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人为戎帅
《长安三万里》是一首充盈诗意的盛世咏叹调。
“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虽以李白与高适为双主角，但戎马倥偬的高适必是主角之主。这也是编导的预设，强调影片亦非一部以高适为视角的李白传记。定高适为第一主角，当然出于编排的考量，由剧情冲突性而影片观赏性，但绝不止于此。
影片叙事的背景是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进犯，长安沦陷。“练兵于蜀”的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率兵火速赶至长安勤王。此役“师出无功”，只因遭安史叛乱重创的大唐危如累卵。高适此举虽独木难支，却彰显其渤海高氏家族基因——尚武精神。“苍头宿将，持汉节以临戎；白面书生，坐胡床而破贼”（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高适一生苦熬军功，概因将门世家之血脉。先祖有辅助齐桓公争霸的大将高傒。祖父因生擒突厥可汗并平定高句丽而获封平原郡开国公，追赠左武卫大将军，号“威”，陪葬乾陵。叔父为太子右卫率。
“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杜甫《闻高常侍亡》）名垂史册的高适，是诗人，非军人，以至于“言浮于术，不为缙绅所推”（《新唐书》）。影片以妇孺皆知的高适名句“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二首》）为始，以高适怀抱《河岳英灵集》与随侍行飞花令为终。其最高文学成就，则非边塞诗莫属。《全唐诗》收录其诗作201首，经久传诵的近乎一概为边塞诗。《旧唐书·高适传》曰：“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自32岁幽燕出塞从戎，边塞，既是高适追逐理想信念之地，亦为高适实现自我价值之所。
以诗人为戎帅，高适偾张血性。高适笔下是金戈铁马的边塞。“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影片有个桥段，在玉真公主面前舞枪并悻悻离宴，自幼苦练枪法的高适怒言：“高家枪法不是为了舞蹈，而是为了杀敌！”高适的首次军旅生活便切身感知戍边士卒沙场浴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亦体悟战祸之惨烈与败敌之血腥：“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鉴于“感征戍之事”，忿书《燕歌行》，深悟“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誓言“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塞下曲》），以身许国之志在高适胸中激荡。
以诗人为戎帅，高适展露率性。高适笔下是骨肉分离的边塞。“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军人思乡与家人怀远，《燕歌行》对离愁别绪的悲悯入木三分。对真相洞若观火，对弊端仗义执言，军人率性之使然。“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影片还原这首唐代边塞诗压卷之作中最令人愤懑的诗句，士卒疾苦与将官奢靡之反差，为戍疆平添一份悲壮。作者高歌的实为一曲雄烈的离歌。《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则揭露“贼党频蹙，我师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救”这种军事痼疾，“思壮志于冥寞，问遗形于荆杞”。这显然契合“谠言义色”（诏书）的皇帝评价以及“负气敢言，权幸惮之”（《旧唐书·高适传》）的历史评判。而犯颜直谏《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此举堪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的真实写照。
以诗人为戎帅，高适绽放诗性。高适笔下是大漠孤烟的边塞。“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燕歌行》）。边塞因烽火连天而尽显苍凉与凄恻，其风光之壮丽却亦能点燃诗性。“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视阳关之西为田园，以辽阔意境描绘一幅塞外版《富春山居图》。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诗选编《国秀集》收录的唯一高适诗作就是这首《塞上听吹笛》。此诗甚而让人念及高适人生每每壮志难酬便重返其心灵安顿之所——梁园，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所绘：“萝径垂野蔓，石房倚云梯。秋韭何青青，药苗数百畦。栗林隘谷口，栝树森回溪。”在梁园，高适与李白、杜甫“出则连舆、止则同席”（叶嘉莹语），“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唐才子传·高适》）。
影片中，高适向李白道出意味深长的话语：“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我在世间盘桓。”谪仙人，乃贺知章对李白的评价；世间人，为影片对高适的界定。以诗人为戎帅，血性、率性、诗性的高适，其书剑人生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自如切换。
诗书尚在，戎甲尽失。高适以枪剑匡扶的大唐已湮，唯有“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古大梁行》），正如片尾高适抛出振聋发聩的语句“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新时代强国征程谱写盛世华章，软实力与硬实力比翼齐飞。影片意蕴也许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