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纳斯》：丝绸之路上的英雄赞歌
“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把它传唱；这是先辈留下的遗产，代代相传直到今天。假若不唱这英雄的赞歌，何以解除我心中的忧烦？只要唱起先辈的英雄故事，优美的词句就会喷涌不断。英雄的业绩世代传扬，英雄史诗怎能不时时传唱？
……
荒滩变成了湖泊，沧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玛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
这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序诗中的唱词，歌手用铺张扬厉的排比、荡气回肠的赞词，颂扬着英雄玛纳斯的勇毅、浩瀚、伟大与丰富，他带领着40位勇士抗击克塔依人（即黑契丹、西辽）、打败卡勒玛克人（即蒙古人的一支卡尔梅克人）、保卫家园、凝聚族众的丰功伟绩，令一代一代人心驰神往，膜拜不已。
《玛纳斯》的搜集、整理与翻译过程
2006年5月20日，玛纳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9月28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称赞他们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像《玛纳斯》这样的文化遗产，既是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做好保护、传承、整理工作，使之发扬光大。
这项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下属的刊物《天山》和《塔里木》编辑部的人员到南疆乌恰县组稿，偶然发现黑孜苇乡有位歌手叫铁木尔。铁木尔演唱的《赛麦台依与阿依曲莱克的相会》，让编辑们心醉神迷。这些诗句是史诗《玛纳斯》中的片段，被记录下来，翻译成汉文与维吾尔文，次年分别发表在《天山》和《塔里木》上。这是《玛纳斯》在新中国搜集、整理与翻译的开始。
当然，在1940年代新疆的报刊上已经有关于《玛纳斯》的零星介绍。从国际上来看，《玛纳斯》最早的记录，是沙俄军官乔坎·瓦利哈诺夫19世纪50年代在我国新疆及中亚收集的《阔阔托依的祭典》，此后是德裔俄罗斯语言学家拉德洛夫的调查。苏联于20世纪50到60年代陆续出版了几部《玛纳斯》的俄文和吉尔吉斯文本。
在新疆文联编辑发现天才歌手之后，中国的《玛纳斯》搜集与翻译工作开始展开，先后有三次成规模的采集整理。第一次是196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组织调查组，奔赴柯尔克孜族地区进行普查。正在当地实习的中央民族学院胡振华教授带队的柯尔克孜语班学生也参加了这个工作。此次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两位杰出的“玛纳斯奇”（即演唱史诗《玛纳斯》的歌手），一位是阿合奇的居素普·玛玛依，一位是乌恰的艾什玛特·玛木别特居素普，后者当时已经81岁（于1963年去世）；前者当时43岁，日后成为世界上能演唱史诗行数最多的人，被称为“当代荷马”。当年11月，《玛纳斯》工作组出版了根据居素普·玛玛依演唱歌曲整理成的柯尔克孜文《玛纳斯》第一部汉译铅印资料本两册。
第二次成规模的采集整理是196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方成立《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的刘肖芜担任组长，参加普查的有民研会的陶阳、中央民族大学的萨坎·玉麦尔、新疆文联的刘发俊、克州的帕孜力等人。彼时条件艰苦，他们骑马登山，寻访牧区，搜集到了许多相关文本以及民族志资料。居素普·玛玛依补唱了第一次调查时唱过的前五部，又新唱了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采集结束后，调查组立刻着手翻译工作。据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郎樱回忆，1965年她刚刚大学毕业就被派遣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图什参与翻译工作。从北京乘坐五天五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又改乘长途汽车走了整整七天七夜才到达目的地。这次工作持续两年多，直到1966年7月。
第三次成规模的采集整理始于1978年冬，居素普·玛玛依重新出山，除了前两次调查时的六部，又增唱了《索木碧莱克》和《奇格台依》两部，至1983年3月，玛纳斯史诗八部的规模基本吟唱完整。这个期间，调研工作队又两次去往特克斯、昭苏等地访问歌手十余人，采录记载史诗三万多行。这个工作一直延续至今，随之也涌现出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托汗·依萨克、马克来克·玉买尔拜、托合提汗·司马义等新一代的中国玛纳斯研究者。2006年5月20日，玛纳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9月28日，更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发现、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玛纳斯》的历程，见证了原属于民族民间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进入到主流文化传播系统的过程。不仅仅之于玛纳斯史诗，其他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故事、神话、歌谣也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迎来其在文化等级中上升的可能与更大的传播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尽管由古代传来，但一直潜隐在局部和民间的层面，只有到了当代才蔚为大观，得以进一步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之一。
《玛纳斯》的主要情节与人物形象
“他有饿狼般的胆量，他有雄狮般的性格，他有巨龙般的容颜，他有不平凡的相貌，他会成为雄狮般的英雄啊”
如果横向比较，古希腊史诗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往往采取了倒叙、补叙和追叙的结构，我国的史诗则基本上是由本及末、顺时连贯的自然时序叙述，兼具史诗的恢宏壮阔与叙事诗的抒情性。
郎樱曾经概述过《玛纳斯》的情节与叙述模式：
英雄的特异出生：加克普汗年老无子，通过祈祷，年老的妻子神奇怀孕。玛纳斯一手握血块，一手握油脂诞生。
苦难的童年：由于卡勒玛克人的追杀，玛纳斯一诞生就被送到密林中喂养。被迫隐姓埋名。
少年立功：玛纳斯9岁（也有的唱词中是11岁）策马扬鞭，率领40名小勇士及柯尔克孜各部落民众，与入侵的卡勒玛克人交锋，杀死对方大将。
娶妻成家：玛纳斯杀死两名敌将，俘获他们的女儿为妻。后又迎娶可汗之女卡妮凯。卡妮凯生子赛麦台依。
外出征战：玛纳斯率众远征，取得了胜利，自己却在大意中遭败将暗算身亡。
家乡被篡权：玛纳斯征战期间，同父异母的兄弟篡夺王位，玛纳斯的母亲与妻儿受到迫害。篡权者欲霸占卡妮凯，想杀死赛麦台依。
篡位者遭受惩处：赛麦台依杀死篡权者，民众恢复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种由幼及长、从壮到老、自父递嬗到子孙的顺序，符合质朴简单的生命节奏，而其情节中也符合一般民间故事类型学归纳出来的英雄原型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跟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吟唱中的散韵结合不同，《玛纳斯》的演唱主要是韵文体，而且并非只是歌颂一个英雄的事迹，而是讲述玛纳斯率领的一家八代子孙领导柯尔克孜族人反抗卡勒玛克人统治的故事。
也就是说，《玛纳斯》是一个谱系式的史诗群聚合体，尽管以玛纳斯命名总体，但完整的体量应该包括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八部。这八部每一部都是以玛纳斯家族的一位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分别包括《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哈》《索木碧莱克》《奇格台依》。其中第一部《玛纳斯》当然是最重要的，不仅因为它的篇幅多达五万多行，约占到整部史诗的四分之一，更因为它内容古朴，蕴含的文化因素最多，最多被歌手反复吟唱，在结构、韵律、修辞艺术的打磨上最为纯熟。
玛纳斯的形象具有史诗英雄的共性，他豪放粗犷、威猛剽悍，外貌魁伟，有着气吞山河的气魄和令人生畏的威慑力。歌手以浪漫而崇高的词句歌颂道：“他有饿狼般的胆量，他有雄狮般的性格，他有巨龙般的容颜，他有不平凡的相貌，他会成为雄狮般的英雄啊！”从正面看，他像一只猛虎；从后面看，他像一条巨龙；从上面看，他像一只苍鹰。大熊伴随在他两侧，蟒蛇缠绕于他的腰间。他既有盖世的勇力、辉煌的战绩，也有刚愎自用、缺少谋略的缺陷，更有狼狈的处境和惨痛的失败，充满了源于大地草原的生命力与激情，还包含着壮烈的悲情意味。这样的英雄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集体人格的“类”的特征，是族群的旗帜和集体人格的象征，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团结、凝聚、鼓舞民众的作用。
在玛纳斯身边的汗王与勇士则构成了各具类型特征的人物群像，比如智慧长者巴卡依汗、骁勇善战的楚瓦克、智勇双全的阿勒曼别特、能言善辩的阿吉巴依。他们实际上构成了玛纳斯性格特征的补充与完善，丰富了柯尔克孜及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性格的某一个方面被强化也恰恰为了在口头传唱中能更清晰可感地传递出鲜明的印象。另外，妇女的形象也各呈异彩：卡妮凯精明能干，有未卜先知之能；赛麦台依之妻阿依曲莱克倾国倾城，会变化为天鹅；赛依铁克之妻库雅勒则是一位战斗仙女。这些人物有利于我们理解现代以前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风貌、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
《玛纳斯》中的英雄是草原上自由驰骋的骑士，他们无论男女，身上都充满着游牧民早期开阔的生命意识与新鲜的朴野之气。玛纳斯及其子孙与百战百胜、常常得到神灵助力、甚至本身就是神子的江格尔与格萨（斯）尔的形象有很大不同，正是在这里更多体现出民众自身的力量。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玛纳斯》是一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效果历史”，是活形态的民族文化表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是带有历史、民俗、信仰、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等多方面综合价值的超级文本
15世纪末16世纪初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及努尔穆哈买特父子撰写的波斯文《史集》中就有关于玛纳斯史诗的记载，但直到19世纪它才进入到外来精英阶层的认知之中，这当然与东方学的兴起有关。而它在源发地受到重视则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密切关联，尤其在当代中国，是民族平等与大力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玛纳斯》是一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效果历史”，它是活形态的民族文化表征。因而，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是带有历史、民俗、信仰、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等多方面综合性价值的超级文本，与区域性的民众日常生活相互作用。
同时，玛纳斯史诗也是跨越国界的国际性共有与共享的文化遗产。它在中亚一带流传地域广阔，凡有柯尔克孜人之处皆有传唱。我国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下辖的乌恰、阿合奇、阿克陶、阿图什等县市是《玛纳斯》的主要流播地区，天山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和特克斯草原也有部分流传。玛纳斯史诗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广为传布，出现过奥洛兹巴克夫和卡拉拉耶夫等伟大歌手。1991年8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独立，《玛纳斯》成为其国族文化的象征。另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柯尔克孜人居住地也有传唱。
作为一个在悠久时空中层累创编的作品，《玛纳斯》的产生时间在国内外学术界无法形成统一观点，有人认为是8到9世纪的叶尼塞河时期、也有人认为是9到12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以及16到18世纪的准噶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普遍认为《玛纳斯》产生于10世纪前后，该国政府宣布1995年为“国际玛纳斯年”，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斥资800万美元举办了“千年玛纳斯”大型纪念活动，在首都比什凯克树立英雄玛纳斯雕像，而传说中位于怛逻斯附近的玛纳斯之墓也成为吉国穆斯林的朝拜圣地。从情节内容来看，玛纳斯大体上反映了中亚各民族之间彼此争斗与融合的集体记忆，以及柯尔克孜族形成的族群历史。对于典籍史料记载匮乏的民族而言，玛纳斯对于了解柯尔克孜族以及中亚周边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信仰形态与精神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所以，《玛纳斯》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娱乐价值，同时也有认知与教育的功能，更有浸润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抚慰与精神治疗的意义。我还想指出的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理解与阐释《玛纳斯》还有着继承与发扬社会主义初期文化的人民性的意义。刘发俊先生很早就提出过，《玛纳斯》充分表现了人民的力量。英雄爱人民，人民爱英雄，英雄与人民结成了一个坚强的共同体。
不同于一般史诗中常见的那种带有天真淳朴的人类童年时代中的个人主义式英雄，玛纳斯显示出一种伴随着历史发展，在民众中累加积淀的集体智慧结晶——他不仅仅具有个人的勇武，是一员猛将，同时也是一位能够统观全局的成熟帅才，不会简单按照个体的喜怒哀乐来行事。比如，对待敌方的战将，只要他们战败后改变立场，改恶从善，他也一样给予优待和信任，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我们从中还可以体会到民族团结的主题。玛纳斯身边的40个勇士，除了柯尔克孜人之外，还有塔吉克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以及五六个卡勒玛克人和克塔依人的叛逆者。共同的悲惨命运和苦难遭遇使他们成为联结在一起的紧密共同体，为自由与幸福而战斗。征战孔托依获胜后，玛纳斯严肃军纪，制止手下勇士们的掳掠行为：“掳掠人民的财产，那是暴君们干的事情；凌侮可怜的百姓，那是孔托依汗王的本领……勇敢的人捉拿敌酋寇首，愚蠢的人祸害百姓黎民。”正是这种胸怀与见识，使得他的队伍成为仁义之师，不仅得到柯尔克孜人的拥戴与热爱，而且受到各个民族人民的尊敬，即便是卡勒玛克人也奔走相告，齐声称颂他的事迹。
玛纳斯英雄形象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他不只是为被侵略的本民族的利益做英雄主义的抗争，同时也维护掠夺者所在民族的普通人的利益，而不因自己是胜利之师就去损害对方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主张受压迫与奴役的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敌人，因而他的队伍是一支有着共同目标的多民族的队伍，他的目标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
“玛纳斯奇”的发展传承与未来传播
口头传统具有民众活态文化的流动性，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只有以全观的视野、立体的观照，才能真正让史诗在当代焕发出超越于具体族群与地域的光辉
《玛纳斯》是靠“玛纳斯奇”演唱传承。“玛纳斯奇”一般是见多识广、文化功底丰厚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对本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叙事诗与故事、谚语和歌谣、历史与习俗都比较熟悉，因而传唱史诗的过程，也让他们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柯尔克孜是游牧民族，平日分散于深山草原之间放牧，只有在喜庆节日和举行庆典的重要场合才会聚集到一起。在群众性的集体欢腾当中，“玛纳斯奇”无需任何乐器伴奏，只是以表情、手势、体态和曲调，就可以在营地间、毡房中创造出喜怒哀乐的情感、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激情踊跃的氛围，类似于南方民族的木楼火塘间的文艺传播方式。
“玛纳斯奇”的传播方式世俗性比较强，既没有像《格萨（斯）尔》演唱前的祈祷，也没有《江格尔》演唱前的祭杆仪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但是，它同样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庄严性。过去有些柯尔克孜牧民家里的人或牲畜生病，便请“玛纳斯奇”来演唱一段，他们相信这具有驱邪的神力。尽管如今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玛纳斯》演唱也不再限于亲友欢聚和重要节庆的场域，但对于史诗和歌手的尊崇依然保留着。世俗与神圣并重，是因为《玛纳斯》在形成时，柯尔克孜人尚未皈依某种制度性宗教，而是保持了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萨满信仰与世界观，因而既庄严又不教条。
正是由于有萨满信仰的遗存，所以很多“玛纳斯奇”在被问及如何习得史诗演唱的技巧与内容时，往往会声称是由梦中得来：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种情境中，做了一个梦，遇到了史诗中的人物，醒来后就会唱了。这种“神授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史诗传统中都是常见现象，不乏歌手自我神化的因素，但主要是先民古老意识与观念的遗存。根据郎樱的研究，“玛纳斯奇”实际的学习方式可以分为家传与师承两种，或者两者结合。有家庭影响下的练习，也有拜师学艺，他们实际上是搜集整理族群文化的地方精英，是传统与个人才能彼此互动结出的硕果。《赛依铁克》结尾唱道：
人民创造出英雄，人们创造出歌手
他们演唱玛纳斯，边唱边增加内容
我承袭了别的歌手所唱的内容
演唱中我也是边唱边编
我将尽我所知演唱玛纳斯
请各位不要责怪
以前的“玛纳斯奇”只唱到赛依铁克这一代
他们没有把雄狮子孙后代的事迹
与英雄玛纳斯联系起来
以前的“玛纳斯奇”，他们都有缺欠
他们以为赛依铁克之后
柯尔克孜人民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英雄
人民是河流，人民是海洋
人民能创造出不朽的英雄
这可以说是歌手的自我总结，也指示出口头传统作为民间民众的活态文化的流动性与活力所在。
北方民族三大史诗都是依靠口头传承，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文类，它们必然会带来变异和改编。《玛纳斯》在民间也有手抄本流传，但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目前搜集、整理、研究的结果显示，国内有70多种变体，国外有80多种，唱本的长短、行数都不一样。从19世纪开始，逐渐出现了整理翻译的印刷出版形态。但口头流播依然是最主要的方式，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只有以全观的视野、立体的观照，才能真正让史诗在当代还能焕发出超越于具体族群与地域的光辉。
从媒介与传播史来看，《玛纳斯》历经了口头人际传唱、抄本流传、印刷出版、广播电视展演等诸种形式，新的传播形态出现，并没有使得之前的形态消失，而是让它们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并且日益出现音、影、图、文的媒介融合态势。一个超级文本只有在各种形式的不断重写、改写中才能得以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蒙藏的《格萨（斯）尔》史诗已经出现了连环画、动漫、电影乃至电子游戏的开发形态，无疑预示了《玛纳斯》的未来传播空间，它的传播之路依然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在新疆尤其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有许多与《玛纳斯》史诗内容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中亚及吉尔吉斯斯坦地区共有58处自然文化遗迹，以及后人建造的纪念物和文化空间。2009年，青海湖边树立了一座玛纳斯雕像，2011年黑龙江富裕县友谊牧场建造了玛纳斯文化广场与长廊，2012年新疆阿克陶县布隆口乡也建造了玛纳斯雕像。这些新民俗空间的建构可以视为史诗照进现实的写照，也是古老的口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实体显现。
传统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在与时俱进的继承、转化与创新中，时代性与社会性的意涵加入进来，血脉绵延，赓续不绝。《玛纳斯》所体现出的英雄主义、质朴刚健的美学、反抗强权与团结民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而宝贵的精神资源，相信在未来能够进一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发挥更好的功能，同时也为跨境民族的国际文化交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亚诸民族中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