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历史流动和文学新变
编者的话
本报近期组织探讨“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热点话题，并以此为入口，开辟了“从地域出发——”笔谈专栏，期待将这一探讨引入更为开阔、深入的领域。
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话题，也有读者提出商议。《岭南的历史流动与文学新变》一文认为，“新南方“的地理应该聚焦于岭南一带，而新南方之”新“是因为”岭南一直在流动中，以及大湾区在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刘平的文章以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为例，提出：“‘新南方写作’不能泛化，不是所有的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都称之为‘新南方写作’。概念一旦泛化，会降低阐释的有效性。”本着推进文学评论的多样化、倡导合理文艺争鸣的原则，本期刊发以上两篇文章，也期待更多读者参与到讨论中来。
岭南的历史流动和文学新变
□王金芝
随着讨论的深入，经过诸多学者、作家的阐释和补充，“新南方写作”在内涵和外延上均获得了更详尽的阐述，在版图上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在文学图景上增加了更多的边界、尺度和想象。新南方的版图从粤港澳拓展到广西、海南、福建、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还有学者意图将西南核心地带成渝纳入新南方版图。新南方应该不仅因为它们是华南、岭南、西南、海南、南海、南洋等“南”方，这种地域性的、与江河山海相关的“南”方一直都在，那么缘何至“新南方写作”被提出以后，这些地方才被纳入“南”方的版图，猛然间“新”了起来？或许应该追问，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指向哪里？又“新”在何处？
自秦征南越后，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包括广东、广西、贵州的一部分和今越南的一部分），岭南这片广袤大地便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从南岭到南海的岭南是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岭南走廊）、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岭南大区）和华南学派对岭南经济与文化的互动研究，都证明了自秦征南越以来，历经多次人群、商品、语言、文化等的迁移和交流，在南岭和南海之间的广袤大地，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走廊、一个经济的区域、一个人文地理的区域。也就是说，岭南作为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空间有着民族、经济、文化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基础。
一个民族的走廊（岭南走廊）、一个经济的区域（岭南大区）、一个人文地理的区域（岭南文化）形成了岭南这个地方的基本特征。同时，岭南又是流动的，并不是版图的变动，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岭南在中国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位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新的学术和新的文学。
在古代中国，由于岭南在山海之间，水陆相间，陆地较少；而珠江流域植被丰茂，含沙量少，珠江三角洲发育迟缓，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宋代以后，珠三角才开始淤积形成大块的陆地。明初在该地区屯田，开始了珠三角新沙田区的大规模开垦。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基本格局。再加上南岭群山的阻隔，相较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的经济发展较晚。尤其在明清之际，江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才开始形成。
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是一个有效观察中国经济史的途径。冀朝鼎认为，从秦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四个基本经济区：分别是秦汉时期的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基本经济区，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四川和长江下游基本经济区，隋唐时期的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该基本经济区在五代、宋、辽、金时期得到了显著增强，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因邻近帝都而发展起来的海河流域基本经济区。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转移和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越来越显著。但是岭南地区的地理最适宜发展商业，不宜于发展农业，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因此黄尊生指出，无论如何，在古代中国，岭南在学术、文化上相对落后、贫乏。这自然是经济首先落后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广州曾经“一口通商”，一直是内地通过南海连接世界的起点，但是岭南一直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基本格局，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谈到新南方，总不免谈到南方的偏居一隅，心远地偏。“地偏”是由于古代中国的中原-四夷的疆域设置，而“心远”则是由于岭南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产生的边缘感。杨庆祥强调的“异质感”，张燕玲所说的“野气横生”，朱山坡所说的“北望中原”，陈再见在家乡潮汕切身体会到的“省尾国角”，均是这种南岭以南政治、文化边缘位置的体现。
恰如黄尊生断定的，岭南在中国舞台，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完全是近百年来的事（《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百年来（1840年至1948年），从金田起义，到康梁维新，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岭南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起义和革命，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革命的激荡下，岭南形成了革命的文化与革命的文学。这种革命文化的潮流，是与广东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对外交通和接受外来思潮、文化、观念的前哨，处处得风气之先分不开的。因此，近代在岭南尤其在广东，形成了开放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黄遵宪的古典诗歌写出了现代世界的新景象、新事物、新意境和新思想，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探索新文体、新文化和新路径，丘东平、欧阳山、杜国庠、洪灵菲、冯铿、冯乃超、戴平万、杨邨人、草明、蒲风等广东左联作家的革命文学和红色精神，这些都成为奔涌在岭南大地并滋养岭南大地的文化和文学大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长江流域在隋唐时期已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区，是经济发展的熟地，而珠江流域自晚清才跃然而起，是经济发展的生地。但是广东处于南海之滨，从古至今一直是环南海区域的重要节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起着沟通和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作用，在航海技术、对外贸易、人群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和经验，又是开放的一块熟地。直到此时，岭南尤其是广东对外沟通和交流的海洋性优势才最大程度地彰显出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引进西方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要窗口。岭南在中国的位置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了新变，从近代的崛起，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和引领地。岭南文艺也随之耳目一新，“春天的故事”开始唱响，珠江新故事层出不穷。除了探索革命和建设的文艺经典之作（如《三家巷》《虾球传》《香飘四季》《红色娘子军》《金沙洲》等），还涌现出反映珠三角工业社会的“打工文学”，反映岭南都市现代生活的南方新都市写作，反映改革开放和生活新貌的报告文学，反映岭南网络社会的网络文学，反映岭南市民新风貌的新市民叙事（如《雅马哈鱼档》《大风起兮》等），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岭南画派、粤派批评，风行亚洲的粤语流行歌曲，吸引全国观众目光的南方影视（如《外来妹》《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这些都是文艺对岭南经济的新发展、岭南社会的新变化、岭南生活的新表征、岭南人群的新变动的回响和反映。
从秦征南越至当代，随着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岭南在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发生了重大位移。尽管岭南的地理版图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岭南在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越来越重要。因应岭南经济社会位置的流动，岭南文艺也生新变。在历史的流动中，不仅岭南在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变动，岭南城市之间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之间的关系变动。“改革开放初始，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三来一补’式的小型加工厂与香港的公司密切相连构成的‘前店后厂’。”（费孝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三访珠江三角洲（上）》）香港、澳门作为“前店”，成为珠三角和世界发生贸易的前台和中介。在港澳资金、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的辐射下，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这种方式很快不能适应珠三角的发展速度，从“借船出海”（即“三来一补”）到“造船出海”，再到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超越港澳，成为国际都市。在这个进程中，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从“后厂”变成“前店”，而粤港澳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令世界瞩目。在当今世界进入国际秩序变革、大国科技竞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时期，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生了重大战略位移：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移到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即跻身世界湾区的行列，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经济湾区、科技湾区的蓬勃必将呼唤文化湾区、文学湾区的新变。新南方之新，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劲发展和远景规划对于岭南产生的新一轮的位移和流动。大湾区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文学何为？敏锐的批评家已经感受到了岭南在当下快速流动的风声，同时对文艺有了新的期待。
“新南方写作”所指向的文学，将是一种处在历史流动性中的，对湾区经济的新跨越、岭南的新位移、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作出回应和反响的新写作，正在呼唤一种具有地域性、生产性、未来性和超越性的新文学。岭南的历史、城市、文化、文学传统和经验将重新被挖掘重塑。《奋斗与辉煌》为广东建设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立传，《广东文学通史》总结广东从先唐至新时代的文学源流、精神、风尚和经验，《广州传》《深圳传》《中山传》等以平民视角为大湾区城市立传，全景式反映社会、家庭和人的变迁的宏大叙事引领潮流（如《烟霞里》），越来越多的岭南文化、岭南历史成为叙事主角（如《金墟》《拖神》《平安批》《燕食记》《赵佗归汉》《粤菜记》等）。以粤港澳大湾区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纪实作品佳作频出（《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逐梦世界：广交会传奇》《为什么是深圳》《岭南万户皆春色》等），一批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显示了文学对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建设的回应和对科技湾区的未来与前景的想象（如《如果末日无期》《你的目光》《悬浮术》《美人城手记》等）。
新南方写作理论的先行，是对生产性湾区文学的热切召唤。新南方既是一种关切岭南当下生活、未来前景的方法论，也是即将置身世界中心的经济湾区对人文湾区的呼唤，更是文学对湾区经济建设、岭南社会新变的能动作为。新南方之所以新，是因为岭南一直在流动中，以及大湾区在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因为庞大的地域、人群需要人文的荣光。
（作者系广东作协青年评论家）
文学地理及其边界
□刘 平
葛亮于2022年8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燕食记》。在创作过程中，葛亮不仅用想象的方式来描摹粤港地区的历史，还采取实证、访谈等方式，还原这一地区历史，想象的部分连接着时代，实证与访谈的方式则是直接面对历史。《燕食记》一出版，便引起了诸多关注。评论家杨庆祥将《燕食记》定义为“新南方写作”，将葛亮归属为“新南方作家”（杨庆祥：《作为“新南方写作”的〈燕食记〉》）。林培源亦认同将《燕食记》归为“新南方写作”（林培源：《深圳有潜力将“新南方写作”带向未来》）。作为近些年的文学新现象，“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艺”“新女性写作”等文艺新现象一样，激活了新世纪文学，引发了评论家和作家的互动，拓展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新南方写作”的界定还处于动态之中，有必要从具体作品探讨其特殊性，考察其文学史意义。
何谓“新南方写作”？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认为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之一是地理性，其中涵盖广东、香港地区。从这一特性来看，《燕食记》符合定义，因其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广东、香港的故事。《燕食记》中有大量岭南文化的符码，尤其是广府的饮食文化、广东人啖蛇传统等等，但即便如此，亦不能就此断定《燕食记》属于“新南方写作”。一个人被认为是四川人，是因为这人的户籍地在四川。但这人不一定是新四川人，还需对比此人和贯行标识的四川人有何区别，有哪些新的地域特征。同理，一部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南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新南方写作”。
“地理性”只是“新南方写作”的要素之一。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写作”还具有“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所谓“海洋性”指一种摆脱“陆地”限制的叙事，海洋不只是构成叙述的对象、背景，也构成一种叙事美学风格和想象的叙事空间；“临界性”指地理的临界、文化上的临界、美学风格的临界；“经典性”指“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燕食记》中的故事几乎发生在陆地，而非海洋，小说中也没有对海洋景观的书写，可能与海洋有关的便是厨师做菜用到的海鲜。但在小说中，并没有强调海鲜的海洋属性，而是凸显它是一种食物。需注意的是，诸多作品都具有“临界性”，这并不是“新南方写作”专享的。《燕食记》是否具有“经典性”呢？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此外，学界目前认为“新南方写作”参照系之一是“南方写作”，而“南方写作”中的“南方”主要指江南地区。林培源认为较于“南方文学”，“新南方写作”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异处，“它以‘闽粤桂琼’为标的，继而开疆拓土，涵盖华南、岭南、西南、海南、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南方以南’的东南亚地区”。从地域来看，这一划分有重合之处，如华南包含岭南，岭南包含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因此这一地域划分不够简洁明晰。与很多批评家不同的是，林培源的这一划分将西南地区纳入“新南方写作”，无疑扩大了“新南方写作”的版图。众所周知，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这三省，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喀斯特地貌明显，气候多湿冷，在地理特征上与华南、江南的区别明显。因此，西南是否属于“新南方写作”，还有待仔细辨析。
“新南方写作”另一参照坐标是北方。南北文学之别自诗骚始。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早有论述。虽然此文的论述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文章归纳的南北文学的不同，亦延续到了当下。刘师培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在当代作家中，贾平凹、莫言、陈忠实、刘震云等人的代表作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厚重的历史感，蕴含浓郁的北方气息。而大多数南方作家，他们的作品不长于讲道理，而长于抒情言志，如港澳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葛亮的写作更是被王德威称为“以淡笔写深情”，葛亮小说《北鸢》写的是“抒情民国”。
《燕食记》的封面上有一句诗：“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这句诗涉及两个区域——江南和岭南。它们虽同属南方，但仍有差异。在季节上，江南是四季分明的，岭南冬季极短，夏季极长；在气候上，江南有梅雨季，岭南有回南天；在美食上，江南人嗜甜，岭南人爱淡。葛亮出生在南京，研究生阶段来到香港并定居。《燕食记》出版前，葛亮的另一部长篇《朱雀》是写南京的。他还有很多短篇小说写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如《琴瑟》《洪才》《泥人尹》《于叔叔传》等，这些小说主要以人为主，包括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我在阅读过程中，并不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些故事只能发生在南京，似乎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也成立。
阅读葛亮的作品，我时常想起王安忆。葛亮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王安忆城市小说的书写研究》，因此，葛亮是熟读王安忆作品的。他在创作时，难免受前辈作家的影响。王安忆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早已被划为上海作家。她的诸多作品具有江南美学特质，这和同样来自江南、原籍南京的葛亮同属一个文化磁场。那么，《燕食记》是否具有江南美学特质呢？在我看来，江南美学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不可避免具有江南一带的地域特质。江南美学表现的是人与水、人与手工业、传统文艺与现代技术的冲突，和土生土长的新南方作家不同，葛亮身上既有江南文化的滋养，亦有岭南文化的浸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的经历和经验是难以忘却的。江南，确切地说是南京，对葛亮的人生及创作的影响不可小觑。
杨庆祥在评论朱山坡的小说时，认为《风暴预警期》《懦夫传》《蛋镇电影院》是“新南方写作”，并归纳朱山坡的“新”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人物的无根性。第二，与历史的间离姿态”。（杨庆祥：《“新南方写作”和“间离化”的历史——以朱山坡近作为中心》）所谓“人物的无根性”指朱山坡笔下的人物不生长于家庭之中，即使小说中涉及家庭、血缘关系，亦是虚构的。所谓“与历史的间离姿态”指在朱山坡的笔下，属于南方的历史正在逐渐消失，人与历史不构成有效的关系，朱山坡敏锐地警觉到了这一点。由此观之，《燕食记》中的人物是无根的吗？非也。《燕食记》中的核心人物，如荣贻生、戴凤行、陈赫明、陈五举皆有来处，他们或出身显贵，或长于市井，或随父母辗转流徙，活在家庭关系或社会网络之中。而广府太史第亦非子虚乌有。葛亮有一些描写香港的中短篇小说，如《谜鸦》《浣熊》《拆弹记》等，虽然里面的人物具有无根性，但在他的长篇小说，包括《朱雀》《北鸢》，里面的核心人物都有来处，甚至在历史上还能找到人物原型。那《燕食记》这部小说呈现出“与历史的间离姿态”了吗？亦非也。在我看来，《燕食记》书写的是“在民间的历史”，不仅有岭南民间的历史，亦是中国民间的历史。葛亮曾在《北鸢》中写道：“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正好《燕食记》写吃，写的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中国人的待人接物，这种吃的道理，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行得通。不仅如此，《燕食记》扉页引用了郑玄注《周礼·天官·膳夫》句：“燕食，谓日中与夕食。”午餐和晚餐并不是只有南方才有，北方人每天也要吃这两顿饭。
与此同时，尽管《燕食记》的语言有粤港地区的方言，展现“新南方的文化杂糅性”，但这一文化杂糅性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如上海饮食文化与广东饮食文化、东南亚饮食风俗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的杂糅性不只在“新南方写作”中有。在王安忆、虹影、严歌苓，甚至更多的海外华文作家笔下，都体现出文化的杂糅性。但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不属于“新南方写作”，因此，用文化的杂糅性论证“新南方写作”在文化上的临界，以此证明“新南方写作”具有“临界性”，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有论者指出：“实际上，我们并不应该以一种先验的地理经验来为‘新南方写作’划定边界。在讨论‘新南方写作’时，我们不仅仅要从文学地理层面对其重新整合划分，同时还要兼顾作家的代际差别、类型选择、主题意蕴、审美风格，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创作主体内在的精神地理。”（王振锋、王淼：《论“新南方写作”的逻辑起点及其阐释边界》）诚然，确认作家的地理坐标有助于研究，促进读者快速辨识作家写作特色。但是，更重要的是确认作家的精神坐标，辨别作品的文学谱系，探究作品的审美思想。此外，考察一部作品，文学地理学只是一种方法，文学类型学、主题学亦是方法。
纵观葛亮目前的创作，亦不乏作品可归入“新南方写作”。曾攀认为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讲述的是发生在香港理发业的故事。港派本土理发店和海派外来理发店有着不同的理发风格，同行竞争的故事发生在此。作为岭南特色，“飞发”这一传统发艺为外地读者所知。《浣熊》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香港，题材与台风有关。台风来自海洋，这部小说可算作“新南方写作”，蕴含地理性中的海洋性之美学特质。
的确，“新南方写作”不是一个完成时的理论，而是一套进行时的批评话语。诚如杨庆祥所言，“新南方写作”“是以一种‘有限性’的方式打开话题的空间，并留下许多缝隙，以便于思考可以不断纵深，话语可以蔓延生长，经验也能得以敞开”。（杨庆祥：《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同时，“新南方写作”不能泛化，不是所有的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都称之为“新南方写作”。概念一旦泛化，会降低阐释的有效性。真诚地希望“新南方写作”不是评论家为了方便辨识不同地域文学而呼喊出的口号，而是从南方自身的地域特色、地理特征、独特的审美风格中生发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南方文学的地方路径之写作。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