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里的“开山鼻祖”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一派宋朝初年的繁荣昌盛景象。时年32岁的梅尧臣当上建德县县令。县令的官阶不高，在长官的随从面前都要俯首低眉。有人忍受不了折腰的苦楚便挂冠而去，比如陶渊明。不过，梅尧臣坚持了下来，不但在小县城里展现了治理智慧，也写下了宏大诗篇，给后人留下诸多怀想。
小场景里的大风雅
梅尧臣此番赴任的建德县在今天的池州，离他的家乡宣城不远，因此也算衣锦还乡。“游宦久去国，扁舟今始还”，看来心情相当愉悦。
他敏于体物，善于叙事。描写清晨行舟的诗歌有“帆开风色正，舟急浪花分。雾气横江白，鸡声隔岸闻”。记录傍晚所见的有“风清舟在监，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信，台城过雁音”。这些诗歌都能“壮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把具体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船到芜湖口，与弟弟道别，他用“溪山远更清，溪水深转碧”来形容分别时的不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又把离别之情写得具体可感。
到任之后，梅尧臣仍勤于创作，常把寻常物象揽入诗篇。种栀子花的时候可以作诗，看见青梅满枝可以作诗，听到山鸟鸣叫或者亲友寄来了佳酿，仍然可以作诗。建德多山，“千峰对县门”，袭人的山色更被他化作无穷诗意，“当时吟不厌，尽日坐岩石”。欧阳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其“作宰江浙，山水秀丽，益为康乐诗助，谁与敌哉！”
记录琐碎的日常生活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特色，也是他为宋代诗人开拓的题材疆域。那些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小场景，经常被他赋予大的意蕴和意义。
《建德新墙诗》是典型代表。建德县衙的围墙由竹篱编织而成，篱笆经不起风吹雨打，没过多久就破败不堪。“鸡鹜恣穿逸，牛羊来践窥。”鸡鸭牛羊随意出入和践踏，实在有损官府威严，梅尧臣打算拆除篱笆，筑土为墙。身边的小吏听了之后非常不开心。领头的告诉他，这里土质疏松，经不起雨水和山洪的冲刷。梅尧臣不相信“首吏先进白，土疏不可为，潦雨忽暴集，涧流如突驰”，便去琢磨原因。很快，他就弄明白了，原来，破败的篱墙是小吏们敛财的工具，他们年年以修补篱墙为借口搜刮百姓。梅尧臣对此很生气，他力排众议，动工修建土墙。不到一个月，新墙建成，堵住了鸡鸭牛羊，也堵住了贪渎的借口。他维护了官衙的威严：“岂唯御獾豹，亦以防狐狸。且有内外隔，绝闻闾巷卑。”这首诗展现了梅尧臣的叙事才能，也展现了他的率直性格和治县才能。他未曾像欧阳修在夷陵县那样调研陈年公案、像王安石在郢县那样兴修水利，但他做的这件实在事可谓是上下两便。
更难得的是，梅尧臣没有像欧阳修和王安石那样耗费官帑，在县衙内为自己专门修建书斋。他所热衷的是，如何把别人不太在意的小场景写进诗歌。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风雅品质和现实意义。
孤独的人写冷静的诗
梅尧臣的率直性格和叙事才能值得称赞，也给他带来困扰，让他很难在建德这个小县城里交到朋友。
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里经常弥漫着孤独的气息。“公堂何寂寞，横案对玄经”，他默默承受，有时闭门不出，有时独自出游，“春山时独往”“独坐空山里”。来建德不到一年，他就已经没有了青春做伴、白日放歌的心绪，声称“寥落将寒食，羁离念故京，都无惜春意，樽酒为谁倾”。长期无人相伴，节令物候也失去本来的意义。要知道，苏轼贬谪黄州好几年后，还在病中说“年年欲惜春”呢，而梅尧臣这个时候竟然已经“死灰吹不起”了。
景祐三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相继被贬的消息传来，梅尧臣既为朋友感到担心，又盼望见到因贬谪夷陵而经过此地的欧阳修。他备好酒食，“日日占风势，时时到水堧”，在水边苦等了多日。不料，欧阳修直奔夷陵而去。朋友不来，长夜无眠，大雁一闪而过的身影和叫声都能搅乱诗人的心情。《闻雁寄欧阳夷陵》就是对这个情景的忠实记录：“闲坐独无寐，雁来更未阑。声长河汉迥，影落户庭寒。”这首诗除了“寒”字略微带有诗人的主观感受之外，其余诗句全是对所见所闻的客观描述，如今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心中的那份悲凉。
也许是长期身处无人可语的孤独境地，梅尧臣越来越偏爱冷静描写或客观记述。《田家》和《陶者》即如此。《田家》写“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这平白叙述不动声色地写出了民生悲苦。这种写法此前少见。5年前，梅尧臣曾经写过一组《田家四时》，那组诗描写了桃花源般的浪漫景象，但最后陡然转入沉痛的现实：“自从备丁壮，及此常苦煎，卒岁岂堪念，鹑衣著更穿。”那样的转换太过突然，虽然有曲终奏雅的意味，但是劝百讽一，效果有限。如今，梅尧臣抛掉了浪漫想象和直抒胸臆，径直从小处落笔，纯粹做客观冷静的描摹，反而制造出强烈的冲击力和批判性。
景祐五年（1038年），梅尧臣任满离职。也许是感受到太多的悲凉，也许是受够了孤独，他对建德县没有什么留恋，也没有写下相关的离别诗篇。他的沉默就像他的诗。
那些年的进步与退步
当然，诗人也有可能是无暇怀念。他心里或许装着另一件人生大事。离开建德后，要赶紧准备考试，朝廷又要开科取士了。
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朝廷宣布暂停科举考试。梅尧臣失去了应试机会，不无遗憾。好在朝廷很快降下旨意，命他去襄城任县令。这个县地处要冲，更关键的是离乾德很近。此时欧阳修已经是乾德县令。
两个好朋友很快就见了面。五月，欧阳修来到襄城。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聚首，他俩都很兴奋。欧阳修有诗称“清风满谈席，明月临歌舫”，梅尧臣则说“道旧终忘倦，评文欲废眠”。交谈中，欧阳修展示了自己近几年的学术成果。梅尧臣大受触动，事后作诗形容其“问传轻何学，言诗诋郑笺。飘流信穷厄，探讨愈精专”。
分别之后，梅尧臣开始思考诗歌和工作之外的问题。次年，他的《孙子兵法注》问世，很快就呈报给了朝廷。这本书是梅尧臣的学术成果，也是他非常现实的选择。当时，宋与辽、夏不时爆发冲突，朝廷需要这样的著述，他也需要开拓一条科举之外的上升路径。另外，如其在《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中所言，儒家经典笺注浩繁，不容易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成效，而《孙子兵法》的注解既少又不太精确，值得做研究，也容易阐明其奥义。
他有些急功近利。那个时代，像欧阳修那样研修儒家经典才是正途。梅尧臣不能用力于此，又担心被别人轻视，就辩称“我世本儒术，所谈圣人篇”。欧阳修理解好友的苦心，在《孙子后序》中代为辩解，称其“为人谨质温恭，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希望后人不要像司马迁误解张良那样误解梅尧臣。言下之意，张良不是伟丈夫，而梅尧臣也不是兵家。
话虽如此，梅尧臣的局限性仍毋庸讳言。欧阳修做县令时能够做长远规划，既研究经学，又撰写五代史志。这为其日后执掌文柄做了很好的铺垫。王安石在郢县时，既能刻苦读书，又能为民造福，为将来的执政以及推行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相较之下，梅尧臣只是锤炼了诗艺，为《孙子兵法》做了注解。
他在治学方面缺乏坚韧意志，又很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宝元二年十一月，他的妻兄（也可以说是靠山）、邓州太守谢绛骤然离世，伤心的梅尧臣打算捐出部分俸禄给谢绛后人。欧阳修冷静而客观地告诉他，那点俸禄对谢家这个大家族来说可有可无，对于梅尧臣这个穷家小户而言却非常重要。
梅尧臣听从了劝告，却无法平复悲伤的心情。科举失利，谢绛早逝，给了他双重打击。此后一段时间，他的作品明显减少，风格也有了变化。一方面，诗歌意象偏于寒俭萧瑟，如“灯清古屋深，炉冻残烟碧”；另一方面，诗中的批判和反思增多，如“念彼无衣褐，愧此貂裘温”。
那一年襄城有水灾，朝廷又大肆征召民兵，给百姓带来很大困扰。梅尧臣写下《汝坟贫女》，以贫女的口吻讲述了一位老人的悲惨遭遇：老态龙钟的父亲应征去做弓箭手，最后“僵死壤河上”“横尸无以葬”。这首诗与其写的《田家》和《陶者》一样，纯作客观描述，没有添枝加叶。遗憾的是，类似作品并不多见，梅尧臣这个时期的作品风格更接近在建德之前，没有了在建德时的冷静客观，冲击力和批判性大大减少。
宝元三年（1040年）九月，梅尧臣罢任还家。快到龙门时给儿子秀叔写了首诗。诗中有“望山孤寺出，渡水夕阳迟”，意象萧瑟。九年前，与谢绛兄弟同游龙门，他写的是“落日川上好，徘徊弄孤舟，鸣桹进山口，清唱发渡头”，诗句间跳跃着无穷活力和激情，与当下的心境落差甚大。
梅尧臣任县令之前的明道元年（1032年），欧阳修读他的诗稿，称其“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梅尧臣做了两任县令之后，“凄兮其似秋”的作品大量出现，可喜的意象与风格渐少。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注意到梅尧臣诗歌的变化，称其“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
古硬的诗作不易读。欧阳修也承认，读这些诗就像吃橄榄，需要不断咀嚼，才能尝到真味。欧阳修是梅尧臣的好朋友，也是高明的读者，他通过反复阅读，自然能读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其他人呢，谁会像他那样读梅尧臣的诗呢？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治学有不足，诗歌创作也会退步，但梅尧臣在小县城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建立了自己的诗歌特色，是当之无愧的宋诗开山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