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消夏千灯里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六日，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穿着官服，正在批阅公文。天气炎蒸难耐，他忍不住写诗诉苦：“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古人降温手段有限，如何避暑确实煞费思量。一种常见的办法便是泛舟，向水上、向风中觅取清凉。
泛舟消夏的习惯，宋代之前就已出现。五代李珣有首《南乡子》，词云：“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绿蚁即酒沫，红螺指酒杯。在当时的岭南，年轻女子夏日结伴泛船、饮酒奏乐，岸边鲜艳饱满的荔枝低垂水面，与人面交相衬托，一股青春气息跃然纸上。
及至北宋，士大夫间也盛行此道。宋仁宗庆历年间，文彦博出仕成都，每逢初伏、中伏、末伏日，即召集僚属乘凉，“早宴罢，泛舟（江渎）池中，复出就厅晚宴”。在广州，至今还留存一方石刻，是宋神宗时期官员金君卿、许彦先一行四人“中伏泛舟避暑”的题名。
相较前代，宋人乘船避暑衍生出一些新的趋向——白昼日照强烈，唯有林木清幽处适宜出行，通常是在郊外；至于城中，往往要待夜色降临、凉风习习之际登舟。
这在从前恰是极少可能的。直至唐朝，城市还以坊为单位，划分成若干部分，坊门日出而开，日落而闭。商业则限于特定区域，称作市，如唐都长安的买卖便集中在东西两市，商市同样开闭有时。一到夜里，各坊各市互不通行。沿流放舟，也就无从说起了。
五代至北宋，坊墙拆除，商铺散落于城中各处。与之相伴，宵禁废止，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商业大发展“打破一切旨在保留城市贵族性质的旧规矩”。坊市居民逐渐拥有晚间出门的自由，夏夜泛船方始兴起。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写下《夜泛西湖五绝》。其四说：“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他饱览月色澄明，意犹未尽，又想见识月落后的湖水。那时，周遭一片黑色，湖面半隐半现，泛出暗幽幽的光泽。此时的苏轼有官职在身，却能彻夜徜徉湖中，不担心知法犯法，乃是前所未有的福分。
城市泛舟消暑，既已形成风尚，必然进一步商业化。南宋时期，杭州西湖游船入夏便不再驶进里湖，日间多停泊于树荫下，租给百姓纳凉。夜晚有好事者，索性铺设枕席、高卧舟里，甚至划去湖心，一觉睡到天亮。游船上销售各类水果、蜜饯、冰镇饮料，还有“关扑”之戏，掷铜钱决定货品归属。如此热闹，显然是有别于苏轼清赏的另一路发展。
乘舟消夏的城市化、商业化一脉，到得明清愈发声色大开。其中，灯船堪称代表。徐珂《清稗类钞·舟车类》概括：“灯船，江宁、苏州、无锡、嘉兴皆有之，用以游览饮宴者。及夕，则船内外皆张灯，列炬如昼。夏时为盛，容与中流，借以避暑。”文中列举的四座城市，莫不水道便利、经济发达，难怪要坐船度夏，争奇斗巧。此外，在扬州等地，灯船也大行其道。
所谓灯船，顾名思义是船上悬灯，且数量远超寻常所需。这种船分大小，最初“船身丈八华池方”，长约6米，张挂数十盏灯；船中心围栏幕布，辟出一块空间，用以饮宴奏乐。自明代至清中叶，皆维持这一形制。降及晚清，船身四面扩展，“长及五丈”，约16米，张灯上百；船心并列门舱、中舱、后舱，同时摆得开几桌筵席，宽敞豪华。
各地灯船，又推南京秦淮河上最为著名。在明清两代，南京是冠盖云集的一线都会。农历四五月间，长江涨潮，秦淮河面抬升，水势浩荡，灯船正好大展身手。
此地灯船特色有二：
一是多船首尾相接，连成一条长龙。明代钟惺《秦淮灯船赋》介绍，极盛期有四五十只，“每舫载二十许人……用绳联舟，令其衔尾，有若一舫”，足有二三百米。当夜色笼罩夏天，一长列船逶迤驶来，千百盏羊角灯大放光明，照彻两岸。上头歌吹竞作，船尾放一大鼓，以鼓声为节。繁音促节之时，“扬槌击鼓，蹋顿波心”。
二是河房夹岸林立，与灯船相映成趣。秦淮河房或自住，或租赁，朱户雕窗，富丽精致。入夜时分，一扇扇窗门洞开，众人凭窗观赏河景。
反过来，对于河船中人，河房也是一景。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对此有段生动描写：“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香雾从屋窗中氤氲漫出，弥布河面；明亮的灯船、皎洁的月色，因此平添三分迷离；馥郁的气味入鼻沁腑，一切使人如坠梦境，如登仙宫。
秦淮河夏日风景之所以独领风骚，至少一半应归功于灯船。泛舟消夏演进到这一步，显然主要目的已由纳凉转向了娱乐。
如此举世无双的奇景，自然引得文人墨客争相吟咏。其中，杜濬作于清顺治四年初夏的《初闻灯船鼓吹歌》最为人所称道。据说，名士周亮工在秦淮大宴宾客，兼观灯船，席间拿出百金，公开征求诗作。杜濬不等别人反应，站起身来，劈手夺过钱袋说：“周兄是念我家贫，有意接济我了。”只见他略一思索，振笔直书，片刻撰成174句的长歌，满座为之折服。
杜濬当仁不让，既是自矜才藻，也有长期思考作为底子。他借明代灯船之兴衰，透视政事、国运之变迁。诗中写道：“江陵（张居正）此日富强成，圣人宫中奏云门。后来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东南倾。”
灯船问世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变法之后。此次变法挽救了原本左支右绌的朝廷财政，但经济上南进北退之势也愈加显著。万历六年，地方夏税丝绢，“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南方所占九分之八，绝大多数又由苏浙等地贡献，故杜濬有“普天物力东南倾”之慨。灯船便是这鲜花着锦地界所催生的项目。
及至明末，秦淮灯船始终流光溢彩。南明弘光帝登基于南京，政权仅维持一年。即便在此时，依旧醉生梦死，灯船表演精益求精。孔尚任以此为背景的《桃花扇》写到，陈贞慧、吴应箕造访丁继之水榭。小僮应道：“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联系时局，让人不禁怒弘光政权之不争。待清军攻陷南京，这悬崖边的繁华戛然而止。
清初诸帝崇尚俭朴，灯船恢复缓慢。乾隆帝即位后国库充盈，灯船乃一举复兴，而且踵事增华。乾隆中叶，钟山书院山长夏之蓉《谢太守禁秦淮灯船，诗以美之》有句“近来更有楼船好，四面朱帘碧纱绿”，自注“碧纱楼船之制，其来只五六年，始一二富家为之，转相仿效”。船舱底下载酒，舱中坐客，四面凿窗，碧纱作帘，贵重而更适合游览。五六年间蔚然成风，足见习俗转移之快。
认真说来，灯船除了供应娱乐，也供应生计。艺人、船工不消说得，灯铺、酒店也受益良多。扬州长春巷南侧门面，多半是租灯铺。瘦西湖上灯船，全部从此租灯，一灯八钱，养活了诸多百姓。
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南京，即将重振灯船列为要务。江宁知府涂宗瀛专门谒见曾氏，劝他禁行灯船，以免生事端。
曾国藩笑道：让我先领略一下，再禁不迟。他约上自己新礼聘的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夜泛秦淮。只见，灯船遍布河面，乐声此起彼伏。曾氏快慰非常、通宵游玩，清晨仍兴致勃勃，饮酒于岸边。
翌日，入官署办公，召来涂宗瀛告知：我在河上待了整晚，太平无事，尽可放心。何况小民赖此为生，灯船切不可禁。涂氏唯唯而退。秦淮灯船由小变大，就在同治三年以降。
秦淮河河道狭窄，长十余米、宽近3米的大灯船多了，就会施展不开。光绪末年，这种大船增加至三四十艘，在河里摩肩接踵，动辄互撞，极不方便。由此之故，大灯船流行了50年便即没落。
1923年8月，朱自清、俞平伯同游秦淮，所见最宽绰的船只不过“可容二三十人”，已然缩减回钟惺笔下“每舫载二十许人”的旧时规模。
纵览古人泛舟消夏风俗的变迁，与城市形态、经济趋势、朝代更替、政策导向乃至自然地貌都存在密切关联。掌故家黄濬有言：“凡谈游衍之乐者，必知虽小事亦皆系于史迹与地势之盛衰”，诚可谓不刊之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