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独特历史性贡献
文学理论的知识演进是渐进的、累积性的，而不是一个范式替代另一个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以这种立场看待40多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理由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的学术个案。如果我们带着“了解之同情”走进这一片学术丛林，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还有另外一番风景。
一、在回应时代挑战中聚焦基本理论问题
基本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元理论不是元叙事，元叙事是先在的、自明的，元理论则是关于基源、本根、本质等的理论，也可称为基础理论。在社会转型期，元理论总是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它就像“轴心时代”的问题，引发人不断回到自身。文学理论越是思考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越是格外强烈地产生回到基本问题的冲动。
新时期文学理论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贡献，而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胡经之、陈传才、王元骧、杜书瀛等以学术为生命，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投入了持续的热情和精力，他们凭借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或基础理论的原创性思考而累积起一个时代理论之思所达到的高度。基本问题或基础理论“不仅是一门学科得以确立的根基，而且也是我们理论创新的、学科发展所首先要探讨和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第1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由此，形成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聚焦基本理论问题，在不断回应时代的挑战中调整、更新和深化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从对直观反映论、形象认识论和政治功利论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到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主体论、象征论文艺学等的建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索实现了具有本土意识的理论创新。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核心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无论哪种研究，其动力都根源于对“对象是什么”的追问。重要的不在于问“对象是什么”，而在于在怎样的思维和知识系统里呈现问题。“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源性的问题，文学理论无论在怎样的层面展开自身的探索，都离不开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因为如此，30年前认为文学根本没有本质的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晚近的著作《文学事件》中竟然重启“文学是什么”的提问。
新时期以来，围绕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带来了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和思想的活跃。人们通过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提问，寻找超越政治功利论和反映认识论的文学解释模式，“审美”作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解释文学的自觉选择，这是文学理论摆脱他律，走向基于自身探讨的开始。历史地看，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围绕文学本质的探讨，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变和话语更新就会是空中楼阁。
二、创新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自觉追求
创新是新时期文论家的自觉追求和理想境界。文学理论的创新不是名词术语的横向移植或变相表达，更不是异域理论的简单套用。创新是要解决问题的，正是层出不穷的问题，带来了理论创新的动力。理论也不是象牙塔里的谈玄思辨，而必须与历史的进程相平行。新时期文学理论葆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以创新为自觉追求。
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观念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二是克服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结论来简单、机械地演绎文学理论的弊端，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具体化为文学研究的灵魂与血肉，从而实现理论研究的守正创新。
其次是方法论的创新。通过“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也即“美学的中介”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本体、文学独特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厘定每一种文学观念、理论主张的特点和价值，又要微观具体地深入到文学文本之中，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提炼文学理论命题。
钱中文努力从历史的实践的维度把审美意识形式的历史生成视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基础；童庆炳在向中国当下文学实践开放的同时，格外看重文学理论对审美维度的强调；陆贵山总是以宏观辩证的视角考量每一种理论、学说，大道理、小道理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从而恰当定位这种理论在其建构的宏观文艺学中的位置；胡经之以人的感性存在为本体建构起文艺美学的学科体系，是贡献给世界人文学术的生存论智慧；陈传才格外看重文学的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关系，力求实现对文学艺术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把握；王元骧深耕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审美反映论到艺术实践论到审美人生论，形成了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杜书瀛不为理论时尚所动，旧话新说，老树开花，为当代文论的最新发展提供了一串踏实的脚印……这来源于他们这一代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深刻理解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学问题的深刻自觉，来源于他们将哲学的思维与智慧创造性地融入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时所释放出来的思想锋芒和精神能量。这些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没有兴趣关注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乐意追逐被制造出来的“文学事件”，在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文学景观”和“前沿话题”面前，理论思考被浅表化了。在这样的氛围里，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胡经之、陈传才、王元骧、杜书瀛等一代学人的理论贡献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三、面向文学艺术实践的“源头活水”
新时期文学理论有效地解决了理论自身的空转问题。文学艺术实践是文学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唯有直面文学艺术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而展开新的探索，才能不断丰富文学基本理论的底蕴、底色，强化基础理论的宽度、厚度和敏感度。为此，新时期文学理论家总是在参证文学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出文学理论命题；同时又格外看重理论在解释文学艺术现象时的方法论意义，做到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不走向纯概念的推演，不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力求“视野宏阔、思维辩证、直击问题本质的理论探险者，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回应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杨英杰：《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文论创新——文艺理论家陈传才访谈》，《文艺报》2017年4月24日。）
今天的文学艺术实践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图像转折带来了文学理论向图像理论的拓展，希利斯·米勒曾经预言未来的文学理论将是一种混和型的文学理论，即融合了各种媒介而成的文学性的理论；网络文学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里借助网络的翅膀实现了从构思、设计、生产以及评论的全新转变，实践急需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的生成；元宇宙、AI时代、人工智能以及后人类情境再一次凸显了技术一路凯歌之下的人文忧思。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当代文学基本理论的概念、视角、方法、价值取向以及知识学习模式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基础理论提出的问题被终止或被放弃，它必将作为人类历史长河积淀下的生存智慧参与当下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设。正如钱中文、童庆炳在《新时期文艺学的建设和展望》一文中所言：“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钱中文、童庆炳：《新时期文艺学的建设和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