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 在提炼出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三种主要范式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思考当前的范式危机，可以尝试从三个方面提出推动新时代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可行性思路：从理论层面，对有关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知识谱系进行清理，并明确“中国式”建构的学理基础和创新性内涵；从实践层面，当前中国处在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条件；从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层面，如何重构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理论；百年文学史；范式转型；总体性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思考和推动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为重新建构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这也是21世纪展开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研究实践的主要理论基础。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尝试就如何“重写”百年文学史作些纲要式探讨。
一 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的说法。80年代中期，针对50至60年代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体例和基本范式，彼时的年轻一代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新的文学史理论范畴，进而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形成了文学史研究界影响深远的“重写文学史”思潮［1］。这一重写实践是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展开的，“重写”的内涵与“被重写”的对象，都有特定的所指。但也由此造成较为普遍的错觉或印象，将“重写文学史”固定化为20世纪80至90年代特有的现象。实际上，自“文学史”这一现代范畴于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知识界以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创作、批评、传播和再生产实践，就始终与文学史的研究与理论实践紧密关联，互相建构。
文学史的研究实践并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完成之后”进行的归纳与提炼，而总是包含了“总结”与“规范”文学实践的双重内涵。从“总结”这一面而言，文学史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地方，在于它是对已有的文学创作、批评、传播与再生产实践的总体性归纳、概括和提炼。缺少对已有文学实践的梳理、描述和分析，文学史就可能沦为概念化的图解和空洞的阐释。但同时，对已有文学实践的概括总结，并不是一个纯学术或纯客观的知识演绎行为，而总是包含了对未来文学实践方向的引导和规范。采取何种核心理论范畴展开文学史研究实践，是一个高度主观化和选择性的行为，必然包含着研究者和书写者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规划，并由此出发而对已发生的文学创作实践进行选择性的评判和重构。因此，文学史研究同样是一种“叙事性”行为，总是包含了对过去的重写和对未来的规范。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实际上于不同阶段都在进行着不断的“重写”。
中国百年文学史的研究实践并不是直线型展开的，而是包含了不同阶段基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作出的调整，并呈现为文学史理论与研究实践主导性范式的变迁。可以简略地将百年文学史主流范式的演变，概括为以下几个大的阶段和几种主要形态：
第一个阶段大致划定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文学史研究“启蒙范式”的确立。在这个阶段，如何确立现代性的文学规范、如何从中国文学的纵深脉络中勾勒文学史发展的历史图景，特别是“新文学”自身的合法性，构成了“启蒙范式”的主要叙述内容。这其中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包括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33）等。特别是1935年由赵家璧主编、蔡元培作总序、新文学运动发起者和倡导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是启蒙范式新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正是经由这部大系的总结和阐释，新文学才完全取代传统白话文学、晚清通俗文学和古典“旧文学”而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这个时期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文学的古今关系，如何从现代性视角建构新文学的合法性，同时确立作为现代性的文学即“literature”的文类体制。这一新旧转型的历史书写与实践，不仅发生在新文学场域，也发生在同时期的哲学、史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新文学与新史学、新哲学、新伦理、新社会科学等是同时产生并成型的。与此相应，伴随着与现代性文学密切相关的现代出版传播市场体制和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现代中国学科体制也逐渐成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正是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形成，并与传播市场、文学生产体制等密切关联。
第二个阶段是革命范式主导的20世纪40至70年代。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包括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1951、1953）、20世纪60至70年代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册，1980），也包括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编著出版的第一本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等五位老师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1980）及其增订版（1986）、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1983、1984、1989）、十二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89）等。
启蒙范式主要关注文学的新旧断裂，关注现代国民精神和文学表达，关注现代文学文体的确立等核心问题。与此不同，革命范式的重心是处理新文学的内在差异，特别是新的“超现代”文学即人民文艺的确立，由此而提出处于更高历史阶段且更具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当代文学”，并将此前的新文学称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被视为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前者被视为“新民主主义文学”，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文学”或“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这种文学史叙述的主要理论范畴，是人民、阶级、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等，其核心不再是文学的文体体制与抽象性的现代国民精神，而是文学实践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互动互构，文学被视为社会运动、国家建设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文学的自律性和独特性的探讨虽也受到关注，但更强调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体规范内的表现形态，因此，主题、题材、典型人物、真实观等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范畴。
革命范式的确立是和中国百年革命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构想的起源，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之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念的提出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2］。文学实践和文学史书写被纳入到新中国人民政治的确立和建构实践中展开，文学（文艺）借以生产、创造、传播和再生产的机制，和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总体性机制紧密相关，并被视为确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构成部分。可以说，与第一阶段以转化和吸收西方式现代文学及其体制的启蒙范式的最大不同在于，革命范式不仅确立了文学实践和文学史书写的政治主体（人民与人民文艺），而且明确地凸显了“中国化”诉求。这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国家塑造的总体性视野中展开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的革命现代化实践。从总体性的理论话语体系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中国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范畴的提出，都在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独特性的中国道路中展开了辩证思考和创新性探索性实践。
值得提及的是，文学史研究实践密切地关联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教育体系中文科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大学文科教材建设。这也表明革命范式的确立不仅表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时也实践于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美学等领域。如何分析和探讨20世纪40至70年代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特别不能局限在“纯文学”）领域，而应放在新中国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话语与知识生产体制的总体性视野中展开分析。
第三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10年这段时间的现代化范式。这包含了前文提及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其核心理念是“纯文学”观念的提出，将文学和政治对立起来，强调文学实践和文学史书写的去政治化诉求。以“现代化”来命名这一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因为这个阶段对“现代化”的理解，从总体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而言，有意无意地受到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趋势，并将“现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借以完成对前30年中国革命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的中国视野和全球视野来看，可以说这是在中国社会自身改革和向外部开放这双重力量作用下所形成的中国文学体制的内部调整。其重心是强调文学叙事媒介的独立性、文学研究的专业化，这被视为文学现代化与学科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此，“现代化”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未曾得到历史化反思的规范和目标。其中，没有得到自觉反思的正是所谓“现代化”的规范，往往有意无意地来自于西方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欧美世界。现代化的具体内容被理解为人性、现代性、世界性、专业性等普遍内涵，但在具体的探讨和实践中，有意无意地以西方现代性为规范来源。这也造就了80年代中期“寻根”思潮凸显的历史（无）意识结构，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
作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深化的代表性著作，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初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初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版）等，一方面延续并推进了百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同时在文学现代化实践的具体书写和研究中不同程度地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范式的规范。所谓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犹豫不决”，表明以抽象的“文学现代化”作为内在规范的文学史研究遭遇的某种矛盾和困境［3］。从范式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范式自身的危机，也预示着可能到来的文学史研究和实践转型的新阶段。
以上对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三种范式的梳理，意在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为解决当前面临的范式危机提供了突破性契机。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否定之否定”。正如革命范式是启蒙范式的自我否定，现代化范式是革命范式的自我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现代化范式的自我否定。但这种自我否定并不是回到革命范式，正如现代化范式不是回到启蒙范式。真正需要明确的，是“现代化”的具体历史内涵和推进实践的主体。由此，百年中国文学实践展开的历史图景及其蕴含的历史经验，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思考和总结。
推动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重新考察中国百年文学实践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规范和目标。从实践的层面，意味着重新考察百年文学的实践史和研究史；从理论的层面，意味着对既有的有关“现代化”的话语表述本身做出历史化的清理和反思，并将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表述作为自觉的创新诉求。
二 理论话语的清理：“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建构
作为理论范畴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内涵自明的概念。在许多人的反应中，它常被等同于“西方现代化”。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现代化实践最早也是从欧美西方社会开始的。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现代社会发展作出历史化思考，也更需要从话语层面对现代化范畴本身作出清理。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理论谱系和知识概念的清理显得尤为必要。
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是一个专有的理论范畴。它既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针对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制定的对外政策，也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建构的一套知识表述，进而在80年代演变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对于这一演变过程，美国学者雷迅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做了深入的历史化考察和批判性分析［4］，由此也使我们意识到，如何理解“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不得不从话语谱系上作出清理。
雷迅马的研究显示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提出并构建的“现代化理论”，带有十分明显的冷战色彩，其初衷在于建构一套有关落后国家的发展理论，而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比如经济学家W.W.罗斯托的经济学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就有着一个醒目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5］。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们谈论“现代化”时，总是将其与“革命”相对立，以及这种将自身建构为“客观性”社会科学理论与普遍性全球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为何不得不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社会科学知识角度构建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了四个要点：（1）传统与现代社会二元论；（2）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结构论；（3）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享有共同的、直线式发展道路；（4）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并获得发达国家的支援而加速推进其现代化进程。这四点也被视为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发展模式。
这种看似非意识形态化的“纯”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核心目的是为确立美国的全球中心位置，其关键在于内在地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和标准：“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6］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一元现代化”或“单一现代化”的理论形态；由此，为美国20世纪60至80年代在全球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领导权提供了合法性意识形态。并且，正如美国批判性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从史学研究的范式角度而言，这种知识形态在80年代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到“现代化范式”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演化［7］。当一种具有明确意识形态诉求的社会科学理论演变为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内在规范时，它的建构性和政治性就完全隐蔽起来，而变成了普遍性的全球“价值观”。
指出美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产过程及其意识形态特性，并不是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同样意识形态化，而是需要意识到，当人们谈论“现代化”时，如果不了解这一范畴本身附带的历史内涵，就无法针对性地思考“中国式”的主体性内涵如何呈现。70年代后期，中国主动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方略，启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之初，邓小平开始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说法。他在1979年3月21日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这样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8］此后，又在不同场合说：“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9］“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0］这样的表述充分强调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强调四个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诉求出发、带有战略性的思考方案。特别是“小康之家”这样的范畴的提出，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为明确的中国文明内涵。将“现代化”与“中国式”结合起来，首先打破了“现代化”与“革命”的冷战式二元对立，而强调了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规范并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思路。
关于现代化理论，以北京大学罗荣渠1985年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代表，研究、翻译、出版多项成果，从理论层面做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与推进［11］。罗荣渠指出，八九十年代成为“热门话题”的现代化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理论上仍难以摆脱“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心（西方国家）生产，在边缘（第三世界）消费”的基本局面［12］。也就是说，原创性的现代化理论著作，“作者大多数是美国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观点占了上风”［13］。发展至21世纪初期，西方理论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转向”等，诸种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讨论单数的现代性了”［14］。“多元现代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探索，有着共同的诉求。但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觉的理论诉求和长期的历史实践基础，因此它既不是美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对立，也不是去政治化的“多元现代性”的横移，而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到新时代之后，在理论探索上的必然要求。
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时代要求。现代化实践并非仅仅是概念上的辨析，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实践工程。国家的战略性要求，和不同结构性场域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不同文化领域的专业化建构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转换、深化、治理的过程。可以说，在启动改革开放方案之初的80年代，对于何谓“现代化”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理解，由此也造成了这个实践过程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15］。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形态，需要提出更为明晰、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理论阐释，以规划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需要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也需要从理论原创性的高度提出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这种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实践。需要打破前后30年文学研究范式的简单对立，在当代中国70年历史的综合性视野中重新理解和评价当代文学史（也包括百年文学史），以求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更自觉的战略性规划和引导。如果说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革命范式在强调总体性视野的同时，一定程度地忽略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自律性和专业化特点的话，那么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则在自律性与专业化的过度成熟，由此导致总体性视野的欠缺或薄弱。这也是当前文学和文学史介入当前社会实践的力量削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理论高度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文学问题作出重新阐释和总结，进而通过对百年文学史的重新梳理而构建新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时代性要求。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关于未来中国发展的目标规范。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之“中国式”的具体内涵。“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式”的独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并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五大特征”是一种规范和诉求，而非理论教条。因此，需要重新考察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史，通过梳理、分析和阐释具体历史现象和经验，而深化其理论化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关键因素，首先是基本立场和主体站位的调整，即是立足于中国的主体视野，还是立足名为“世界”的西方现代性规范。同时，这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特点和文明传统而做出的战略性规划。其中包含了三个基本历史维度：其一，这是一种新时代的当代性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具有当下中国的时代性特点，是回应新时代挑战的当代性创新。忽略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建构性特点。其二，这是对中国既有现代性经验的反思、总结和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探索是在重新思考和总结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实践史的基础上展开的。离开百年中国现代实践史的考察和总结，就无法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实践性特点，也无法超越既有现代化实践的问题。其三，这是中国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不是抽象的，而是立足长时段的中国文明视野而重新思考21世纪中国置身的古今中外格局及其走向。中国国情并非一日生成，而是在中国文明根基上展开的现代化实践所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强调“文明根基”，既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而思考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丰富性和主体性，也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思考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与美国式“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提供发展规范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更强调立足中国国情而规划自身的发展道路。在此，“中国”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文明体。对中国文明根基的强调，并非民族主义的重申或“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唯有意识到中国的独特性和主体诉求，才能尊重其他国家与文明体的主体性，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成为可能。费孝通所谓“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也正是这样的意思［16］。
当代性建构、现代性反思和文明根基的视野，这三者的融合是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框架，也是探讨百年文学史“重写”可能性的立足点。
三 实践层面的定位：现代化发展的“第四波”
以上从理论话语层面，对新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谱系做出了初步的清理。与此同时，也需要从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出发，从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层面，对百年文学的基本形态、文学体制、重要主题、历史阶段等做出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明确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历史依据和时代性特点。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作出的历史性定位和时代性回应。这也可以说是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和定位“重写”百年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型。
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从被动融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进而创造性整合并转化中国文明传统，逐渐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可以简略地将其概括为四个阶段和“四波”展开轨迹［17］；相应地，也形成了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主流范式及其核心问题序列。由此，通过历史梳理和回顾，以期更为准确地定位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可以称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和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波”。在这个阶段，“中体西用”模式被打破，在西方以军事为先导的现代文明冲击下，中国文明的回应从技术、军事、政治直至文化，逐层深入，吸收转化西方现代文明，进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形成中国现代文化新形态。虽然“冲击/回应”的史学阐释［18］，不足以呈现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现代性转换的内生性特点，但需要意识到，这个“融入”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仍旧是“被动性”成分居多。特别是考虑到，当中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打开国门之时，西方社会自15世纪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民族国家体系塑造等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因此就并不像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进入中国社会那样平和，而是在中西文明体的激烈冲撞中，被动地开启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这可以视为两种世界体系的碰撞和融合，而其中中国文明显然居于被动位置，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却了文明主体性。这也正是竹内好所论及的中国和日本吸收转化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同方式［19］。近年来，强调中国现代性转化的内生性特点，逐渐成为学界探讨中国现代化起源的主流观点。但对中国现代性“内生性”特点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情境。显然，没有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显然就会是另一种形态。
称其为“第一波”，正因为外来文明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回应是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到内陆乡村地区，从都市中心地区到乡村边缘地区，同时伴随的是现代性市场体系、印刷出版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逐渐成型。现代中国的“文学”（literature）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其主要特点是以西方式现代化作为学习目标，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逐渐形成都市印刷体系和现代教育体制中的新文学。在这个阶段，新文学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和动员的组成部分，格外强调一种以“新”为导向的现代性文学；同时，无论其如何新，也还是建立在中国文明现代性转化的基础上，始终伴随着批判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创新性调适。同时因为新文学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东部地区和都市社会，新文学的主要形态和接受市场也主要限于都市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必然会有更为深入的展开过程。
中国社会与现代性文学发展的“第二波”，可以划定在20世纪40至70年代。这个阶段，不仅从理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从知识体系上开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文学与文艺形态上确立了人民文艺的实践体制，同时也使现代化实践深入到广大的内陆地区和乡村腹地。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自主性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既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也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确立。这个阶段初具模型的人民文艺，在继承和发展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更为自觉而主动地转化地方、民间、旧文艺、方言土语等传统民族文化，由此也形成了社会主义人民文艺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形式互相建构互相推进的新的实践方式［20］。
但需要意识到，现代化发展的“第二波”，特别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主要是在全球冷战格局中展开的。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圈中，被动地形成了“脱钩”状态。这也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处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体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转型与变化，特别是7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国现代化发展开始进入“第三波”。当代中国从60年代的“自力更生”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既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主动因应全球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阶段性调整。
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世界资本市场体系的转型期和人民文艺的自我变革时期。从宏观视野来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但关键不同在于，此时中国已完成了国内市场整合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建设，是以能动的主体性姿态主动开放国门，重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和世界体系。中国社会东部与西部的融合，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经济特区的设立等，都显示出“第三波”阶段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能动性特点。邓小平此时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和学科体制在恢复中重建，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规范，吸收转化20世纪西方现代派哲学与文艺，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变革的基本内容。虽然从作家和革新者的主观意识层面，有着“西化”诉求和特点，但文艺体制的主导规范，仍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连续性展开和深化。
可以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2010年前后，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和“第三波”。这是一个中国更为深入系统地吸收、转化西方文明，确立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体位置的时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并提出新的国家发展和建设方略，都可以成为这个阶段完成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国文明自身发展的视野来看，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一轮文明融合和创造性发展的阶段。柳诒徵早在1920年初版的《中国文化史》中，就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宏观视野，将中国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时期”；第二阶段“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阶段则“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21］。如果说印度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自东汉输入中国，直至宋明时期中国儒学形成新的形态（理学），完成的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也是文明）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即柳诒徵所谓“远西文化”）自明末开始进入中国，经历20世纪西化现代化的高峰期，到了21世纪中国特别是第三个十年，则也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融合中西文明而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时期。这种文明史大视野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新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融汇古今中西一切优秀传统与理论资源，是回应当前中国问题并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途径。一方面，西方文明已经不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统合和共同发展（涵盖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以及民族、阶层、区域等），也需要同时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以今通古（铄古铸今）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创造等多元面向，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体性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理论也正是因应于新一轮中国文明创新的内在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百年文学史研究也需要在综合此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四 核心问题：重构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
重写中国百年文学史，需要将焦点放在重新思考人民文艺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传统。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如何阐释“人民文艺”，并由此出发重构百年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的实质性要求，也可以说是新时代推进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突破点和关键问题。
百年文学史研究中，无论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前后30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题。或者说，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提出及二者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这种难题性的具体呈现。将两者对立起来无法解决问题，简单地将两者相加，也并非真正的历史叙述。两种范式实际上都是同属西方式现代性范式，无法对中国与文学的现代化经验展开批判性反思。因此，需要提出既超越又涵纳两种范式的综合性研究视野。
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关注的问题。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近年来的成果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华语圈文学史》［22］、哈佛大学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3］等都将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中国现代性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长时段视野、世界文学的全球视野中展开分析，呈现出百年文学实践更为丰富复杂的纵深面向。但这种文学史都程度不同地简化乃至忽略20世纪4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也无法呈现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主体和动力机制，可以说是一种偏于“描述”、缺少历史焦点、无法显现内在历史动力机制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形态本身也是西方式（或西方化）学院体制的产物，文学史研究被视为纯专业的学院知识生产的环节，而失去了与中国文学发展实践关联互动的可能性，更不用说通过文学史研究实践来引导和规范当前的中国文学发展。
如果要重新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实践性特点和能动性活力，特别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性格局中定位文学史研究的意义，那么，从文学实践主体和社会动力机制的联动视野出发，就成为构建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关键着力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一般经院哲学的根本性特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这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理论从实践中提出，同时也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也是这样一种实践哲学。这一理论立足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国情，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带有规范性的发展目标和诉求。它既延续了现代化的普遍性诉求，同时又在对全球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中凸显了中国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特别是如何突破西方式现代化的瓶颈和局限，而创造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这一理论创新的根本出发点。百年文学史研究既是这一理论创新实践的构成部分，同时也丰富和深化这一理论的具体内涵。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四波”中，20世纪40至70年代“第二波”人民文艺的提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阶段，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主体，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指导下，构建出一种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1980—2010年期间的“第三波”，并不是对人民文艺的否定，而是在自我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深化并丰富了人民文艺实践的具体内容。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这种深化与拓展往往表现为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文艺实践置身其中的总体性视野。在21世纪的今天，重提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并不是要回到20世纪40至70年代，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高度重构这种总体性视野，由此创造新时代的文艺形态。
因此，建构新时代百年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关键在于重新理解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并由此出发构建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实践规范。简略而言，值得深入探讨以下三个主要议题：
第一，从理论上来说，需要重构人民文艺的“三元结构”视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范式可以说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启蒙范式所呈现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等二元对立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在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意味着一种区别于五四新文学的“三元结构”的出现：其一是现代性文学的自我超越，其二是新的人民政治与人民文艺的提出，其三是文明根基的当代性延续。这具体地表现为“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塑造，成为当代文学建构实践中与人民政治同等重要的文学问题。其中包括重视文艺的群众性和普及性、提出“工农兵”作为文艺的主体，也包括重视并转化乡土中国延伸至今的“活的传统”，中国革命实践中那些基于中国文明传统的“行而不知”的当代理论形态。应该说，正是当代文学的提出和人民文艺的实践，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才真正成型。这三个结构性要素，构成了“当代文学”（人民文艺）涵纳、深化并超越“现代文学”的内在机制。
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的三元格局要素出现了历史性错动，特别是传统与现代、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但并不能说人民文艺的三元结构就完全消失了。从当代中国的历史连续性视野出发，可以将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视为从实质性意义上展开的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艺的自我变革。所谓“实质性”就意味着，即便那些在“意识”层面看起来是对革命文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从其实际展开的方式和文艺体制的保障层面来看，也仍旧是人民文艺的持续发展和自我推进。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格局中，“文化自觉”被明确提出，也由此形成了21世纪的“文明自觉”［25］。与此相关的文学（文艺）现象是“传统文化热”“人民性”的重新塑造和文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持续探索。可以说，21世纪新时代文学实践和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特性，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和整合人民文艺的三元结构。由三元结构所呈现的总体性视野，应成为反思和总结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学实践的关节点，也应是新时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实践的基本视野。缺少这种总体性理念和视野，就无法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学领域的新形态。
第二，从“文学”这一叙事媒介的特点上来说，需要重新理解“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区别于一般西方式现代“文学”的特质。应该说，只有从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出发，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五大特征”的基本要求。
这需要摆脱已成现代性常识的有关西方式现代“文学”的认知方式，综合中国文明视野中古典时期“文”“文章”的传统，重构文学介入社会实践的思想性活力。西方式现代文学，如柄谷行人的研究所指出，是一套建立在“内在的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国家三位一体基础上的制度化装置［26］。这种现代文学把“人”从古典中国人文秩序中的天、地、人这三重格序中抽离出来，依托“风景”化的现代透视机制，表现“内在的人”的主观世界。由此，形成了越来越制度化、专业化的文学体制。这种体制本身是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而缺乏超越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能力。从中国长时段“文章”和“文”的传统，重新思考何谓“文学”并重构其活力，将是探讨“中国式现代文学”的重要思路。与此同时，人民文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这一根本诉求而展开的文化实践，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从根本上来说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在这种总体性视野中，文化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中脱离出来的独立部分，而是彼此联动的环节。因此，需要对人民文艺区别于西方文学同时也超越古典之文的特点做出新的理解。
文学（文艺）的重要特点在于从“生活故事”出发，中国文明的根基就蕴含于生活故事之中，并通过文学叙事转化为当代性形态。既需要叙事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也需要总体性视野与传统文艺形式的当代性转化，由此才能完成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提及的是，当前正处于传播媒介的革命期，网络媒介、自媒体、人工智能、数字化等都显示出21世纪文学具有不同于20世纪的诸多特点，由此也需要从“文明”与“传播媒介”、“人文”与“科技”的文明史视野中重构当代文学的功能和意义。
可以说，重构当代中国乃至百年中国总体性的文学史图景，需要从重新界定和理解“文学”特别是“文艺”的基本特性出发，进而在综合当代中国前后30年文学实践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前30年，人民文艺的基本特点涵盖了人民政治理念的上下贯通、政治与文艺的整体性联动、文学实践与政教体系的同构性与自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等。这是一种具有总体性视野并在整体性社会机制中展开的文学与文艺，不同于“纯文学”所强调的独立性特征。但这种总体性视野与格局中的文学实践，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即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艺的独特性和辩证的自律性特征。后30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专业化，文学与文艺实践的媒介自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作为前30年文学主要特点的总体性视野，在后30年因过于强调“纯文学”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基于此，新时代重构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意味着打破前后30年的二元对立，打破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对立，重新思考文学与社会、国家建设的联动机制如何形塑，重新理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在国家—社会—地方—族群等不同层次的“多元一体”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人民”“文艺”“国家”三者间的转换和联动。换言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体落实为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史研究实践时，首先需要对何谓“文学”本身作出新的理解和重构，突破“纯文学”观念体制而激活人民文学（文艺）之“文”的实践性特质。
由此出发，也需要重新阐释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文学实践者的“中介性”意义。所谓“中介性”，意味着既涵纳了每一意义结构同时又超越单一结构，并塑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视野，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和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如果说人民文艺实践内在地包含了当代性、现代性和文明传统的三元意义结构，那么从实践的层面而言，处在人民政治理念和文学创作实践之间的“中介性”环节，便需要格外关注具有总体性人民文艺视野的创作主体。只有具备这种视野的作家（文艺家），才能创作出更具新时代特点的人民文艺。这涉及如何更为完整地理解作家的“三所学校”［27］（政治、生活、艺术），作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性意识对于创造人民文艺所需的总体性视野的重要意义。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学的实践要求，也是重写百年文学史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当代文学前30年偏重文学的政治性，更为关注社会性生活；后30年偏重文学的艺术性，更为关注个人性生活；而重视作家的中介性特质和创作意识，是超越并综合前两个时期而形成21世纪新时代特点的文学形态的枢纽环节。
第三，“重写”百年文学史，核心难题是如何重新阐释4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这曾是研究界评价“最不稳定”的一个阶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整体观”的相关论述中，甚至被视为“只有政治，没有文学”。这种评价模式的关键问题，是对“政治”作了极为简单化的理解，同时“文学”的内涵也有意无意地依照西方式文学观做了抽象的本质化处理。宽泛而言，一方面需要意识到，现代性文学自其出现之初，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不得不是“政治的”。因此，关键不在是否是政治的，而在政治组织的方式。另一方面，4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态相对源发于西方现代文学观的五四式文学与新时期“纯文学”，始终表现出一种“异样性”乃至“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曾是学界否定其文学性的依据，但正是这种异质性，打开了我们关于“多样的文学现代性”想象和阐释的视野。甚至应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40至70年代文学实践的独特性，就谈不到“多元现代性”。更关键的是，也正是这个时段，开启了一种以革命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革命与文化建设形态，并塑造了人民政治与人民文艺的最初形态。可以说，曾经的难题也正是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
重新阐释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特性，首先需要将其放在中国革命与当代中国发展的总体性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当代中国前30年，是以人民政治实践为主导，以革命的方式完成现代化。作为“人民文艺”的当代文学既是人民政治整体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也为塑造人民政治的文化领导权而提供合法性阐释。但也要意识到，这种革命现代性内在地受制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抗性冷战格局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性困境，决定了当代中国前30年的人民文艺实践难以彻底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限制，并表现为文学（文艺）与社会政治联动机制的内在紧张关系。
其次，也需要在全球体系视野中重新阐释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转型的历史内涵。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包括冷战结构的内部错动与松动、社会主义阵营的自我改革、第三世界国家体系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这种全球性变局，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迈入现代化发展第三阶段的关键动因。可以说这是中国从冷战结构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体系，主动迈入全球性市场体系的过程。这不是从“封闭”走向“开放”，更不是从“传统”转向“现代”，而是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自我调整。因此，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启蒙”与“救亡”二元论框架中五四启蒙话语的“复归”［28］，而应解释为中国社会“第三波”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范式的重构与实践。80年代人民文艺从内部展开的自我批判和文学体制改革，以及向外部主动吸收和转化20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资源；90年代立足深化改革和全球化格局的新视野，地域性、民族性、性别等族群书写的凸显，“后革命氛围”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发展等，都可以视为人民文艺实践的深化和调整。至2005—2008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指认，特别是知识界有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的讨论，则意味着一种重构中国主体位置的新语境和新尝试。
总而言之，立足21世纪的当下视野，将会提供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史叙述的新路径。这是今天“重写”百年文学史的实质性涵义。关键是需要意识到40至70年代人民文艺的生成性及其内在困境所导致的未完成性，同时意识到1980—2010年间中国文学是人民文艺的自我批判式调整和发展的新阶段，综合两者，或许可以构建一种既贴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经验又更具整合性的文学史阐释范式。
以上从人民文艺的三元结构、文学内涵的重新界定、文学史图景的重构等三个方面，简要地勾勒出重构人民文艺总体性视野的主要思考维度。这是重写百年文学史，推动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问题。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及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践，或许能得到切实的推进。
结语 人文学的想象力与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生长出来，同时又超越了20世纪视野和限度的理论新探索。其提出的重要历史契机，源自全球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全球性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人类科技及产业革命，迫切需要探索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塑造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形态。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主要侧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阐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拘囿于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正是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再也不能讨论“单数的现代性”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29］。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挑战的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是人文学的想象力。
注释
［1］［15］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368—436页，第40—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20］ 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2—3页，第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参见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和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22年第4期）等文章。
［4］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初版于2000年。
［5］参见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内部读物），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6］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第6—7页。
［7］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吴静研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4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11］相关成果参见《罗荣渠文集》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
［12］［13］《编者的话》，《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第3页，第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4］金耀基：《另类现代性在东亚的兴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理德尔、S. N. 艾森斯塔德编，第189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6］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17］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四波”这一说法，汪晖的相关说法为本文提供了启示，参见汪晖、贺桂梅、毛尖《民族形式与革命的“文明”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
［18］“冲击/回应论”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最早提出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史学模式，后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形态。这一理论模式在80年代美国学界受到挑战。相关分析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版）第一章，林同奇译，第1—53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19］参见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第181—222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21］柳诒徵编：《中国文化史》，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22］参见藤井省三《华语圈文学史》，贺昌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3］参见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张治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24］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66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5］相关分析参见贺桂梅《阐释转变的21世纪中国：二十年思考札记》，《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26］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64页，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27］参见贺桂梅《柳青的“三所学校”》，《读书》2017年第12期。
［28］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9—264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29］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