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渐冻人”的贴地飞行
乘着轮椅的翅膀，贴地飞行。六年的旅程，张戟磨炼了舒放自信的能力，经历了万里春秋的冷暖，追寻着祖国沧海桑田的足迹，收获着四海一家的友情。
1 挑战“渐冻症”
我是1969年生人，今年54岁。我在6岁时得了家族性遗传病，这是一种罕见病，称作腓骨肌萎缩症，“渐冻症”之一种。此病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四肢肌肉萎缩，导致不良于行，双手握力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我从6岁开始，作为一个残疾个体蹭蹬于人生之路已然48年。
在39岁那年，我不再能行走，被迫羁身轮椅。坐上轮椅之前，日子时有苦，但我苦中寻乐；坐上轮椅之后，虽苦不胜苦，但幸运的是，所乐竟完胜所苦。所乐得以丰沛，我想应当归因于我从书斋走入广袤天地的大胆之举，归因于深悟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古训后的欣悦。
从小学到大学，各种户外活动我都是被父母和老师禁止的，因为怕我出事。职业生涯中，各种户外集体活动我都是被婉拒的，因为怕我出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通过一项关于残疾人的调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残疾人遇上车祸的概率要远远低于健全人。原因在于，残疾人比健全人更懂得保护自己。
让“出事”见鬼去吧！我要出去走走，我要亲眼看看在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
2017年3月至2023年2月间，在媳妇几十次的自驾和陪护下，我坐轮椅自费游历了除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四地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含港澳台）境内的诸多红色景点，总行程82000余公里，拍摄照片46000余张。
六年的频繁旅行，一没得病，二没负伤，连媳妇驾车也是一次违法记录都没有。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是我身心的恣意放飞，也是对某些傲慢与偏见的最好回答。
2 为“无障碍”点赞
残疾人坐轮椅外出旅游，最担忧的莫过于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到位。起初我也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通过各种各样的切身体验，我可以很客观地说，全国旅游景点的无障碍设施做得相当不错，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动了脑筋，花了银子，下了功夫。特别想跟残疾人朋友分享几点。
第一，3A景点以上（含3A）基本配备无障碍卫生间，景点在山上也配备。第二，旅游性场馆通常都有轮椅坡道，可能在建筑正面你未必看得到。第三，很多场馆正面都是台阶，左右也不见坡道，很有可能无障碍通道在建筑物背面，也就是后门。第四，寺庙、教堂、道观一般都有边门，边门的门槛通常是活络的，可以拿掉，让轮椅通行。第五，成为名胜古迹的亭台楼阁出于保护目的，无障碍设施一般不能安装，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轮椅族”而言，“无障碍”的问题现在都不是事儿。所以，残疾人朋友要创造条件，多进行户外旅游，这对自身康复，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均有裨益。
3 轮椅上拍照好辛苦
漫漫旅途，如果我不能拍照，我不会去那么多地方，走那么长的路。我不是摄影师，不懂摄影技巧。但我以为，自己的观察力、审美力和思考力是有的。旅途中拍下的照片，它们折射着我心灵的风景，记录着我思绪的点滴，流淌着我情感的波澜。
双手握紧相机，因肌肉无力，有时还需用鼻子点着，下巴顶着，仅用还有点力道的右手中指按下快门，这就是我拍照的基本动作。
摄影技巧，或技术的运用，对呈现摄影作品的魅力大有讲究。很遗憾，因为手不能操作各种摆弄相机的物理性动作，我就只能尽可能在有限的构图条件下，努力增添些许审美意义上的亮点。
为什么是有限的构图条件？显然，坐在轮椅上拍照，位置和高度限定了。唉！构思太多，可惜实现不了。
坐轮椅拍照不乏危险。改变轮椅“站位”，是我提升构图的方法之一。但很多情况下，理想的构图“站位”是在危险的水域边，无挡栏的悬崖或高地上，或是湿滑的山丘上。旅途中在这种地方拍照的情况不少。每次拍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想起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表示你离得不够近。”种种险境，想想后怕。不过最基本的安全措施是有的，比如，轮椅一定确认调到了刹车挡，媳妇一定在轮椅后拉住了把杆。
我有镜头洁癖，除了专门拍人物，不喜欢镜头里有人出现。在旅游景点，这个要求就比较奢侈。要拍上“空镜头”，有时得等上很长时间。而有时，刚刚等到没人，镜头里冷不丁又有人笃悠悠跑进来，这时心里难免腾腾搂火。又要没人，又得赶时间，每当这种情况，媳妇就会跑上去跟其他游客一一打招呼做“人工清场”，游客们都挺帮忙。
现在智能手机拍照功能这么发达，我为什么还挂着笨重的“老家伙”找累受？这又得说到我的疾病造成的生理限制了，简单说，比较重而大的器物我或许还能操作，轻薄而体积小的东西一般难以掌握。手机拍照，拿手机的手提起前伸，手明显抖晃，而按键的手，手掌木讷，手指虚软。算了，都五十好几的老家伙了，还是用“老家伙”趁手。
4 “不会不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那么大，各地民风自然是橘枳有别。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两淮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等等，各地文化积年流变，因此也衍化成各地自有的民风。
宝岛台湾那儿的人跟人说话，大多客气又含几分谦卑，尤其女性，无论少长，待客语气通常淡柔有加。台湾人嘴边常挂“不会不会”一词，第一次听到时，云里雾里，不知何意。后来数次在不同语境里再听到，喔，明白了！“不会不会”就是不用谢，不用客气的意思。
台北于右任故居是一栋花园老宅。进得宅第，一中年女子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老宅地上铺满宽木地板，上面包浆泛出若隐若现的幽光，仿佛含蓄地提示着来客：这可是古董地板，价值不菲。
出于保护地板的目的，进屋得换上一次性拖鞋。我怎么办？中年女子思忖般看了看我，迅速别转身去里屋拿出一块米色湿布，瞧着非常干净。
她蹲在我轮椅边用湿布擦起轮子。“真是抱歉，以前这里没有来过坐轮椅的客人，您稍等等，我把轮子都擦干净。”她边擦边说。一旁媳妇紧着说：“抹布给我，我来擦！”中年女子头也不抬回道：“不行不行，你们是客人呦！”
她问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说从上海过来，这下她抬起头，拔高嗓门，调子有点夸张地说：“哇，上海啊！上海我去过啊！好漂亮的地方啊！……”
四个轮子都擦干净了。抹布上，沾满泥巴、细沙、小碎石，还有好几种颜色的污水渍。
她引我们进去参观，讲得很仔细，我们也听得认真。
参观完离开时，我们反复向她道谢，她一个劲儿地说着“不会不会”。
5 高校里见证“女雷锋”
高校是一个地方的人文渊薮，文脉之光，凡到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地方，我都会去当地的高校参访。
高校里见证“女雷锋”？没错！她，就是我媳妇张欣雨。
那回去黑龙江大学，下午四点多，因为之前拍照花去不少时间，咱俩就打算再逛下校园里没逛到的地方。一大早出来，跑好几个地方，确实也蛮累。
走在校园宽阔的步道上，我俩同时发现，五十米开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边在路当中来来回回地挪步，一边还东张西望。有人从她身旁走过，同她搭过几次话，随即便走掉了。
我俩都觉得眼前情景不太寻常。媳妇说：“你在这儿等着别离开，我上去看下什么情况。”没几分钟，媳妇急急跑了回来。她告诉我：“老太太是学校退休老师，忘记回家路了，她问了几个路人教师公寓在哪里都说不知道，她说要回家做饭，说只要到了教师公寓小区就认得家在哪里。”媳妇接着说：“我得送她回去，她在马路上出事怎么办，要不你还在这里等着，我把她送回家赶紧回来。”我说：“一起去，我跟你们后面。”
媳妇打听到教师公寓的方位，接过老太太拎着的马甲袋，挽住她走走歇歇。为了让老太太打起点精神，我们也有一句没一句地同她聊着。
老太太82岁，原来是黑大一名数学教授，早年从南方一所高校嫁到这里，老伴去世了，同儿子儿媳住一起。下午是出来买菜的，回来不知道路怎么走了。她说这几年记性越来越差，儿子儿媳工作忙，她要回家烧饭做菜。
走了将近半小时，总算到了老太太住处楼下，她不住念叨：“今天真是碰上好心人，今天真是碰上好心人……”。
老太太住六楼，我们先让她在随身携带的拐杖椅上歇息片刻，媳妇随后扶着她一直送到六楼家里。我在楼下等，突然一阵感动涌上心头——这媳妇儿，真是“女雷锋”呀！
底楼的窗户里飘出油烟气，我一阵恍惚，难辨身在何处。彼时彼刻，我已经忘记自己身在旅途。
6 邂逅新四军老战士后代
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非同寻常的日本国旗，它是新四军成立后在首次对日作战——蒋家河口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新四军女战士诸晓和生前珍藏。
我去那天据纪念馆讲解员讲，诸晓和生前说她本人并未参加蒋家河口战役，是1938年10月，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新四军军部大礼堂（即现在的旧址纪念馆原址）曾举办过一场缴获日寇战利品的展览，并允许战士们在展览结束后从中各挑一件留作纪念，于是她就选了这面旗子，并一直留在身边。
1965年诸晓和去世，这面旗由其丈夫、新四军老战士蒋复强继续保管。蒋复强去世前几年，郑重将这面旗捐赠给了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我拍摄下这面旗，正待转身，肩上重重给人拍了一记，掌落声起：“哈哈哈你也过来啦！”我别转头不及反应，一旁媳妇连忙提醒：“刚才我们在皖南事变纪念园，我看见他也在。”
他，个子挺高，白发稀疏基本谢顶，七十岁开外模样，但精神头很足。我向他点头致意后，继续各看各的。由于相隔咫尺，馆里那时也没什么人，他跟同来的人在那面日本旗前的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他，居然是捐旗者，新四军老战士蒋复强、诸晓和的儿子！
这次是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了。
老蒋告诉我，他们家族是当地人，母亲的骨灰原来不在这里，现在父亲母亲墓地都在这里安顿了，回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依他们的心愿落叶归根了，今天特地过来看下父亲母亲捐赠的这面旗，表达一点思念之情。
老蒋和我在纪念馆大门前合影话别，他行动敏捷，走路快而有力，毫无年逾古稀的样子。
乘着轮椅的翅膀，贴地飞行。六年的旅程，我磨炼了舒放自信的能力，经历了万里春秋的冷暖，追寻着祖国沧海桑田的足迹，收获着四海一家的友情。我同大地更亲近，我看天空更高远，世间万物，不负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