浓烈的烧烤味、淡淡的尘土味儿和人身上的汗味儿。我想起小时候我俩喝了酒去大院儿外面的西街上吹风的情景……我们俩还有我们周围的街景都已经变了那么多。东诚不像秀梅阿姨刚去世时那般悲伤、落魄了，脸上又像过去一样时不时地浮现出笑意，但那笑意里却不都是快乐，总有丝丝缕缕的阴影倏忽飘过。他的话也比以前少多了，过去的朝气和灵气变成了一种温柔静默的东西，仿佛他的丧母之痛，他所有的忧愁、孤独，全都溶解在深水般的静默中。

……

全文见《清明》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