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比南山
一
太阳明晃晃地悬在空中，几缕绒毛般纤薄的白云，若有若无。路边的野花也仿佛中了暑，耷拉着脑袋，叶尖早已打成卷。路面冒一层热焰，看得久了，视线也恍惚起来，呈现出波动。我突然后悔了，打算把手上的篮子放下来。篮子里装着四十个鸡蛋，用糠壳掩得严严实实。
妈变了脸色，嗨，王树声，昨天就打定的主意，今日不能变！又软下语气，再说外婆到了这个岁数，看一次就少一回了。
我拿目光寻求爹的援助。爹没有回头，他在磨石上荡镰刀。我猜想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有了默契。他们经常演戏一样对付我和姐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姐姐叹了一口气，满脸精明地说，要不，我们换换，你在家帮忙薅草？
我瞟了一眼墙根的锄头，气鼓鼓地拎起了篮子。我宁愿顶着太阳走路，也不钻玉米地，锯齿样的叶片能把胳膊割划出血口子，让汗水辣得生疼。我怕热，但更怕疼。
那天和往日不一样，是外婆七十四岁生日。
苦难就像是外婆命运的偏旁部首。她五十岁那年，外公去世。外公是发疯病了，掉到井里淹死的。外公的父亲太外公，是发疯病后跳了崖。祖上的事，村里没人知道。太外公那一代是从外地逃荒过来的。但外公去世后，荒村开始有了流言：黄家世代出疯子，传男不传女。这个传闻是家里的禁忌，就算长辈们不想说，也不代表我们不知道。闲话像个鸡蛋壳，风吹能过几条河。我家离荒村也就隔了几道山梁。传闻没有根据，但很恶毒。大舅和小舅在外人戒备的眼神里，变成了两个怪物。亲人们都怀着隐秘的担忧，担心舅舅们什么时候就会疯掉。那外婆怎么办？有一回，大姨和妈坐在门槛上剥蚕豆，突然聊到这个话题，没说几句，声音就越来越低，大概是不想让我们听到。我想凑近了听，一只柔软的手抓住了我，是姐姐。姐姐懂事早，她说带我去稻场上跳绳。等我们回屋的时候，看见她们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姨还在用袖子拭泪。外婆那会儿就在隔壁的厢房里睡觉。老人的睡眠轻薄得像层纸，再细的声音也可能戳进她的耳朵。那天晚上，我们围着桌子吃晚饭，桌子中央蹲着一盏煤油灯。外婆夹起一粒蚕豆说，你们刚才说的话，它都听见了哩。我现在把它吃了，就没人知道了。那些话再不要说。我妈大吃一惊，下巴差点掉进饭碗。她和大姨面面相觑，脸热得冒汗。我和姐姐被外婆逗笑了，蚕豆还能听懂人话呢。突然喷发的笑声让火苗不住地摇晃起来，将投射在墙上的影子变得像皮影戏，影子里外婆头顶上绾的发髻，像一只饱满的蟠桃。
我只见过外公的黑白照片，夹在外婆梳头用的镜子后面。一撮山羊胡子，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花，咋看都是个好脾气的人。怎么会成疯子呢？我想不通。外公的脸整天藏在镜框里笑，却帮不上外婆半点忙。他离世的时候，四个子女只有大舅成了家，大姨挣半个劳力的工分，小舅和妈还没有一锄头把高。等把几个儿女拉扯成家，外婆也弯腰驼背，蜷成了老虾米。后来才跟着大舅生活。七老八十的人，还要捯着两只饺子样的小脚到地里干活。她不能让大舅妈嫌她吃闲饭。她觉得大舅妈嫁到这个家，就已经很委屈了。但大舅妈不领这份情，大舅不在家的时候，她就阴着脸说怪话，给外婆使闷子气。外婆常年就像一堆不会言声的旧衣服，只在屋里门外田间地头默默蠕动。外婆不会给大舅讲她受气的事。她还劝我妈也不要多嘴，说出气只是一时的事，过日子还得细水长流。
大舅的脾气有些古怪，总是突发性的，事先没有一点预兆。大舅妈在他不明不白的拳头下过了半辈子。外婆不给大舅讲，可能是有两点考虑，一是不忍心让大舅妈多挨一顿揍，二是小舅根本指望不上。小舅在山西挖煤，一年到头难得回一趟家。小舅妈跟着小舅在矿上做饭，过年回家也只跟着表妹喊婆婆，连妈都不情愿喊一声。小舅镇不住她。外婆嘴上不说，放在心里想，这个幺儿比倒插门还不如。但她会劝人，倒劝慰我妈说，自己有亲儿亲女，还稀罕儿媳妇喊一声妈？
前几年，煤矿冒顶把小舅压成了肉饼，小舅妈抱着一罐骨灰回来，破天荒地喊了一声妈，没等外婆回过神来，她先晕过去了。外婆看着骨灰盒，那么多细碎的白色颗粒，再怎么也拼不出小舅活着的样子了。外婆找出小舅以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把骨灰倒进去，又塞了很多黄表纸，衣服鼓囊成了人的形状，好像是小舅躺在她的棺材里睡着了一样。出殡的时候，亲人们都哭晕了。外婆微微弓起身子，双臂打开，没人知道她是想拥抱自己的棺材，还是想拥抱躺在里面的人形衣服。她用手拍打着棺材，说到那边享福去，人间苦啊。仿佛小舅并没有死去，她只是临行在叮嘱小舅，看得人恓惶落泪。没过几天，小舅妈穿一条绷得很紧的黑色裙裤，套着过膝的靴子，带着表妹春风摆柳地走了。外婆站在稻场上落泪。看着她们的背影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小到仿佛钻进了天地之间的缝隙里。她没为死去的人流泪，但为活着离开的人流泪了。她担心小舅妈再也不会带着表妹回来了。她的担心变成了事实。我再也没有见过小舅妈和表妹。我用刚刚学会的一个成语，在心里造了一个句——我的外婆对许多事情总是料事如神。
翻过七里口，我放下篮子，找一处阴凉歇坐了一会儿。我心里不再想这些事了。
二
给外婆祝寿，我心里也藏了个小九九，就是惦记着大舅家的两个表哥会给我什么礼物。每次去，他们总会变戏法一样给我兜里塞上两个杮饼、几个核桃，让我惊喜得嗷嗷叫。运气好的话，还能吃到大表哥的烤鸟肉。他擅长用弹弓射鸟。我亲眼看见他瞄准树巅上的一只斑鸠，手一扬，斑鸠就掉到了地上。他安排二表哥去捡拾斑鸠。我看到二表哥表情慌乱，满脸无措。大表哥只好自己去捡，去毛，开膛，架起火来烧烤。二表哥怎么也吃不进去，就是闭着眼睛嚼烂，伸长脖子也咽不下去。他吐出来的，比吃进去的还多。他勾着眼珠子大口喘息，说了几句很新鲜的话：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鸟儿却已飞过；水中看不到鱼的泪珠，鱼儿也曾伤心过。后面好像还有两句，是说飞鸟和鱼儿的距离什么的，但我忘了。
大表哥叫黄春华，二表哥叫黄秋实。一个头年的春天出生，一个第六年秋天出生。他们的名字是大舅的得意之作，春华秋实，岁序更新啊。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词，觉得意思很吉利，又很显学问，就毫不犹豫地据为己有了。
听说大表哥黄春华开口早，周岁那天，亲戚们拢在一起办“抓周”。大舅妈正蹲着给他洗澡。不料他小巴掌一甩，溅湿了大舅妈半襟衣衫，接着小乌眼珠一瞪，说出了人生第一句话：想挨揍。大舅在旁边看得直乐呵，满脸得意，说有点血性！在场的亲人们心中一惊，默默感慨，腔调跟他老子一个版，八成是个闯祸坯。伢儿看极小，骡马看蹄爪。大表哥没上学前，就喜欢拿火柴烧猫尾巴，碰到牛屎，也总想用鞭炮炸掉。拿根木棒学孙悟空，把周围的小屁孩撵得四下找娘。告状的找上门来，还没开口，大舅早已几大步蹿出屋，站在门槛外捋着袖子一声吼，娃娃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还敢欺上门来了！大表哥缩在门后，探出半颗脑袋，盯着门外。告状的人吃了瘪，有些失望，摇摇头，领着孩子走了。大表哥越发欢实，两条小腿快乐得像要飞起来一样地跑。他在村里成了一个插上翅膀长满羽毛的孩子。只有外婆拧紧了眉头，脸上是极度失望的神态。
大表哥上学了也没个正行，爱打架，一天三顿，比吃饭还有规律。老师说他是害群之马，他便做出骑马的动作，学马叫，长嘘一声，嘴里喊，得儿，驾。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教室里已经装不下老师的怒火，赶紧差人把大舅叫来。大舅骂骂咧咧，一脚跺翻了大表哥，再把他踢得满地打滚。大表哥很禁揍，像个钢铁战士。老师把手笼在袖筒里，看差不多了，才抽出手来拉架，说教训孩子也不能这样打，打残了咋办？大表哥趁机扶着墙脚站起来，手捂着肚子，人也矮了一截。大舅说，回头再收拾你狗日的。说完，大舅匆匆赶回福贵大叔的牌桌，三个人还在等着他出牌哩。后来，大表哥又迷上了逃学。老师也乐得他逃学，不影响教学心情。大舅也懒得过问，只要不耽误他打牌。外婆很恼火，操起扬场的木杈，两眼瞪圆了撵大表哥去上学。大表哥一边跑，一边叽里呱啦地怪叫。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哪吒，在追赶一个小妖。
大表哥不喜欢上学不光读不进书，他还喜欢上了别的事，爱给走乡串户的茶叶贩子带路，打听到些山外的事情，既长见识，还有仨瓜俩枣吃，有时甚至还能得到一毛两毛的脚力钱。他的心思不在学业上，成绩一塌糊涂。初中没混毕业，他就出去闯世界。先是在镇上摆了两张台球桌，收台子费，两块钱一局。没客人的时候，他就趴在球桌上，微眯着眼睛，用球杆比划点位，练准头。他的主要收入是跟人赌球，一块钱一个球。我看过他跟人赌球，别人开球，使劲一杆子支出去，把球撞得满桌乱滚。他绕着桌子转半天，慢腾腾地选花色，再一杆一杆地把球往洞里赶。只剩黑八号的时候，他才长舒一口气，只让黑球滚在洞门边上。他和人赌球从不剃对方光头，给人留下面子。有时也故意输一两个球，让人有点好胜的念头。这样可以赌半天，比收台子费挣得多。大表哥不光挣了钱，还打出了名声。后来，他被城关开台球厅的李老歪看上，专门请去当枪手。城关不像镇上，场面大，赌局也设得大，十块钱一个球。听说他帮台球厅挣了不少钱。
看到大表哥这副样子，外婆经常叹气，头摇得像拨浪鼓。她觉得小时候对大孙子太娇惯了，一棵好树苗长成了歪脖子树。
二表哥黄秋实像个文静而又柔顺的小姑娘，同龄的孩子追鸡撵狗捉蝌蚪、扒房上树掏鸟窝，外婆不让他跟着野。她看二表哥的眼睛总是充满了热情，几十遍、上百遍地重复她所听过的故事。故事都老掉牙了，外婆讲得七零八落，也不是很周全。二表哥虽然并不太懂，但他还是听出了故事里那些似是而非的正确。外婆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孟母三迁、曾子杀猪，说得最多的话是“莫要走你哥的老路”。二表哥很听话，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他有时也待在墙角，看公鸡跟母鸡打架、麻雀跟猫抢食，就连蚂蚁搬家、屋檐上的蜘蛛结网，他也能看半天。他喜欢安静，谁的话都不听，就信外婆一个人。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外婆又说，进了学堂门，就要“把有用的吃进去，把没用的拉出来”。就像河水找到了流淌的方向，二表哥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人生道路。等他一踏进学堂的门，果然灵魂突变，仿佛换了一个人，兴趣转移到了课堂。坐在教室里，他像向日葵那样转动脑袋，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他读书的样子，比吃肉还香，字也写得规规整整，像新媳妇纳的鞋底儿。老师们都纳闷：一根藤上结出的瓜，咋就差别这么大呢？他们是在拿他和大表哥做比较。二表哥高中毕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十里八村都知道荒村的黄疯子家出了个文曲星。外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我妈也以此为荣，和大姨一样满脸神气。“我们家的秋实”成了她们娘家人口头上共同的骄傲。我妈经常教育我和姐姐，要以秋实哥为榜样。姐姐差点连自费大专都没考取，噘着嘴巴反驳，谁说一串葫芦里锯出的非得都是好瓢，咋不提春华哥呢？我妈气得给了她一个胳膊拐儿。我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但心里赞成姐姐说得有道理。
都说二表哥读大学的生活费，是大表哥在台球厅一杆一杆捅出来的。他还攒下钱给大舅还了不少赌债。大舅以前去打牌的时候，经常穿着表哥们扔下的旧校服，紧绷绷不说，颜色太红艳，映照得脸上像抹了胭脂，老脸和校服很不搭。裤子更糟糕，长了两寸，只能卷起来，稍微活动几下，裤脚就会拖地，跟扫帚似的，沾满了碎草屑。拖拖沓沓，走在路上，像个要饭的。他不舍得花钱买衣服，他把钱都输在了牌桌上。后来他用大表哥挣回的钱还清了赌债，又买了套中山装，规规整整，步子也迈得理直气壮，蛮像个乡里的干部。可惜亮堂的日子没过几天，就遭遇了小舅矿难。这事对大舅打击挺大，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从此家里不管不顾，牌也不打了，鼓起腮帮，仿佛有两个桃子塞于面颊，也不和人说话，看见谁都像仇人。他吐字开始含糊不清，很难听懂。他冷漠的样子，跟外公发病时的症候一样。
外婆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舅疯了。大舅一发病，就变成了贼。贼一般去别人家里偷东西，但大舅不去别人家偷，专偷自家的钱。找到钱就去小卖铺买酒喝，喝醉了酒走路都能睡着。有一次喝醉了酒，走路打瞌睡，迎面撞上一根电线杆，门牙撞断了一颗，说话更不关风了。还有一次，喝醉后躺在田埂上睡着了。等找到人的时候，已经后半夜，手脚冻得无法弯曲，胡子上都结了霜。从此以后，家里不敢出现活钱，大舅妈把钱塞进墙洞里，夹在针线簸箩里，埋进粮食堆里，不论藏得多隐蔽，大舅都能翻找到。他仿佛能闻到钱味儿一样。他甚至连晚辈们给外婆的孝敬钱都想偷。只是不知道外婆用了什么妙招儿，一直没让他嗅到钱味儿。我妈说，藏钱比藏话容易。外婆的心量可不是一般的大，每句话都能说三分藏七分，眼皮往下一沉，心事就能打成结。
我一边走，脑子里又开始翻滚起那些陈年旧事。成长实在是一种烦恼，我把那些听来的话都变成了画面。自己给自己在脑海里放电影。
三
外婆住的荒村，离我家二十多里山路。我的脚丫小，腿也短，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稻场上早就坐满了人，都是来给外婆祝寿的亲戚和邻居。外婆两眼昏花，十步之外，一片模糊，识人主要靠听。我老远叫了一声外婆，她张望了一阵，听出来是我。她欢喜地把我叫到跟前，伸出手，要摸我的脸。我躲了一下，没躲开。她的手像松树皮一样糙。
大舅妈接过篮子，悄悄用手在糠壳里摸索。鸡蛋一个挨一个，排兵布阵一样匍匐在里面。她也许在检查有没有损坏的蛋，也许在检查糠壳里会不会藏有几张礼金。她抽出来的手干干净净，说明鸡蛋没有损坏，但我看出她的脸上有些失望。我妈早就留了一手，她把孝敬外婆的钱缝在我的袖口里，教我趁没人的时候才能给外婆。我也懒得细问，大人之间的事很复杂。
大舅妈领导我挨个叫了一遍姑舅姨、叔伯爷，嘴巴都喊麻了。但没看到大舅。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问谁。走了半天路，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我愣着脸看大舅妈。她没有理会我，挽着篮子转身进屋，去收捡鸡蛋。
堂屋里摆了两桌酒席，一桌散了，另一桌还在继续喝。一个人手里举着筷子在空中比划，满脸通红，唾星子飞溅。他被围在人堆里，我从人缝里看不全他的脸。只看到了一顶灰色锅盔帽，大热天的，他居然没摘帽子，汗水顺着帽沿往外渗，看的人也要跟着冒汗。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听到一段没头没脑的对话，嗨，秋实上个月来信啦，说已经入了党，半年以后就能当选学生会副主席。旁边有人问，副主席的官儿有多大？有人答，和副县长差不多吧。怎么说呢？也不好比，人家管的是大学生，副县长管的是农民和工人。这下我听清楚了，是春华哥沙哑的声音。
春华哥摘下帽子，攥在手里，抹了一圈脖子上的汗，往桌上一扔，得意地环顾了一圈，说秋实今后要当更大的官了，我让他给咱荒村修一条公路，通到县城，大家再出门就可以坐汽车。周围的人面面相觑，仿佛看到正从春华哥嘴里开出来的一辆汽车。
我来不及细想，心里一阵激动，挤进人群，响亮地叫了一声哥。春华哥啊哈了一声，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说树声又长高啦。说完，顺手把湿漉漉的帽子往我头上一扣，说这个叫遮阳帽，戴着凉快。我脑袋小，感觉帽子直晃荡，得用手扶住，样子有些滑稽。
当我快速转动脑袋的时候，脸扭过来了，帽子还在原地不动，像做游戏一样有趣。在我第二次快速转脑袋的时候，突然看到福贵大叔领着一个穿警服的人出现在了稻场上。警察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干咳了两声，吐出一口浓痰，然后，高门大嗓地问，这是黄春华的家吧？
外婆听着声音不熟，以为是来给她祝寿的远方稀客。外婆仰起脸，后脑勺上的发髻都窝到了衣领里。她没来由地激动了一下，不住地拽上衣的下摆，满脸都是笑，幸福得近乎难为情，连声喊，快叫春华哇，来客人啦。
听到屋外的动静，堂屋里的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空出一条朝向春华哥的道。他先看到福贵大叔，立马做出站相，微笑也预备好了。后来才看到他旁边还站着一个警察，心中一紧，眼神立马变了，像出窝的兔子遇见狗。
这身警服就像磁铁石，早已吸满了人们紧张的目光。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春华哥就从屋里蹿出来，纵身跳下稻场坎，钻进了齐人身的玉米地。警察张着嘴，愣了一下，赶紧跟着跳下去，双手划桨一样在玉米地里追赶。
春华哥早就没了踪影。
我拽在手上的帽子都已干透了，才看见警察瘸着腿从玉米地里钻出来。他的样子有点狼狈，将衣服下摆敞开散热，站在路旁又喘了一阵。警察上来把大舅妈叫到一边，凶巴巴地在给她交代什么。我远远地看到大舅妈的身体像在筛糠。
外婆呆呆地望着玉米地出神，看上去十分伤感，好像是玉米地吞噬了她的大孙子。外婆颤巍巍地叹了一声气，突然笑了，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一字一顿，她说的声音很重。尽管我听不太懂，但还是感觉出了这句话很高级，像古人写在书里的话。
这是外婆生日那天出现的一段插曲。那年期末考试的作文题，就叫祖母的生日。我有些伤感，也有些怕丑，觉得那天发生的事情不光彩，就编造了一场亲友们给外婆祝寿的热闹场景。字虽然写得七歪八扭，但我引用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结尾。语文老师用红笔在这段话下面划出了长长的波浪线。
四
暑假快结束了。上学前，我和姐姐要去荒村看外婆，这是多年的礼行和规矩。
秋实哥也在家，他今年没有在城里做家教。他要给大舅找医生看病。大舅被关在房间里几个月了。大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外婆每天早晨给他洗脸、换衣服，然后看着大舅笑嘻嘻地自己跑出去玩，到晚上再衣冠不整地回来，或者就像找一个贪玩的不肯回家的儿童，再拉着大舅的手把他牵回家。大舅后来从偷自己家里的开始发展到偷别人家的。他总喜欢蹑手蹑脚，像一只猫，弓着腰从村头转到村尾，看见什么就拿什么。谁家丢了挂在门柱上的蒜、屋檐上的玉米棒子，会立刻想到大舅。村民们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吃回头草，好抓个现行。他却转到别人的庄稼地里去了，刨还没成熟的洋芋，啃得满嘴是泥。几个村民揪住大舅的四肢，七手八脚地把他给抬回来。外婆慌忙走下阶沿，要给乡亲们下跪，赔不是。福贵大叔赶紧用手去端她的胳肢窝，总算把她薅了起来。让心肠软的人看了都心酸。乡亲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一语不发地走了。外婆收拾了一间厢房，把大舅锁在了里面，每天按时给他送饭。
秋实哥和姐姐讲这些的时候，我在旁边玩春华哥送给我的那顶遮阳帽，用一根指头顶着转圈儿。心里想，难怪外婆生日那天，我没见着大舅。
秋实哥说，我怀疑爹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有遗传性。如果有家族史，就要及时检查，提前介入治疗，可以延缓这种病情的发展速度。
这个像外国人名字的洋词把我吓了一跳，想不到大舅会染上这么洋气的病。我停下转动的帽子，把食指含在嘴里，疑惑地看着秋实哥。
秋实哥叹了一口气，说这得去城里做脑电图检查确认。要先筹一笔钱，还要有专人陪护。还有哥的事，也不知到底会出什么情况，他要不出事，还能指望上他。
他说的是春华哥。
春华哥看见警察为什么要跑？葡萄架下，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斑驳的月光里想。大舅妈刚才的解释很潦草，说他在城里被人欺负了，不好说。我刨根问底，谁敢欺负他啊？他多厉害的角色。大舅妈不语，站起身进了屋。姐姐狠狠地掐了我一把，怪我不该多嘴。她还想抡起胳膊打我，看了秋实哥一眼，又悄悄把手放下了。
秋实哥说话向来轻言细语，语调从容，感觉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秋实哥把打探来的消息，一点点串联起来，挖苕扯蔓子，拼凑出了那桩事情的始末。
那天早上，台球厅进来一个拖一条瘸腿的人，翘起屁股一个人打台球，捅半天，满桌子球还在四处乱滚。春华哥看着心烦：半天打不完一局，只收一场台位费，有点亏。见是个残疾人，也不好动手撵，就恶声恶气地迸出一句：打完就滚蛋，这局台子费免了。
瘸子扭过头，用浑浊的目光定定地看着春华哥，脸上的皮也耷拉下来，说开餐馆的还怕大肚汉？不会欠你台子费。
李老歪不知什么时候晃了过来，见瘸子和春华哥杠上劲了，一笑，有这么说话的吗？
瘸子翻了个白眼，我有钱，又不白打。要不来一盘？
春华哥愣住了，都转不过弯来顺嘴接话。
李老歪不笑了，用下巴指挥春华哥，上！
春华哥拿起球杆，说我们不赌彩，让两个球，输了出台子费就行。只打三局。
瘸子又翻了个白眼，不坏你们规矩，宁输钱，不输人。
春华哥很轻松地赢了两局。
第三局码好球。瘸子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把前两局输的钱捋出来，搁在桌上。又把剩下的钱查了一遍数，说还有六百多，输光了我走。
李老歪在旁边说话了，可不是我多嘴，说好了只打三局的，莫说我们欺负你。
瘸子火了，把钱啪一下拍在桌案上，那就赌一局，全在这儿了。
春华哥吞了一口唾沫，目光定定的，好像钱把他的眼球吸引住了。
瘸子恨恨地说，也不要你让球了，愿赌服输，输也输个干净利落。
李老歪笑了，你莫不是和钱有仇？用眼神示意春华哥去开球。
瘸子一把按住白球，说你也得亮钞。春华哥摸了摸口袋，凑不到一百块。
李老歪摘下脖子上金晃晃的项链，在手里掂了掂，说这个能值一千多吧？
瘸子说，局外人不要掺和，我只认他。他用指头点着春华哥。
春华哥胸口一热，顺手从李老歪手中拿过项链，扔在台球桌沿上，我认！
这一局，瘸子仿佛换了一个人，每个球瞄半天，点看得奇准，几杆就将彩球赶进了洞。只剩一个黑球，还停在洞门口。春华哥还有三个球都靠着边沿，看情形怎么也一杆收不了球。春华哥脸上的汗开始往外冒，握球杆的那只手，静脉都紧张得显露出来。他把一个长台的靠边球慢悠悠地赶到洞门口。球，停住了。
瘸子抬手一杆，黑球应声入洞。
春华哥抬眼寻找李老歪，连人影都没有。又发现周边围着看热闹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眼睁睁地看着瘸子拿起金项链，一扭一扭地出了门。
到了晚上，李老歪才醉醺醺地回到台球厅，酒气喷了春华哥满脸，听说输啦？
春华哥心虚脚软，大气也不敢出。
李老歪说，那条项链可值一千多呢。
春华哥开始擦额头上的汗，不是你要我下注的吗？
李老歪拍了拍春华哥的肩膀说，球是我打的吗？你他妈还不如一个瘸子！水平不如人就算了，赌性也不如人？人家还懂得愿赌服输呢。
不等春华哥接话，李老歪又摆摆手，要不这俩月你就白干了，马上走人。咱们两清！
春华哥愣住了，这分明是在赶人了。他心里窝着火，嘴里有些磕巴，又不是我要打，走就走！他趿拉着拖鞋往外走，一步一顿，他走得很慢，仿佛不知道接下来的一步要迈向何处。他突然心里起了怀疑：莫不是李老歪与瘸子合谋算计自己？边走边琢磨，越琢磨越生气：他们这不是编了一个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吗？两个月工资扔了不说，单单就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春华哥绕着花坛转了几圈，拔出半块砖头，揣进怀里。
李老歪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春华哥抡起砖头就拍了下去，砖头碎了一地。
李老歪在医院缝了七针，伤到了颅骨，差点半身不遂。法医鉴定为重伤。春华哥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他如果自首，再取得李老歪的谅解，也许能轻判。他这一跑，性质就严重了。他被追逃的警察在邻县捉住，已经送进了看守所。
哥被人设了笼子算计，但不该用砖头拍人。秋实哥说完，低下了头。
外婆坐在不远处，她啪啪地拍打自己的膝盖。谁也不知道她拍自己的膝盖是什么意思。但我感觉到她满脸的褶皱里挤满了疼痛。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被这句话噎住了，半天没有出声。
等外婆无力地站起身，回屋去了，秋实哥才顿了一下，像在犹豫什么，声音轻慢，我想找亲人们借点钱，先给爹把病治治。再想办法说哥的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姐姐仿佛也得到了鼓舞，说我回家给爹妈做工作，看能筹多少吧。
我心里关心的是秋实哥那个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那天春华哥说是和副县长一样大的官儿。我们每年入学要填一份表，在亲属那一栏里，没一个体面的亲戚，除了大姨父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以外，全部是农民。我还盼着秋实哥当选副主席了，我好郑重地在他的名字后面写上——单位：省师范大学。职务：学生会副主席。并准备在职务后面加个括号：相当于副县长。
五
姐姐回家说了秋实哥想借钱的事，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玉米糁子蒸的饭像沙子一样干硬，我淘了半瓢子合渣汤，拌着吃。妈闷头扒了一大口干饭，噎住了，梗了几下脖子才吞进肚。她像打嗝一样嗯了一声。姐姐兴奋地朝我笑了一下，嘴巴都要咧到脑门上去。我注意到爹紫薯一样的脸上没有半点表情。我赶紧在旁边帮腔，说秋实哥马上就要当副主席了，他借钱不愁还不起。这话太露骨了。我在用露出来的骨头敲我爹的边鼓。话音刚落，我夹豆豉的筷子被爹横着打了一下，几粒酱黑的豆粒重新掉落到菜盘里。爹把身子一拧，用筷头一阵乱点，借了他，你们的学费咋办？再说，他们家就是个无底洞，能填满吗？我妈终于硬气了一回，说你们家老三做房子的钱都借几年了？我爹立马不言声了。三姑借我们家的钱盖房子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哩。八只圆睁着的眼睛悬在半空，屋内气氛紧张。
爹放下碗筷，赌气离开饭桌，躲到外面抽烟去了。
到了约定给秋实哥借钱的日子，姐姐躲在屋里哭了半天，从小声到大声，最后到抽泣。我陪着她掉了几颗眼泪，就被妈叫到阳坡里扯猪草去了。很晚了，爹才从三姑家回来。他两手空空，看着姐姐梨花带雨的模样，他除了心疼，只有一声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他的眼睑垂下来，整张脸皮也仿佛往下掉了半公分。
再见到秋实哥的时候，是我升上初中后放月假。姐姐在市里读自费大专，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我妈收拾了一包杂货，让我给外婆送去。有面条、饼子，还有一块腊肉。她说，秋实哥休了一年学，在家照顾大舅，顺便参加修公路挣钱。我大吃一惊，心里咯噔一下。我妈又给了我一百块钱，交代我把钱给秋实哥，饼子给外婆，腊肉和面条给大舅妈。
到荒村的公路快修到七里口了。路边搭建的工棚里，蹲坐着一群修路工。他们正在吃午饭，每个人手里捧着包谷粑粑在啃。我在经过的时候，特意留心观察，看是否能碰到秋实哥。微风中飘荡着炸药爆破后的丝缕气息，散而未尽，有些微刺鼻。离开工棚，我沿着毛公路一路走到荒村，又碰到了几个扛着测量仪器的技术员，还是没有见到秋实哥。
晚饭的时候，我们都快要放下碗筷了，外婆耳朵尖，突然说，秋实回来了。然后，听到堂屋门吱呀一声，秋实哥闪身进来。他取下草帽，头发蓬乱，脸上被太阳晒出了一层老皮。身上的衣服也是捡的大舅以前穿过的旧衣服，扣子大小不一，四处破着洞，袖子捋到小臂上，露出的胳膊坚硬黢黑。灯光昏暗，落在他的身体上，像镀了一层釉。他朝我眯眼一笑，树声来啦。除了没有山羊胡子和皱纹，他笑起来的神情真是像极了外公。我看到他夹菜的手，骨节粗大，完全成了劳动人民的大手。
哧溜哧溜，他几口就扒完了两大碗饭。横过手背，擦了擦嘴。
他一手端起给大舅盛的饭，一手牵着我一起给大舅送饭去。他的手摸起来和看上去一样粗糙。他身上已经找不到大学生的气质了，更别说学生会副主席的风度。我心里鼓荡着一些话，不说出来心里难受。
我说，你不该休一年学，你的副主席也休丢了。
秋实哥放慢了脚步，说情非得已啊。
我说，外婆同意你休学了吗？
秋实哥绕了个弯子回答，你听外婆给你讲讲包青天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我有些得意，包青天的故事，谁不知道？《狸猫换太子》讲的是皇宫里的故事，和你休学有什么关系？《铡美案》讲的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你又不是陈世美。
秋实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不再言声。
我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心里像毛毛虫在爬。
大舅住的厢房有些阴暗，地上铺着稻草，一股难闻的怪味扑鼻而来。大舅盘腿坐在褥子上，身上怕痒似的一阵扭动。他瞪着浑浊的眼睛望着我们，嘴巴张张合合，仿佛要跟谁说话。但光动嘴巴，出不来声响。他语言已经有了障碍，话含在嘴里，说不出来。他瘦得两眼都鼓了出来，眼珠一转，感觉就要滚落出来。一双手苍白瘦弱得像鸡爪，无力地搭在大腿上。我站在门口鼻子一酸，目光模糊。秋实哥要我进去坐一会儿，我朝里看了看，没有进屋。
秋实哥给大舅喂完饭，换了便盆，又给他按摩了一遍，忙了满脑袋汗。
出门后，秋实哥搂着我，说等工地上结了账，要买个轮椅，可以经常推他出去晒晒太阳。
我说，我今天路过工地的时候，没看见你。
秋实哥说，我到城关领炸药去了。我现在是工地上的安全员，活比他们轻松，就是操心些，但工资比他们高哦。
我说，你为什么要休一年？如果只休半年，还能续上副主席吗？
秋实哥摸出一支烟点上，说我算过了，这条公路修完，大约刚好一年，离家近，还能挣钱。等结算完工钱，给你大舅看病应该没问题。春华哥的事，已经帮不上忙，靠他自己的表现了。十四年的刑期，表现好，可以减到十年左右，他出狱也才三十出头，人生还来得及。
我这才知道春华哥被判了十四年刑。
大舅妈的脸上有些不高兴，可能是看到秋实哥在工地上学会了抽烟，或者觉得秋实哥不该给我讲这么多。她找来半个碗碴子给秋实哥当烟灰缸，然后佝着腰进了里屋，睡觉去了。
等她进屋后，我缠着外婆要听她讲包青天的故事。
外婆坐在矮板凳上，歪着脑袋，像一只打瞌睡的猫头鹰，老半天也不吐出一个字。秋实哥说，给他讲嘛，就像小时候给我讲故事一样。外婆还是说不出话来。我和秋实哥在黑暗中谁也不说话，好像在攒着力气等外婆开口。我感觉到外婆在调整自己的呼吸，像在怀抱里拉扯一只旧风箱，呼哧呼哧。她眉毛一耸，面露愁苦，她讲的是我没听说过的一个故事。
包拯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中了进士。先在大理寺任评事，相当于在中央一个部门当官。后来要派出去当知县。但是包拯的老家与上任的地方相隔实在太远了，包拯的父母因为年纪大了活动不方便，而且也身患疾病，需要长年吃药，不愿意跟随包拯到他乡。包拯觉得自己父母年纪大了，也的确不适合长途奔波，于是主动上书辞去官职，安心在家照顾父母。每天悉心照顾父母起居，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这事连皇上都知道了，每次提起包拯，都对他赞不绝口。其他官员也被包拯的孝心感动，不断称颂包拯的美德。直到几年以后，包拯的父母相继辞世，包拯这才重新踏上仕途。这才有了后来包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办案故事。
我认真听着，却感到眼前恍惚，眼里噙满了泪水，觉得心口被什么填满了。
秋实哥摸了摸我的头，叹一口气，和包青天相比，我还差得远呢。他是辞官尽孝，我只是休学。你说是不是？
秋实哥显然把我问住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他猛吸了一口烟，暗红的烟头鲜艳得像伤口裸露在空气里。一个又一个的谜底重叠在一起，一张又一张的脸重叠在一起，叠成了一张我根本不认识的脸——我突然感觉有些不认识二表哥了，就像他的身体里住进了另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正隔着二表哥的身体与我四目相对。
二表哥的话像是导火索，点燃了外婆心中的炸药。外婆恨恨地叹了口气，剧烈抖动着两片干枯的嘴唇，瞪二表哥一眼，你没小时候听话了。这个家只要我在，就不会垮，谁让你休学了？真是儿大不由娘哩。你咋就这么犟呢？哎呀！
外婆的最后一声带着埋怨的叹息，就像琴弦上最后震荡的余音，让人心颤。
说完，外婆站起来，颤颤巍巍地回到了她的房间。以往只要七八步的距离，现在被她磨碎成了十几步。她的腰弯得更低了，像是背负着沉甸甸的心事。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很多事情，都是些场景片段，一截一截的，没有逻辑，所有回忆的尽头终归是心疼，半夜才迷糊着。听到对面不停翻身，窸窣作响，估计秋实哥也没睡踏实。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去了工地。没想这是最后一次见他。
等我翻身醒来，已是早上八点多，满屋阳光，景物飘浮，感觉屋子里有一种异样的整洁。对面床上的被子码得整整齐齐的，床沿上还铺着一条浴巾，吸满了早晨的蓬勃阳光。搭在洗脸盆架上的毛巾也平平整整的，看不到褶子。我脱放在椅子上的像猪肠似的衣服也变了样。沿裤缝纵向对折好的裤子，搭放在床头。上衣的衣袖折叠到肩膀，再拦腰翻折，上下左右并齐得方方正正。连地上的鞋子也摆放得笔直，像并排静泊在码头的两叶小舟。这屋子里每一个细密的角落，都烙上了秋实哥洁净的痕迹。
大舅妈坐在门槛上修补秋实哥破损的衣服。她用门牙把线头咬断，在舌头上滚成团，吐到角落里。外婆在灶屋里往灶膛里添柴，在砧板上切菜，从水缸里舀水……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饭菜的香气，叫人心头暖暖的。
六
等到放寒假，我和姐姐再去荒村的时候，秋实哥的坟头上已经钻出了无数细密如针尖的茅草芽。我跪在他的坟头，哭得喘不上气，几个人都拽不动我。
秋实哥出事后，家里人一直瞒着我，担心影响我学习。说高二最关键，分不得心。
秋实哥在工地负责安全，保管雷管和炸药。每次放炮前，他都要清点炮眼；放完炮，他还要在现场确认炮点，做好记录。如果有哑炮，雷管和炸药要回收入库。那天的导火索可能有些回潮，第一轮点火后，有三个哑炮。现场清理完毕，要重新填装爆破。第二轮点火后，又出现了一个哑炮。其实这个哑炮是假的，导火索里面一直缓慢燃烧。但燃得太慢，连青烟都看不到。过了一支烟的工夫，秋实哥才去检查。他刚走到炮点，突然起爆了。浓烟凶猛，直冲半空，许久不散。现场惨不忍睹。工地上停了半天工，大家才把他的残骸收集到一起，勉强拼凑成形。
村里有习俗，没结婚的人死了不能停丧，连夜就得把他埋了。
秋实哥出事的消息传到荒村的时候，大舅妈一声长号，当场哭得不省人事。外婆一言不发，看着忙进忙出的人，似乎他们只是在上演一出戏，她正看到紧张处。看他们走来走去，怀着怜悯与慨叹，沉默地往长明灯里倒油，在瓦盆里燃纸，看他们行进在人世的悲欢离合里。秋实哥的棺材就摆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中央。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像容器，盛满了灯光，这使她看起来就像要被点燃了。大姨一直在旁边抚慰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异样的明亮，禁不住有些害怕。她把外婆的手捏得更紧了，生怕一松手外婆就会融化掉。她们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枯坐在时间的刀刃上，直到抬丧人鬼魅一般的影子消失在黑夜里。
外婆扭头望着厢房，平平静静地说，秋实前世的债还完了，该走了。又说，你们也不用劝我，我想得宽，我还要替秋实活着，照顾剩下活着的人。最后这句话的声音很轻，就像从另一个世界里飘过来的。
大姨给我妈复述那天的场景时，泣不成声。她们深知外婆坚强活着的背后，有着多么深不见底的悲伤。
秋实哥死得太惨，以至于许多年后，荒村说起往事还以这一年为界：秋实出事的那一年，或者，秋实出事的前一年。
秋实哥出事后的第二年，荒村的人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一些地方精准扶贫的新闻，觉得那是山外的世界，和荒村没啥关系。只有外婆经常把新闻里的话展开分析。那些小火苗一样的念头在她心里燃烧。她用耳朵抚摸村子里的花开花落、人来人往，听到陌生人的口音就莫名地激动。就像濒临枯萎的植物，一门心思地把根须朝有水的地方伸。从大舅家到村委会有一条小路，要通过一段很窄很长的田埂，她怀着飞蛾扑火一样的勇气，每天都去打探消息。其实她只是在默默地听，通过声音，辨别人们所在的位置和他们的情绪。有时一站就是小半天，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迷路了。外婆的小脚像装了吸盘一样，经常稳稳地吸附在狭窄的田埂上。外婆还拿出珍藏的蜂蜜、芝麻饼，像抛钓饵一样给福贵大叔吃。福贵大叔没吃几口，就成了重赏之下的那个勇夫。他每天把村委会一切风吹草动都报告给外婆。外婆又把腊肉裹上面粉，炸成金黄的肉粑，犒劳福贵大叔消耗的脚力。福贵大叔跑得更勤了。终于等到了扶贫工作队驻村的那一天。福贵大叔对着工作队的同志，痛苦地拍着胸口，像个癫子似的大哭大叫，请你们睁开被蒙蔽的眼睛，看一看还有比黄家更穷困的户吗？他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工作队的同志，还撅起又老又瘦的尖屁股要给他们下跪。
福贵大叔连跑带颠地领着工作队的同志走在田埂上，他们手里拎着米、面、油，还有花花绿绿的衣物。荒村的人停住了手里正做的活，停住了正说的话，悄无声息地看着这支队伍走进外婆家。扶贫队长的脸像摇头电扇那样转了一圈，一一扫过倚在门框上的大舅妈、坐在角落里的大舅，最后才落到外婆身上。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外婆紫薯一样的脸。外婆像是摸夜路的人突然见到了灯笼。她从一个深不见底的梦里醒过来了。外婆高举双臂，想欢呼庆幸，却发出一声长号，天啊——很快又住了声。多少年了，波澜不惊的外婆早已不知道流泪是什么样的感觉。她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端出笑脸比忍住眼泪还要费劲。她像在忍受一种疼，一排排隐秘的牙齿在狠狠地咬着她。她一定是想起了外公、小舅，还有秋实哥。
大舅家成了村里第一个因病致贫入列的精准贫困户。
世界对外婆敞开怀抱，生活变得明亮起来。没几天，大舅被护送到了乡里的福利院。塌了半堵墙的危房，也被村里翻新加固了。外婆和大舅妈属于重点低保对象，每月有固定的低保补助，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外婆的白内障做了免费超声乳化手术，她重新看到了梦境般的缤纷和美丽。那些灿烂的野花像从地下蹿出来的火苗，漫山遍野地在燃烧。外婆特意将屋里换了大灯泡，像升起的一轮小太阳，把每个角落都照得瓦亮瓦亮。她还养了两头猪，逢人就说，这日子有了奔头，我要活到九十九，看到重孙才能走。她是惦记着春华哥能早日出狱，还想替他抱娃哩。到了秋天，外婆像是来了神通，又添养了几桶中蜂。空中响着蜜蜂们振翅的嗡嗡声，它们后腿上沾满花粉，在荒村的上空嬉戏追逐，翻飞于万绿丛中百花间。外婆的脸上也像涂过了蜂蜡一样，有了金黄的光泽。
外婆的故事通过荒村人的嘴巴，七拐八弯地到处流传。风言风语乱吹，落在耳朵里最多的大概就是这样一层意思：碰到再大的困难，外婆都能像蚕一样从茧子里爬出来。还是姐姐会总结，说外婆身上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有力量带着梦想飞。连我妈都瞪圆了眼睛，觉着好。
那一年，我在积极备战高考，住在学校复习。有关这些事情的细节，都是亲人们的口述版本。我也只能从风语中寻找碎片。虽然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真相，但所有的传言加在一起，可能就是真相的大致模样。
一直记着秋实哥鼓励我好好读书的话，那年我高考成绩不错。等拿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决定去江北监狱探视春华哥。
那天，我带着外婆灌得满满的两瓶蜂蜜，还特意戴上了春华哥给我的那顶遮阳帽。我的脑袋长大了一圈，帽子有些嫌紧，勉强能套进去。春华哥模样没咋变，但明显比以前白胖了一些。我们隔着玻璃对望，主要是我拿着话筒在讲，大舅现在福利院挺好，大舅妈失眠的毛病也好多了，外婆的白内障手术很成功，还养了猪，养了蜜蜂。在谈到外婆的时候，春华哥感慨一句，论起事来，同样一件事，我们只能看一里远，她能看十里地还带拐弯儿，我们能看一个月，她能看到十年后。我点点头,突然想起临行前，外婆指着忙碌的蜜蜂说，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春华走错路了，不该随了苍蝇飞，回头才是路。这话我不好给春华哥复述，我说的是，外婆相信你会浪子回头金不换。
春华哥攒紧双眉，突然用手指着墙上带万年历显示的电子钟，今天是奶奶八十三岁生日哩。我一惊，正准备接话，狱警在旁边小声提醒，探监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把喉结按了好几次，才把自己的情绪稳住。春华哥握着话筒，泣声说，祝她寿比南山，寿——比——南——山……他哽咽着说了两遍，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两人对坐无言，直到探视时间结束，仿佛有无尽的寂静一直在吞噬我们。
【作者简介：陈刚，70后，土家族。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长江文艺》《芳草》《飞天》《延河》《山西文学》《朔方》等文学期刊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有作品被《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海外文摘》《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选载。曾获人民文学奖、屈原文艺奖、今古传奇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