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齐林，籍贯江西吉安永新，80年代中期生，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广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有作品散见于《作品》《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雨花》《长城》《青年文学》《清明》《山花》《芒种》等刊物。曾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第四、第五届广东省散文奖，著有小说集《像鸟儿一样飞翔》，散文集《被淘空的村庄》《少年与河流》《跪向土地》《大地的根须》。

大地的根须

周齐林

1

闭上眼，东莞寮步、深圳上沙、道滘大罗沙、广州白云区、虎门北栅综合市场这些熟悉的地方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沉重的货车从马路上碾压而过，马路上留下的脚印迅速变得扭曲模糊，直至消失无踪。这些年我在南方小镇辗转颠簸，搬了无数次家。每次搬家，弥漫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舍不得丢，又带不走，我久久地望着它们被遗弃在垃圾堆里而心神恍惚。我没有带走它们的能力，能带走的只有自己。

频繁搬迁之后，我在博夏社区住了下来。这个嘈杂的城中村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步行只要十分钟，附近上班的白领、保安、打工妹、销售员、电工都聚集在这里。廉价的房租磁石般吸引着过往的人，我租住的房间不到二十平，月租200元，屋里摆放着一床、两椅，还有一张从楼下捡回来的破旧桌子。

天空飘着一丝细雨，疲惫地回到昏暗狭小的出租屋，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楼下烧烤店嘈杂的声音长了脚一般攀墙而上，迅速步入我的耳中。隔壁房间那对在附近KTV上班的情侣，此刻正在激烈吵闹。对面房间的小男孩哭泣着，发出嘶哑尖锐的声音。整层楼呈凹形，我住在最里一间，仿佛受到两面夹击，一步步被逼入了绝境。每次从外归来，无边的喧嚣总是迅疾把我淹没。窗外雨声密集，淹没了周遭的嘈杂，世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雨。

住在顶楼的租户跑到楼下房东老徐那里抱怨房子漏水。老徐不停地说着抱歉，他住的小屋也在漏水。雨水落进脸盆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屋漏偏逢连夜雨”“告别出租屋，拥有一个自己真正的家。”雨雾中电线杆上贴着的房地产传单总是一语击中无家可归的人。

2015年底，低迷多年之后，房价开始松动。年后，随着股市暴跌，越来越多的人把资金转移到房市中。隐约感到房价上涨的速度加快，连续看了几个小区的房子后，我迅速交了一万元定金。带我看房的房产中介小安三十岁出头，做房地产已经七八年。小安说去年年底到年初，她已经投资了三套房子，等过两年就卖出去。我惊异于她的投资理财意识。这是位于城区的一套120平米的二手毛坯房，售价84万元。谁也不会料到这套房子5年后会暴涨到360多万元。准备签合同时，我的征信却查出有问题，信用卡逾期了七八次，原来之前无意中为支持跑信用卡业务的朋友而办的两张信用卡，有几十元忘了及时还，我被拉入了黑名单。“逾期太多，贷款贷不上。”事情一下子陷入僵局。“小周，看来你跟这套房子无缘了。”小安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走出门店，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感觉自己的魂魄抽离了肉身，没想到一张小小的信用卡把我逼入了绝境。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了40万元，朋友们邀我去游玩时，我常借口有事委婉拒绝。我没有一次付清全款的能力，更不好意思把手伸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能贷款，意味着我间接地丢弃了购房资格。一时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没有谁不渴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很小。望着不断上涨的房价，我不由悲从心来。深夜，我坐在床沿，望着窗外绵绵的细雨，愈加感受到命运的卑微与凉薄。

那段时间，我甚至做好了辞职回老家的准备。回老家不仅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还可以和婷在一起。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建议我把家里的房子建起来，早点成家立业。在哪里都是过一辈子，父母希望我的日子过得平稳安逸一些。但我不想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更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三个月后，小安跟我说当初我准备买的那套84万元的房子已经涨到100万元了。这加深了我的焦虑和恐慌。我不敢再关注房产的消息，卸载了一切关于买房的软件，微信上看到房产讯息，也选择关闭。饭桌上，朋友们聊买房的话题，我通常会沉默不语或者借故走开，一举一动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

父亲打了一辈子工，全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他从未有过在他乡安家的想法。在父辈眼里，外边只是养家糊口挣钱谋生的地方。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将进城居住和生活作为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城市，不存在城乡生活方式转变的心理隔阂，还因为在与同龄人的交流和比较中，城市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目标。现实是残酷的，父亲积攒了半生的钱在农村盖的水泥房早已老旧，而我这般身处底层的打工者却依旧在为城市的一套房的首付而苦苦挣扎。

我的大学同学小赵也深陷在买房的焦虑中。2016年年初的一天，饭后，他抱着小孩到村头的空地上散步。村里的几个老人见他来了，忽然不吭声了。等他一走开又议论起来。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他们议论的焦点。“现在村里就剩他家没买房了。”这句刺耳的话还是传到了他耳里。村里人纷纷在县城买了学区房，房子装修好后，就把孩子转到县城中小学读书。村里小学只剩下十几个学生，曾经的热闹变得冷冷清清。“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房，我也要去县城读书。”10岁的儿子放学回来，扔下书包，拽着他的衣角问道。突如其来的一问让他不知如何回答。儿子之所以嚷着在县城买房，是因为他的好伙伴这个学期转到县城去读书了。家里一直捉襟见肘，妻子开了个小超市，他则花了几万块钱买了个旧面包车，给人拉货。一家人靠着这两份活，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闲暇时，他跑到江边去钓鱼，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烤红薯。曾经的悠闲一下子被打碎了。考虑了两天，他终于决定买房。一周后，他向在深圳开厂的发小借了20万元，问姐姐借了5万元，外加家里5万元的存款，在县城买下了一套120平的二手房。签完合同的那一天，村里的老人都笑嘻嘻地问他买了多大的房。“买了就好，三房一厅，恰好一家四口住呢。” 几个老人说道。

小赵的遭遇加剧着我内心的恐慌。七月份，身边曾经租住在一起的同事辉和锋纷纷搬离博夏出租房，搬进了新房。2015年，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身边的朋友小杭擅长投资，他在年底敏感地捕捉到了房价的新一轮启动，从亲戚朋友手里东拼西凑了40万元，加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在莞城中心区按揭买下两套二手房，坐等房价上涨。与我们这些身处底层的打工者不一样，文友平年近六旬，温州人，擅长投资的他从2003年在东莞开始投资买房，到如今手上已经拥有近20套房产。2003年他零首付在东城买下一套200平米的房子，除了交3万块手续费，剩余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按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套位于东城中心的房子已经涨到了1000万元。茶余饭后每每聊起这件事，我们都向他竖起大拇指。“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从他身上的胆识与豪气里看到了底层群体在生活面前的战战兢兢和如履薄冰。

身边的同龄人纷纷搬进自己的新房，我变得更加沉默。相恋多年的婷已经辞去老家的公职，下个月就要过来我这边上班。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婷牺牲了很多。辞掉公职，跟着一个无房无车的人过苦日子，这是极大的冒险，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激烈的争吵在我耳边回荡，她蜷缩在墙角哭泣，我的眼眶也禁不住涌出泪来。

霓虹灯闪烁着昏黄的光。细雨中，我沿着运河默默行走，雨水沿着脸颊流进嘴里，我感到一丝苦涩。

婷顶着巨大的压力辞职过来了。走进出租屋的一刹那，看着收拾整洁干净的屋子，她没有嫌弃，反而紧紧地抱住了我。在出租屋，我们一起择菜炒菜，饭后一起沿着运河散步。漂泊的日子，因了她的陪伴多了一份贴心的温暖。看着她瘦弱的身躯，环顾20平米的房间，我内心满是愧意。老家体制内的生活是安逸的，东莞的生活充满了颠簸和未知。出租屋离她上班的学校有12公里，开学后，每天清晨要六点起来，下班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为了省钱，每次往返都是坐公交回家。看着她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总是倍感辛酸。

一天早上，晚起了15分钟，她打滴滴去学校，可能因为心急，催促了司机几句，不耐烦的司机忽然停下车，叫她下车。上班高峰，车流越来越密集，一气之下，她一路小跑到学校。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一辆快速行驶的三轮车不小心撞在她的膝盖上，手提袋里装着的书散了一地。电话里，她抽泣着喊着我的名字。庆幸只是皮外伤，在医院的走廊上，她静静地坐着，脸上挂着一丝泪痕。我紧紧地把她拥在怀里。

2

2016年国庆前夕，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我最终以哥哥的名字买下了一套二手房。签完合同已是薄暮时分。黑夜潮水般漫过街道、小巷，昏黄的灯火在风中摇曳着。逼仄的出租房里，我静静地看着爱人摆放整齐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脑海里浮现出她每日起早贪黑往返学校疲惫瘦削的身影，眼眶不由一热。

夜深了，我毫无睡意。起身走出房门，快步下楼，看见房东老徐和他年近五旬的老婆以及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四个人竖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老徐是我老乡，吉安新干人。隔着窗户，我朝老徐的房间张望了一眼，昏黄的灯光下，老徐尴尬地说道：没办法，今天客房都住满了。老徐是二手房东，从当地村委会手里承包了这栋五层的房子用来出租。除了一楼的六个房间用来日租，其他都是月租房。

老徐五十五岁，鬓发全白了，大儿子15岁时患了尿毒症，多年的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终还是撒手而去。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年近四十的妻子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现在的两个小孩。平常老徐独自在外管理着这栋出租房，逢年过节老婆就带着两个孩子过来这边玩。老徐做二手房东一年6万元的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重新回到出租房，隔壁两个房间已安静下来，偶尔传来水掉落在桶发出的滴答声。

深夜从睡梦中醒来，锯齿形的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让我想起去年的夏天，阵阵热浪把我逼出房间，拿着凉席跑到顶楼的阳台上睡。铺好席子躺下不久，老徐带着他两个小孩也上来了。酷热的夏天，正是生意好时。“一楼六个带空调的房间都出租出去了。”老徐咧嘴朝我一笑。老徐两个儿子围绕在他身旁嬉戏打闹着。夜缓缓沉下去，那些喧嚣的声音也渐次隐遁而去。半夜，一滴冰凉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雨水打湿了梦境。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叫醒了正在睡梦中的老徐。紧接着，雨密集地下了起来，一双无形的手织成一道泛着微光的雨帘。

拿到房产证的那一刻，不由感到恍惚。我这棵来自乡村的水稻似乎在城市森林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生长的地方。

搬家的那天，整栋出租屋静悄悄的。一个月前，老徐已经回江西老家。我把他一直送到火车站，上火车的一刻，他朝我不停挥手，说一定会再回来。老徐头顶那一根根兀自矗立的白发让我想起年迈的父亲。去年年底村委会主任把老徐承包的这栋五层出租房提高了两万五的租金，老徐几次提着酒和烟去公关都收效甚微。合同到期后，只好离开了这栋他居住了八年的房子。

收拾好行李，下楼，老徐熟悉的面容浮现在我脑海里。老徐很会炒菜，我经常在他那蹭饭吃。炖了排骨汤和鸡汤，老徐总会给我留一碗。老徐的存在，让我的漂泊多了几许暖意。

老徐没有再回来。他是上一辈漂泊者的缩影。许多人在城市漂泊了二三十年，把青春留在了城市里，最终却带着一身病痛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3

晚上，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想将搬进新房的消息告诉他们。母亲说白天你爸跟隔壁的兰娇婶吵了一架，已经睡了。父亲性格老实巴交，兰娇婶飞扬跋扈，与她吵架，父亲肯定要吃亏。

兰娇婶年逾七旬，两个儿子在深圳开工厂。去年年初，她家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栋五层楼高的新房，新房装修考究，耗费了近百万元，房子四角特意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防小偷。这栋气派的房子顿时成了村里的关注焦点，五层楼的新房矗立在村子里，巨人般藐视着周围的三层小矮房。

与城市鳞次栉比的房子相比，在乡村，房子的意义变得复杂扭曲。房子是人的命根子，更是面子。村里卖豆腐为生的王大叔，早年一家五口住在一栋旧房里，房子倾斜着，几乎坍塌。多年后的今天，王大叔的三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很有出息，3年前，他把旧房推倒，盖起了一栋四层新房。乔迁那一天，王叔摆了十几桌，沾亲带故的都请来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我跟着父亲去喝喜酒，王大叔喜上眉梢，手里揣着几条软中华，见人就发一包，来人接在手里，自然欢喜。那天王大叔喝得酩酊大醉，多年淤积在心的憋屈似乎一扫而空。王大叔通过建新房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一扫几十年来在村里人面前的屈辱。

那天清晨，父亲一大早把鸡圈里的鸡赶出来喂食，有两只鸡蹿过水沟跑到几米之隔的兰娇婶家院子里去了。两只鸡刚进兰娇婶的院子，“扑哧”一声，拉下两坨鸡屎。站在门口的兰娇婶见了，气势汹汹地拿起扫帚把打在一只鸡身上。兰娇婶下手很重，几乎要置鸡于死地。鸡被打晕了，倒在地上挣扎着。这一幕被父亲看见了。父亲感觉这一下子仿佛打在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你下手这么重，把我的鸡都打死了。你怎么这么歹毒？”站在兰娇婶家五层楼高崭新的房子前，再回观一下自己的房子，父亲似乎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好好管住你的鸡，弄脏了我的新房子，你赔得起吗？”兰娇婶气势汹汹，明显完全没有把我的父亲放在眼里。

“盖个房子很了不起吗？”父亲反驳道。

“有本事你去盖啊，我看你一辈子都盖不起。”兰娇婶的话一下子噎住了父亲。寒风里，父亲沉默着回到了屋里。父亲输得很惨。打死的鸡被兰娇婶扔在小路边，父亲执意叫母亲不要去捡回来。兰娇婶远在深圳的儿子小军得知后，打电话过来给父亲赔不是，并赔付了两百块钱作为补偿。小军比父亲小十几岁，一直叫父亲叔。倔强的父亲选择了妥协，下午，母亲把鸡捡回了家。

房子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城市的气息渗透到村庄的各个角落时，房子的意义也变得愈加复杂。一栋栋三层楼高的小洋房争相矗立在大地上，密密麻麻地占满了整个村子。与周围的洋房相比，父亲多年前建起来的平房仿佛一个补丁。不时有人问父亲什么时候盖房子。与王叔的三个儿子不一样，我和哥哥都在珠三角打工，每月拿着微薄的薪水，父亲深知他的愿望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兰娇婶阴阳怪调的话击中了父亲脆弱的内心。

父亲一直期待我们哥俩能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盖上三层，然后里里外外装修一番。这是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4

父亲有很深的房子情结。

禾水河环绕着整个村庄，彻夜不息地流淌。1982年，父亲靠着自己做木匠积攒下来的积蓄在禾水河岸建了一栋瓦房。房子依水而建。黄昏时分，推开后门，坐在庭院的木凳子上，能看见余晖映射下的河面波光粼粼，仿佛披上了一层薄纱。彼时，母亲刚刚怀孕，父亲喜悦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雨彻夜不停地下了起来。

随着屋后忽然传来的崩塌声，半边房子迅速沦陷，散了架一般，迅速沉入湍急的河流。1982年，这场百年难遇的洪水让许多房子倒塌了。洪水消退后，父母亲又搬回到阴暗潮湿的祖屋。两年后，我出生在这里。我的降生让原本逼仄的房子变得愈加狭小起来。一年后，父亲借钱咬牙在距离祖屋几百米的地方建了个80平的新房。1992年，打工浪潮席卷到村里，一个落雨的清晨，细雨敲窗，犬吠声起，父亲跟着村里人踏上了去广东的火车。从那之后，到了月底，身穿绿衣脚踩永久牌自行车的邮递员总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送上父亲准时寄回来的八百元或九百元的汇票。父亲像蜗牛一样，让自己背上的壳不断地更新生长，寻求足够的空间来遮风挡雨。2000年，父亲终于在小镇靠近农贸市场的地方买了一块120平米的地皮。

人生总是福祸相依。2003年夏天，高考前夕，火热的太阳炙烤着整个大地，我背着一蛇皮袋子书从学校回到村里。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午，却暗藏杀机。我汗涔涔地踏进家的门槛，母亲迎头从里屋走了出来。“林林，我得癌症了。”母亲面色苍白，一边说眼泪如断线的珍珠般往下流。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中期。一个月后做完手术，鬓边发白的老医生神情严肃地说，能挺过五年，以后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母亲如履薄冰地活着，仿佛一不小心她身体的这座危房就会倒塌。

出院在家的日子，婶婶为了一只鸡跟母亲吵得不可开交，母亲躲在屋子里偷偷流眼泪。为了让母亲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父亲咬牙在填好的地基上建起了一层新房。年底，我们一家四口搬了进去。

新屋变成了老屋，那些成长的记忆弥漫在老屋的一桌一椅之中。新房很安静，在慢慢的调养下，母亲的脸色也变得红润，死神隐遁而去。又一个十年过去后，年近六旬的母亲因小肠畸形引起大出血，生命垂危，从市人民医院转到省人民医院的那一夜，主治医生连续下了三道病危通知书。深夜，我蹲在黑漆漆的楼梯口默默为母亲祈祷。次日，母亲竟然侥幸化险为夷。母亲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几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让她的手脚都肿得变了形，平常人几秒钟就能穿好的衣服，母亲需要颤抖着双手，花上几分钟才能穿上，一块细小的石头也能变成行走的障碍。属于母亲岁月的河流已经干涸，像一尾搁浅的鱼，她在干枯而又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河床上苦苦挣扎着。给别人装修了一辈子房子的父亲结束了20多年的打工生活，回到了老家，开始承担起照料两个女人的任务，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两个女人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父亲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

5

房子是栖息的港湾，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成了父亲余生最大的心愿。

父亲说，即使以后你们都在外面安家了，老了还是要回到老家安度晚年的。这是你们的根。

父亲总会跟我说起表哥的事。表哥在东莞定居多年。家里那栋老房子很破旧，他父亲因肺癌过世后，家里就剩母亲一人。他是家里的独子。每年过年，表哥载着妻儿回到村庄，白天待在老屋里陪母亲，到了晚上就驱车带着妻儿住在县城的酒店里。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花几十万在家里重新建房。直到有一天，他坐在门槛前抽烟，隐约听见午睡的母亲发出的梦呓，他才醒悟过来。“孩子，建房吧，等我走了，你们还会回来。”母亲梦中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清明节前夕，他着手召集村里的泥水匠，开始动工建房子。他看着母亲忙前忙后给人端茶倒水，脸上时刻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丝毫也不觉得倦怠。新房仿佛给他母亲的体内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房子建好了，他专程从东莞回来，去县城的花卉市场买了很多盆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客厅宽敞的阳台上。临返回东莞前，他再三叮嘱母亲一定要记得按时浇水。他明显是有备而来，深谙老人的心理。每隔一段时间，他母亲就会拍照给他看盆栽青翠欲滴的样子。有的盆栽开花了，母亲就会兴奋地拍照给他看。这些他亲自购买的盆栽代替他朝夕陪伴着他母亲。看着这些蓬勃生长、在晨风里盛放的花朵，母亲脑海里就浮现出他的身影。这一年过年，表哥载着妻儿回到了老家，除夕之夜，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的炉火旁烤火，屋外寒风呼啸，他母亲满是褶皱的脸被炉火烤得 通红。

听完父亲讲的表哥的故事，我们哥俩都陷入沉默中，父亲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过完春节，临返广东前的那一晚，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拿出半新半旧的存折，对我们说，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总共59950元。父亲嗫嚅着嘴，满是老茧的手紧握着存折，借着微醺的酒意，终于说出了想把房子建起来的想法。房子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更是一个家庭的根，父亲不想被别人看低看扁，更不想后辈把根丢掉，一向不求人的父亲向两个儿子低下了头。虽然在外的日子过得艰难，但父亲的愿望再也不能拒绝和拖延了。我和哥哥东拼西凑了20多万元交给父亲。半年后，一层的老屋变成了三层的新房。房子装修完毕的那一晚，父亲彻底喝醉了。昏黄的灯光映射出父亲满是褶皱的脸，他的头发已白了大半。饭桌上，父亲笑着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回来，一人住一层，屋子宽敞气派着呢。父亲还说，等我和你妈妈百年之后，你们哥俩也要常回来。在父亲眼里，房子在，家就在。房子成了从城市通往故乡的情感纽带。

6

父母住过几十年的老屋，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他们的气息和脚印。房子是有温度的，它不是简单的钢筋混凝土，亲情的温度会让房子充满温馨。在乡村，每一栋房子里都有一颗孤独的心。在寂静的村庄，独守着偌大房子的老人深陷在无边的孤独里。

父亲内心的孤寂无人知晓。他的身体尚且硬朗，能很好地照顾母亲和祖母。有一段时间，父亲连续一个月腹泻便血，暴瘦了十多斤。他很焦虑。我连夜从东莞赶到南昌火车站等候父亲。父亲临近晚上七点才下火车，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家里你妈还生着病，要是我再查出什么病来，这个家该怎么办？”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有惊无险，查出的只是轻度肠炎和便秘。医生建议父亲做小肠镜。听到做一次小肠镜要8000多元，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任我如何劝说，父亲也不同意。

陪父亲从南昌检查完身体，我把想将他们二老接到东莞去安度晚年的想法告诉了他，却遭到了委婉拒绝。倦鸟知还，父亲不想再出去了，去陌生的城市，整天待在房间里，无异于牢笼。况且母亲走路都成问题，让她去千里之外的城市里生活，无异于上刑。我据理力争跟他们聊起城市生活的便利，父亲却跟我聊起大伯他们一家的生活。从父亲的语气和眼神里，我能看到他的羡慕与期待。

2014年，堂哥在广州打工近十年后，娶了隔壁莲花县一个女孩为妻，而后在莲花县买房定居下来。一年到头，大伯和大婶在莲花县给他们带孩子。莲花县离我老家文竹镇仅二十公里，半个小时的车程。逢年过节，他们就从莲花回到文竹。父亲羡慕的是儿女陪伴在家的日子。

与堂哥一家相比，我和哥哥常年在外，一年到头才回家一次。每次过年回家，在家里待十天左右又匆匆返回广东。数字剥离出生活的真相。按当下平均寿命八十岁来计算，这意味着我与父母这辈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短短两百天。

父亲是很想我把家安在县城或者市区，这对于日渐年迈的他们而言是一个依靠。父亲的期待落空了。我没有依着父亲的想法去做。我已经与故乡慢慢疏远，养育了我多年的故乡在我眼里早已变得陌生。我成了故乡的背叛者。面对父母，我满是愧疚，我的无能让他们的晚年变得危机重重。

再好的房子，如果没有亲情的温暖，也是冰凉的。这些年，村里许多熟悉的老人纷纷离世，枯黄的落叶般在寒风里飘然坠地。八字婶的儿子和儿媳安家在南昌，八字叔去世后，她独居在老屋里。2015年夏天，心脏病突发，死在家里七天才被发现，浑身弥漫着腐烂的恶臭。八字婶惨烈的死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湖水中，掀起阵阵波澜。去年，年逾九旬的回玉奶奶瘫痪在床，一直由她大儿子服侍照顾，六十多岁的大儿子把她接到新建的别墅里细心地照顾着，年逾五十远在深圳的小儿子工作繁忙，无法脱身，直到她去世，也没见上一面。

父亲从村里这些离世老人的晚景里，看到了自己的宿命。父亲从自己亲身服侍照顾祖母的点点滴滴中，似乎愈加感受到人到暮年的无力和悲凉。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