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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发生时，李清照四十四岁，丈夫赵明诚四十七岁。巨变发生得太过突然，繁华之世在猝不及防中就此落幕。而赵李夫妇在之前二十多年中辛苦搜罗的金石文物数目巨大，盈箱溢箧，早已渗透进他们婚姻生活和生命中。金兵铁蹄南下，李清照负起了携带和守护这些古器物逃离的重责。在纷乱的岁月和流亡的生涯里，身为物役、颠沛流离的她愈加重视和对待写作，开始有意识地郑重叙述和记录自己的遭际和世事的变幻。

恋恋红尘

□ 赵柏田

慢船去宋朝

青州云，建康树，

明州雪如霰，

打马到金华。

金华何所有？

有星大如斗。

床下蚁，喘如牛，

江上开复封。

平平书帖三两种，

中有一册野山河，

六味地黄可清瘟。

着我铁袈裟，

读我黄州词，

慢船去宋朝，

试灯分茶没心情。

——《步易安词意》

一、一个皇帝的画像

一幅出于北宋某佚名画家之手的宋徽宗像，画中人正襟危坐，他没有倚在龙椅背上，而是坐在一把蒙着黄色锦缎、象征皇家威仪的极为方正的木椅上。他面颊饱满，甚至看上去有些圆润，留着细细的胡髭。他身体的大部分都掩在微微起着皱褶的袍服下面。画中的中年人正凝视某物，好像陷入了深思。面对这幅画像，我们第一眼会感到，这是一个敏感而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的人。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赵佶的哥哥哲宗皇帝赵煦因某种不明病症突然去世，由于没有预先选定继承人，向太后（哲宗嫡母、神宗皇后）不顾大臣章惇、曾布等人的反对，指定了神宗的第十一子（于哲宗五个在世的兄弟中排行第二）赵佶即位。那年赵佶十七岁，住在皇宫外独立的府第端王府里，在一群宫女的簇拥下长大，热爱书法、绘画、骑马、射箭和蹴鞠，尽管有着少年人的顽劣和诸般的不正经，但没有一个人看出他身上携带着的某种不吉祥的气息。当时，向太后和最终接受了他的大臣们都以为，此子身体强壮，孝义双全，将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对青年赵佶来说，荣登大宝，对他的一生来说尚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对于即将处于他领导下的帝国来说，无疑将展开一场深重的灾难。要是没有这场计划外的继位，这位放荡不羁的唯美主义者将一直安居在他的藩王府第里，创作精美细腻的花鸟作品，从事他终生迷恋的绘画、书法和其他优雅的艺术活动。他会以一个集创作者、鉴赏者、文艺资助者于一身的天才艺术家的身份千载留名，“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而不必顶着一个惫懒而无能的统治者的骂名，致使王朝在他手上几乎倾覆，他自己也悲剧性地死在中国北方的极寒之地。

他不喜政治，不玩权术，他的内心深处应该与文人士大夫们有着更多的共鸣，乐于和他们一样用商周铜器和书法名画滋养一种艺术化的人生。皇家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起他的精致生活趣味并优游终岁。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这位备受争议的皇帝艺术家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与著名画家李公麟、前朝古文大家欧阳修一起成为北宋“尚古”运动中的三大主角之一。1113年，他亲自主持下的《宣和博古图录》成功编纂，大量图录无疑来自于他自己的古青铜器藏品，以国家名义出版的这些大型书谱、图录与按照新的音阶系统编制的“大晟乐”一起，成了接下来展开的宋廷礼制改革的先声，宣示着帝国煌煌的文治之功。

这位新君登基之初用的是“建中靖国”的年号，其间释放出的与党争年代告别的信号，或许是出于对不赞成新法的钦圣太后的某种妥协。毕竟，要是没有向太后的支持，他皇位的取得就会丧失合法性。他的障眼法成功地蒙混住了摄政太后，为他自己树立起了“福寿”“仁孝”的形象，终于，半年后向太后就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了他。但一等到向太后去世，他完全掌控了权力，他就迫不及待地扯下先前小心翼翼的伪装，表现出了对最初倡导新法的神宗皇帝的尊崇，改号“崇宁”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由于自小生长在皇家，赵佶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或艺术鉴赏家。他对他治理下的国家是有自己的规划和目标的，那就是在他的手上实现传说中的“三代”圣王之治，实现“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赵佶亲政后，他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步就是在他的政府里驱逐那些保守派或立场界线不清的大臣，重用权臣蔡京一步步地恢复新法，并让神宗年代的改革家、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太庙。但改革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所谓的新法只是披着神宗时代的一件外衣，与王安石的最初设计已相去甚远，它的目的只为攫取民间财富和资源，成了往小老百姓头上媷羊毛、割韭菜的一把利器。

这个一开始以政治和解人面目出现的新君，乍一变脸，竟成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大的党禁运动的策动者，这是九泉之下的向太后以及早先看好他的一班大臣们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徽宗朝的最初几个年头，在蔡京、王黼等一批钻营之徒变本加厉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愈演愈烈，当权者把反对派全都流放到了充满雾瘴之气的南方，并使承接了汉唐余绪的蓬勃、粗放、昂扬的士气遭到从未有过的打击和摧残。整个国家的内转开始了。

二、错生帝王家

首当其冲的，是作为北宋朝文化象征的苏轼和他的文化圈。由于一向都站在新法反对派的阵营，这个松散的文化圈里的一批官员最先遭到清算。其中被祸及的就有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他的名字也被勒石于“元祐党人碑”上。他遭到的处罚是流放广西象郡。苏轼本人因在建中靖国元年从儋州放归时病逝常州，算是避过了刑辱及身，但他的门人不是窜逐蛮荒，就是死于道途，当初洛阳纸贵的著作也遭到了封禁。

这个文化圈里最先去世的，是和乃师同遭贬谪的秦观，再接下来是陈师道和黄庭坚。这些人里最晚去世的是张文潜，他在这些师友去世后还孤零零地在这世上活了十余年，晚年颠沛流离，因酒精中毒，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当然，新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权力永远是最好的催化剂，对权力的争逐又促使了新党内部的分化与对立，像章惇和曾布这些对蔡京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的大臣，都被毫不客气地赶走了，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这样的不算太强劲的对手，也在跟蔡京几个回合的争斗后饮恨去世。

徽宗还是一位皇子时，就像《铁围山丛谈》的作者、蔡京的第四个儿子蔡絛观察到的，“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是一位骨灰级的文艺青年。赵佶出阁就藩后不久，就跟随著名画家吴元瑜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子弟赵令穰等一班文朋画友相往来，据蔡絛所说，徽宗那一手著名的瘦金体书法，就是在多年钻研黄庭坚书法的基础上改造而来。醉心于艺文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品行，不管他贵为皇胄还是下里巴人，诗歌和艺术都能让他活得更像个人。但因一己之私爱而荒废国事，只能说错生在了帝王家，就像日后元顺帝君臣对话时手下的一名大臣不客气地指出的那样，他做不了一个好皇帝——“独不能为君尔”。

从徽宗执政的第二个十年起，他对复兴新法的热情衰减了，他的政治激情开始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成功地转移到了道教信仰上来。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令天下大行道法。他的首席大臣蔡京积极引导他的这一爱好，鼓励他沉溺于道教仪式和音乐。一个叫刘混康的道士还撺掇皇帝不惜工本建造“艮岳”（因建于皇城东北、丑寅方位上，故名）。这是一个充满着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的规模庞大的皇家园林，由园林营造名家、户部侍郎孟揆按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制设计，征用役夫数十万人，历时六年方得建成。据说园内最为人称绝的，是从苏州和无锡运来的太湖石。

太湖石长于太湖之滨，因久受湖水侵蚀，石中脆弱部分早就剥落，被凿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孔，堪称天造地设。应奉局雇用数千名劳工，沿着运河把老百姓俗称为“花石纲”的大量巨石和奇卉异植运往汴京。“纲”，即是船队的意思。据在京中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的蔡絛说，因为运输速度奇快，船到京城时，那些花草的异香还没来得及散去。

负责督运的是蔡京亲自举荐的朱勔，一个来自苏州的性格十分暴戾的无赖子弟。此人在水路运输方面却是一个专家，为了防止太湖石在装运过程中受损，他将石孔和凹陷部位用胶填堵，并用黏土覆于石之表面，待其风干，就形成一个个类似于岩石的硬物，再起船装运就不怕被撞裂。最大的一块太湖石于宣和五年(1123)运抵汴京，这块巨型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用了数千名纤夫，历时数月方运输成功，这块巨石被徽宗赐名“神运昭功石”，还荒唐地封为“磐固侯”。既然连一块顽石都能封侯，何况朱勔这样的利禄之徒，后来在童贯的暗中操作下，此人冒领了军籍，被擢升为威远节度使。

于是，当徽宗喜欢的大臣们扮成戏子的模样混在宫女中逗乐的时候（据说大臣王黼和蔡京的长子蔡攸都参加了这样的宫中秘戏），当运送花石纲的船队由上千个纤夫拉着、沿着运河吃力地前行，负责督造“艮岳”的太监梁师成派出的士兵们在京城内外到处洗劫珍宝、拆卸建筑用材的时候，当后世说部《水浒传》里的好汉们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两浙路愤怒的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公开挑战朝廷的时候，国家这辆大车加速了向着泥潭滑落。蔡京把控朝政的后期，官家夸富竞奢，民间负担的各种赋税、附加税、茶盐专卖税等层出不穷，国家实已财政拮据，显现出穷途末路的征兆来，可怜徽宗此时还自我感觉良好。

价值观的混乱导致共识的消失。对任何一件事的争论都会分成两派。社会被撕裂，官与民的对立开始加剧。为了不让各州各路散点式爆发的起义火种蔓延开来，朝廷不得不出动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前去镇压，这些兵力本来是要用来制衡北方的草原部落的，不让他们越过长城，这样一来，北方战线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造成这个王朝在劫难逃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着的外交和军事的危机。当国者，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历史逻辑就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泥潭，连累百姓吃足苦头，看来真不是一句空话。

徽宗这位皇帝并不是只知道沉迷于奢侈的花园之乐的尼禄式的君王，出于极度的权力膨胀和自信，自即位以来，他一直梦想着夺回神宗和哲宗朝时被辽和西夏夺走的土地。比如燕云十六州，就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为此，自他继位后一直在奉行一种军事和外交的扩张政策，说硬话，出狠招，不惜多方树敌，在边境地区主动寻衅。但很不幸，宋朝的政府军战力孱弱，不是擅长骑射的西夏和辽军的对手，打了几年仗都徒劳无功。

为了摘下光复失地这个欲望的金苹果，宋朝方面出了一个“以夷制夷”的昏招，想要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结盟，共同进攻辽国，以期能分得一杯羹。但当宣和四年（1122）金国对辽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拿下其南京燕京时，宋廷却没有同时发动军事行动，因为他们的手脚被一桩意外拖住了，童贯的十五万精锐官军被派往南方去平定方腊之乱去了。这是一桩致命的意外，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金国在没有得到宋朝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打败了辽，而宋廷违反了两国间的军事协定，未按约定出兵。

于是，当宋向金继续提出领土要求时，在金主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1115-1123）看来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贪婪之举，他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拒绝。最终，宋与金达成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宋交给金国二十万两折银和三十万匹丝绸的岁贡，额外再加一笔一百万贯钱的一次性付给，金则归还燕云十六州中的七个州，即燕京及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等周边六州。

宋廷征辽政策失败的后果，是把军事上的软肋暴露给了潜在的对手。在接下来的领土争议和外交谈判中，徽宗的使节更以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激怒了金人，招致了对方在宣和七年（1125）末的一次惩罚性进攻。虽然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的蔡京已在这年四月在侍郎白时中和监军童贯的共同施压下不得不辞职下台，执掌朝纲近二十年的蔡、童联盟也被继起的王黼和梁师成取代，但恶因已经种下，先前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流毒尚在。即便是神仙妙手，也已无法制止宋朝这辆大车跌跌撞撞驶入战争的泥淖，并最终遭到灭顶之灾。

三、 汴京末日

宣和七年（1125）冬天，金国发动的那场闪电式进攻，由于前辽国降将郭药师背叛宋朝，致使金国骑兵毫无障碍地驰过河北平原，前锋直指汴京。但当时徽宗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迫近，十二月二十一日，他还在和大臣们一起布置元宵灯节事宜。时腊月新霁，风日妍暖，已作春意，徽宗看着槛外的千叶桃花，还心情不错地说，“杪冬隆寒，花已盛开”，并让一班文学侍从之臣作诗为贺，“璿玑星回斗指寅，群芳未知时已春。人心荡漾趁佳节，灯夕独冠年华新”。他不知道，这是他在御座上最后一次看到桃花了。

闻听金人再次入境，事已紧急，徽宗才发布了一份罪己诏，半心半意地同意废止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号召周边地区的臣民迅速组成军队前来勤王。在女真军队离汴京只有七日时，他作出了“内禅”的决定，把皇位传于长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以“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之意改元靖康，而他那个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的父亲则保留了太上皇的称号。

正月初七日金兵围城前，已成为太上皇的徽宗着一干老臣逃出汴梁，名义上是去亳州太清宫烧香，实际上是要南逃了。他先是坐汴河上的御舟，嫌水路太慢，又换乘了陆路的骡车，一直到符离，眼见得运河在望，这才放下心来。钦宗唯恐太上皇到了南方再搞出一个朝廷来，于是派右相李纲追赶，一直追到镇江，才召回了太上皇。自那以后，徽宗不得不称他的儿子为陛下了，自称也从“朕”变成了“老拙”。

徽宗亲信的大臣被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先是王黼和梁师成，接着是蔡京和童贯。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发起联合上书，请求朝廷诛杀“六贼”。“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本就对蔡京十分嫌恶的钦宗认为这句话代表了汹汹民意，而且国家混乱至此，也是需要有人顶缸的，于是同意把蔡京逐出京师。据说蔡京当初是反对徽宗废立太子的，对钦宗上位算是有功，但恼怒的钦宗仍然没有网开一面，而且在蔡京死后还命人将其首级送来查验。

国家再次斥巨资（原先的岁贡之外，又加上一笔巨大的战争赔偿金）买来了和平。二月中旬后，敌人已在开封城外退去，蔡京和“六贼”也都已遭到朝廷的惩处，沸反的民意也稍稍平息了。但这些小修小补已无法阻止灾难的最终到来。这一次，下台的徽宗逃不掉，他身后的国家也逃不掉了。

毕竟缺乏治理国家的有效训练，新继位的钦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在主战还是主和之间举棋不定，其外交上的无能再加出尔反尔，惹得金军发动了再一轮的报复性反扑。靖康元年（1126）九月拿下太原后，金兵前锋再次剑指汴京。是年十一月初，第一支金军骑兵已经到达汴京城外。在他们的后面还有斡离不和粘罕两位将军带领的两支人马，共计十万余人。

从徽宗手里接过烂摊子的钦宗这才意识到，他和他的父亲一向自恃的帝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想不惜任何花费换取和平，甚至以黄河为两国分界线的条件也硬着头皮答应了，为此还诏令河北和河东的数百万臣民停止抵抗。但金国方面拒绝了。于是，冰天雪地中，汴京的末日毫无悬念地到来了。

长达三十天的护城之役的最后阶段，城中的粮食、燃料皆已告罄。绝望的人们涌入竣工才四年的艮岳，捕食园中鸟兽，拆掉大部分建筑，把奇木异材用来生火做饭。艮岳的太湖石料则被用作石弩的炮弹射向城外。洪迈《容斋三笔》载：“靖康金兵围汴，诏取（艮岳）山禽水鸟十余万，投诸汴渠，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篱笆。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噉卫士。”对于一心求道梦想长生不死的徽宗来说，这真是极具讽刺性的一幕。

大雪已经连下二十余日。长驱而下的寒流使得气温继续急遽下降。一片肃杀中，汴京城成了冰窖雪窟般的囹圄，抹平了所有棱角和颜色。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城头将士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冻栗堕指。战斗从一个城门转到另一个城门。纷飞的大雪使攻城者和守城者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总体而言，是攻击的一方占到了便宜，就像女真大将粘罕对一名手下所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

一些钦宗信任的文官被紧急起用，分任东、南、西、北四壁提举官，派到城头督战。但他们大多毫无军事经验，遇事迟缓不决，致使金兵在城下冰河架桥成功。战斗最危急的时候，钦宗戎装亲临城墙慰问前线将士，以御膳赐与他们，他还在皇宫里祈求雪停。但大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且北风继作，发屋折木，宋军睁不开眼，也拉不开弓箭，好多士兵的手指头都冻僵掉了。整个世界好像在黑与白中哀悼着王朝的覆亡。

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时，城陷。《靖康纪闻》记录城破之日奇异的天象：“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气若横青山，城上有赤气，横亘十里，其气如血，黎明不消。”而城破之时的惨状，也有不著撰者姓名的《朝野佥言》记录无遗:“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惊，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岳观。醴泉观、陈桥、南薰、封丘门皆有金人下城，杀人劫取财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体而走，士大夫以绮罗锦绣易贫民衲袄布裤，以藏妇女，提携童稚，于泥雪中走，惶急弃河者无数，自缢投井者万余，哭声彻天。军民逾城出走者十余万人，城外为番兵杀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内侍止三四人，余皆遁。道君自龙德宫徒行入大内，诸王妃后、帝姬相聚哭，亦有遁于民间者。”

金兵拆毁了城墙上宋人的防御工事。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郊外原来祭天的青城向金国递表，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时，已雪止转晴，唯受降时的青城上空，“日出无光，有飞雪数片”。宋答应把河东路和河北路完全割让，同时，还要向金国支付一笔数额特别巨大的战争赔偿款，计绢和缎各一千万匹，金锭五百万条（每条为五十两），银锭一千万条。但过了新年，金廷旋即下达一份诏书，剥夺了徽、钦二宗的皇帝身份，继占领首都后彻底终结了北宋王朝。

先是金兵把钦宗在大营里扣留了十余日。传来的消息是，“元帅留上打球，未得晴，俟打球毕，即还内”。城中百姓父老持香炉于雪中，每日御街上候驾。又请僧道作道场祈晴，大小道场自宣德门一直排到南薰门，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军前索教坊内侍、露台妓女及宫女无数，都是开封府勒令牙婆、媒人追寻，哭泣之声遍于闾巷。金人好酒，从城中买酒，占领区的百姓故意把溲水卖给敌人，金人大怒，张榜告示，今后凡有以诸杂物博易者，一概军法从事。

到二月初七日，未见钦宗放还，却把上皇徽宗与诸王后妃以下，用金铜车子拉到金军大营，并有诸王三十二人，驸马四十七人，内人、宦官多相携步从。百姓见了，都知皇帝要被废掉了，“惊忧战栗，心胆丧乱”。市上人相逢，皆张目相视，“色若死灰”。留守司官员怕城中军民作乱，给金军找了一堆纵兵的理由，出榜说，上皇并妃嫔、诸王诣军前，是去恳求放还皇帝车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睁着眼睛在撒谎。

史称“靖康之耻”的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是这样落下的：靖康二年（1127）三月，在占领汴京城四个月后，女真人洗劫了整个都城，抢走了国玺，掏空了皇宫内库里所有的珠宝、古玩、善本书籍、工艺品和一应祭祀礼器，把这些战利品装了一千余辆大车，带着一支超过一万四千人的俘虏队伍离开开封，渡过黄河北上。在这之前，金人扶植一个叫张邦昌的原北宋大臣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国号“大楚”。

押解北上的这支俘虏队伍里，有曾经梦想“三代圣王”之治的徽宗和他的儿皇帝钦宗，有随行的皇后、嫔妃、皇子、公主、驸马等皇族成员和宗室贵戚，还有数不清的艺人、工匠、太监和宫中奴仆。在长达数月冗长而又屈辱的旅程结束后，“北狩”的两位前皇帝将以囚徒的身份在异域的森林和草原里度过余生，他们的家人和随从全都沦为了奴隶。

……

（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四期）

赵柏田，当代作家，学者，著述七百余万字，著有《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我的曾外祖母》《南华录》《岩中花树》《银魂》及“中国往事三部曲”等二十余种，曾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