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文到文学
十几年来，我每天的工作，大多时间是在起草公文，或者处理公文。什么请示报告、通知通报、来函去函等等。写得时间长了，不免感到有些简单重复，枯燥乏味。可是，每天下班回家之后，特别是公休日，利用闲暇阅读我喜爱的《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又是那么的引人入胜，爱不释手。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古文观止》里有很多美文，其实也是古代的“标准公文”，怎么写得那么有趣儿，那么有味儿，那么生动，那么深刻，看上去那么美呢？
公文中的“下行文”中包含有“命令与通告”。请看《古文观止》里的一则“招聘启事”：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这则精短的《武帝求茂材异等诏》，是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刘彻命令州郡长官察举人才的文告。仅四句话，即把“招聘”特殊人才的具体要求、使用范围以及谁来承办，都讲清楚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公文之下行文——命令与通告吗？《古文观止》中类似的文告，还有《高帝求贤诏》《文帝议佐百姓诏》《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等。
“平行文”中有“信与函”，《古文观止》里“书”一类文体中，私人信函居多。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陵的《答苏武书》、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虽均属传世美文，但与公文之信函还是有区别的。
我注意到，在《唐宋八大家文选》中，北宋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王安石，写给时任谏议大夫司马光（字君实）的一封信《答司马谏议书》，形式上尽管是私人通信，但他俩的公家人身份，以及信中所涉之有关“变法”的公事内容，则表明这是一篇标准的公文类平行文复函。
司马光以友人身份给王安石写信，批评其“变法”所带来的诸种弊端，故王安石逐条辩驳回复：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针对司马光所指斥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王安石态度坚定，观点鲜明，语言凌厉，反击有力，这是一篇经典的驳论，也是一篇犀利的檄文！此文虽为复信，但却具备了公文复函的特点，相当于一封陈述“变法”主张的“政治公开信”。
上行文中包含有“请示与报告”，《古文观止》中的公文式上行文——请示与报告类文章较多。最具代表性的，诸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以及李密的《陈情表》等。
贾谊在《治安策》中阐明“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言汉文帝依此来保障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晁错的《论贵粟疏》，向汉文帝提出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战略性建言；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向汉宣帝建议废除诽谤之罪，崇尚社会道德教化；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向蜀后主刘禅追述创业之艰辛，叮嘱其“亲贤臣，远小人”，是乃天下兴隆之道也。这些“策”“书”“疏”“表”，均属于公文类上行文之建言报告。而《陈情表》，则是李密向晋武帝陈述自己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暂时不能应召为官的苦衷，属于上行文之辞职请示。
噢！古人连公文都能写得如此精美绝妙！
公文，是法定机关（或法定个人）与组织在公务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体式、程序所形成的书面材料，主要功能有传达、联系、沟通、记录等凭证作用，因而具有实用性、时效性、简明性，乃至于程式化、八股化、易碎化。而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主要功能乃审美与教化作用，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普通公文很难具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但也不排斥具有文学品格。如何才能把讲求实用性、时效性乃至于易碎化、八股化的公文，写成具有高超的思想性、艺术性乃至于传诵千古的艺术品呢？不拘一格的历代文章大手笔，集“美”成者的《古文观止》等范本，已然为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