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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狗阵》的写作一样，徐贵祥最新出版的儿童题材小说《晨语》，也是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皖南地方一个乡镇学校的师生为主要描写对象，并由此辐射到小镇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势、各色人等。孩子们的心理、性格、精神世界，以及学校师生间的情谊，特别是在民族危亡时刻学风校纪与少年心智品格之间微妙关系的塑造，都是作家格外用心的地方。

小说开篇，曾提及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作品的核心情节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被德国普鲁士军队占领后，侵略者强迫当地学校改教德语，最后一节法语课因而格外震撼孩童们的心灵。这是明显的嵌入式安排，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面临异族侵略、国家危亡乃至语言文化可能的毁灭时，思明中学的方楚老师曾在课堂上问学生曾凯：“假如日本鬼子打到了芍药镇，假如他们强迫你们放弃中国的语言，去学日语，你怎么办？”曾凯的回答斩钉截铁：“老师，我们没有最后一课，我们不学鬼话。”这也是《晨语》这部儿童题材小说重要的思想主题。

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佛罗山中的芍药镇思明中学，看上去就是一个伊甸园。校长林中石和老师们遵循学校创建者初衷，奉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启发学生心智，强健他们的体魄，鼓励学生下田参加水稻插秧劳动，上山辨识鸟兽草木之名。尽管学生们的出身、背景各有不同，秉性天赋各异，但在方楚、于仕伏、李华等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校是一流的，就读于其中的学生们是幸运的，也是非常幸福的。然而，日本人来了，像田园诗一样的学习生活被无情打断。

先是驻扎在佛罗县城的日军得知李华老师学过日语，派人到学校，把李华老师“请”到佛罗县城的日军基地给他们当翻译，一去没有了音讯。紧接着，思明中学开始被监控，师生进出校园都有汉奸跟踪。最终，日本人的生化分队来到芍药镇，在佛罗山大量采集一种特殊的植物曼琳陀罗，制造用于战争的毒剂。同时，日本人还在积极寻找一本叫做《百草秘笈》的小册子，是早年国共内战时期红军的一位医生在佛罗山区遍尝百草撰写的药书。

不过，思明中学并非一般的中学。两年前，当校长林中石来到思明中学时，即秘密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老师当中多数是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方楚和李华两位老师。也就是说，这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其实很不寻常，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也有中国革命基因，二者水乳交融，学校的气象因此大不相同。举例来说，当同学们在水田里插秧时，学生杜双虎恶作剧，以子虚乌有的“蚂蝗”使生性懦弱的毕得宝受到惊吓，毕得宝的父亲毕景期凭借自己的商会会长和校董身份，要求开除杜双虎，否则毕得宝就转学。他还放出话说，自己的孩子不能和这些没教养的孩子一起读书。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校长林中石秉持公正，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说服毕景期：“本校是平民学校，宗旨是扶助工农，教育兴邦，不论富贵贫贱，一视同仁。我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犯了一点小错，更不能因为你是本校的校董，就剥夺这个孩子读书的权利。”林校长进而言之：“国难当头，需要人才，我们的孩子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不能把孩子当做不堪一击的弱者。培养孩子，既要让他们读书，也要磨练他们的胆气，让他们真正坚强起来，不使我们的国家再受欺负。”最终让毕景期无话可说，认可了学校的决定，不处理杜双虎，毕得宝继续上学。

还有一个教育案例，事关对“汉奸”的认定。也是商会会长毕景期，在日本人来了以后被迫当上了“亲善协助会”副会长，他不得已为日伪军做事。有一次，他让儿子毕得宝带给同学们每人一支日本产的钢笔，还有墨水，结果在同学们中间引起轩然大波，几个激进的同学认为，把日本货带到学校，就是在为日本人宣传鼓吹，并且称毕得宝为“汉奸崽子”。陷入绝望无助中的毕得宝又要退学，这时候，方楚老师和林中石校长的包容、理性与客观，再一次起到了矫正孩子们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

林校长告诉同学们，毕得宝的父亲被逼当“亲善协助会”副会长，但他是不是汉奸并不能轻易下结论。毕得宝分日本钢笔给大家，也未必就是在鼓吹日本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队伍缴获了敌人的武器，会不会因为这是敌人的东西就把它扔掉呢？”林中石继而告诉同学们：“要记住两件事：第一，在没有发现毕景期先生有汉奸行为之前，我们不能称他为汉奸；第二，毕得宝同学把东西分给大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替日本人鼓吹，我个人认为他是好意，是帮助同学们。基于这两点，我希望同学们一如既往善待毕得宝同学让他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迎接明天。”

这样的场景看似司空见惯，实则可见思明中学民主、宽容的教学理念。学校既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还要在认知判断的能力上施教，这才是好的教育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这些理念的一个大背景，是凝聚民族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亡的社会思想。今天我们回头审视历史，也能发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决策的价值。小说中思明中学师生们的家园意识、爱国情怀，显然也是有着特定政治基础的。

徐贵祥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对中国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文学回望，自然不是亲历体验的结果，但也未必是完全用想象还原历史。可以说，他今天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过往史料甚至文学表达的参照。但是，相较于早期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及时性、纪实性、真实性，以及主题的鲜明性、思想的革命性等系列特征，徐贵祥的创作是拉开了时空距离的回望与观照，是一种当代视域下的写作。他对战争时期的乡村政治、乡绅人物，对敌占区的众生面目，对新四军佛罗山支队的敌后斗争方式，有一种不同于早期“革命化”“斗争性”文学的精细处理，更平易近人，也更自然而然了。特别是对方楚、李华、于仕伏等老师，对曾凯、杜双虎、杨柳、毕得宝等同学，对林中石校长、空灵寺的济源师父等，都有一种“回望”的清明和“水落石出”后的观察。

最后，虽不知道《晨语》书名由何而来，但其谐音“成语”倒是提醒了读者，这是一本刻意强化了汉语修辞中成语价值的儿童读物。书中大量的成语接龙，基本上都是恰当的、情景交融的，有一定的文体价值，也会对小读者的语感、词汇积累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